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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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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退隐洛阳 唐文宗大和元年正月底，白居易回到了洛阳。回到洛阳以后，白居易才知道其兄白行简已于去冬逝世了，深为悲痛。同时也才知道敬宗被弑、文宗即位改元的正局变动情况。三月，白居易被拜为秘书监，穿上了三品官的紫袍。这时朝廷虽是文宗即位，但宦官仍执掌大权，政治上很难有清明之望。大和二年，转升刑部侍郎。大和三年，李宗闵做宰相。四年，牛僧孺又做宰相，他和宗闵、僧孺的关系密切，尤其和牛僧孺又有师生关系，本来可以做更大的官，但此时白居易早已对政治感到厌倦，称病回洛阳，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此诗人再也未回到长安。 唐朝官制，中央职官任命在陪都洛阳执行任务，叫做分司东都。其实分司官只有御史有实职，其他的多系优待退闲的官员，并不任职，所以又称为散秩、散职。 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官职，对于已灰心于政治的白居易来说，真是太满意了。“禄俸伏饶官不卑，就中闲适是分司”。渴望已久的“吏隐”生活，退居洛阳以后可真是名副其实地过上了。所谓“吏隐”就是吏与隐相结合，隐逸于闲散的官职。在那个政治黑暗的年代，做官吧，“一朝列士籍，遂为世网拘。高有罾缴忧，下有陷井虞。”同时白居易又不想卷入党争漩涡，想全身远害，加之道家清净无为、知足保和，佛家“求无生”、“归无门”的观念都是早已在他的思想上生了根，所以他想退隐。退隐吧，“沧浪濯缨”固然逍遥自在，但“箕颍人穷独，蓬壶路阻难”，这些年虽是在朝为官，但总是清廉奉公、救济饥贫，基本上没有什么积蓄，一旦退隐，有衣食之忧，有孤独之虞。在白居易看来，“贫穷心苦多无兴，富贵身忙不自由，唯有分司官恰好，闲游虽老未能休。”这样既免衣食之忧，又免为官之苦，因此分司东都以后，诗人极其欣幸地自拟为当代的“四皓”之一，还常以荣启期、二疏、陶潜自况。“嵩洛供云水，朝廷乞俸钱”，避世者的闲散自在，干世者的荣华富贵，他是兼而得之了！ 大和四年（公元389年）十二月，白居易被征拜为河南府尹。河南尹是一个有实职的官，当时的河南府下辖洛阳、偃师等26个县，公务是比较繁忙的。 对于这个任命，白居易当然是颇不满意的，因为诗人此时实在无心去做那有实权的官了。 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四月二十五日，白居易因病免去了河南尹，再授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对这次任免，白居易颇为高兴，一种按捺不住的喜悦之情洋溢于《再授宾客分司》一诗之中。 大和九年（公元835年）九月，朝廷又任白居易为同州刺史，诗人对这个任命干脆拒绝。碍于诗人的声名，朝廷只好收回成命，改授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并进封冯翊县侯。对此，诗人大喜过望。 这个时候，“留守东都”的是晋公裴度，他由于受到宦官排挤，政治上很不得意，便大兴土木，筑午桥庄、绿野堂，广延宾客，纵情享乐。他与白居易过从甚密。自元稹死后，白居易最要好的朋友刘禹锡，这时也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白居易和他们赠答酬唱，极为频繁。 开成二年，河南尹李待价（李珏）修契洛水之滨，启留守裴度，裴度召集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宾客刘禹锡等一十五人，“合宴于舟中，由斗亭历魏堤抵津桥，登临舟船，自晨及暮，簪组交映，歌笑间发，前水戏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尽风光之赏，极游泛之娱”，难怪白居易要自称为“逍遥地上仙了”。 次年，白居易模仿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写了一篇《醉吟先生传》，叙述了自己放浪诗酒山水间的生涯： “醉吟先生性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客，多与之游。游之外，栖心释氏，通学小中大乘法。与嵩山僧如满为空门友，平泉客韦楚为山水友，彭城刘梦得为诗友，安定皇甫郎之为酒友。每一相见欣然忘归。洛阳城内外六七十里间，凡观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游；人家有美酒、鸣琴者，靡不过；有图书、歌舞者，靡不观。” 从此，诗人自号为“醉吟先生”。 可是好景不常，开城四年裴度去世，宾朋散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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