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奇帝宋徽宗(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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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第九章　奠九鼎国泰民安　　童贯回到熙河驻地，已经是崇宁三年的冬天了。他宣读了皇上赐予大将们的嘉奖令和晋级诏书，发放了各种各样的犒赏。大将们感受到圣恩浩荡，但也产生了严重的不安。这位童帅并无尺寸之功，胸中也毫无韬略，却晋升为熙河、秦凤两路的安抚制置使、武康军节度使，而战功卓著的王厚、高永年等人反而不如他。　　按照大宋军制：军卒身冒矢石而受伤者有赏，这次受伤的有一万多人，而受赏的却很少；军卒阵亡者有褒赠之恩，而现在连姓名也不见了。而童帅身边的马夫、杂役、厨师，都冒功而得到破格晋升。更为奇怪的是出现了一批大家都不认识的立大功的人，后来才知道这些人都远在汴京，是童帅和一些大人物的子弟和亲友。　　军中传说皇上特别关怀立有大功的河湟前线的将士，追加了大批装备和给养，特别是寒衣和粮食。而结果却令人失望，军卒们在寒冬中仍然衣不蔽寒，食不果腹。他们在前线是很艰苦的，除了行军作战外，还要运输值勤，修筑要塞，加上军队中历来存在的克扣军饷、贪污行贿、吃空名额、私役军卒等弊政，使得人心浮动，怨声四起。于是逃亡的人逐渐增多，有的军营减员甚至达到半数。当然，童帅自己的生活条件还是优越的，有属下地方官的孝敬，自己又从汴京带来大批名酒和食品。皇上还赏赐给他几名宫廷歌女，说是怕他在前线生活寂寞。　　次年春天，投顺西夏的原吐蕃小王子溪赊罗撒和大酋长多罗巴，引来援军十万，攻陷了秦凤路的镇戎军，将全城洗劫一空。又回师进攻湟州，吐蕃族起而响应，烧毁了大通河桥，切断了河湟地区的军需物资供应，幸亏湟州知州王亨作战英勇，守住了城池。溪赊罗撒又引兵逼近宣威城，意在夺取西宁州。西宁州知州兼陇右都护高永年深深陷入困境，他想去救援宣威城，此城是西宁州的屏障，但能救得了吗？西夏与吐蕃联军有十余万之众，惯于流动作战，而他只有一万余兵马，寡不敌众。过去他手下有二万精骑，行动迅速，所向无敌。经过二年多血战，伤亡极大，加上逃亡，现在只剩下八九千精骑了。去年招募别处军营的逃兵和吐蕃族青年，共计近万人，但这些人并无战斗力，逃兵从别处逃来，也可从这儿逃走。吐蕃族青年因失去家园，生活无着落才想到投军。他没有听从副手刘仲武的劝告，决心亲自领兵五千救援宣威城，留下大部分精兵让刘仲武坚守西宁州。　　队伍出了北城门，行进在老爷山山道上。高永年看到军容不整，缺乏过去那种万马奔腾的气势。他想起两年前的春天，与王厚、童贯同游熙河城郊的情景。当时童贯颇有笼络之意，但自己认为堂堂大将，深受枢密院使蔡卞的赏识，不愿意投靠宦官。记得在《哥舒翰纪功碑》前，自己曾想效法那位突厥名将的榜样，统兵平定河湟，官封西平郡王。现在看来时势危急，童帅迟迟不派援军显然是伺机报复，坐等自己兵败后再安上罪名。但他自恃武艺超群，过去在千军万马中，取吐蕃统帅的首级如探囊取物，敌军一见他的帅旗就闻风丧胆。这次就想凭自己的万夫不当之勇和这支军容不整之师击败强敌，显现英雄本色。然而他太过于自信，太麻痹大意了，行军才三十余里，帐下吐蕃族亲兵一拥而上，突然将他绑架了，随即送到多罗巴军前。　　