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钢似铁-铁托(92)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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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

致约·维·斯大林和维·米·莫洛托夫同志——在答复你们1948年3月27日的信时，必须首先强调，我们对信的语气和内容感到异常惊讶。我们觉得，信中之所以有这样的内容，即对个别问题有这样的指责和态度，是对这里的情况不够了解的缘故。对你们的结论，我们只能用这样的事实来解释：这些不准确的带倾向性的情报，苏联政府一定是从它的代表们那儿得到的；而这些代表，由于缺乏了解，一定是从各色各样的人（不是知名的反党分子，就是各种不满分子）那儿得到这种情报的。　　在南共中央全会上，已完全搞清楚并且已经证实，斯·茹约维奇和安·赫布朗是向苏联驻南斯拉夫代表提供关于所谓某些领导人声明和关于我们整个党的不准确的诽谤性的情报的主犯。他们期望借这种不准确的诽谤性的情报，来掩盖他们的反党活动及其早已被揭露的破坏领导之间和全党团结的倾向和企图。另外，来自这种人的情报不可能是客观的、富于好意的和准确的，而且通常是具有特定目的的。具体到这件事，这种情报的目的，就是给我们党的领导也就是给新南斯拉夫造成困难，使发展我们国家这个已经很艰难的任务更加艰难，使五年计划落空，以致使社会主义在我国不能实现，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苏联代表时至今日还未坚持同我们负责人核实这种情报，即坚持向南共中央或政府索取这类情报。我们认为，发出那种情报是反党活动，而且也是反对国家的，因为它损害我们两国的关系。　　无论我们每个人多么热爱社会主义的故乡苏联，他决不能爱自己的国家亚于爱苏联，因为他自己的国家同样是正在发展社会主义——这里具体说就是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的成千上万最进步的人们已经为国捐躯。我们深知，这种道理在苏联也是这样被理解的。　　特别个人惊奇的是，在卡德尔、吉拉斯和巴卡里奇作为我们党和政府的代表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此事一点也没提及。从你们的信中可以看出，在我们的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之前，你们政府就已经掌握这些情报和类似情报。在我们看来，同军事和非军事专家的关系问题以及别的问题，那时本来是可以向我们代表团提出的。　　我们认为有必要通过这个代表团，或者甚至在此以前，通知我国政府，说明苏联政府不满意我国人民对待苏联专家的态度，应当用某种方法消除这种状况。但所发生的情况却是，苏联政府不给予任何官方通知就决定撤退军事专家，从而使我们面临既成事实，给我们造成了不必要的困难。　　至于撤回一些苏联军事专家的问题，那是由于我们财政困难决定把专家人数减少到必要的最小限度。除此之外，我们看不出有别的什么原因。　　1946年联邦政府总理铁托曾正式通知苏联大使拉夫连捷夫同志说，由于多种原因，要我们付给苏联军事专家这么高的工资几乎是不可能的，请他将这一要求和我们希望苏联降低支付专家的条件一事一并转告苏联。拉夫连捷夫大使接到苏联的答复：工资不能减少，我们可以自便。铁托随即告诉拉夫连捷夫，既然如此，我们只好在不给我军建设造成巨大困难的情况下，尽快地减少专家人数。苏联专家的工资4倍子我们军队司令员的工资，3倍于我们联邦部长的工资。我们军队的一个司令员，一个中将或上校，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是9000—11000第纳尔，而一个苏联军事专家，中校、上校和上将，则拿到30000—40000第纳尔。　　同时我们联邦部长们的月薪是12000第纳尔。显而易见，我们感到这不仅是财政负担，而且政治上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在我们的人员中曹引起误解。因此，我们作出减少苏联军事专家人数的决定正是由于上述的这些原因，而不是其他。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排除我们某些人说过不合时宜的话的可能性。