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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

　　然后是：“9月10日。下午与卡夫卡再次造访皮克教授。——他的开场白，说他学了希伯莱语，读了拉特的教科书中的四十五课，没对我露过口风。这么看来，他最近仿佛一无所知地问我怎么用希伯莱语数数，是在考我了。这寂寞的故弄玄虚。这里面有伟大的因素，但也有坏的。”

　　到一家肺病疗养院去遭到弗兰茨的全力反对。在后来的年头中他才不得不这么办。人们也许会发现一个矛盾的现象：现在他应该去疗养院他不愿去，但若干年前他却去一些疗养院休憩过，如苏黎世附近的艾伦巴赫、哈尔茨山中的容波伦、利瓦的哈同根。可那是些自然疗法场所，在那里，弗兰茨一连数天或数月沉湎于“符合自然的生活方式”之中，这种生活方式既为他所爱又遭他讪笑，但在内心深处他对之抱有很大的希望。而以现代医疗学为指导的疗养机构则全然不同地构成了一种威胁；从弗兰茨的观点出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长期地拒不采纳这种难以采纳的建议。一个偶然情况这回冒出来帮助了他。弗兰茨的小妹妹在屈劳（在弗略奥后面，萨茨那儿）接管了她丈夫的一处小庄园。决定做出了，最终大家一致同意，弗兰茨到那里去休养度假。这个假期多次延长，弗兰茨时而还试着重新投入职业工作，但每次只干了一段短暂的时间。转入安静的生活状态终于成了不可避免的事。——在那里，弗兰茨第一次亲身接触了农村生活、农业和德国农民，从屈劳的环境中后来便孕育出长篇小说《城堡》来。

　　9月12日我记载道：“与卡夫卡告别。很难过。多年来我不曾这么长时间不同他在一起。他认为他现在由于疾病的缘故不能与F．结婚了。她寄来绝望的信，尽管她还一无所知。——店里两个人推着小车来取他的行李。他说：他们来搬棺材。”

　　从这时起我收到他的许多来信；它们太珍贵了，不应该只摘录其片断。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全部发表。关于卡夫卡强化了的基克加德研究、关于他宗教上、伦理上观念的发展，这些信是有启发的。其他从屈劳发出寄给鲍姆和威尔奇的信勾画出这个人越来越清晰的面貌，表明他在最简朴的农村环境中感觉舒适，再也不想回到城市中来了。日记中能够反映他的情绪及城堡长篇核心内容的特征的有这么一段：“在农民吕夫特纳家。宽敞的过道。整个具有戏剧性：他神经质地嘻嘻哈哈笑，敲打桌面、举手、耸肩、举起啤酒杯，像个华伦斯坦家族的人。一边是个女人，老太太，他曾是她的雇工，十年前与她结了婚。热衷于狩猎，怠于经营管理。马厩中两匹巨大的马（荷马史诗中的形象）在通过马厩窗户射入的一线阳光照射之下。”弗兰茨慢慢地恢复着。只有当F．来信时，他半天不进饮食，也不拆信。

　　我那时同样处于激烈的心灵斗争中，再加上工作繁忙，所以可惜从未到屈劳去看望弗兰茨。只有当我在那地方附近作报告时，他赶到米歇罗普火车站来与我见面。此外，他隔一段时间到布拉格来一次，来做些不可拖延的事。奥斯卡·鲍姆到他那里作了八天客。“那时村子里积雪很深，”他在《回忆录》中说，“在我们通宵达旦聊天的那些长夜中，我对他的了解要超过前十年和后五年。”9月，即重病确诊后不久，F．去看望了他。日记中报道着：“F．来过了，为了来看我，坐了三十个小时的车，我本该劝阻她的。与我想象中的一样，完全由于我的过错，她极度难过。我自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表现，全无感觉，同样完全无可救助，想着我的一些舒适受到了打扰，作为唯一的自白演了那么点喜剧。在一些小事上没有道理，没道理维护她所谓的或也许是真正的权利。从整体上说，她是无事而被判了酷刑的；我为非作歹，她为此而受刑，此外我还操纵着刑具。随着她的离开（她和奥特拉的车绕着池塘行驶，我取笔直的捷径又一次来到她身边）和一阵头疼（喜剧演员的演出后残余影响），一天告终。”

