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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

　　（1）加加林诺夫①的问题可以认为是了结了，因为你已收回了对他的指控，尽管我们仍然认为这些指控是诽谤性的。

　　所谓克鲁季科大同志②所讲的苏联政府今年已拒绝贸易谈判的说法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克鲁季科夫已断然否认这一点。

　　①加加林诺夫：曾对铁托有过不尊重表现的苏联官员。——本书作者注

　　②克鲁季科大：当时的苏联外贸部副部长。——本书作者注

　　（2）关于撤退军事顾问，我们的情报来源于武装力量部的代表的声明和顾问们自己的报告。众所周知，我们的军事顾问是应南斯拉夫政府的迫切要求才派往南斯拉夫的，况且被派去的顾问比要求的数目少得多。因此很明显，苏联政府本来就不愿把自己的顾问硬派往南斯拉夫。

　　然而，后来，南斯拉夫军事领导人（包括科查·波波维奇——南斯拉夫参谋长——在内）认为可以宣布有必要把顾问人数减少60％，他们为此摆出了种种理由。有人认为，南斯拉夫花在苏联顾问身上的费用太大；有人认为，南斯拉夫军队根本不需要苏军的经验；有人说，苏联军队的章程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对南斯拉夫军队没有价值，并说，出钱雇用苏联顾问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从他们那里得不到什么好处。

　　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就不难理解吉拉斯在一次南共中央会议上所发表的有关苏联军队的那篇众所周知的侮辱性的声明，说什么苏联军官从道德观点上看还不如英国军官①。

　　①吉拉斯类似的话不是在南共中央会议上讲的，而是与铁托一起接见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时讲的。——本书作者注

　　如所周知，吉拉斯的这一反苏声明并未遭到南共中央其他成员的反对。

　　于是，南斯拉夫军事领导人在苏联军事顾问这个问题上，不是争取同苏联政府达成友好协议，而是开始辱骂苏联军事顾问，败坏苏联军队的名誉。

　　很明显，这种情况必然在苏联顾问周围造成一种敌对气氛。要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还会同意把自己的顾问留在南斯拉夫，那是滑稽可笑的。既然南斯拉夫政府对这种企图败坏苏联军队名誉的行为没有采取措施进行抵制，它就应对这种局面承担责任。

　　（3）导致我们撤回苏联文职专家的情报，大部分来源子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拉夫连捷夫的报告，另外还有专家们自己的报告。你说斯尔泽恩蒂奇对商务代表列别捷夫说过，苏联专家要索取经济情报的话，应向上级当局即南共中央和南斯拉夫政府提出要求；这一说法一点也不符合事实。下面是拉夫连捷夫3月9日的报告：

　　“基德里奇［南斯拉夫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在经委会的助理斯尔泽恩蒂奇把一项禁止国家机关向任何人提供经济情报的政府法令通知商务代表列别捷夫。因此，不论过去许过什么诺言，他都不能向列别捷夫提供所需要的细节。对此进行控制，是国家公安机关的职责之一。斯尔泽恩蒂奇还说，基德里奇本人打算与列别捷夫谈谈此事。”首先，从拉夫连捷夫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斯尔泽恩蒂奇根本未曾提到从南共中央或南斯拉夫政府得到经济情报的可能性。总之，在苏联专家以前直接获得必要的经济情报的各部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认为索取一切经济情报都必须向南共中央交涉，那是滑稽可笑的。

　　其次，从拉夫连捷夫的报告看，真实情况显然与你所写的正相反，也就是说，南斯拉夫公安机关控制和监视了苏联在南斯拉夫的代表。

　　人们完全可以提出，我们在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不是在所有这些国家——曾遇到秘密监视苏联代表的类似行径。但同时应该强调的是，南斯拉夫公安机关的特务不仅跟踪苏联政府的代表，而且跟踪苏共在共产党情报局的代表尤金同志。要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会同意把自己的文职专家留在南斯拉夫，那是滑稽可笑的。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造成这种状况的责任要由南斯拉夫政府承担。

　　（4）你在信中表示，想让我们告诉你引起苏联不满和苏南关系紧张的其他事实。这些事实确实是有的，虽然这些事实与撤退军事和非军事顾问没有关系。我们认为有必要告诉你这些事实。

　　（a）我们知道，在南斯拉夫领导同志中流传有反苏谣言。譬如：“苏共蜕化变质”，“在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猖獗”，“苏联正企图从经济上支配南斯拉夫”，“共产党情报局是苏共操纵其他党的工具”，等等。这些反苏言论通常被左的词句掩饰起来，例如“社会主义在苏联已不再是革命的了”，而唯独南斯拉夫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从诸如吉拉斯、伏克曼诺维奇、基德里奇、兰科维奇等成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那儿听到这些关于苏共的言论，当然是可笑的。然而，事实是，这些谣言在南斯拉夫很多高级官员中已经流传了很长时间，现在仍在流传着；这当然正在造成一种危害苏共和南共关系的反苏气氛。

　　我们乐于承认，正如苏共有权批评任何别的共产党一样，每个共产党，包括南共，有权批评苏共。但是马克思主义要求批评应是光明正大的，而不能是鬼鬼祟祟，造谣中伤，从而剥夺那些被批评者对批评进行答辩的机会。可是南斯拉夫官员们的批评既不公开又不真诚；这种批评既鬼鬼祟祟，又不怀诚意而且带有虚伪性，因为他们一方面在背后损害苏共的名誉，而另一方面却在公开场合伪善地把它捧上天。这样，批评就变成了诽谤，变成了企图损害苏共名誉、给苏维埃制度抹黑的手段。

　　如果南斯拉夫党员群众得知这件事，他们会认为这种反苏批评是违背事实的，而且是怀有敌意的，我们相信他们会否认这种批评与自己有关。我们认为，这就是南斯拉夫官员们背着群众暗地里搞这些批评的原因。

　　另外，不妨提一下，托洛茨基决意向苏共宣战时，也是从指控苏共蜕化变质、受了大国狭隘民族主义所国有的局限性之害等问题开始的。当然所有这些他都用有关世界革命的左的口号加以掩饰。然而，众所周知，是托洛茨基自己蜕化变质了，当他被揭露之后，就滚到苏共和苏联的不共戴天的敌人营垒中去了，我们觉得托洛茨基的政治生涯倒很有教育意义。

　　（b）我们对南共的现状感到不安。作为执政党的南共，仍未完全合法化，还处于半合法的地位，这使我们感到惊奇。党的机关的决议从不在报刊上发表，党的会议上的报告也从不发表。

　　在南共内部不能充分发扬民主。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不是选举的，而是指派的。

　　党内没有或几乎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党的人事书记又是国家公安部长，真是独出心裁。

　　换句话说，党的干部放置于国家公安部长的监督之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党应当控制国家的全部国家机关，包括公安部在内；而在南斯拉夫则恰恰相反，公安部事实上控制着党。这大概是南斯拉夫党员群众的积极性达不到应有水平的原因。

　　可以理解，我们不能把这样一个共产党组织看成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一个布尔什维克组织。

　　在南共党内体现不出阶级斗争的政策精神，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在迅猛增长，而党的领导并未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南共受到所谓社会主义制度和平吸收资本主义成分这种蜕化的机会主义理论的蒙蔽。这种理论是从伯恩斯坦、福尔马和布哈林那里捡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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