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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


  和珅一听,说道:“怎么又是个‘汗淋’,而且是‘天子重汗淋’,这不是明显的有所指吗!”

  王尔烈听了,笑道:“大学士,又是个错矣。这个题是‘天子重翰林’,而不是‘天子重汗淋’。你想,当今圣上又开设四库全书馆,又让翰林院众翰林参加编修,这不是‘天子重翰林’吗!此乃是皇恩浩荡,体量无边啊。和大学士,你说呢?”

  和珅无话答对了。

  乾隆帝心里明知道,王尔烈取的这名称,其中有说自己和众臣子“汗淋淋”的内容和含义。但是,经他这一解释,心里大悦,说道:“王爱卿所言极是,合情合理,颇符朕意,汝真不亏才冠翰林之首。下边,朕要到你馆舍看看,可好?”

  王尔烈马上答道:“谢圣上,那将是蓬筚生辉了。”

  说话间,君臣等来到三通馆。

  乾隆看过案头的书写的文稿和批览的典籍,心里很是高兴,说道:“适才,朕已听纪爱卿说过,言你纂修极为用心,所撰文稿既多又好,真乃旷世奇才也。朕有你与纪昀二位贤臣,《四库全书》将会早日告竣,此吾朝之幸矣。只是不知道爱卿有何妙法,可否介绍一下,也好让他人效仿之。”

  王尔烈听了,说道:“启禀圣上:微臣本是常人,并非才高八斗,也非三头六臂,而是全赖于贤内助矣。”

  乾隆帝一听他说出“贤内助”三字,顿生喜色,便要引见一下。

  王尔烈一听,心里不觉有些为难起来。

  原来,乾隆帝是个多情善感、贪恋姿色,且肆无忌惮的天子。

  在他的男女生活事中,多有夺人之爱生出。

  乾隆曾与原配孝贤皇后富察氏之弟媳傅恒夫人有染。

  据说,傅夫人所生的儿子福康安,即乾隆的龙种。

  待乾隆十三年(1748年)三月,乾隆帝东巡泰山,谒孔陵,祭岱庙时,所乘船只来到德州。同船皇后富察氏发现乾隆帝又有风流韵事生出,忙去进谏。进谏未从,刺激过重,遂投入运河。后虽经救起,却终因此而终,时年仅37岁。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二月,又有香妃事。

  传说,香妃为新疆叛匪霍集占之妻。清军平定叛乱后,将军兆惠捕获了霍集占夫妇。

  在献俘仪式上,乾隆帝为霍集占妻之美貌所惊呆。

  后来,霍妻被策封为妃,甚得宠爱。又传说她身体自有香味,故以香妃称之。

  乾隆三十年(1765年)二月十八日晚,乾隆帝南巡住在杭州。他见杭州西湖上,多有歌妓船只往来,便情触升腾,欲要去游。皇后那拉氏,甚贤惠。她见乾隆如此放荡,便行进劝,道:“臣妾为龙体盛安计,望皇上今夜就不要出去了。”

  乾隆放荡成性,那里听得,当即踢了皇后一脚,然后扬长而去。

  于翌年七月十四日,这位抑郁寡欢的那拉氏皇后死于宫中,时年49岁。

  乾隆的这些风流韵事,早传到王尔烈耳中。

  今日,他见乾隆要看他的内人,深怕生出不体面的事,他又是君,不能抗拒,实有些顾虑和害怕。

  但是,见皇上口谕,又不能不让。于是,便将夫人赵茹倩唤出,由侍女赵茹傧陪同,侍立一边。

  乾隆看过,心中大喜,说道:“爱卿有福分,有此贤妻,岂怕他业不成。”

  然后,他又问道:“旁边这位女官,可是何人”?

  “此乃吾之令妹。”

  乾隆道:“适才,听王爱卿讲,其修书成果之巨,全赖你的协助了,可是如此?”