假若如此，就有必要把有关情报提交我们，并提出充分的证据：毫无疑问，我们一定会设法使此类事情不再发生。这里我们必须提出，有些苏联专家并不总是表现得那么好，这就引起了不满，结果各种各样的议论就违背我们心愿地开始冒了出来。这些言论后来被歪曲了，而这些歪曲了的说法又传到了苏军司令部。然而我们认为这些事情是无足轻重的，决不会因此影响我们两国的关系。　　对信中关于吉拉斯旧事的那一部分，我们尤其感到惊讶。信中说：“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就不难理解吉拉斯在南共中央一次会议上所发表的有关苏联军队的那篇众所周知的侮辱性的声明，说什么苏联军官从道德观点上看还不如英国军官。”吉拉斯从来没有以这种方式发表过这样的声明。1945年铁托对此作过口头和书面说明。斯大林同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成员对这个说明当时是满意的。我们不能理解，你们为什么把曾被证明是歪曲了的而且是不准确的指控，重新作为证据提了出来。我们再一次强调，吉拉斯和我们任何领导人对苏联军官都没有这种看法。只有那种不仅与苏联而且与南斯拉夫为敌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看法。　　在贸易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应当解决，以便使贸易关系得以正常发展。我们不否认我方在商务方面有疏忽之处，但是我们不能相信这可能成为削弱我们在商业上合作的充足理由。我们不能认为克鲁季科夫和我们的外贸代表们之间发生的事件仅仅是误会。克鲁季科夫清楚地告诉我们的代表，因为苏联政府不能在1948年签署进一步交换货物的议定书，我们已在贝尔格莱德等候去莫斯科的贸易代表团就不必去了，他还说，到1948年底才有可能再商讨这个问题。克鲁季科夫把这番话告诉了我们外贸部副部长茨尔诺布尔尼亚同志和我们驻莫斯科的商务参赞。当我们的商务代表问起，这是否就是苏联政府的态度时，克鲁季科夫说，这就是苏联政府的态度。　　我们认为，假若我方贸易机关有什么不合常规的行为——我们相信在交货和整个贸易关系方面可能有这种情况——那么可以找到某种双方同意的方式以消除一切有碍我们两国贸易关系正常发展的因素。　　我们认为，我们双方应当共同调查和消除一切有碍我们两国经济合作正常进行的因素。　　你们信上断言南斯拉夫国家保安局跟踪苏联专家和其他苏联人，这是不真实的。从来无人发布过这类决定，而且苏联公民被跟踪之说是不真实的。这是有人捏造的情报，说苏联政府的代表和共产党情报局的尤金同志被跟踪，这更不准确了。　　我们不能理解，这种把苏联政府引向错误的诽谤，适应了谁人的需要。倘若果有其事，我们还是希望把具体事实告诉我们。　　你们3月27日的信上说，我们在搞反苏批评并且批评苏共，来信说南共领导人正在进行这种批评。信中还说，这种批评是背着党员进行的，是不怀诚意的，是鬼鬼祟祟的，是虚伪的，等等。你们点了吉拉斯、伏克曼诺维奇、基德里奇和兰科维奇的名字，而且，据说还点了一些人。这就是说，信上点了新南斯拉夫一些最著名的、最受爱戴的领导人，他们在我党多次处境困难时都经受住了考验。　　我们很难理解，怎么能够提出这样严厉的指控而不说明其来源。更个人惊讶的是，竟然把我们领导人的言论与托洛茨基从前的言论相提并论。信上引述了所谓他们的言论的一些片段，譬如，“苏共蜕化变质”，“苏联正企图从经济上支配南斯拉夫”，“在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猖獗”，“共产党情报局是苏联操纵其他党的工具”。信中还说“这些反苏言论通常被左的词句掩饰起来，诸如‘社会主义在苏联已不再是革命的了’，而唯独南斯拉夫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真正代表”。　　以这些以及类似的从各种可疑的提供者那儿长期搜集来的情报为根据，片面地将其归咎于新南斯拉夫领导人，好像他们真的说过这些话，就这样呈报给苏联领导人，无疑有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并且把它们说成是反苏言论。不过，我们觉得，以身分不明的人和可疑的情报作依据来做结论，对于在南斯拉夫宣传苏联方面作了极为宝贵的贡献、并在解放战争中赢得极高声誉的人们提出像信中所说的那些指控，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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