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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二、奋发有为的青年君主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雍正得急病死。大臣鄂尔泰和史贻直一面料理丧事，一面齐集文武百官到太和殿，从“正大光明”匾额后面拿下雍正帝立储的遗诏，向诸皇子宣读。遗诏上写着：“皇四子弘历即皇帝位”。于是，原为宝亲王的弘历就被拥上宝座，阶下大臣齐呼“万岁”，新皇帝即位，大赦天下，以明年为乾隆元年。他就是历史上的乾隆皇帝，庙号为清高宗。

　　从幼年时代开始，乾隆皇帝即熟读《诗》、《书》，比较系统地接受了儒家学说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儒家经典中关于尧舜禹盛世的记载成了他所神往的境界。继承皇位为他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提供了舞台。这样，即位伊始，这个青年君主即着手对前朝败政加以废除，从而在不长的时间里，迅速巩固并加强了自己对全国的统治。

　　乾隆皇帝的父亲雍正皇帝是一个杰出的君主。他在位期间，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曾以极其严厉的手段打击自己的政敌和专横不法的权臣。在此同时，有鉴于清康熙末年以来朝政废弛的现象，他还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对当时的封建统治机构和赋税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所有这些，对于当时皇权的加强和清朝统治的巩固，都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他在较短的时间内触及了历史上长期积存的各方面的问题，其影响面几乎遍及当时社会上所有的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而且，由于时间仓促、思虑不周、用人不当等原因，不少改革措施在执行中弊端甚多。因而，雍正帝的治世思想和改革措施招致了相当多的人的议论，并且几乎成了政治上反对势力的众矢之的。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和清朝统治的巩固。为此，乾隆帝即位之初，审时度势，在维护雍正皇帝改革基本成就的同时，对雍正皇帝的政策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

　　在统治政策的调整中，最先转变的是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雍正皇帝为政崇尚严猛，应该说，这是他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法门。但也因此而树敌过多，一定程度上不利于自己的统治。有鉴于此，雍正皇帝刚刚去世，乾隆皇帝即借颁布雍正皇帝遗诏之机放出了改变雍正皇帝治世思想的信号，提出了自己的宽严并济的治世思想。而后，他又利用各种场合，对他的宽严相济的思想进行了愈加具体的解释。他说：“治天下之道，贵在其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天下之理，惟有一中。中者，无过不及，宽严并济之道也”。根据这些思想，他对雍正皇帝的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审查，并进行了纠正雍正帝败政的工作。

　　其一是处理政治积案。雍正一朝，各种各样的政治斗争次数多、涉及范围广、延续时间长、社会影响大。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阿、塞和年、隆两案。阿其那、塞思黑原名允祹、允禟，本是雍正皇帝的同胞兄弟，仅因在康熙末年竞争皇太子，从而成了眼中钉。

　　雍正继位后，分别将他们勒令除宗，废为庶人，名字改为阿其那（满语猪之意）、塞思黑（满语狗之意），时间不久，即先后迫害致死。受此株连，阿、塞二人子孙被革除宗籍，雍正的其他几个弟兄如允祉、允礻我、允禵皆被囚禁高墙。一夜之间，皇室内部矛盾十分尖锐。皇室内部关系紧张是刚刚即位的雍正皇帝的一个严重的内顾之忧。为了收揽人心，乾隆皇帝即位伊始，即以“亲亲睦族”为旗号，释放囚禁宗室，着手办理革除宗籍人员“附载玉牒”、“分赐红带、紫带”事宜。

　　根据他的指示，允礻我、允禵等先后获释出监，还给爵位；阿其那、塞思黑及其党羽骨干延羽、苏努等人的子孙也被发还产业，赏给俸饷，赐予红带，收入玉牒。

　　在此同时，他还提倡以孝治天下，对宗室采取了比较宽厚的政策。对于宗室中的长辈，撰封册文时不称“尔某”，以示敬长之意。对于诸皇子的名字，因为都是圣祖仁皇帝所赐，载之玉牒，如果因自己一人而让弟兄的名字都为避讳统统改过，于心不安，所以颁旨废除皇子改名之例。对于孀居紫禁城内的康、雍两代皇帝的几个妃子，因为他们和封藩在外的儿子见面的机会极少，则于岁时伏腊、令节、生辰准许各王贝勒迎养于各自府邸，以享天伦之乐。对于康、雍以下的近支宗室，也普予封爵。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原来十分尖锐的皇室内部矛盾，为团结统治各阶层人士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年、隆一案的主要当事人是年羹尧、隆科多，原来都是雍正的亲近大臣。

　　年羹尧是协助胤禎夺得皇位的一员大将，其胞妹被封为贵妃；隆科多是胤禎的舅父，为胤禎登上皇位在内出力极大，胤禎一继位即谕知内阁，隆科多以尚书之职同贝勒胤禩、十三阿哥胤祥、大学士马齐总理事务，凡有谕旨必须由四大臣传出。年羹尧、隆科多对于雍正朝统治的建立和巩固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他们专横跋扈、恃功不臣，对雍正的统治渐渐构成了威胁。

　　为此，雍正三年至雍正五年，雍正皇帝对他们二人及其党羽进行了清洗。年羹尧先被革职降级（民间传说年羹尧一夜连降十八级），后被判“九十二款大罪”，以一条白帛自裁；隆科多先遭变相放逐，后经王公大臣会审，定大罪“四十一款”，于畅春园外，造屋三间，永远禁锢。在此同时，雍正皇帝还大兴“文字狱”，对和年、隆二人有过来往的官吏和士人加以残酷打击。其主要者有汪景祺“读书堂西征随笔案”和查嗣庭江西乡试试题案。《西征随笔》由汪景祺所著，其中记载着年羹尧征服青海时的见闻，胤禎认为有对康熙皇帝不满之处；查嗣庭曾任礼部侍郎，在江西主持考试时，试题中有一句“维民所止”，胤禎认为他是故意把“雍正”的头砍掉。汪景祺和查嗣庭二人和家属因此受到诛戮和流放的处分。牵连所及，汪、查二人浙江原籍的乡、会试被停止，其他各种类型的文字狱也连绵不绝。雍正皇帝的这些举措，使得全国上下各级官吏、士子人人自危，“士子以诗文为戒”，“乡、会试两试考官，每因避讳字样，必择经书中吉祥之语为题”，国家政治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局面。对于这些问题，乾隆皇帝在“备位藩封”时便已有所闻，因而，即位之后，首先允许年羹尧冒滥军功案内革职的知县、守备以上的文武官员起复，“酌量降等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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