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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对于通过各种方式向军机章京刺探情报的各地督抚，则严加处理。再次，是通过各种方式，削弱中央和地方各机关的权力，而将之集中在军机处。因而，和雍正年间相比，乾隆时期军机处处理事务增多，权力愈加扩大。“内至六卿部寺暨九门提督、内务府太监之敬事房，外而15省、东北奉天、吉林、黑龙江将军所属，西南至伊犁、叶尔羌将军、办事大臣所属，迄于四裔诸属国，有事无不综汇”。在这中间，除了帮助皇帝撰写上谕、处理奏折、审核内阁、翰林院所拟诏旨、议大政、谳大狱、为皇帝准备政事参考资料、参与科举考试，奉派出京查办事件、陪同皇帝出巡、记录和积累有关档案等事务性工作之外，还对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文武官员的使用和任免提出草案，供皇帝本人选择，从而使其超出内阁之上而成为全国政事的中枢。尽管军机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可是乾隆皇帝却始终没有为之专设衙署，从军机大臣到军机章京皆为兼衔，其工作范围虽广，但说到底，不过是“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的一个皇帝本人的秘书班子而已。因而，军机处权力的加大，仅仅是皇帝个人权力的加大。难怪清代臣民老实不客气地把军机大臣比作抬轿的轿夫。

　　给官老爷抬轿的四名轿夫，各有四个字形容：前面一个昂首挺胸，叫作“扬眉吐气”；第二个走在官老爷面前，叫作“不敢放屁”，因为一放屁官老爷首当其冲，吃罪不起；第三个在轿后，视线被轿子挡住，因而叫“不辨东西”；最后一个亦步亦趋，叫作“毫无主意”。军机大臣的情形就跟这几名轿夫一样。军机领袖“扬眉吐气”，奏对时照例由他一人发言；居后的便“不敢放屁”；新入军机的不摸底细，所以“不辨东西”；位次在最后的，叫作“打帘子军机”，当然是“毫无主意”。即使是军机领袖也只是扬眉吐气而已。

　　鄂尔泰、张廷玉、傅恒、阿桂都曾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大学士和珅也曾极得乾隆皇帝信任，但他们却没有能力控制朝廷大权。乾隆皇帝讲：“大学士之于宰相，虽殊其名，而其职自在”，“然其职仅票拟承旨，非如古所谓秉钧执政之宰相也。况我朝列圣相承，乾纲独揽。百数十年以来，大学士岂无一二行私者，然总未至擅权骫法能移主柄也”。“本朝纪纲整，无名臣亦无奸臣何则？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说话的乾隆皇帝，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的确，他通过军机处的重建，不但把传统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剥夺殆尽，使其名存实亡；而且，也把明朝以来的内阁搞得形同虚设。在利用军机处这条绳索攫取权力、管理国务上，乾隆皇帝算得是得心应手、炉火纯青了。

　　在乾隆时期的各种国家事务中，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是人口急剧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矛盾。

　　据估计，三藩叛乱平定之初，全国人口近7000万，而至乾隆初年人口普查时，已逾114亿。这样，全国人民生计问题愈益突出。为了防止发生新的社会动乱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乾隆皇帝对农业生产予以高度的重视。即位之初，他就反复强调“重农务本”，并先后指示臣下编修、刊布农书、试验区田法，推广双季稻、扩大甘薯种植面积等以提高农作物产量。对于其他可资民生的经济作物如栽树、植棉、种茶、育桑、养蚕等，也大力提倡。对于不事生产的游惰之徒如僧道、娼妓以及有妨粮食生产的酿酒、烟草种植等，或严加限制，或明令取缔。在这诸多措施中，对农业生产起了较大作用的是劝垦田地和兴修水利。

　　乾隆五年以后，针对当时“各省生齿日繁而地不加广”的严重现实问题。乾隆皇帝对劝垦田地表现了异常积极的态度。当年七月，他颁布谕旨，命令各地“开垦闲旷地土”并规定，全国各地的所有荒芜田地，“悉听该地民夷垦种”，免其交纳赋税。为了调动各级官吏的积极性，他下令将此作为官吏考课升黜的重要内容。按照这些规定，无主荒地，“官为招垦，给照为业。若本地人力无余，准邻近无业之人承垦，编入土著”。土地业主如已他徙而“承佃之人久经应差纳课，已达30年以上者即准永为世业”。此后，他还一再颁布谕旨，不断扩大这一政策的适用范围，增加免于升科的垦荒亩数。在此同时，对于内地各省人民自发地移垦边远省份的活动，他也采取了相当灵活的政策。如东北原是清朝先世发祥之地，乾隆以前，历来严禁内地民人出关垦种。但至乾隆时期，禁令明显放宽，不但容其居留，而且准其入籍，以致不长时间，即由出关民人垦出大片肥田沃土。再如对山西、陕西、直隶民人租种蒙古牧地，他也以“边民获粮，蒙古得租，彼此相便，事属可行”而批准执行。这样，古北口外，内地民人前往耕种者，“不下数十万户”。

　　对于广东、湖广和江西各省无地民人移垦四川，他的态度也很积极。在他的过问下，南方各省先后有大批贫民获准携眷入川，远至当时人烟稀少的川西、川南等地，开辟荒山野岭，兴修水利工程，种植粮食、茶叶、棉花等。除此之外，他还主抓了京旗移垦和西域屯田，其中京旗移垦始于乾隆七年。根据他的指示，先后有数千户在京旗人东行出关，在哈尔滨以南拉林、阿勒楚喀两地垦荒种地。不长时间，该地“满洲日多，居民日密，商贩牲畜不期而集”，一片繁荣景象。西域屯田虽然始于康熙时期，但因当时中央政权和准噶尔地方政权兵戈不休，效果一直不甚理想。

　　准噶尔、回疆两次叛乱平定之后，乾隆皇帝专拨内帑300万两，采购牛、具、种子，大规模的屯田活动才正式开始。以屯田范围而言，原先不过巴里坤、科布多、哈密数地，此时，除原来地区继续增垦外，西至伊犁，北至塔尔巴哈台、雅尔，南至哈喇沙尔、辟展、托克三、乌什等地也先后规划屯田。以屯田形式而言，除原来的军屯之外，回屯、民屯、商屯、遣屯（即犯人屯田）等各种不同形式的屯田形式也相继兴办。根据他的指示，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地不少民人在当地官员组织下携眷出嘉峪关外，前往指定地点屯种；不少商人也纷纷携资前往，认垦田地。以种植农作物而言，原只有青稞一种，此时则各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以及蔬菜无不大量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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