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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八

　　嘉庆帝自从派出庆格前往直隶接任布政使一职，心里就一直挂念着直隶地区的情况，听得直隶方面派人来见，嘉庆急忙令人传人进见。来人在当班太监的引导下来到皇帝的御座前跪下，道：“属下乃直隶布政使庆大人所派，特来向皇上汇报一桩特大案件。”说罢，来人解开内衣，小心翼翼地递上奏章，旁边早有人接过奏章，朗声读了起来，嘉庆皇帝仔细地听着，那脸儿一会儿白，一会儿紫。你想想，朗朗乾坤，天子脚下，竟有如此众多的官员内外勾结，通私作弊，真乃胆大包天。这不是对皇帝权威的嘲弄吗？

　　“众位爱卿，”嘉庆皇帝强压着心头的怒火说，“你们大家传看一下这份奏章，然后各自发表高见。”大家虽然刚才和皇帝一样都听过了奏章，但也不得不一一再看一遍奏章。尽管这些大臣中不乏贪污高手、受贿行家，他们对清朝官场中的贪污受贿，甚至自己本人的贪污受贿也习以为常，但王丽南毕竟是一个小小的直隶司书，竟敢如此胆大妄为、作奸犯科，作案时间这么长，牵涉这样广，人员这样多，手段是那样的明目张胆，也深感吃惊。大家都知道，封建时代的臣子们都深深地懂得伴君如伴虎的道理，既为了自己的仕途，也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他们每个人对皇帝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包括脾气、习惯、爱好、心理等诸多方面。

　　这些大臣们深深知道，这嘉庆皇帝自从主政以来，对吏治是十分注意的，但嘉庆作为一个皇帝，就是有点心慈手软，经不起犯事者的三哀五求，如果还有一些人帮腔打圆场，往往雷声大，雨点小，好搞下不为例，不时得使一些小人得以蒙混过关。皇帝虽仅卖了一点人情，但官场风气也一日不如一日。他们都在暗暗揣摩着，这个案件虽然十分重大，皇帝会怎么样呢？如果皇帝心血来潮，大事化小，我们如说一些不利的话，今后传到当事人的耳朵里，我们不又是狐狸逮不到、干惹一身骚吗？诸位大臣面面相觑，谁也不愿意首先发言。嘉庆帝看着这些一言不发、弄巧卖乖的臣子们，内心十分愤怒，脸上表现出不悦的神色，但皇帝毕竟是皇帝，他还算是能控制住自己，但语气中不免带出嘲讽的味道，“众爱卿，你们个个都是饱学之士，有的甚至是几朝重臣，平时都是伶牙俐齿，能言善辩，说起话来引经据典，评论起问题来头头是道，今天都吃哑药了吗？怎么都不言语了！”

　　一阵沉默之后，一位大臣从队列中走出，行礼跪下：“陛下，臣费淳有一言进上，不知当讲不当讲。”

　　“请讲，畅所欲言，费爱卿。”嘉庆皇帝说道。“臣认为，像王丽南这样的乱臣贼子，在京畿之地，竟敢如此作奸犯科，贪赃枉法，无非是为利所驱使，竟敢藐视我大清的律例，置王纪国法于不顾。臣认为应该进一步查清事实，严惩重处，杀一儆百，以儆效尤。”费淳字字铿锵地说道。“费爱卿所言极是，那你看应该派谁去处理此事合适。”

　　嘉庆帝以询问的口气问道。“陛下自有主张，臣下不当多言。”费淳极有分寸地回答道。“那朕就派你为钦差大臣，全权负责处理此事，有先斩后奏的权利，你看如何？”嘉庆帝道。“微臣德浅才薄，恐不胜重任，有负圣望，还是请皇帝慎重考虑，另行派他人。”费淳道。“不，不，不必过谦。为慎重起见，朕再给你加派刑部尚书长麟随你一同前往，尔等一定不要辜负重望，秉公办理，不徇私情，为巩固我大清江山，多挖出一些蛀虫，决不让一个坏人漏网。”嘉庆帝既有嘱托、又有希望地说道。“臣遵旨。”费淳答道。

