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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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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桑很不客气地对他说: “你们说她出卖了我,这我清楚。可是你们,我的好心朋友们,你们中谁又没有出卖过我呢?她才出卖了我一次。而你们呢,你们一生中每天都在出卖我。她不过把我告诉她的一句话讲了出去,而你们则把我没有说过的一些话在外面宣扬……” 圣·勃夫这个十分关心别人缺点的人,已经从传言中得知了这一事情。于是,乔治·桑向他作了完全的仟悔: 您没有要求我吐露隐情,因此我在对您说出以下的话时,不是向您吐露隐情,因为我并不要求您严守秘密。我一生中的所有事情,我随时准备讲述出来,只要我认为这对某人有益。由于您的尊重对我有益,而且必不可少,我便有权利把我的真实情况告诉您,即使您拒绝听我忏悔。在我烦恼、失望时的一天,我遇见一个厚脸皮的男人。他一点也不理解我的性情,嘲笑我的忧愁。有一件事,我颇不相信,即我地地道道、完完全全是莱莉亚。我想相信我不是的;我希望能够放弃这个冷漠可惜的角色。我发现周围有个妇女毫无约束,而且非常美丽。而我呢,严肃,几近纯真,却因我的自私和孤独而丑恶,我试图克服我的秉性,忘记过去的失算……我传染了这种浪漫主义的不安和叫人晕眩的疲倦。这种疲倦使人在否定一切之后,又认为一切有问题,并开始接受比放弃的谬误要大得多的谬误,这样,在认为几年的私生活不能使我与另一个人结合之后,我便想象几天的迷惑会对我的一生起决定作用。总之,三十岁上,我的举止行为比十五岁的姑娘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请放勇敢点……余下的故事说来叫人讨厌。既然我没有罪过,那我又为何羞于被人讥笑呢?我毫无经验。我因痛苦、厌恶、沮丧而哭。我得到的不是能给我同情和补偿的爱情,而仅仅是辛辣而无聊的讥讽。这就是事情的原本。可人家用两句话概括了整个事情。我既没有说这两句话,多尔瓦尔夫人也没有泄露,更没有创造。这两句话不会给大仲马先生的想象力带来什么光彩…… 她毫无悔恨,叙述着事实,既不说谎,也不辩解。她曾在危险的场地猎逐幸福;她错过了它。这最近的失败使她更不安。像多尔瓦尔那样,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情妇,在她眼里,这也许是一种成功,一种赎罪。即使对梅里美本人,她也未怀怨恨: 如果普罗斯佩·梅里美理解我,他或许会爱我的;如果他爱我,他或许会使我顺从他;如果我能够顺从一位男人,或许也就得救了,因为自由在折磨我,杀害我…… 不过,如果她能够顺从一位男人,她也就不成其为乔治·桑了。 十年前,她曾是个满怀希望和诚意的少妇。她曾认为自己能够改变爱她的男人,把他们引到她当时的神秘而高尚的爱情观念上来。她没有经验,忐忑不安地等候,对前途热烈地向往。接着,与奥雷利安的爱情破裂和与卡西米尔·杜德望的结合失败之后,她便寻思不幸存在于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存在于严酷的婚姻之中;只要摆脱平庸的偏见和陈腐的法律,自由的情人便能实现他们的理想。这同样也碰了壁。自由的爱情和夫妻的爱情同样显得叫人失望。 在家乡,由于对于小城市人的心胸狭窄生气,她曾相信学有专长、彬彬有礼、雄辩滔滔的人们。她曾想象在巴黎“有一种高级的生活,有一个和气、优雅、有教养的机会,具有某种长处的人在那里受欢迎,并找到交流情感与思想的机会”,她不知道天才永远孤独,也不知道并不存在为优秀人物所一致接受的精神等级制度。所有写诗的人,她都把他们当作诗人。两年的艰苦探索给她指出,伟人们并非巨人;世界是由野蛮的人铺就的,在上面迈一步,不可能不引起一块铺地石叫喊。她曾寻找导师,她找到的是一些谨小慎微的、虚伪的可怜人。她知道了直爽的危险。 1833年夏天,乔治·桑处于厌倦和不安之中,在自杀的恐惧与隐修院永久的安宁之间摇摆。新的伤口在流血,她真的成了地地道道的莱莉亚——渴望爱情,值得人爱,却不能接受屈辱。而没有这种屈辱,任何爱情都不能成立。 然而,她内心清楚,在英国女修道院时的少女,诺昂的女骑士,乐于救助穷人、渴望学习、纯洁而严肃的那个姑娘并没有死。 当乔治·桑与霍尔滕丝·阿拉尔一起愉快地进餐时,当她贪婪地倾听玛丽·多瓦尔说话时,她不再是乔治·桑。她在一个晚上的时间里又恢复了心灵的青春,又恢复了奥洛尔·杜德望的希望。 于是,她想到了诺昂的小径,想到了星光,想到了如此有利于吐露隐情的庄严、肃穆的静寂,想到了贝里籍的朋友。有一天,她也许会倚在他们的手臂上,向他们讲述所经历的风暴。而当她的客人们走后,她独自留在马拉盖滨河街的寓室里,伴着睡熟的索朗芝时,在这个波涛汹涌的灵魂上浮游的,是尽管经历了那么多苦难,仍然相信有爱情,或许有神圣的爱情的需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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