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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


  季康子呷了一口茶,抿了抿厚嘴唇,将双眼睁得稍大一些说:“颛臾地处东蒙山下,邻近多山,为剧盗啸聚之所,出没无常;费邑富家,时遭盗劫,不得安枕,将谋远避。为保民安全起见,不得不伐颛臾,以绝盗踪。”

  冉求听季康子说得似乎有理,不再提出异议,只是为难地说:“仓廪空虚,军费不足,如何敢兴师动众呢?……”

  季康子的双眼又眯成了一条线,脸上弥漫着阴云,拖腔拉调地说:“冉将军,您身为季府总管,难道还需肥给你想办法吗?你就不会改丘赋为田赋,以充仓廪吗?”季康子又将改革的精神叙说了一遍,让冉求去具体实施。

  季康子像他的父亲、祖父一样,只要拖长腔调说话,便是在责备,在下命令,便是勿需置疑,无相商的余地。冉求两为季氏家臣,这点常识还会不知道吗?于是唯唯应命,开始作那讨伐顺臾的筹备工作。第一步自然是解决“仓廪空虚,军费不足”的问题。冉求不愧是孔门弟子中最多才与艺的一个,经过一段煞费苦心的思索,拟订出一分改丘赋为田赋的计划交季康子审批。季康子阅后大加赞赏,称颂不已。

  鲁国一直实行的是丘赋(实行每一个丘出一定数量的军赋)之法。“丘”是一个行政单位,“方里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每一丘根据其田地和财产,每年出马一匹,牛三头。现将田地与财产分开,各为一赋,所以叫作“田赋”。改成“田赋”之后,每一丘每年要出马二匹,牛六头。其实质就是农民将增加一倍的负担,季氏将增加一倍的收入。

  听了季康子的赞誉,冉求沾沾自喜。因为自己又为季氏立了一功。但令冉求难堪的是,季康子命他将伐颛臾和改田赋的事一并去与孔子商议,因为孔子是国老,有了他的支持,实行起来就会容易得多。

  冉求来到杏坛,拜见了夫子,说明了来意。孔子说:“求啊,此乃你之过失!当初先王封颛臾于东蒙山下,使主旅祭,且在鲁疆之内,乃社稷之臣,何用征伐呢?”

  冉求颇为委屈地说:“此乃季氏一人的主意,求并未与谋。”

  孔子叹息说:“鲁之邦域已被三家瓜分,季孙氏取其二,孟孙氏与叔孙氏各取其一,只颛臾为附庸,尚算公臣,季氏又欲霸为己有,不嫌过分吗?求啊,你乃季氏两代家臣,肥且倚你作心腹,你又有大功于季氏。安有不与谋之理?昔周任云:‘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乃古之良史。这两句话是说,人臣在位,应尽力陈辞进谏;谏而不听,应去其位。臂如瞎子用人引路,跌倒不相扶,蹈险不引避,引路者何用呢?又如虎逃出栏外,珠玉坏于匣中,岂不是看管人之过失吗?”

  冉求说:“颛臾城固,且近季氏费邑,如今不取,必为子孙后患!”

  “求已不打自招矣,伐颛臾原为私室,怎说你未与谋呢?”

  冉求低垂了头。孔子继续说:“丘闻有国有家者,不患民少,只患不均;不患贫困,只患不安。因为均则不会贫乏,和则不会民少,安则不会灭亡。远方之人不服,宜修义德,远人自来。如今你相季氏,远人不服,不能招来;疆域分崩离析,不能保全,却谋动干戈。吾恐季氏之患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矣!”

  谈到田赋问题,孔子说:“丘非富家儿、理财家出身,不懂田赋。”

  冉求说:“夫子前为鲁司空,别五土之性,使全国无荒废之田地,如何说不是理财家呢?如今身为国老,国家政事,待夫子一言而定,何故不发一言呢?”

  冉求恳求再三,孔子只是不答,弄得那冉求留也不是,走也不好,处境十分尴尬,只是恭立一旁,动也不动。孔子徐徐地说道:“君子施行政事,需合礼法,然后颁行。苟有施与必求厚,行事无偏倚,取赋但求薄,鲁国旧有丘赋之法足矣。若然不合礼法而妄行,贪得财利而无厌,那么,虽分田财各为一赋,百姓无法负担,取者尚嫌不足,这便如何?季氏欲行合法的政令,周公之典法尚存,何必问丘?若欲逞私意妄行加赋,何必来访问我呢?求啊,你专为季氏聚敛私财,公室田地,半数已归季氏,欲壑难填,何时是个尽头呢?”

  冉求此番拜访夫子,不仅没讨得一言半语的支持,反而遭到一顿训斥,灰溜溜地离去了。

  孔子讲的一番话,对冉求的一番训示,在道理上也许是对的,但在实际上却是行不通的。季氏掌权执国,专横数代,一意孤行,哪里是冉求所能左右!冉求,家臣而已,孔子对冉求的要求是有些苛刻了。眼下的冉求,颇似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师命难违,季氏的话更不敢不听,常言道,端人家的碗,受人家的管呀!冉求回到季康子身边,自然不能将夫子的意见,夫子的话和盘托出,他必须委婉地周旋,以维护夫子的情面,以维持夫子与季康子之间的关系。难啊,冉求!……

  即使孔子当着季康子的面引经据典地侃侃而谈,怕也无济于事,所以季氏还是遵照自己的意愿,为所欲为。

  第二年春天,风和日丽的一个早晨,孔子出城访问一位老友,磋商编纂“六艺”过程中所能遇到的诸多问题,公良孺驾车,后边还跟着颜回、子夏、商瞿等三、五个弟子。

  按时令已到清明,城外该是千山喷绿,万树滴翠,百花争妍的时节,原野里的越冬小麦亦该郁郁葱葱了。然而,此时的旷野却像一个懒婆娘,刚刚睡醒,正在揉着惺松的眼睛。车子来到一座村庄,残垣断壁,整个村庄和人们的面容,仿佛都罩上了一层灰蒙蒙的雾,面目不清,颜色暗淡。突然,村里的主事边敲铜锣边高声喊着从村头走来:“众位乡亲听着,宰府总管冉将军有令,从今尔后,改丘赋为田赋。今年每家需再交粮五斗,钱三百,两丁抽一,攻打颛臾。违令者严惩不贷!”

  他的身后,跟着一群如狼似虎般的士卒。

  村里的破庙前张贴着一张浆迹未干的告示,一群衣衫褴缕的老少正在围观,一个青年和几个面如土色的老汉正愁眉苦脸地蹲在地上叹气。

  “青黄不接之时,何处去凑这五斗谷子啊!”一个长者长吁短叹地说。

  “倘若咱村再抽丁,往后有谁下地干活呀!”一个中年人说。

  “这岂不是将人往死路上逼吗?”那个青年用拳敲着土墙说。

  “唉,说这些有何用处呀!”长者说。

  看了这场景,目睹这诸多面孔,听了这许多议论,孔子的心很觉沉重,仿佛有无数的刺芒在戳他的背,在刺他的心。这些可怜的、衣食不得温饱的农民似乎都在以敌视的目光注视着他,在责备他的过失,他不敢抬头看这些怀有敌意的脸。这样的心境是无法访友,更无法探讨知识和学问的,于是他命驾车的公良孺调转车头,返回府去。同行的弟子,有的理解夫子的心境,有的则感到惊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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