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钢似铁-铁托(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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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四

铁托身为国家元首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以上，他会见过20世纪后半期的世界许多杰出人物，几乎毫无例外，他们都谈论过他的吸引人的风采，坦率的态度和他的聪明才智。他长于凭借他那多重性格的各种特色，或者动用他的广泛兴趣的某些方面，与种种个性极其不同的人们进行结交，就像他在战时赢得了诸如丘吉尔、亚历山大、麦克莱恩、林赛。罗杰斯以及许多其他人的敬慕和欣赏一样，他也在战后的各种不同的人物中激起同样的感情，这些人中包括纳赛尔、尼赫鲁、海尔·塞拉西、埃莉诺·罗斯福、艾夫里尔·哈里曼、安奈林·比万以及一些英国皇室成员。在不同的恰当场合，他既能严肃又能诙谐——甚至是说些粗话。当激怒时，他也会态度粗暴，恶语伤人。他宫于人的感情，喜怒哀乐常常激发于外，又乐于与人交际，年事虽然已高，这种能力看来并未衰退；他对户外生活和活动的喜爱也一如既往。　　他在亚得里亚海顶端的布里俄尼岛上接待了许多官方的和私人宾客，在他的若干官邸中，这个地方最为他所喜爱。这座方圆大约70英亩的美丽的亚热带海岛成为一所特殊的庄园。除了他自己的私寓外，还有为官员和来访者准备的别墅和宾馆。他自己的别墅相当简朴；屋内饰有游击战争时的照片、他生活中其他时期的纪念品，以及从南斯拉夫和世界各地收到的礼物。由于他对国事和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工作持有这样一种永久不懈的兴趣，由于他一贯认为自己有责任接见大量的各种类型的人，他自己就剩不下多少时间了。　　为了得到一个连布里俄尼也不能提供的私寓，他在布里俄尼对面的小岛万加岛上修建了另外一幢房子。这里有他休闲用的各种设备。他是个热情的业余摄影爱好者，这里设有一个供他自己冲洗旅途中的照片的暗室。他有一个车间，可以在这里亲手进行金属加工，保持他在很早以前学来的手艺。他也种一个小园子，在丝柏与棕桐中间随坡陡下，直达蔚蓝色的海面。他的物质生活已超过了童年时代的梦想。他拥有想得到的、适合于各种场合；由最好的裁缝制作的一切漂亮服装。他一直爱好服装，把它作为成功的外在标志，而又笑自己竟能宽恕这样一种弱点。他依然戴着在1940年用他翻译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挣得的钱买的那只钻石戒指。这是成功的标志呢，对恶运的护符呢，还是另一种生活遗留下来的纪念品呢？　　而1928年在萨格勒布法庭上对社会高声挑战的那个英勇而热情的年轻共产党员怎样了呢？经历了40年的共产党人生活和一场成功的革命之后，他身上到底还有多少当年的东西保留了下来？回顾这一特定经历时，铁托不能不得出结论说：虽然当时他的举动可能看来有些傻气——连许多共产党员也持这一看法，虽然这样是有失谨慎，在一定程度上与他的性格不相一致，但却触发了一系列的事情，推动他承担起他的事业，终而使他达于高位。经历这次徒刑之后，铁托就全心全意地献身于共产主义；虽然他一生中对共产主义的含义的理解有过变化，他仍然自己认为终身是个实心实意的共产主义者。“从一开始我就是个守纪律的共产党员，”铁托在70多岁时说过，“但我总是设法避免意见分歧。遵守党的纪律这一点，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有真正改变。即使在今天，我仍然是个守纪律的共产党员。”讲这番话时，他按照纪律接受俄国对于共产主义的解释（残酷、愚蠢和缺乏效率，恰如过去经常表现的那样）的时代早已结束。　　1941年以后，铁托的纪律和服从是对自己的共产主义原则和行为准则的纪律和服从。到这时，铁托已亲手并以他人的大量帮助，注重实效地发展了他自己的共产主义制度，全世界称之为铁托主义。铁托自己并不喜欢这个名词。他在南斯拉夫所努力发展的政治制度，一直是由南斯拉夫特定的条件决定的。铁托知道这不是共产主义，所以他宁愿称之为社会主义，因而表明这是向共产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而共产主义，他承认则是属于未来的理想（这和他青年时代的信念显然不同，他已经成熟了）。他也许还感到共产主义永远只能是个理想而已。他没有这样说，但当埃莉诺·罗斯福让他明确地谈谈自己的政治哲学时，他的说法和这点极其近似，他回答说：“我认为可以把自己称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对于铁托主义的南斯拉夫国家的指导思想，民主社会主义在许多方面都是合适的写照。南斯拉夫已经成为这样一个国家：国有化和私有财产、强大的中央权力和地方分权、工人管理和国家控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合为一体，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而当结果不能令人满意时，铁托主义便表现出一种灵活性或及时掉转方向，或调整各种成分的比例，而不为预先想出的教条般的概念所束缚。当教条本身证明无效时，他也可以重新加以考虑。　　铁托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对此，1928年在法庭上不允许他作出解释，事实是，他青年时代目睹了大多数人民的悲惨境遇，他作为共产党的一员，为的是努力改变这种状况。而为了进行这一努力，他欣然接受了作为一个革命者必然带来的那些艰苦和危险。他在晚年时所得到的物质上的报答是他绝对不可能预见到的，而对他的政治抱负也从未起过任何作用。一旦得到这些酬答，他便安然享受，但在铁托的大半生中，这种理想却是前进的动力和目的；这一理想的部分实现，便证明他在政治上不虚此生。今日的南斯拉夫社会在繁荣、平等和受到外人尊重等方面来说，都远远地超过了铁托年轻时代的南斯拉夫，这是任何人也不会怀疑的。　　这一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历史的必然进程，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钦托的干预，不可能确切判别，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个人在指导南斯拉夫和共产主义的这些发展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人们甚至怀疑，倘若没有铁托，南斯拉夫的革命能否成功。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一旦没有了铁托，目前的南斯拉夫国家是否能够继续存在下去？使之永久稳定，确保它的独立和根本的社会主义性质（铁托坚持不渝为之奋斗的原则）不致失掉，这一直是铁托晚年的一个主要问题，也是一个他知道他将永远见不到答案的问题。　　铁托借以掌握政权，使革命取得成功和新国家赖以统治的工具是共产党。虽然它更换了名称、作用和组织，铁托相信，它的继续掌握无可争议的权力，是他花费了如此巨大精力去建立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国家继续存在的必要条件。铁托决非是那种相信它应当一成不变的人；他知道，要生存下去就要变革。他支持自由化政策从而取消了党的机械控制。但他从未接受多党制政府的想法，相信这些想法将使政治生活陷于地区性和宗派性的纷争，造成分崩离析的局面，这就不仅会毁掉社会主义制度，也将毁掉现在的这个国家。这很可能导致西方式的民主或俄国的干涉，把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强加于南斯拉夫。他认为这两者中的任何一种都是一场灾难。这些考虑，特别是对俄国的担心，说明铁托为什么在南斯拉夫得到如此普遍的拥护。他一直是稳定、战斗的领导班子和清醒的政治头脑的保证，是一个赢得和保持了人民的信任的人，是一个可以向他反映政治生活中的困难问题，并深知他定能尽力找到一个公正的和公平的解决办法的人。　　铁托是否也曾考虑过他的革命的代价，这一点他却没有表现出来。他是足够现实的，他懂得，每一场革命都要求以死亡、监禁和不公正作为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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