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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第十章　博学多才的明君

　　康熙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尊孔崇儒，即帝位后，把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作为统治全国的官方正统思想加以推崇。他经常和大臣们研讨理学，使满朝文武官员都笃信其说。康熙帝一生励精图治，不断求索、实践，不满足于固守旧业，力争开创新篇，有所前进。

　　因此，他虽然一生推崇和提倡程朱理学，却对理学与当时的理学家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与理学有所不同的思想，这就是他的从实际出发，身体力行，讲求实效的求实思想，即所谓：“君临天下之道，惟以实心为本，以实政为务。”他的求实思想既体现在认识论方面，也体现在政治思想方面。

　　关于认识的来源，康熙反对生而知之、皇帝才智天授之说，比较重视实践的作用。历来人们视皇帝为真龙天子，不同于凡人，是生而知之的天才。当有人恭维他的知识和才能是“由天授，非人力所及”，他不以为是，反驳说：“尔等试想，虽古圣人，岂有生来即无所不能者？凡事俱由学习而成。务学必以敬慎为本，朕之学业皆从敬慎中得来，何得谓天授，非人才也？”他坚信人的知识和才能并非生来就有，而必须通过学习和实践才能得到。他“生性好问”，不仅向著名学者询问，还经常求教于普通群众，其中包括侍卫、宦官、保姆及年长者。

　　关于学与用、知与行的关系，康熙主张读书穷理，讲求治道，学以致用，身体力行。他一再批评汉官说：“道学者必在身体力行，见诸实事，非徒托之空言。

　　今视汉官内，务道学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为什么言行不符？康熙认为这都是私心作怪，故主张以公心、私心为标准鉴别理学之真伪。

　　关于天与人的关系，康熙并不否定“天”、“天命”、“天理”，也没摆脱迷信，但在他的思想与政治活动中，又常把“天”、“天意”、“天理”寓于人事之中，用比较科学的道理解释事物，从而更重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与其他帝王相比，康熙对自己的认识比较接近于实际情况。他不愿接受过分的颂扬，五十六年（1717），他对诸皇子及满汉大学士说：“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他常自我反省，并公开自责。四十三年（1704）他回顾四十余年孜孜求治，仍有许多事未做好。他自责说：“清夜自问，移风易俗，未能也；躬行实践，未能也；知人安民，未能也；家给人足，未能也；柔远能迩，未能也；治臻上理，未能也；言行相顾，未能也。自觉愧汗。”康熙见内阁所拟谕旨，有“海宇升平”等语，认为言过其实，指出：“今海内虽定，民生未尽悦安若遽谓升平，则泰然自足，无勤求上理之心。非朕意也。

　　嗣后谕旨，此等夸张盈满语，勿复拟入。”凡见奏章内有“德迈二帝，功过三王”、“道备君师，功过覆载”等语，就及时传谕批评，令其改正。他说：“一切颂扬之文，俱属无益。”

　　自二十年冬至六十一年去世，凡国家取得重大胜利，或逢皇帝五十、六十大寿，执政五十、六十周年等喜庆之日，诸王、贝勒、满汉大臣、蒙古王公及达赖剌嘛等，纷纷请上尊号，初步统计达十余次。康熙一概拒绝，反复说：“若大小臣工，人人廉洁，俾生民得所，风俗淳厚，教化振兴，天下共享太平之福，虽不上尊号，令名实多。如一切政治不能修举，则上尊号何益？朕断不受此虚名也。”康熙拒绝上尊号，始终一贯，直至晚年，表明他的明智和求实精神。

　　康熙一生遵奉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哲学思想主流是唯心主义的。但由于他一生直接掌管朝政，勤谨治国，置身于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等社会活动实践中，以实心求实政，探索进取，因而思想中也具有以求实思想为特征的唯物主义因素。

　　康熙当政时期，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不得不先后进行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抗击沙俄、征讨噶尔丹，以及进兵西藏等一系列战争。康熙是这些战争的最高决策者、组织者和指挥者，“惟军旅之事，皆出自一心筹划”，在这些战争中形成了他的军事思想。

　　战争并非康熙的嗜好，乃不得已而为之。“譬之身疮疡，方用针灸。若肌肤无恙而妄寻苦楚，可乎？

　　治天下之道，亦然。乱则声讨，治则抚绥，理之自然也。”康熙的本意但愿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不过，既然战争强加在他的头上，也不能屈服。“欲安民生，必除寇虐；欲除寇虐，必事师旅”。用兵是为了息兵，作战是为了去战。这是康熙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

　　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是什么？他说：“仁者无敌，此是王道，与其用权谋诈伪无稽之言，不若行王道，则不战而敌兵自败矣。王道二字，即是极妙兵法。”

　　可以看出他很注意人心向背，努力争取民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思想在战争问题上有所反映。

　　康熙很重视器械坚利和整齐，积极组织武器的制造和改进。不过，他并不因此而忽略人心向背。二十一年（1682）八月，监察御史拉塞上奏：天下已定，除陕西近边及沿海地区外，在其他省应禁止火器，不许存留。康熙不以为然，他说：“治天下之道，在政事之得失”，不在火器。吴三桂火器之多无所及者，但“因其所行悖逆，即致灭亡，观此，则火器之不足恃可知矣”，故没有采纳拉塞的建议。康熙在位六十余年，没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说明在不同程度上争得了民心，缓和了矛盾。他概括说：“以力为卫者一夫之雄也，以险为卫者一国之守也，以德为卫者天下之所以善建而不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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