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27)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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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林则徐在迤西用兵半载，镇压了云南回民起义和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先后处死或惩治的回民达1000余名。通过这次用兵，云南的封建统治得到加强。　　道光帝以林则徐著有“劳织”，加以“太子太保”的头衔，并赏戴花翎，这年年底和1849年2至5月，林则徐又派兵镇压了邓川州倮倮族和腾越厅山地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但是，人民的起义和反抗是用武力征服不了的，林则徐自己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曾说：“在鄙意期为一劳永逸之计，但恐无久要长治之方。”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正是没落的封建地主阶级性在他身上的反映。实际上还不到10年，随着中国近代第一次农民反帝反封建高潮——太平天国革命的到来， 1855年以后，云南便形成以大理为中心的回民大起义和以弥渡为中心的彝族大起义，把林则徐苦心弥合的封建统治秩序化为过眼烟云了。　　林则徐在陕甘、云贵活动期间，仍然关心时局，寻求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方案。早在林则徐谪戍伊犁期间，银贵钱贱的趋势已在日益加剧，朝廷议论纷纷，束手无策。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虽然没有公开宣布清政府鸦片禁令的取消，但在英、美等西方资产阶级政府的庇护和清朝统治集团的放纵下，鸦片走私贸易以更大的规模发展起来。它给中国社会造成的直接经济恶果，便是银贵钱贱问题的日趋严重。银贵钱贱，影响到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恶化，也造成“税金不能入库，国家濒于破产”。实际上已经放弃禁烟政策的清朝政府，为了摆脱财政枯竭的窘境，除了巧立名目向劳动人民转嫁这个老办法之外，也不得不筹划对策遏止银贵钱贱，或从其他渠道扩大银源。　　林则徐不敢像领导禁烟运动那样，理直气壮地坚持禁烟了，这反映战后中国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从对抗走向结合的政局，给地主阶级改革派、抵抗派没有留下多少回旋的余地。　　严禁鸦片既已成为官场禁忌，挽救银荒危机的方案，只能求诸于治标。当时提出的改革方案，重大的有两项。其一是实行“钱银兼用”，“贵钱济银”。　　其基本点是扩大用钱之路，以调剂白银的不足，并压低银价。各地疆吏讨论的结果，这一方案被搁置不用。　　其二是开银矿，增加银源。这本来也是地主阶级抵抗派在鸦片战争前就已提出的主张。当时，封建统治集团曾以种种借口抵制和反对，其中一大理由，便是开矿容易“聚众藏奸”。林则徐在云贵总督任上，从开辟银源的观点出发主张大力开采银矿。　　至于开采方式，林则徐主张“招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成则加奖，歇亦不追”。除集资朋开新矿外，他还主张整顿老厂，“不得因广采新山，而转置旧厂于不问”。为了鼓励商民开矿冶炼，林则徐还拟订了4条章程：宽铅禁，减浮费，杜诈伪，严法令。　　林则徐鼓励商民“朋资伙办”，开采银矿，目的在于解决银源问题，并不是提倡在银矿业中发展资本主义。依靠合法商民开采银矿，对解决银贵钱贱危机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林则徐允许商民集资开采银矿的进步意义，在于反映了他“富国富民”的爱国愿望。　　林则徐身处僻远的西北、西南边疆，对东南海疆和西陲边境的前途命运时刻悬念，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在东南地区突出地表现在英国侵略者图谋强入福州、广州城居住和由此引起的人民反入城斗争。林则徐调任陕西巡抚之时，友人王庆云自北京向他报告福州人民反英斗争的情况，并激愤地指出福州“已成腥臊之窟，其失策总在使之入城”。广州人民反对英人入城的斗争，在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前就已开始，林则徐在凉州、西宁督办“番务”之时，友人曾写信向他报告广州人民反入城斗争的梗概。　　“无端风雨惊花落，更起楼台待月明”，这是林则徐在陕西时书赠邱景湘的一副对联，可以说，这正是林则徐受谴后寻求救国救时方案，盼望祖国独立富强的心境的写照。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的过程已经开始，对外妥协反动政治势力盘踞朝廷，期望清廷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事实上已成了泡影，林则徐“更起楼台待月明”的期待，一次又一次地被严峻的现实所粉碎了。　　林则徐从迤西返回昆明后，“半载驰驱，力疲心瘁”，到了秋天，他的身体“愈形疲惫”，本想请假医调，又因云南前富民县知县广和赴都察院控告，“抚、府、县一概牵连”，连林则徐“亦复不免”，道光帝将该察发交林则徐审办，因此“弗能摆脱”。　　郑夫人死后，因迷信于“山向不利”，不能遽葬之说，棺柩暂时没有运回福州。夏至以来，林则徐旧疾不时举发，头目眩晕，萎顿异常，于1849年7月3日上奏请假医治。9日，将制篆交云南巡抚程矞采兼署，“键户医调”。8月5日，以病情加剧，奏请开缺回乡调治。9月10日，道光帝下旨准其病免。　　10月12日，接旨卸任。下旬，林则徐在长子汝舟等陪侍下，带着郑夫人的棺柩，离开昆明。11月21日，从镇远“买舟顺流而下，泛棹荆湖”，经长沙，向福州进发。　　归途中，虽觅医诊治，缓程慢行。但病体仍经不起长途旅行的劳顿。1850年2月，林则徐带着孱弱的病躯，淹留于江西南昌，暂寓百花洲就医。　　“止足原非羡逸民”。辞官引退后的林则徐，对沿途民间的疾苦仍注意探询，寄以关切。对长期未能解决东南民困问题而深为担忧。在百花洲养病期间，他曾经写信与友人姚椿商讨赈饥、漕运、河防等改革的办法。　　自从1830年离开福州，已有20年过去。长期的官场生活，他没有亲手经营过田宅，所谓“归来事农圃”，像古代的隐士逸民那样过着闲适的庄园生活，显然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英国侵略者已经进入福州城，蹂躏他的桑梓，回乡之后，他断难闭目不理，强吞这口不平之气，又怎能安适地度过暮岁残年呢？在时局危难的中国大地上，找不到一片可以隐身闲逸的乐土，而养育自己的乡土，埋着先人父母的遗骨，他摆脱不了对先辈、父母的系念。他抱着矛盾的心情，在百花洲寓居养病40余日之后，于4月14日回到他想回而又不忍回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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