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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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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与李氏朝鲜日益紧张的关系,由于毛文龙利用其领土驻军,使双方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双方的冲突终于成为不可避免。清太宗即位还不到半载,就下决心解决多年的后顾之患。 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初八,刚过完新年,太宗委派他的叔伯哥哥阿敏、济尔哈朗、亲弟阿济格、侄儿杜度、岳托和硕托为统兵大将,率军三万征朝鲜。临行前,太宗谕诸贝勒说:“朝鲜累世得罪我国,理应声讨。然此行非专伐朝鲜,明毛文龙近彼海岛,纳我叛民,故整旅徂征,尔等两图之。”【《东华录》,天聪元年正月。】既“问罪”朝鲜,又征剿毛文龙,这是太宗此次兴师的双重目的,欲“毕其功于一役”。 正月十三日,大军至边境地带,扫除了明设置的军事哨所之后,于次日夜,直抵朝鲜边城义州城下,当即竖梯攻城。巴图鲁艾博率八旗精锐一举登城,诸军随后攻入。义州陷落。府尹李筦被杀,判官崔鸣亮自尽。城内朝鲜兵全部被歼,居民都做了俘虏。这天夜里,还分兵捣铁山,杀死不少明兵,毛文龙逃往皮岛。 十五日,留兵守义州,大军沿西朝鲜湾前进,攻陷定州,宣川府使奇协“不屈而死”,州牧使金搢被俘。 十八日,至郭山城,招降不从,攻克之,郡守朴惟健被俘。以上三城“逃生者只数十余人”【《李朝实录》,仁祖,卷15,361页。】。 十九日,自定州渡嘉山江,在此驻营一夜,第二天,向平壤进发。 后金兵进展迅速,势如破竹。它的作战目标是先占朝鲜王旧居(平壤),然后趋王京汉城,迫使李氏朝鲜投降。此时尚感兵力不足,阿敏急遣人回沈阳报告军情,请求发兵守义州等城,以便抽出兵力补充前线急需。太宗得报,大喜,发出指示:“尔出师诸贝勒所至克捷,朕闻之,不胜嘉悦。前进事宜,尔等详加审酌,可行则行,慎勿如取广宁,不进山海关,以致后悔。如不可行,亦勿强行。尔等在行间,……凡事相机图之。……朝鲜事渐有定局,一切事宜,有当请命者,尔行间诸贝勒,公(共)同议定,遣使来奏,朕据所奏裁定。朕在都城何能遥度耶!”【《清太宗实录》,卷2,14~15页。】 太宗给了他们以“便宜行事”的全权,凡有所请,他都同意。阿敏请援兵,他立即批准,命令蒙古兵往驻义州。于是阿敏率大军继续深入,渡江抵安州城下,并于二十一日黎明,一举攻克。守兵二万,除交战时死伤,其余大部分投降。安州牧使金浚、兵使南以兴带几名将领会于中营,引着火药自焚死【《李朝实录》,仁祖,卷15,362页。】,郡守张犜、副使全尚毅、县令宋图南等被杀。 在安州休息兵马四天,二十五日,大军起行,第二天,进抵平壤。这时,城内守兵不满万人,后金兵还没到,其主将巡抚、总兵以下各将官早已逃跑,后金兵不费杀伤便唾手而得全城。当天,大军渡大同江,于二十七日,驻军中和。自十四日夜陷义州以来,用了不到半个月工夫,就占领大半个朝鲜。这时,阿敏亟待寻找国王李倧去向,以探实他的态度。 此刻,朝鲜已陷入绝境。战争一开始,它毫无准备。后金进兵辽沈时,朝鲜统治集团中有识之士已预见到将来的危险形势。但国王不以为然,不予理睬。十三日后金兵抵义州的消息,迟至十七日才传到王京,“接战不知胜败”如何【《李朝实录》,仁祖,卷15,356页。】。一得此消息,李氏统治集团显得慌张,国王李倧急忙召见领中枢府事李元翼、判中枢府事郑昌衍、申钦、左议政尹昉、右议政吴允谦、备局堂上金瑬、李贵、李廷龟等二十余名大臣,讨论如何对付后金兵入侵。