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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吾父、祖于大明禁边，寸土不扰，一草不折，秋毫未犯，彼无故生事于边外，杀吾父、祖，此其一也；虽有祖、父之仇，尚欲修和好，曾立石碑，盟曰“大明与满洲皆勿越禁边，敢有越者，见之即杀，若见而不杀，殃及于不杀之人”，如此盟言，大明背之，反令兵出边卫夜黑夜黑即叶赫，下面的糊笼即扈伦。】，此其二也；自清河之南、江岸之北，大明人每年窃出边，入吾地侵夺，我以盟言杀其出边之人，彼负前盟责以擅杀，拘我往谒都堂使者纲孤里、方吉纳二人，逼令吾献十人于边上杀之，此其三也；遣兵出边为夜黑防御，致使我已聘之女转嫁蒙古，此其四也；将吾世守禁边之钗哈（即柴河）、山七拉（即三岔）、法纳哈（即抚安）三堡，耕种田谷不容收获，遣兵逐之，此其五也；边外夜黑是获罪于天之国，乃偏听其言，遣人责备，书种种不善之语以辱我，此其六也；哈达助夜黑侵我二次，吾返兵征之，哈达遂为我有，此天与之也，大明又助哈达逼令反国，后夜黑将吾所释之哈达掳掠数次，夫天下之国互相征伐，合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死于锋刃者使更生，既得之人畜令复返，此理果有之乎？天降大国之君，宜为天下共主，岂独吾一身之主？先因糊笼（华言诸部）会兵侵我，我始兴兵，因合天意，天遂厌糊笼而佑我也，大明助天罪之夜黑，如逆天然，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妄为剖断，此其七也。凌辱至极，实难容忍，故以此七恨兴兵。【《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11页。又孟森：《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真本研究》，见《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

　　《七大恨》主要是反映了从努尔哈赤祖、父被杀以来三十余年间，明朝辽东地方官对满族的压迫剥削，包括政治上、经济上和民族关系上的方方面面问题。努尔哈赤以此动员本民族起而反抗明朝。《七大恨》是讨明檄文，也是兴师出战的动员令。同努尔哈赤起兵之初相比，他把攻击的目标更集中更明显地转到了明朝。原来以尼堪外兰作为杀其祖、父的仇人，而今第一恨把明朝说成是杀他祖、父的罪魁祸首。

　　誓师完毕，努尔哈赤将其八旗劲旅分为两路。左翼四旗攻东州、马根单；右翼四旗由努尔哈赤直接指挥攻抚顺城。扮作商人入市的于十四日走在大军之前，皇太极统率五千兵于当夜至抚顺。约定吹笳为号。十四日夜半，笳声打破寂静，李永芳大吃一惊。顿时全城沸腾，炮火烛天。后金执一人，捎信给李永芳，劝他投降。十五日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指挥所部军队，架梯登城，里应外合，攻入城内。李永芳衣冠乘马出城投降。后金这次出兵，攻下抚顺、东州、马根单三城及台堡五百余，从抚顺掠去人畜三十万，收降民一千户。在回营的路上，明辽东巡抚李维翰忙遣总兵张承荫率兵一万追击，后金哨探报告，皇太极及兄代善令兵披甲迎战。努尔哈赤轻蔑地说：“他们不是真来打我们，是要诈称把我兵赶出边界，以欺骗大明皇帝。”命令他俩停止进兵。回报说：“默默而归，明兵可能认为我们怯战，不如乘此机会，设伏诱敌。”努尔哈赤说：“你们的想法很对。”【《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12页。】后金兵继续进攻，明兵分三处，据险掘壕，后金兵列阵冲击，明兵三营皆被攻破，总兵张承荫、副将颇廷相并参将、游击、千总、百总等大小五十余将官战死，一军全没。后金将士凯旋，论功行赏，安抚降民，努尔哈赤将七子阿巴泰之女给李永芳为妻，提升他为副总兵官，让他管辖新来的汉人。

　　皇太极计取抚顺城的成功，给努尔哈赤向内地扩张势力以很大的鼓舞。闰四月，遣回在后金买皮货的商人张儒绅等，让他们带着书写《七大恨》的材料【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五月，后金兵连续作战，攻下抚安、三岔儿、白家冲三堡。七月，努尔哈赤率领诸贝勒、大臣统大军入鸦鹘关，攻清河城，双方经过激战，明兵大败，城陷，守城副总兵邹储贤及兵士俱被杀。一堵墙、碱场堡二城官民弃城而逃，后金兵拆其城，运走周围的粮食。

