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钢似铁-铁托(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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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七

上午的工作结束后，铁托吃午餐。根据南斯拉夫习俗，午餐是一天的正餐，铁托常常请他的朋友一道吃。他的秘书也经常在座。午餐以后，铁托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这段时间他通常用于阅读。铁托的办公桌上每天都放着南斯拉夫出版的最重要的书籍。他把所有的书都翻阅一下，拣他认为最有兴趣的拿到他的私人图书室去，在午饭后阅读。他喜爱的外国作家有巴尔扎克和司汤达、歌德、德莱塞、马克·吐温、杰克·伦敦、阿普顿·辛克莱、辛克菜·刘易斯、吉卜林和布莱姆。在铁托的私人图书室中还有许多描写自然和动物的书籍。有时候，铁托在午餐后也下下棋，但他的棋艺平平。　　有时候铁托在午饭以后也骑骑马。这是他喜爱的运动之一。他常常是在贝尔格莱德四周的树木葱宠的小山之间驰骋。　　下午的大部分时间铁托独自呆在他的房间里。他不是读书就是休息。　　铁托喜欢音乐，他最喜欢维也纳轻音乐。在古典作品中他喜欢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的作品。　　有人问他喜欢不喜欢爵士乐。他回答说：　　“那不是音乐，是鬼叫。”铁托家里有不少画的原作和复制品。　　对于绘画，他是这样说的：“文艺复兴派我最喜欢。在现代、近代的画家中我喜欢德拉克鲁阿和早期的印象派画家。我在莫斯科时曾经研究过格拉西莫夫和其他一些人的作品。这些根本算不得是绘画艺术，尽管他们把它叫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种艺术同他们赋予它的名称风马牛不相及。它给人们的印象是，画这些画的人简直没有灵魂，他们用画笔就好像用铁锹一样。”铁托也喜欢体育。铁托常在午饭后去看足球比赛。足球是南斯拉夫最流行的运动项目。每逢有盛大比赛，贝尔格莱德的40万居民中就有6万人前往观看。但是当总统后铁托不去看球了。他一直通过报纸了解比赛的结果。有人同他打趣说，他所以这样做，原因之一大概是他喜欢的“游击队”足球队状况不佳。但是铁托不愿意表示他是这个队的拥护者，因为南斯拉夫人都非常喜欢支持他们各自喜爱的球队，而铁托不愿意伤害拥护其他球队的人们的感情。　　每逢星期六，铁托往往出城打猎。铁托的枪法很好。但是他很少真正打猎，倒是更喜欢在旷野走走。　　铁托虽然是个勤奋的工作者，但他在白天总要挤一点时间休息。他的晚餐很简单，不外乎酸奶酪、法兰克福香肠之类。晚餐后铁托有时看看电影，他比较喜欢轻松快活的影片，但有时候也欣赏一下历史片和纪录片。　　铁托如果不看电影，就在晚间请些客人来。他最常请的客人有卡德尔、吉拉斯和兰科维奇。铁托是个善于社交的人。由于他好客，座上常有客人。　　例如他常常请40个朋友来一道度除夕。午夜时端上热的炸油圈。这时他们还跳舞，铁托常常表演他年轻时在维也纳学的华尔兹。铁托不时也上剧院去，他对于话剧和歌剧都很喜欢。　　但是铁托在晚间最喜欢的还是讨论问题。这样的晚上通常以一种叫做“纳什皮策”的特殊的台球比赛开始。这种台球的打法是把5根小柱子放在球台的中间，只能用白色的球去碰它们。如果用红色的球碰倒了这些小柱子就要失分。一场比赛打到有人赢到100分就算结束，不足50分的人要受到捉弄。　　打台球的时间不长。之后大家坐下来开始讨论，所谈的通常是些理论问题。常常是，某人提出一个论点，展开讨论。有时候时间拖得很长。如果当天晚上不能取得一致意见，讨论在第二天晚上继续进行。　　这种形式的聚会，通常是在午夜铁托去睡觉的时候结束。　　铁托展望未来，也回顾过去。　　南苏冲突在铁托的政治生涯中占有重要位置。这段历史是难以令他忘怀的。　　当别人问他如何看待这段往事时，铁托是这样回答的：　　“我认为，当我们与俄国人发生公开冲突的时候，我们所经历的过程是很典型的。首先而来的是震惊，紧接着便是难以置信的力量。这意味着，至少我国绝大部分的人民在1948年6月的日子里，一刻也没有迷失目标…… 　　“实质上是如此。只是过程不这么简单。毫无疑问，整个冲突，特别是那篇决议，对我国的人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们南斯拉夫人，尽管有许多怀疑，内心里却憧憬苏联，信任斯大林。我亲眼见到，在大战中游击战士们倒下去的时候，嘴里还喊着斯大林的名字。我们成年累月自始至终地向我国人民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不会是徒劳的。　　对于1948年以前我们公开而真挚地瞻望苏联一事，我们不需要隐瞒，现在也不需要感到羞愧。对以前的幻想，我们不感到羞愧；恰恰相反，我们应引以为自豪。那是些积极的东西，反映出我们对进步和社会主义有着根深蒂固的信仰。在1948年6月的日子里，斯大林用脚粗暴而残酷地践踏了这些东西，那深深地伤害了我们，但是，我们对社会主义没有丧失信心；我们开始对斯大林丧失了信心，因为他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　　“毫无疑问，同俄国人决裂引起了失望和悲痛，那些日子所以很艰难，是因为有其他的忧虑：社会主义的前途，我国的前途和怎样利用自己的资源，以最适合于我国人民的方式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这些是我在1948年6月最大的忧虑。　　“那时我很清楚，这次冲突不是一件瞬息即逝的事情，而是，它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挫折，一场明确的冲突，我对前景是明确的，但是，我感到很棘手，因为当时我还不能看出使我们摆脱已处于困境时的各种可能性。我不知道西方的反应如何，但是，我有准备去和每一个危险搏斗。　　“无疑，那个时候是艰难的岁月，但也是伟大的岁月。1938年，我们在莫斯科讨论是否要解散共产党时，我也有过类似的体验。当时所有在苏联的南斯拉夫领导人均已被逮捕；我是孤零零的，党被削弱了，又没有领导；我只身在那里。季米特洛夫问我能不能完成任务——他说他对我完全有信心，但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当时正在逮捕那些愿为之赴汤蹈火的人们。　　“因此，从一种角度来说，1938年的日子比1948年的日子对我更为艰难，当时一个名副其实的党并不存在，但是，1948年有了一个强大的、团结的党。　　“1948年之所以艰难，不仅因为我们断绝了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而且因为他们在卑鄙地进攻我们新的革命。这是道道地地的干涉，十月革命也经历过这种干涉，不过那对列宁要容易得多，列宁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支持他。　　我们的革命在斯大林的压力下，当时正濒于窒息，因为这种压力在迫使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宣布反对我们。我意识到，我们最艰巨的任务之一便是粉碎斯大林散播的诽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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