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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曹雪芹的北京新居，坐落在外城的东偏方向，崇文门外直对的南面，有一个叫蒜市口的地方。在这里，绥赫德给曹家安排了一个小院子，属于北京最简单不过的“四合院”规格：正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南房三间，加上厨房、厕所或放置杂物的房间等，加起来正好是有十七间半房屋，可以称之为“单细胞四合院”，尽管在当时已经是低级的住宅，但仍然是一个独门独户的封闭式宅院。尽管当时的曹家已成了犯官，但是曹家毕竟是内务府的旗人，与汉人还是有区别的。然而他们却没有了在北京城内居住的权利。

　　当时的北京由内城外城组合而成。内城基本呈方形，是专由满洲旗家居住。外城在内城之南，以墙为界，呈长方形（东西长，南北短），由汉民居住。外城的房宅，与内城不尽相同，特点是比较狭小，十分拥挤，多为中下层人民聚居地，很少有像内城那样的大府巨邸。

　　小雪芹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对他后来的成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为他可以由于人为的因素而远离开皇室、满族贵官、八旗武士等等这种类型的人所带来的气氛，但是相应地他也就有了更多的机会与普通百姓和一些当时中下层社会的各式各样的人接触，看到形形色色职业的技艺。据说他居住的这个地方，对他日后萌发写作小说《红楼梦》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曹雪芹随着父母亲来到北京蒜市口的一个小四合院里居住的时候，作为犯罪之家，当时父亲的命运，可以说吉凶未卜，行动自然大大地受到了控制。相应的小雪芹尽管也才五岁，可是他还小，无论他去何处都需要有家人的携带，而照顾他的人却又是受管制的人。所以生来就极其聪慧，由于家道的变迁而变得早熟的雪芹（用现代人的话来说他就是“神童”），用他对事物的高度的敏感性，去深刻地观察、认识、思索、体会一些人、物、事、境。由于时势的不公，他成为罪家的孩子，家境和世态，都在他心上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与他的同龄人相比，童年对他是一场恶梦。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小雪芹已经七岁了。相应的也是雍正残酷统治的第八个年头，经过七年多皇室内的权利斗争之后，雍正最主要的劲敌与隐患都收拾得差不多了，于是雍正暂时放下高举了多年的“屠刀”。

　　所以在那一年，随着雍正政治风暴表演的接近尾声，曹家的命运也出现了转机：

　　事件一：二月下谕旨称凡雍正四年正月以前的亏空、侵蚀、追赔的各案件，要查明后“大沛恩膏”、“酌予宽免”了。

　　事件二：三月又降旨称凡因公错误应降革者，才具可用的予以职任，“片善寸长，亦不轻弃”。

　　事件三：对知道“感恩”的宗室，晋封爵位。

　　事件四：对于一些“犯人”的处治，颇见“宽大”，除本人减等不死外，特别是妻子为奴、家产入官等非人道的旧规，都有“恩免”之例。

　　这在当时来讲，可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因为这样一来，有多少人可以从九死一生的悲惨境遇中逃脱出来！

　　那么，这些皇恩，自然也照到曹家。曹家原是一户奴隶之家，曹父本人又无罪可言，前朝之事，也就可以“勾销”了。

　　就在这种环境下雪芹到了上学的年龄。关于他的聪慧，人们有这样的传闻：“四岁已毕《四书》、《五经》！”一般说来，一个学生要读完这些艰深的书，快的也需要读到二十来岁。四岁就读完，这是不可想象的奇事！这似乎有点夸张，但是至少有一点是应该相信的：少时的雪芹赋性颖慧异常，实是亲友尽传，远近咸闻的。这孩子确实具有过人的天才，他的祖母与母亲特别钟爱，把他视为生命一般。

　　曹家是年深已久的满俗化的家庭，其习俗是“满七汉三”的组成比例。按照清代满旗世家的规矩，小儿入学最早，督教极严。即便是贵如皇子，也是六岁就傅，无宽缓之例。正式入塾之先，还要从小就用小方块纸作课本，每一张纸上就写一个汉字，称为“字号”，聪明的孩子在家里通过这一番教育已能认得数百或一二千字。

　　那时的学校，形式不一。有条件的就自己设立私塾，请一位“专馆”的先生来教子弟；有的成立义学，供给族人亲戚们无力上私塾的孩子上学读书，不仅免费，还发给食用之钱；还有一些属于官府办的不同等次的学校，称为官学。此时的曹家根本就没有自己请师的能力，曹族中虽然办有义学，可是距离也很远，进后城西门内包衣人聚居之地，上官学，那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于是曹家只好去“附学”：从曹家当时居住的蒜市口西行，越正阳门，进宣武门，往北走一小段路，来到驸马大街，那儿的平郡王府里住着小雪芹的大表兄福彭，王府有家塾，亲戚的孩子可以“附学”。

　　那时雪芹上学的情景是可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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