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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康熙帝与入直南书房诸臣吟诗作画，钓鱼赏花，剖析经义，讨论时政，无异于同堂师友，感情极为融洽。康熙帝对这些好学能文、才智敏捷的江南汉人学者特别欣赏，以师友之情备加信任，不断提升任用。

　　其中不少人提升极快，世代享受荣禄。有的四代五代都为讲官，入直南书房。他们中不少人刚入直南书房地位并不高，甚至很低，入直之后在皇帝的扶持下发展为汉族新权贵。入直南书房的官员中如有过失，康熙帝亦曲予保全，如大学士熊赐履，曾经因为票拟错误而诿咎他人被革职。康熙帝不忘他的才能和对自己事业的巨大贡献，第一次南巡至江宁（今南京），亲切召对，亲自御书经义斋匾额赐给他。康熙二十七年六月，皇帝又重新起用他为礼部尚书，后调吏部。

　　康熙三十四年，其弟赐瓒因罪下狱，御史借机疏劾熊赐履，请求予以严惩。都察院议要降三级调用。康熙帝不仅不问罪，并赦免了其弟的罪，于三十八年授熊赐履为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担任《圣训》、《实录》、《方略》、《明史》等书的总裁官。康熙四十二年，赐履以年老请求休息，康熙帝准许减少他的事务，仍然享受奉禄，留京备顾问。四十八年，赐履去世，康熙命礼部派遣官员视表，赐银千两，赠太子太保，谥文端。五十一年，康熙帝仍回忆熊赐履的才华和功绩，命令吏部重用他的儿子。因他的儿子当时年幼，令“俟年壮录用”。

　　其他不少入直南书房的汉族士大夫，与一些案件有牵连过，康熙帝都极力保全，不肯加罪，一直到老甚至世代享受恩惠。

　　康熙皇帝为了进一步笼络汉族士大夫，于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决定特开博学鸿儒科，选拔才华出众之士，开局纂修《明史》。“博学鸿儒科”是康熙帝总结我国古代科举制度新创立的特别科目。在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创博学宏词科，宋代继之，在进士及第者中选拔博学能文之士。因要求极高，考取很难，所以此科未能普及和推广。元明清时期，科举以进士科为主，并专以八股文取士。它对于热衷于功名利禄的年轻士子比较适宜，但对于怀念明朝、拒绝与清廷合作的名节之士不适宜。所以，康熙皇帝一方面沿袭常规的科举旧制，网罗汉族士子；另一方面通过荐举办法，敦请名节之士出仕任职。

　　康熙十五年五月以来，平叛战争形势发生巨大转机。陕西、福建、广东、江西等各个战场相继获胜，聚歼逆首吴三桂之势已成。明朝遗老复辟故国的最后幻想已经破灭。康熙皇帝考虑到这种形势或许对那些“气节之士”有所触动，便借机再次向他们伸出了友谊之手，于康熙十七年正月宣布特开博学鸿儒科。博学鸿儒科与唐宋“博学宏词科”名称一致，目的是借用其名加重此科的地位，但做法比较灵活，基本采用两汉时的荐举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将宏词改成鸿儒亦有其深意：“鸿儒”系硕学能文之大儒，本身就是一种荣誉尊崇的称谓。

　　康熙帝降谕宣称：“凡是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

　　大学士李霨等遵旨荐举了170余人。各地名流学者、怀才不遇之士，皆在被荐之列。因为病故等原因，陆续到京的有150人左右。康熙帝推迟了考试时间，每人每月给俸银三两、米三斗，保证他们专心研练词赋，无饥寒之忧。

　　康熙十八年（1679）三月初一，康熙皇帝于体仁阁，亲自组织考核由内外诸臣荐举的143名博学鸿儒。试题两道：《璇玑玉衡赋》、《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考试完毕，吏部收卷，翰林院总封，进呈皇帝。第二天，康熙皇帝到霸州（今河北霸县），亲自阅卷，然后再交阅卷官大学士李霨、杜立德、冯溥和翰林院掌院学士叶方蔼公阅，并商议录取人选。

　　康熙帝经过精心考虑，凡在所必取之人，即使作诗出了韵，或者用语犯了忌讳，一律曲加通融，不作计较。

　　浙江萧山毛奇龄卷中有“天倾于北，岂炼石之可补”语，康熙帝未挑剔其政治含意，仍予以录用。无锡布衣严绳孙，系明朝尚书严一鹏之孙，考试之日借口眼睛有毛病，仅作一诗。康熙帝平素知其姓名，特别招呼阅卷官：“史局不可无此人”，遂取为二等。这次考试最后取中了一等20名，二等30名，当时的名儒秀彦多于选用。

　　入选的博学鸿儒，经过反复商量，最后决定从优俱以翰林用，根据其各自的情况，分别授以侍读、侍讲、编修、检讨等职，命与卢琦等16人一起纂修《明史》。另外，康熙帝谕旨，在参加考试未中者中，选年高布衣处士，以及来京后因年老未能参加御试的太原傅山、定兴杜越，“俱着授内阁中书”。

　　通过特开博学鸿儒科，让大臣荐举，使清廷掌握了当时名流学者的基本情况。有些学者虽然因故未能参加御试，朝廷仍想方设法聘请参与纂修《明史》。

　　如当时著名史学家万斯同应聘至京，但他坚持不入史馆，不挂衔、不受俸禄，答应以“布衣”身份参与修史。因为他熟知明朝史事，所以史馆对他极为倚重和信任，请他复审所有书稿，历时19年，实际起了总裁作用。所以，康熙帝为网罗硕儒遗老，不拘形式，不遗余力。

　　通过博学鸿儒科试及《明史》开局，康熙帝与汉族士大夫，特别是江南士大夫的关系更加密切。据统计，在取中的50人中，江苏23人，浙江13人，直隶5人，安徽3人，江西2人，陕西、河南、山东、湖北均各为1人，其中南方各省共42人，占总数84%。有些在顺治年间被降职罢免的汉族士大夫，这次又通过博学鸿儒科被重新起用。如江苏长州（即苏州）人汪琬、无锡人秦松龄等就是这种情况。考取者不仅参与修史，而且其中汤斌、秦松龄、曹禾、朱彝尊、严绳孙、王顼龄、潘耒等，曾被选任日讲起居注官；陆葇、朱彝尊等，先后入直南书房。严绳孙担任日讲起居注官后，一改过去高傲态度，做到尽职尽责、兢兢业业，力报康熙帝的知遇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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