　　费淳当然不是“德浅才薄”之士，从嘉庆帝选派他作为钦差大臣去处理王丽南一案，也可以看出嘉庆皇帝对此案的重视，也是嘉庆帝对费淳信赖的表现之一。

　　费淳，字筠浦，浙江钱塘人，乾隆二十八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历郎中，充军机处章京，出为江苏常州知府，其间父亲死去，回到家中守丧，守丧期满，阂补山西太原，擢升冀宁道，累迁云南布政使，政绩不俗，名声颇佳。但费淳则以母亲年老体衰，乞求回家为母亲养老送终。费淳为母亲安葬守丧完毕，重新担任原来官职。到了乾隆六十年，费淳被提升为安徽巡抚，不久调往江苏任职。嘉庆四年，擢升为两江总督。费淳为官清正廉洁，谨言慎行，深为皇帝所器重，仅举一例，即可以为证。两淮盐政微瑞与费淳为姻亲，而费淳担任两江总督，皇帝却充分相信他，免其迴避，时河南此岁浚溢，费淳以两江总督府事务繁多，自陈不熟悉河务，乞请免去所兼管职务，皇帝允许，命费淳与总河详议河务工程应行分事。嘉庆五年，费淳被加封为太子少保；八年，费淳被授予兵部尚书一职。

　　费淳及长麟一行领得圣命，马不停蹄，直奔保定府而去。到了保定，费淳及长麟受到庆格布政使的热情欢迎，双方立即全力以赴地展开了王丽南案的审理工作。由兵部尚书和刑部尚书协同办理一件案件，在大清历史上不说是绝无有的，也是屈指可数的，兵部尚书和刑部尚书宫衔的光环，照得那些犯案的人有些目眩，也不再敢于像对待庆格那样软抵硬抗，明遮暗掩，而且费淳、长麟两人也确实毫不含糊，该传讯的传讯，该隔离的隔离，该停职的停职，该反省的反省，各单位各部门，先是自查自报，然后他们亲自核查，而且他们办起案来雷厉风行，丝毫不给那些犯事的人以喘息之机，使得很多人根本无法来得及消灭罪证，且堵所有说情讲情的门路。

　　这样，不仅使庆格所查的那些事实得以证实，而且还有所进展，战果进一步扩大。经过月余的艰辛工作，费淳、长麟、庆格等很快审明，自从嘉庆元年起至本年（嘉庆十一年）止，直隶总督所辖州县，在地了、耗羡、杂税等项目之下，俱有虚收虚抵、重领冒支等情弊，计有二十四州县，共侵盗国库的白银三十一万六百余两，其作案手段变化多端、手法多样，其中竟然有与州县讲明，每虚收、重抵、冒支银一万两，给与司书及说事人使费银千两不等，此外尚有幕友、长随，知情分赃，州县供领应解之款，每贿书吏将案卷销毁，或诓印库收，挖改数字等等，不一而足，其整个作案过程所表现的诡计之高绝，手段之高明，着实令人叹为观止，费淳等人把情况写明，飞马报与嘉庆皇帝。

　　嘉庆皇帝接过来人递上的奏章。因为有了上次庆格所递奏章的陈述，思想上有所准备，但读着这道奏章，也为这群官吏的胆大妄为、作恶多端、不择手段而震惊。强压着心头怒火读完奏章，嘉庆皇帝的龙颜早已变得铁青，两手一拍御座的扶手，声音已经有些变了调：“此……此等官员，目无法纪，胆大包天，贪赃枉法，无所不用其极，实堪令人发指！”御座下的诸位文武官员，好长时间没见皇帝发如此大怒，个个噤若寒蝉，不敢有所言语。但直隶总督毕竟非同一般的官员，而且是在那官官相护的环境中，直隶总督在朝中怎能没有三两个人为其说好的。

　　只见一位官员走出队列，来到皇帝御座前跪下：“皇上息怒，直隶司书等一班官员着实可恨，但请皇上怜念直隶总督这些年来为皇上守疆卫士，不辞劳苦，还请皇上从轻发落……”话还未说完，嘉庆皇帝打断道：“直隶总督乃我朝重臣，其所行所为当为其它各省树为楷模，理当严于律己，约束部下，现出如此大案，而任总督、藩司懵然不知，竟同木偶，所司何事？实堪痛恨！诸位爱卿，如此官员，如果从轻发落，那大清王法将何在？我大清江山将何保？”随即，嘉庆命人写好诏书：

　　“费淳、长麟、庆格，尔等奉旨前往直隶查得司书王丽南假雕印信，勾串舞弊，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锄此大奸，实乃大快人心。望尔等以事实为依据，以大清律历为准绳，严惩重处，交部审议。对于历任失察的总督、藩司，决不可姑息，均应计赃定罪，再加等问拟，以儆效尤。钦此。”

　　费淳等人接到皇帝的诏书，进一步地深挖细查，很快便查明，在藩司方面，瞻柱任内虚收之数量多，有十九万余两；颜检任内次之，为六万二千余两；郑锦任内为二万二千余两；同兴任内为二万余两。在总督方面，颜检任内最多，虚收银达二十万八千余两：胡秀堂任内次之，为六万二千余两，梁肯堂任内二万二千余两；陈大文任内为七千余两；熊枚任内为二千六百余两；姜晟任内为一千五百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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