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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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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随着民族矛盾的激化，为把人们的视线从讲究“民族气节”之上转移开，统治者利用理学大肆宣扬“节妇说”，理学对“人欲”的桎梏作用才无以复加。 宋词早期，尚带着五代词的胎印，大多反映了男女相思相悦的原始欲望，占主导地位的是人欲冲动的渲泄，由于还未取得正统地位，总不免有些躲躲闪闪。 作家甚至于不敢署上自己的名，为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少笔墨官司。 柳永的出现，是词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标志着词由儿童期步入青春期，柳永这个封建官场的弃子，“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无所顾忌地渲泄被正统的封建规范压制的人的真挚情感，“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便足证这种真情的表露所唤起的广泛的社会共鸣，但同时他的为官场所不容，始终免不了挨骂的命运又说明封建正统观念是何等顽固。 既要表现人的正常真实的情感，又不能有违“文以载道”的正统观念，只有做到这一点，词才可能堂而皇之地登上大雅之堂，为上层社会所认可。一代文豪苏轼，由于他的复杂心态，使他为词走上正统做出了特有的贡献，功不可没。儒、释、道的综合影响，使他既想冲破人世间的一切罗网，又无法挣脱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既不愿走前代词人的老路，又难以摆脱前代词人的影响。于是，他来了一次“以诗为词”，把人的情感、欲望表现与“载道”水乳交融，把人欲、人情与人的理性整个涵纳进了词的天地。《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将文章道德和情欲抒发揉在一起的完美的艺术杰作，这就开了“豪放词派”的先河。 但“以诗为词”又潜伏着深深的危机：在使词得到社会规范认可，能与诗文并驾齐驱的同时，正统的社会规范又将力图把词纳入自己的轨道，为之戴上封建正统观念的枷锁，从而使词表现出强烈生命活力的因子——真挚浓烈的情感、对美好事物风流云散的深长叹息、婉约含蓄的柔性特征面临被窒息的命运。 词如果仅仅沿着这条正统之路走下去，无疑会靠近味同嚼蜡的宋诗而很快走到它的尽头。 所幸的是，有另一派词人，始终沿着词自身发展的轨道，探寻词自身发展的规律，不愿受正统规范的制约。如秦观、贺铸、周邦彦等，他们以离情别绪、遇挫失意、江南闲愁、怀古伤今等题材的抒写，为词走向自身发展的高潮蓄源增流。 这个高潮的出现，就以李清照为标志。 李清照清醒地认识到词与诗文混同后潜伏的危机，发出了“词别是一家”（《词论》）的呼喊，勇敢地冲破了封建正统观念的束缚，冲破理学所规范的妇道，把笔触伸向人的深层心理结构中，细致入微地把人的生命冲动及女性隐秘的内心世界披露出来。她的词作，或表现少女活泼爽朗的性格、柔情似水的性情；或表现初婚女子的情致和意绪；或表现两情融融的柔情和别后相思的轻愁；或表现社会动荡、家世变迁所引起的心灵潮汐；或表现封建正统观念压制下的妇女的郁闷；或表现国破家亡、孤身飘零的凄惨；或表现上下求索、欲达天庭的豪情与失落。如此广泛的题材，却无一首是从“义理”出发的载道之作，首首“如肺肝出”，惟一“诚”字而已，毫无矫揉造作，也无虚情假意。她以自己大量的传世之作与自己的理论建树相生辉；在表现形式上，她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体式—— 易安体，这种易安体不仅为当世一般文人争而效仿，就连辛弃疾这样的大词人也作过效李易安体的词（如《丑奴儿近·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她还能把“寻常语度入音律”，而且能“化俗为雅”；又能“用经用史，牵雅颂入郑卫”，在“用经用史”的同时，做到“自然而工”，了无斧凿痕；她能把个人夫死身零的哀痛和伤时念乱的悲愁融为一体，用词来抒发爱国情愫；她还能把满腔抱负化为梦境，在词中诉说自己的追求和郁闷。 这一切，都使李清照毫无愧色地登上了宋代词坛的最高峰。徐士俊《古今词》里评曰：“余谓正宗易安第一，旁宗幼安第一。二安之外，无首席矣。”幼安，即南宋词人辛弃疾，他在“豪放词”创作中因为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把个人融入民族之中，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但就词本身的艺术高度而论，他其实不及李清照。胡云翼先生在《中国词史大约》里这样评价：“李清照是北宋末年最伟大的词人；她是乐府词坛最有力的健将，乐府词的发展，至她始达于最高的造诣与成功。”龚启昌先生也高度评价： “李清照在文学史上地位，论者以与盛唐李白、五代南唐后主李煜，并称为词家三李。”（《中国文学史读本》）在《宋词研究》中，胡云翼先生更是充满热情地赞颂：“有人称清照词为婉约之宗，更有人说李清照是北宋第一大词人，依我看来，这都不是过誉的批评。我们知道清照的成就，虽仅及于词的一方面，而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已经与伟大的骚人屈原、诗人陶潜、杜甫并垂不朽了。”郑振铎先生在《文学大纲》里也说：“李易安固不仅为妇女中之能文杰出者，即在各时代的诗人中，她所占的地位也不能在陶潜、李、杜及欧阳修、苏轼之下。” 类似的评价从古至今还有许多，已经用不着一一例举了。总之，在词这一领域，李清照已经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了。 （二）李清照诗文创作的成就并不亚于词的成就。 李清照“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进前辈。” （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诗名”的成就，显然是以大量的诗作为基础的。“诗情如夜鹊，三绕未能安”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照诗情澎湃、灵感常至的写作情况。从夫守建康时，“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顶笠披蓑，循城远览以寻诗”（《宋史·李格非传》）所作诗歌数量当不少。“她的词集凡6卷，她的文集也有7卷。 今所传的诗词，不过寥寥数十首而已。这个损失，大的类于希腊之损失了她的最伟大的女诗人莎孚的大部分作品一样。然而在那些残余的劫灰里，仍然可以充分地见出她的晶光照人的诗才来。”（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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