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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

　　李煜还自取法号莲峰居士，偕小周后在宫中率先过起充满佛影禅韵的信徒生活。帝后二人头戴僧伽帽，身披红袈裟，双双跪在佛前，虔诚诵经，至恭至敬。由于长时间顿首叩拜，竟使前额淤血，肿成瘤赘。

　　一次，李煜在小周后陪同下巡视僧舍，见沙弥正在削制“厕简”。厕简是长条形的竹制薄片，功用近似后世人们入厕解手用的草纸。李煜生怕厕简削制粗糙留下芒刺，扎伤禅师臀部肌肤，便信手拿起来在自己面颊上轻轻刮试，并叮嘱沙弥悉心修治，直到光滑舒适为止。

　　对于作奸犯科的僧尼，李煜又极尽袒护之能事。遇有僧尼淫乱宿奸，住持欲按常规惩治，李煜闻讯便出面为他们开脱：“僧尼毁戒，本图婚嫁，亦是七情六欲使然。今若将此辈革除僧籍，还俗为民，岂不正遂其所愿？朕意不须除籍，只要罚其礼佛百次，就能被佛性感化，从而洗心革面。”与此同时，李煜为了广行善事，还亲临监狱审理囚犯，死罪免死，重罪减轻，小罪释放，宽大不计其数。韩熙载为此上疏纠弹：“狱讼乃有司之事，囹圄之中非陛下车驾所至，请捐内帑钱三百万，充军资库用。”李煜欣然认“罚”，还说：“绳愆纠谬，靠熙载矣！”如逢斋日，李煜又独出心裁，按照佛意设置“决囚灯”。即这一天，李煜不再钦决囚犯，只在宫中佛前点燃一盏明灯，称为“命灯”。如果命灯彻夜燃烧，罪犯便可减刑免死，反之则将依律处决。于是，一些草菅人命的为富不仁之徒，就乘隙用重金贿赂宦官，徇私舞弊，暗中偷续膏油，以求命灯长明，好使罪犯逃避极刑制裁。

　　上行下效。李煜倡导崇佛，朝臣必然趋之若鹜，文武百官莫不以蔬食斋戒奉佛为荣。中书舍人张洎每见李煜，必论佛法；韩熙载长于属文，则专为寺院撰写碑文；就连惯于金戈铁马生涯的潭州节度使边镐，在征途中也念念不忘佛事，他以专车载佛，随时顶礼膜拜，人称之为“边罗汉”、“边菩萨”、“边和尚”。

　　李煜纵情声色，醉心佛事，萎靡不振，贻误朝政，激怒了朝臣中的一些忠君忧国之士，他们出于践行“文死谏”的悲壮信条，冒死上疏，直言不讳，竭力劝诫李煜迷途知返，亡羊补牢。

　　大理寺卿萧俨，是忠厚耿直的三朝元老，他在朝中一向以嫉恶如仇、刚直不阿著称，百官贵戚对他无不退避三舍。

　　当年，李在位时，专为宴饮酣歌，在宫中造了一座百尺楼。竣工之日，特邀群臣前去观光。在场者大都察言观色，投其所好，称赞该楼建得美轮美奂，惟独萧俨一人在旁冷嘲热讽：“只可惜楼下少一口井！”

　　李不解，忙问缘由。萧俨答曰：“倘如增加一口井，百尺楼就可与安乐误国的陈后主那座景阳楼媲美了。”李听罢勃然大怒，遂将萧俨贬为舒州判官，逐出京师。后觉此举欠妥，又传旨将他召回。

　　如今，萧俨得知李煜怠于朝政，热衷声色，常与嫔妃对弈，便奋不顾身冲破禁内侍卫挡驾，径直闯宫闹殿。他见李煜棋兴正浓，漫不经心应付他的面奏，便一怒之下将棋盘掀翻。侍弈的嫔妃望着怒发冲冠的萧俨和满地滚动的黑白棋子，吓得魂不附体。李煜也尴尬困窘，不知所措。

　　经过暂短的僵持，李煜厉声责问：“萧卿如此大胆，难道要做今日魏征不成？”

　　萧俨也不示弱，针锋相对地回答：“老朽固然不敢以魏征自诩，可陛下也并非唐太宗转世。”