  赵茹倩道:“臣妾虽然有区区小事,微不足道。但我所作事,亦多亏令妹茹傧了。是她为我作了许多事情。”

  乾隆听了,又用眼看了一下,只见赵茹傧同赵茹倩一样俊美、颖惠、聪智,大悦,道:“真乃俊才女校书,可与唐之薛涛、汉之文姬相比了。可嘉可贺可喜。”

  乾隆说毕,复又补充道:“二位女较书,不知在协理修书中遇到何样事情,也可讲之一二,以为朕之所思作些参阅。”

  听了这话,王尔烈灵机一动,忽然想起一件事来。

  前不久,他的二兄王尔杰由辽阳家中来书说,其妻曹彩凤之祖父曹寅,曾有存书3287种,现仍存原籍辽阳。但是,根据乾隆帝关于编纂《四库全书》所下的诏书规定:依书籍的主人所在地为限,由其省巡抚呈报上文,再由所分发之纂修官整理编纂,然后一并入选。然而,曹寅自从于康熙年出任江宁织造以来,其后裔多离开辽阳,居住江南,而后又居北京等处。据此规定,这部分书籍则应由上述这些地方呈送,而不能由辽东选送,且不一定落于王尔烈手中。若由他地选送,或不能落于王尔烈所在三通馆,很可能有流失散落之危险。王尔杰代替曹彩凤在信中叮咛,万望为保全好先祖的这部分典籍而广加思索。

  他们的所虑不是无有道理的。

  编篆《四库全书》,是件好事,也是场浩劫。

  乾隆开始下诏征书时,全国各地藏书家由于惊恐清代所搞的文字狱,而迟迟不敢进献典籍。

  扬州马裕家,据悉“藏书颇富”。但是,当两淮盐政李质颖奉旨前去取书时,马氏只呈报195种。乾隆得知此情后,谕军机大臣:“马裕家,夙称善于收藏,何所存仅止于此,必系地方官员采办不妥,其家未免心存畏惧,遂惮将善远匿,故所开书目不精不备。著抚盐政,善为询觅,务祈多多益善。”后来,马裕见隐匿不得,又感皇上之情切,呈报进献书达五六百种,遂一炮打响。浙江饱士恭、范懋柱、江启淑等藏书家,均遵旨奉书,“愿以家藏旧书,上充秘府”。据此,乾隆帝又施行一种奖励办法。首先,以献书较多的马裕、饱士恭、范懋柱、江启淑四家为例,各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继而,给献书百种以上的周原育、蒋曾蓉、吴玉墀、纪昀、汪加藻等,各赏《佩文韵府》一部。乾隆听说献书最多的浙江宁波范懋柱家的藏书楼称“天一阁”,其建筑全用砖瓦石灰,因而无畏火烛。于是,便以关怀为名,派官员寅著去天一阁考究,以效仿其建筑方法,以利藏书。

  乾隆还在诏书中曰:“所进呈之书,缮抄或录副后,即发还原书。”

  其实,这些都是在说谎。

  当时,浙江巡抚三宝,从范懋柱家提去不少世间孤本藏书,据四库提要及浙江采办官员统计,共有638种。但是,《四库全书》告竣后,并未有发还原书。范氏的“天一阁”藏书楼,只不过是多了一部御赐毛装《古今图书集成》。其效果,只是起到一些装璜门面罢了,还得日日焚香供奉,着实添了许多麻烦。

  其原书,有许多被翰林院学士和参加纂修《四库全书》的官员带回家中,成为私有。更有的流入厂肆,已无法找到。

  藏书家失去书,甚为痛苦,更有因痛苦而致死者。

  乾隆所以放纵这样做,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通过编纂《四库全书》,对全国藏书进行一次删削、修改、扫荡。原来,满洲族在清太宗皇太极前,称为建州女真。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改女真族为满洲族。在满清进入中原、定鼎北京前,明代的书籍中称其为“建州奴酋”或“建州夷部”,多有污蔑、抵毁之词。通过这次纂修,进行一次全面删改。对于那些认为是词意抵触的“违碍”、“狂悖”之书,大量禁绝和焚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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