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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

　　第三，因为南共是人民战线的核心，所以它在人民战线里的领导地位是完全有保证的。因此，并不存在信上所说的党化为人民战线的危险。南共通过人民战线逐步实现其纲领，人民战线把这个纲领看作是自己的纲领，自愿采纳。这就是铁托声明南共没有别的纲领的依据。

　　写了这样一些关于我们的事情，对此我们表示遗憾。但我们希望注意这样的事实：

　　在某些国家，某些共产党在发生变化，不仅工作方式在变，而且党的名字也在变，在保加利亚和波兰就是这样，这是不会不经苏共同意的。当然，在这些国家里，这些党走这样的道路是必要的，然而，在这里以南共为首组成人民战线，南共在其内部坚实地组织起来，并把人民战线100多万群众牢固地困结在自己周围，这种作法已经证明是非常正确的。可是，即使其他党具有与其国内新的特定条件相适应的工作方式和组织形式，却还不曾有人对他们说他们将转化为群众。

　　那么，为什么有人怀疑那些不容否认和早已为人们熟知的事实呢？我们深信，我党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所取得的成就本身就说明了：南共是强大的，坚如磐石的，它能够领导国家走向社会主义，无论有多大的困难，它都能领导南斯拉夫人民应付各种事态。

　　我们党并非像信上所说的那样处于半合法地位。它是完全合法的，南斯拉夫人人都知道它是领导力量。

　　事实是，不幸你们不了解南斯拉夫人民战线的性质，因而批评我们不发表党在各种会议上的报告。自联邦政府以下，有关社会和国家生活各种问题的所有重要决议，都是党的决议，或是在党的倡导下作出的决议，而我们的人民就是这样理解并接受这些决议的。

　　因此，我们觉得无需强调某某决议是在党的某某次会议上作出的。

　　我们党在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不仅在我国而且在全世界都赢得了崇高的声望，这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我们强调，我们党取得所有这些成就，是因为遵循了马、恩、列、斯的学说，受益于苏共的经验，并将其运用于特定的条件。因此，我们不理解你们信上所作的断言，说什么我们的领导在反苏共的同时，假惺惺地“伪善地把它捧上了天”。

　　我们不能相信苏共中央全会对我党迄今作出的贡献和取得的成就提出质疑，因为我们记得许多苏联领导人和斯大林同志本人对此曾多次予以承认。我们还认为，南斯拉夫的社会改造的很多具体方面有益子别国的革命发展，而且正在被他们采用。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把苏共的作用和苏联的社会制度置于次要的地位。相反，我们学习苏维埃制度并把它作为榜样，但是我们正在自己的国家里以多少有点不同的方式发展社会主义。在一定的时期，在我国特定的条件下，考虑到解放战争之后所造成的国际形势，我们正竭力运用最好的工作方式来实现社会主义。我们这样做，并不是要证明我们的道路比苏联的好，我们在搞什么新花样，而是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在迫使我们这样做。

　　至于韦莱比特以及他为什么仍在外交部，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卡德尔和吉拉斯告诉莫洛托夫，我们对韦莱比特没有完全搞清楚。当时我们没有任何证据，现在仍没有证据；情况仍在调查之中，我们不愿凭怀疑就把一个人撤职和毁掉。

　　使我们不过于急促地处理韦莱比特的原因，首先是，他从1939年起就是个党员，在这之前，他为党作过重大贡献。

　　1940年，铁托交给他一个机密任务，让他在萨格勒布市以他韦莱比特的名义租一所别墅，在这所别墅里要安放共产国际的电台，瓦尔德斯作为无线电操作人员和他的妻子一起住在里面。同时韦莱比特还是个秘密情报递送者。所有这些工作，在敌人占领下进行了一段时间，这当然意味着他在冒生命的危险。随后，在1942年，根据党的指示，韦莱比特参加了游击队，并且表现很好。后来他接受一项国外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我们现在正对他的整个经历进行调查。如果苏联政府掌握有关他的什么具体情况，我们请求把事实转告我们。然而，不管怎样，我们将立即免去他在部里的职务。

　　因而，你们信上与此有关的指责实在令人吃惊，而且是对南共中央和整个政府的侮辱。你们把我们与那些容忍间谍以求宠子某些大国的资产阶级国家相比。这就是你们信上所写的，而且是我们认为对一个友好盟国政府所不可能写的：“可能南斯拉夫政府有意把韦莱比特就是作为英国间谍使用的。如所周知，资产阶级政府认为，为了对帝国主义大国表示亲善而把它们的间谍用作自己的工作人员，这是容许的。为此目的，甚至会同意把自己置于这些大国的保护之下。”信上就是这样写的。这封信是写给一个代表1600万人口的国家的政府，一个在解放战争中就站在苏联一边付出了最大牺牲的政府，一个在将来必要时成为斗争中最忠实的同盟者的政府，人们看了这样一封信，不能不为之愤感和震惊。

　　假若你们要问我们对你方有没有不满意的事情，那么我们将坦率他说，我们不满意的理由是很多的。这些理由是什么呢？这封信不可能提及所有的理由，但我们要提几个。

　　首先，苏联情报机关的特务，在我们这个正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国家里吸收我们的公民加入他们的情报机关，我们认为这是不妥当的。我们只认为这有损于我国利益。尽管我们的领导人和国家保安局已经对此提出抗议，并公开声明这是不能容忍的，但却仍然干出了这种事情。那些被吸收的人中包括军官、各级领导人和一些对新南斯拉夫持消极态度的人。

　　我们有证据表明，某些苏联情报机关的特务在吸收我们的党员加入他们的组织时，挑起对我们领导人的怀疑，试图毁坏他们的名誉，证明他们不称职、不可靠。譬如，斯特帕诺夫上校在1945年吸收我们一个在国家保安局电码编译科工作的好同志时，毫不犹豫地往我们所有的领导人脸上抹黑，并挑起对他们的怀疑，说什么“铁托元帅暂且照常工作”。现在此类事情仍在发生。这也意味着，发展特务成员不是为了同某个资本主义国家作斗争，因此我们一定会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发展工作正在破坏我们内部的团结，使人们失去对领导的信任，陷入混乱，使领导人受到损害，并日益变成搜集假情报的渠道。苏联情报机关特务的这种行为，对于正在向社会主义前进并且是苏联最忠实盟友的我国，不能说是忠诚的和友好的。

　　我们不能允许苏联情报机关在我国扩展情报网。我们有同各色各样外国资本主义分子和国内阶级敌人作斗争的自己国家的保安局和情报机关，如果苏联情报人员需要这方面的情报或协助，他们随时可以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就我方而言，直至今日，一直是这样做的。

　　这些——诸如此类，还有许多——就是我们不满意的原因。然而，这能成为使我们的相互关系恶化的理由吗？不能。这些是能够消除和解释的问题。

　　苏联和南斯拉夫牢固地联系在一起，显然是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的。不过，对于这一点来说，相互间的绝对信任是必要的；否则，我们两国间的持久和牢固的关系就不可能存在。苏联人民，首先是苏联领导人，应当相信，新南斯拉夫在其现今领导机关领导之下，正在坚定地向社会主义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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