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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壮岁，书亦壮，犹嫖姚十八从军，初拥千骑，凭陵沙漠，而目无全虏。又如夏云奇峰，畏日烈景，纵横炎炎，不可向迩，其任势也如此。老来，书亦老，如诸葛亮董戎，朱睿接敌，举板舆自随，以白羽麾军，不见风骨而毫素相适，笔无全锋。噫！壮老不同，功用则异。惟所能者，可与言之。

　　书有八字法，谓之“拨镫”。自卫夫人并钟、王，传授于欧、颜、褚、陆等，流于此日。然世人罕知其道者。孤以幸会，得受诲于先生。奇哉！是书也非天赋其性，口授要诀，然后研功覃思，则不穷其奥妙，安得不秘而宝之。所谓法者，、压、钩、揭、抵、拒、导、送也。此字亦有颜公真卿墨迹，尚存于世。

　　余恐将来学者无所闻焉，故聊记之。“”者，大指骨上节，下端用力欲直，如提千钧。“压”者，捺食指著中指旁。“钩”者，钩中指著指尖，钩笔令向下。“揭”者，揭名指著爪肉之间，揭笔令向上。“抵”者，名指揭笔，中指抵住。“拒”者，中指钩笔，名指拒定。“导”者，小指引名指过右。“送”者，小指送名指过左。

　　在《书述》中，他以人从壮年到老年的气质变化为喻，论述书法说：字如其人。壮年时期，血气方刚，锋芒外露；书法亦多刚健挺拔，气势开张。就像西汉霍去病，十八岁从军，初拥千骑，驰骋大漠，东拼西杀，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及至老年，稳健持重，成竹在胸；书法技艺精湛，用笔娴熟，结字却少风骨。就像三国诸葛亮指挥三军征战西戎，攻城略地，屡战屡胜，可是他却轻摇羽扇，不露声色，难见其咄咄逼人的锋芒。由此观之，壮年和老年的书法风格不同，功用殊异。此中奥妙，似乎只有书苑同仁方能意会言传。其实，书法并不神秘，所谓“拨镫”之法，也不过是自卫铄、钟繇、王羲之，经欧阳询、颜真卿、褚遂良、陆柬之诸人衣钵相承，世人难于掌握的书法基本要领罢了。因为前人于书法一道多是口耳相传，很少见诸文字，所以偶得这一要诀的人便秘而宝之，不肯轻易示人。幸而我精心探研，悟得真传：“所谓法者，、压、钩、揭、抵、拒、导、送是也。”当今传世的颜真卿墨迹，就是遵循“拨镫法”书写的。我担心此法失传，使将来有志于书法的学子无所适从，特作如上扼要记述。

　　从嘉对累世相传的书法基本要领的归纳与披露，特别是关于书法风格因人的壮老而不同以及功用殊异的论述，更是独具只眼，发人所未发，为历代书家所不意及，这对于弘扬中国的书法艺术和书法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书评》中，从嘉又以一代书法大家高超的鉴赏力，对王羲之以后的几位书法名家逐一作了自视公允的评价：

　　善书法者，各得右军之一体。若虞世南得其美韵，而失其俊迈。欧阳询得其力，而失其温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变化。薛稷得其清，而失于拘窘。颜真卿得其筋，而失于粗鲁。柳公权得其骨，而失于生犷。徐浩得其肉，而失于俗。李邕得其气，而失于体格。张旭得其法，而失于狂。献之俱得之，而失于惊急，无蕴藉态度。

　　从以上的评论中可以看出：尽管从嘉对有唐一代诸多书法大家的批评略嫌偏颇，但却令人信服地说明，诸家当时均师承“书圣”王羲之，且各有取舍地继承了王氏书法艺术的某一方面，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前进。这种溯源分流、切中肯綮的评析，表明从嘉对书法一道的功力深厚，是一位不乏真知灼见的书法评论家。

