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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


  2.离婚的烦扰

  1835年2月,奥洛尔·杜德望同丈夫签署了一项协议,将在十一月份执行。但是卡西米尔却拿不定主意,并且变得容易发怒。妻子交了一些政治上的新朋友,使他深感不快。

  夫妇之间的争吵越来越频繁。奥洛尔打算撤销卡西米尔对她的家产的管理权。她说是卡西米尔把家产给弄光了。然而她同意甚至在离婚之后仍然供养他。

  她在给伊包利特的信中说:“你可以想到,我不会让丈夫在麦秸上断气,尽管他不那么可爱。”

  1835年10月19日,他们又发生了一场争吵,虽然说不太严肃,却决定了他们的决裂。

  晚饭后,全家人和朋友们一起在客厅喝咖啡,莫里斯又要添奶油。他爸爸说:“没有了,到厨房去。滚开,滚出去!”孩子于是躲到妈妈身旁。夫妇俩接着吵起来,奥洛尔显得心平气和,而卡西米尔怒不可遏。他命令妻子出去,她回答说她是在自己家里。卡西米尔说:“咱们等着瞧吧。滚出去,不然我就打你耳光!”在场的朋友都出来劝阻。卡西米尔气得发狂,朝他放武器的地方走去,大喊道:“让这一切全结束吧!”杜特伊看到他拿起一枝猎枪,便从他手里夺过枪,并且严厉地责备他。卡西米尔说:“要是惹我生气,我不能控制自己,也会打你两记耳光。”

  乔治·桑用农妇的诙谐语调,对这次争吵做了叙述:

  男爵一时起了打我的念头,杜特伊不愿意他这样做。弗勒里和帕佩也不愿意。于是男爵就去找他的枪,要杀死所有的人。大家都不愿意被打死,男爵就说:“够了”,他又重新喝酒。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谁也没有生他的气。而我呢,我可受够了。我讨厌为了活命而写作,我的东西交到魔鬼手里,我却每年被人赶出家门。然而,镇上的一些放荡女人却睡在我的床上,把虱子带到我的屋里。

  她到布尔日去了。米歇尔因政治罪正在监狱里服刑。狱中的待遇并不太苛刻。所有的法律界人士一致认为她应该利用这凑巧的事件,提出尽快离婚,妥善地了结此事。而此时所缺的就是取得卡西米尔的同意。这好办,因为只要卡西米尔的嫡母还活着,他这个私生子不能继承遗产,很需要钱用。事实上,他同意在辞去诺昂镇长的职务之后,就带两个孩子上巴黎,一个送到中学,另一个送到寄宿女校。

  奥洛尔已经嘱咐她的母亲,如果卡西米尔去看她,要好好接待,不要刺激他的自尊心。“他也许会找些碴儿,同我过不去。我需要做的事,想做的事,什么也不能阻拦我去做。当我的良心要求我拿出勇气和主持正义,我就会嘲笑一切偏见,无愧于我的父亲。要是他听任这世界上的傻瓜和疯子摆布,那我就跟他一刀两断。然而,他遗留给我的,是独立自主与父爱的伟大榜样。我将尽力效法,哪怕全世界的人都感到愤慨。我只关心莫里斯和索朗芝。”

  十一月份,她在诺昂等待法庭的判决,同时在这静幽的祖居写完了最后一部优秀的小说《莫普拉》。她没有仆人——卡西米尔把他们都辞退了——只有园丁夫妇俩做家务。法庭的判决在一定的程度上取决于奥洛尔的言行举止,她在专心地弹钢琴练习曲。

  1836年1月,拉夏特尔的大法官听取证词。指控是众所周知的:1824年在普莱西她被他打了耳光;受到他侮辱人格的谩骂……在合法夫妇的住宅内,卡西米尔与女仆佩皮塔和克莱尔等通奸……通宵达旦地狂饮作乐。

  她在诉状中说:

  杜德望先生变得如此荒淫放荡,如此吵闹,以致住在我自己的家里,都成了难以忍受的痛苦:他在我面前肆无忌惮地放纵情欲。我在宁静的夜晚经常被他行欢作乐的喧闹声吵醒……1831年元月,我向杜德望先生宣布,我想同他分居,结果达成了一个妥协的协议。正是根据这个协议,我去巴黎定居……到意大利旅行。在这期间,杜德望先生给我写了一些很得体的信,说对我的远离并不十分关心,也不很希望我回去……

  她没有一字提到桑多,也没有提缪塞。

  伊包利特尽管是起诉人的哥哥,却站在妹夫一边,鼓励卡西米尔做自我辩护,说乡亲们都支持他。卡西米尔却沉默不语。他不想丢掉已经商定的年金。他听任法庭作缺席判决。

  拉夏特尔法庭同意孩子由奥洛尔照管。但是,她要求得到一千法郎,以便结清她和丈夫共同财产的账务。

  卡西米尔不由勃然大怒,坚决表示反对。

  伊包利特在这件事上极力怂恿他:“你周围有人帮忙,一下子就能打赢官司。关键在于要使他们开口讲话……”

  乔治·桑对丈夫完全改变态度感到突然和恼怒。

  相安无事的分居时期结束了。她不得不离开诺昂。直到最后判决之前,诺昂都是属于卡西米尔的合法财产。

  她到了拉夏特尔,住在杜特伊的家里。她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取得舆论界的谅解,因为小城市的舆论界能对法官施加无声的压力。她尽量使自己讨人喜欢。跟小孩们在一起就天真活泼;同男人在一起,就贞洁娇好;同女人在一起,就谨慎从事。她在田野散步,追逐昆虫,还想方设法在公园和大路边同米歇尔秘密幽会。她给儿子写了许多亲切慈爱的信,赞扬高尚的道德,她特别努力工作。不管是打官司,还是同米歇尔的冲突,还是频繁的通信,都不能使她不去像蚂蚁一样耐心地劳动。

  诉讼的双方都焦虑不安,动员一切人证、物证。

  乔治·桑给布古瓦朗写信,让这位爱她的孩子的家庭教师指证丈夫与女仆的通奸行为。

  卡西米尔也同样给在巴黎的朋友写信,为妻子在那里的不端搜寻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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