　　11月初我记下了与弗兰茨的一次谈话。话题是我自己的内心冲突，但也可窥见他的心理：

　　他：总是这样的。罪过恰恰在于，人们考虑问题。

　　我：那么应该不动脑子吗？

　　他：这当然不成法规。但这意味着：你应该不能够考

　　虑。——这是无法逼迫的。思虑是蚌的建议。但即便如此

　　它也是善的、通人性的。没有它就完蛋了。

　　12月底弗兰茨来到布拉格，在这里与F．会晤。她身为柏林一家大企业的女经理（审慎、能于、宽怀大度是她杰出的特征中的一部分），她利用圣诞节假期来进行最后的商谈。这场悲剧进入了尾声。12月25日晚上，弗兰茨和F．作为我的妻子和我的客人来到我们家。“两人都不愉快，一言不发。”12月26日我记道：“卡夫卡一早七点半就来了，要我陪他一上午。巴黎咖啡馆。但他并不需要我当顾问，他的决心下得值得敬佩地坚定。只为了度过时光。他昨天对F．非常明白地谈了一切。我们谈天说地，就是不涉及这个题目。卡夫卡谈到托尔斯泰的《复活》：‘解脱是无法写的，只能经历。’下午与鲍姆、威尔奇一起出游。也就是一对夫妇与卡夫卡和F。西普卡关隘。卡夫卡不愉快。他对我说：‘我该做的事只能由我一个人来做。对末世该清楚。西方犹太人对此搞不清楚，所以没有结婚的权利。这里不存在婚姻。除非对末世不感兴趣的人，比如商人。”’

　　第二天上午弗兰茨到我的办公室来，进来休息一会儿，他说，他刚送F．去了火车站。他面色苍白，绷紧着脸，一副严厉相。但他突然哭了起来。我看到他哭这是唯一的一次。我永远忘不了这个场面，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可怕的事情。——办公室里并非只有我一个人，紧挨着我的写字台是一个同事的写字台，我们在邮政总局的法律部工作——这个部位于一幢私人房子的最高层，不在总局的主要办公楼里。总局成功地将一套亲切的、有厨房和洗澡间的四居室住房弄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灰尘堆，面目可增毫无人情味的官方场所，这么一种改造的方式方法如同魔鬼作祟。而来找我的私人来访者，我多半（内心总是歉疚不安）在那变成了废旧文件堆藏室的、拆除了不少设施的厨房里接待。但卡夫卡是直接走到办公室里来找我的，直接插入到埋头工作的人中间，坐在我写字台旁的一个简易沙发上，这张椅子本来是为请求者、退休者、被追求责任者准备的。而他就在这里哭泣，就在这里抽抽噎噎地说：“发生这样的事情，难道不可怕吗？”眼泪顺着他的面颊往下流。除这次以外，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不知所措，这么失去自制。

　　几天后他回屈劳去了。他还给我看了F．一封十分痛苦的信。但他在她面前立场非常坚定，他不仅放弃了她，而且放弃了获得婚姻幸福的任何可能性。他给自己造成的痛苦给了他力量，使他在其他人面前也能克服内心自然的软弱而不让步，因为他曾经在让步中尝到过不可避免的做出最终决定的苦果。

　　大约一年三个月后我听到了F．结婚的消息。我以委婉的方式转告了弗兰茨。他激动了，心里充满对这新的婚姻结合的最真诚的祝愿，这也化成了他自己极大的喜悦。“有些难以解开的疙瘩似乎被解开了，实在是好事，”我私下总结这件事。我自然明白，至少在弗兰茨那儿，这阴影笼罩的问题的消除还远远木等于说已经铺开了一条得救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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