多罗巴见到他最痛恨最畏惧的仇人已成为阶下囚，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决定在河边的广场上用仇人的头颅祭奠亡灵。他头戴紫罗毡帽，身穿金线花袍，腰束黄金带，手下的勇士们身穿虎豹皮衣，妇女们穿红红绿绿的服装，人人都很高兴。　　河边的篝火越烧越旺，鼙鼓声震天响，祭奠仪式开始了，蕃民们挂起绣着祖先画像的大毡，唱着古老的祝捷民歌。多罗巴指着高永年说：“这个人与王厚夺走了我们的家园，使我部族流浪无住所，不可不杀！”高永年英勇不屈，随即遇害。多罗巴接着率师猛攻西宁州，因刘仲武固守而未能如意。　　西夏与吐蕃联军洗劫镇戎军，围困湟州和宣威城，使得河湟新开的疆土大为震动。皇上和朝廷也很惊慌，急忙下令陕西的泾原、鄜延、环庆三路，各抽调强兵勇将前来援救，才算稳定了局势。以后看到童贯关于高永年被擒遇难的密报，皇上大为愤怒，立即亲笔写了五路将帅等十八人的姓名，派御史中丞侯蒙到秦州将他们一一逮捕审问。　　侯蒙字元功，密州人，进士及第，为政廉能。曾上书劝皇上听取谏言，节俭安民，力戒内侍和贵戚干预朝政，很受皇上赏识。他见十八名将帅身穿囚服，俯首听命，只让他们如实讲明情况就算完事。回京后他上奏说：“春秋时秦将孟明几次兵败，穆公仍用之不疑，以后才能称霸。蜀汉时孔明死后，蜀国随之而亡。现在吐蕃杀一高永年，而我方十八员大将如因此而死，那是自戕肢体，自毁长城。侯蒙查得高永年遇难的原因是童贯按兵不救，十八员将帅入狱，也是由于童贯的密告，想借机逼将帅们听从指挥，否则就得罪丢官。他没敢奏明童贯的罪状，深知这个内侍是皇上最信任的大元帅，如果揭露童贯的阴谋，皇上不会相信，他自己丢官倒是小事，但如救不了十八员将帅则事关国家安危。　　将帅们被释出狱后领兵作战，终于击溃了西夏与吐蕃的联军，河湟转危为安。童贯却乘机轻而易举地取得了陕西五路兵马的实际指挥权。皇上将全国最精锐的兵马交给最信得过的大帅指挥，从此完全放了心。最为悲惨的是王厚和高永年，王厚因援兵迟缓，降为郢州防御使，回内地赋闲，当了童帅的替罪羊。而高永年“轻信蕃兵，坐受执缚”，虽遇难也不得追赠官职，遗孤亦不抚恤。无功者受禄，立功者不赏，立大功者入狱，立卓著功勋者贬官以至“死有余辜”：这就是童帅执掌陕西五路兵权后的赏罚准则，树立个人权威的手段。从此大宋王朝的军制和军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后果人们可想而知。　　童贯为自己建立的“丰功伟绩”和取得主要的军权而大喜若狂，朝廷中却有人上章，揭露了三年来的河湟之役给百姓造成了巨大灾难，此人就是前凤翔府知府、现太常寺少卿冯懈。冯懈字长源，普州人，历来拥护新法。皇上看了他的奏章很震惊，召他进宫垂问。　　冯懈奏言：“湟、廓、西宁三州远在黄河之外，原是吐蕃族世居之地。朝廷竭尽陕西五路生民膏血，消耗了国库中大量的金银财物，经过三年血战才攻占，现在仍战火不断。人们未见过从这三州有一块金银、一缕丝麻入府库，有一甲一马充实军队，而三州每年的费用却以亿万计算。结果使得陕西各府库空无一物，平民百姓一贫如洗！” 　　皇上听后根本不相信，就申斥道：“这是胡言乱语，你竟敢动摇朕绍述父兄之业的决心，竟敢否定朝廷靖边安邦的巨大成就！朕召你进宫，是想听你说实话，你为何说陕西百姓一贫如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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