　　抚顺城被后金攻破，大明“举朝震骇”【《明史》，卷239，“张承荫传”。】。明神宗深感“辽左覆军陨将，建州势焰益张，边事十分危急”【《明神宗实录》，卷568，9页。】。明朝早曾有意联络叶赫、朝鲜等夹击正在兴起的努尔哈赤。抚顺警报传到京师，明朝虽已岌岌可危，仍唤起了这个垂亡的巨人，不肯就此任人断其左臂，直捣心脏，决定倾其全身之力，拼死一战。这就酿成了关乎明清兴亡的萨尔浒之战。

　　萨尔浒之战是明朝企图消灭后金而发动的一次大战。为了进行这次战争，明朝作了一系列的准备。这表现在：

　　（一）遣将。自抚顺战后，明朝为准备发动萨尔浒之战而派遣的重要将官有杨镐、李如柏、杜松、刘等。杨镐曾任辽东巡抚，以其熟悉辽事，特起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李如柏即李成梁第二子，曾任宁夏总兵，立功升右都督，后以疾归家居二十余年，因张承荫战死，复以故官挂印镇守辽东。杜松榆林人，守陕西身经百战，威名赫赫，被称为“杜太师”，他被任命为山海关总兵。刘曾在云南、四川等地为将多年，并曾率兵援朝鲜平定倭乱，与杜松齐名，因贪污贿赂等罪被罢为“废将”，这时重新得到起用。李维翰疏于御革职为民，周永春被任为辽东巡抚。他们都是萨尔浒之战明朝一方的将帅和有关的地方官。

　　（二）调兵。辽事起，明朝兵部议调兵十万。杨镐抵关，请调边兵。先后被调的有宣、大、山西征兵万人，延、宁、甘、固征兵六千。又由登州三营内挑选一千五百名，从海道渡辽，南京水陆二营内挑选三千名。蓟镇先发五千，后调台兵二千。明朝还命令杜松、刘、官秉忠、柴国柱等“各携家丁”。此外，从朝鲜征调援军一万名，北关叶赫也有二千兵相助。

　　（三）筹饷。兵饷为用兵打仗所必需。明朝兵部提出调兵十万，需饷三百万，请发库藏，不允。为供给各镇所调兵，兵部又请发饷二十万。后来爱钱如命的明神宗下令借大工、马价各五十万作边饷。但是兵多饷少，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时内库有钱，明神宗不肯给，无奈户部请加派田亩，每亩加三厘五毫，全国增加田赋收入至二百余万。因为这笔钱是为援辽兵将而征，所以叫“辽饷”。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开始行加派，第二年又加三厘五毫，第三年继续加二厘，前后三加，至每亩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明史》，卷78，“食货志”2。】。为解决东征粮饷，明朝专在广宁设辽东饷司。

　　（四）发兵器。为了提高战斗力，万历四十六年六月，明朝兵、工二部议以库存的盔甲、铜铁大小佛郎机大将军虎蹲炮、三眼钅仓、鸟铳、火箭等，派官挑演，运赴辽东。原任总兵柴国柱提出破“虏”全用火器，请从山陕督抚各借三百位解赴辽东，被批准执行。

　　在这些备战中，遇到了很多困难。突出的是将官不愿赴任。总兵官杜松、刘已接到援辽命令，仍逗留不进。明神宗下令催他们“星夜出关”，仅仅杜松一人有所行动，其余诸将继续住在关内各镇。不得已，明朝下令规定限期，仍前逗留者，军法从事。调兵也非易，所调各镇兵马，宣、大、山西报告已起程，余下被调兵马无行动消息。明神宗特赐辽东经略杨镐尚方剑一口，将帅以下有不用令者先斩后奏。刘迟迟不出关，他想等待川兵到来，朝廷命令他不必等待，赶快出关。兵饷更难筹集，请饷的奏疏像雪片一样飞报，而发下的饷很少，有兵无饷，引起援兵半路哗变，到处抢掠。马匹器械既缺少，又低劣。刘所部号称兵仗犀利，出师祃祭，大将用战刀宰牛，三割始断，其迟钝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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