事后总共才“征兵”三万,并遣将守卫尚未陷落的城池。就当时形势而言,这些措施如同杯水车薪,是无济于事的。在确定领兵将领时,互相推诿。在战守方略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他们制定一个“临津遮截之计”,但没实行就吹了。 李朝统治集团还把希望寄托在明朝的援助上,期待再来一次“壬辰战争”的好结果。但时过境迁,事势迥异,明朝已无力援救,其主帅袁崇焕也只能派了象征性的部队至边境,虚张声势。最糟糕的是,李朝统治集团很腐败,为了自保身家性命,闻风先逃。朴东善等几个大臣痛切地向李倧陈述:“殿下亲信贵宠之臣,宜莫如金瑬、李贵、李曙、申景祯、沈器远、金自点等,或入海岛,或上山城,或称扈卫,或除检察,皆占便安自全之地,独使张晚一人空手赴敌。为张晚者,能无望乎?是以辞朝七日始达开城,显有逗留观望之状。臣等以为张晚不降则走也。”【《李朝实录》,仁祖,卷15,357页。】 这些身居显位的达官贵人纷纷逃避,瓦解了民心士气,致使后金兵还没到,城里的兵民官员已逃走一空。但也有许多爱国将领坚守城池,在兵员不足,既缺乏武器又缺粮饷的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奋勇抵抗,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他们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后金八旗兵是一支劲旅,其“铁骑长驱,一日之内,可行八九息之程。”【《李朝实录》,仁祖,卷15,356页。】缺乏训练的朝鲜兵无法抵住它的疾风般的攻势,不得不败退下来。 阿敏驻军中和时,国王李倧遣使致书,质问后金兴师之故。其书写道:“贵国无故兴兵入我内地,我两国原无仇隙,自古以来欺弱凌卑,谓之不义;无故杀害人民,是为逆天。若果有罪,义当遣使先问,然后声讨,今急返兵,以议和可也。”【《东华录》,天聪元年正月。】阿敏针对这封信,历数了朝鲜对后金犯下的“罪行”,作为对李倧的答复。 向者,我兵往取瓦尔喀时,尔国无故出境与我兵相距,一也;乌拉贝勒布占泰屡侵尔国,尔以彼为我婿(努尔哈赤的女婿),求我劝阻,得以罢兵,尔曾无一善言相报,二也;我两国原无仇隙,尔于己未年(1619年)发兵助明图我,幸蒙天鉴,尔国官员为我所执,我仍望和好,故不杀而收养之,尔国并未遣人来谢,三也;天以辽东赐我,辽东之民,我民也,尔容毛文龙潜据海岛,辽东百姓被其侵扰,听其引诱,我仍望修好,令尔执毛文龙送我,复成两国之好,尔竟不从,四也;辛酉年(1621年),我来擒毛文龙,惟搜捕明人,并未骚扰尔国,惟望和好,故不加侵害,尔竟无一善言相报,五也;毛文龙系明将,尔乃给土地,令之耕种,资以粮饷而赡助之,六也;我皇考崩时,明方与我为敌,尚遣官来吊,尔朝鲜竟不遣一使,七也。尔结怨多端,决难修好,是以兴兵。今尚自以为是,与我为敌耶?抑将引咎自责,重修和好耶?我留师五日以待来使,如违约不到,我兵必前进矣。【《东华录》,天聪元年正月。】 这封信等于是一篇讨伐朝鲜的檄文,罗致七条“罪状”,以毛文龙事为其太宗。李倧又回信一封,对上述指责委婉予以解释,阿敏逐条驳回。二月二日,阿敏再致书李倧,进一步提出议和条件,归纳起来,就是一条:要朝鲜断绝同明朝的关系,而与后金“告天盟誓,永为兄弟之国”,尊后金为兄,朝鲜为弟。如果不答应,他将继续进兵【《李朝实录》,仁祖,卷15,364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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