　　李煜自知理亏，对这位开国老臣不便继续发作，只好忍气吞声，颓然收场。

　　歙州进士汪涣，鉴于李煜佞佛，僧尼惑众，民心涣散，国事昏暗，不顾此前曾有二臣犯颜直谏，落得一人流放、一人罢官的可怕下场，仗义执言，冒死上《谏事佛书》云：

　　昔梁武事佛，刺血写佛书，舍身为佛奴，屈膝为僧礼，散发俾僧践。及其终也，饿死于台城。今陛下事佛，未见刺血践发，舍身屈膝，臣恐他日犹不得如梁武也。

　　李煜披阅汪涣这道充满逆耳之言的谏书，心中自然不快，他悻悻自语：“此又一敢死之士也。”但慑于朝野的舆论，李煜非但没敢治罪汪涣，反而将他提为校书郎。可是李煜佞佛并没因此收敛。

　　能容忍臣下上疏却不能从谏如流，似乎已成为李煜的顽症。他即位不久，句容（今江苏句容）县尉张泌有感国势江河日下，上疏奏请致治，要他仿效西汉文帝，“服勤政事，躬行俭约，思治平，举贤良”，并具体条陈十项“急务”：“一曰举简大以行君道，二曰略繁小以责臣职，三曰明赏罚以彰劝善惩恶，四曰慎名器以杜作威擅权，五曰询言行以择忠良，六曰均赋役以恤黎庶，七曰纳谏诤以容正直，八曰究毁誉以远谗佞，九曰节用以行克俭，十曰克己以固旧好。”最后语重心长地嘱咐李煜：“审先代之治乱，考前载之褒贬，纤芥之恶必去，毫厘之善必为。”李煜览疏大喜，优诏慰答，可惜未能付诸实施。

　　在上疏的臣下当中，词章愤激，切中时弊，最令人振聋发聩而又最使李煜恼怒者，莫过于中书舍人潘佑。

　　潘佑长于翰墨，文采斐然，当朝的诏令文告大都出自他的手笔。他虽然深得李煜恩宠，但从不曲意逢迎。早在李煜身居东宫，开设崇文馆招贤纳士的时候，他就追随李煜舞文弄墨。有一年初春，正值红梅吐艳时节，李煜在澄心堂楼上读书，忽然闻到一股梅香。推窗下望，见庭中花团锦簇，云蒸霞蔚，词兴油然而生，便传口信给潘佑，要他填词咏梅。凑巧，这时南唐所辖的淮南全境十四州刚刚割让给后周不久，举国忧愤，但朝中大臣都讳莫如深，生怕言语不慎，得罪李父子。而潘佑则无所顾忌，语义双关，填词讽谕，结尾的三句是：

　　楼上春寒山四面，
　　桃李不须夸烂漫，
　　已输了春风一半。

　　如今，潘佑看到南唐国力日益贫弱，李煜身边的近臣又多尸位素餐，无所作为，便在短期之内，连上七道奏疏针砭时弊，始而指责文臣武将在国势危殆之时饱食终日，误国害民；进而指责李煜不能知人善任，误用平庸之辈；最后要求李煜亲忠疏奸，整肃纲纪，加强武备，取信国人。措辞尖刻，近乎不敬，甚至达到李煜不能容忍的程度。

　　潘佑呈上七道奏疏之后，见李煜仍无下文，又将辞呈送上，以挂冠归田、隐居山野相威胁。这次，李煜有了反应。他怕潘佑扩大事端，便顺水推舟，命潘佑羁留京师，专修国史。潘佑对此不甘罢休，又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将第八道奏疏呈上：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臣乃者继上表章凡数万言，词穷理尽，忠邪洞分。陛下力蔽奸邪，曲容谄伪，遂使家国，如日将暮。古有桀、纣、孙皓者，破国亡家，自己而作，尚为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则奸回，败乱国家，不及桀、纣、孙皓远矣！臣终不能与奸臣杂处，事亡国之主。陛下必以臣为罪，则请赐诛戮，以谢中外。

　　不出潘佑所料，这第八道奏疏果真使他招来了杀身之祸。当李煜怒气冲冲把这道奏疏交给近臣廷议时，殷崇义、张洎等心术不正的重臣落井下石，他们抓住潘佑奏疏中的“陛下取则奸回，败乱国家，不及桀、纣、孙皓”，“臣终不能与奸臣杂处，事亡国之主”等语句，放肆诬陷潘佑大逆不道，将李煜同昏庸无道的亡国之君夏桀、商纣和东吴孙皓相提并论，并捏造潘佑怀有异心，图谋另事新主等罪名激怒李煜，从而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

　　然而，李煜首先治罪的不是潘佑，而是执掌司农职务的卫尉卿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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