　　从嘉善书，亦善画，而且书画同体，风格如一。他作画题材很广，人物山水，花木翎毛，无不涉猎。花木之中，墨竹尤精。他挥毫画竹，亦如握管书写“金错刀”体字，取遒劲与颤曲交融技法，从根到梢，一一勾勒，老干霜皮，烟梢露叶，披离偃仰，宛若古木，笔锋凌厉，状如削玉，神韵清爽不凡。后人品评，称其画法为“铁钩锁”。他作画不拘一格，有的庄重严谨，如工笔观音罗汉；有的诙谐洒脱，如写意戏猿游蟹。但或庄或谐，均形象生动，栩栩如生。他的绘画作品，据《宣和画谱》载，直到北宋末年，宫中还藏有九幅，即《自在观音相》、《云龙风虎图》、《柘竹双禽图》、《柘枝寒禽图》、《秋枝披霜图》、《写生鹌鹑图》、《竹禽图》、《棘雀图》、《色竹图》。可惜，这些作品未能传世，致使后人失去了一笔无法弥补的绘画遗产。

　　从嘉酷爱书画，又精鉴赏，更喜收藏。对历代丹青墨宝，特别是钟繇、王羲之的书法真迹，不惜重金悬赏，多方寻觅。他曾令翰林学士徐铉，将内府所藏的历代书法名家墨迹编次摹勒精拓，并命名为《升元法帖》。据说此帖比后世称为历代法帖之祖的宋初《淳化阁法帖》为时尚早，惜今不传。对于其他所得书画，从嘉则亲自以歌诗杂言题跋，以朱红印泥加盖“内殿图书”、“内合同印”、“建业文房之宝”、“内司文印”、“集贤殿书院印”等篆文印章（惟独加盖金印“集贤院御书印”时用墨）。然后命有司以特制的大回鸾、小回鸾、云鹤练、鹊黑锦等上等丝织品装裱，用黄经纸签帖，最后交后宫保仪黄氏统一保管。

　　宋人邵博曾得南唐建业文房藏书《阁中集》，见该书第九十一卷《画目》载，内收上品九十九种，中品三十三种，下品一百三十九种，其中有贵重名画《江乡春夏景山水》、《山行摘瓜图》、《明皇游猎图》、《奚人习马图》、《蕃王放簇帐》、《卢思道朔方行》、《月令风俗图》、《杨妃使雪衣女乱双陆图》、《猫》等。仅此一斑，可见从嘉收藏之富，亦可想见其当初派人四出求索之不易。难怪他在求得梁元帝撰写的《金楼子》一书后，曾百感交集地书写了《题＜金楼子）并序》：

　　梁孝元谓王仲宣昔在荆州，著书数十篇，荆州坏，尽焚其书。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见虎一毛，不知其斑。后西魏破江陵，亦尽焚其书，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何荆州坏、焚书二语，先后一辙也。诗以慨之曰：

　　牙签万轴裹红绡，王粲书同付火烧。
　　不是祖龙留面目，遗篇那得到今朝？

　　然而，从嘉聪明一世，却糊涂一时。他在诗中虽然指责博览群书、著作等身的南朝梁元帝萧绎，不该在西魏官兵攻陷都城江陵（今湖北武昌）时传旨纵火焚书，毁灭斯文；但在北宋官兵攻破金陵城廓之后，他竟是当局者迷，步梁元帝的后尘，命保仪黄氏将内府所藏书画图籍付之一炬，尽管焚余尚存六万多卷，业已造成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这种千古大错，必然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后人提起此事，无不对他进行谴责。

　　精擅翰墨的从嘉，深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此，他特别重视收藏和改制被历代书画大师奉为“文房四宝”的笔、墨、纸、砚，对于有“天下之冠”美称的南唐特产李廷墨、澄心堂纸和龙尾砚尤为热心。不论是舞文弄墨的青年学子时代，还是位居九五之尊的帝王时代，都是如此。自然，这与李的耳濡目染有关。早在中主执政之时，南唐就于饶州（治鄱阳，今江西波阳）、歙州（治歙县，今安徽歙县）、扬州三地设置专官，督办墨务、砚务和纸务。从嘉即位后又在原有的基础上发扬光大，锦上添花，为繁荣和发展中国文化用品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历代帝王都不能望其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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