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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三

　　1944年10月，在解放贝尔格莱德战役中，利卡第六师的一名女通讯员在传递命令的途中，苏军一名上尉企图强奸她。她反抗中被这名上尉用刀砍伤，而在她处于昏迷状态时，她终被强奸。贝尔格菜德解放后，在郊区的楚卡里察，几个苏联士兵轮奸了一名糖厂女工的女儿。这位女工自1938年就参加了共产党。在楚卡里察的另一处，一位南斯拉夫人出于友谊，邀请一批红军士兵和军官去家里作客。晚饭后，苏联的一位少校喝醉了酒。他在主人跟前侮辱主人的妻子。主人起而捍卫妻子的贞洁，那名少校却将主人赶出房门。

　　主人在房外呼救时，7个苏联人轮奸了他的妻子。

　　这些情况传到南共中央，南共领导觉得事情不能不解决了。

　　铁托决定他个人要找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科尔涅夫将军谈一谈。

　　为了使科尔涅夫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时还决定，除铁托外，政治局的主要领导，包括卡德尔、吉拉斯和兰科维奇一起参加与科尔涅夫的谈话。

　　最后又决定，除他们之外，还增加南斯拉夫的军方代表佩科·达普切维奇将军和科查·波波维奇将军。

　　科尔涅失被召来了。铁托用一种非常缓和、很有礼貌的形式向苏军代表团团长说明了情况。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科尔涅夫以一种极为粗暴和带侮辱性的态度把铁托顶了回来。

　　“我代表苏联政府抗议对红军的这种造谣中伤……”科尔涅夫咆哮着。

　　铁托他们无论如何解释和劝说，都无法使这位苏联将军平静下来。

　　在谈话中，吉拉斯说了这样的话：

　　“我们的困难还在于，我们的敌人利用这点攻击我们，他们把红军与英国军队加以比较，认为英国军队没有这类违法乱纪行为。”这一下更惹恼了科尔涅夫。

　　“你们把红军与资本主义国家军队进行这样的对比，对这种侮辱性的做法，我表示最坚决的抗议。”科尔涅夫什么也不愿意再听了。

　　会见不欢而散。

　　对于这件事，斯大林的态度比科尔涅夫更坦率。

　　在1945年4月铁托带着吉拉斯等访问莫斯科时，在斯大林举行的宴会上，斯大林又提到了这件事。

　　当时，彼此以种种名义祝酒。斯大林招呼吉拉斯，要吉拉斯与他一起为红军干杯。吉拉斯没有明白过来，反说要为斯大林的健康干杯。

　　斯大林说：“不必，不必，还是为红军干杯！为什么？您难道不愿意为红军干杯？”吉拉斯这才明白过来。他当然干了杯。

　　接着，斯大林问吉拉斯，红军在南斯拉夫干了些什么事。

　　吉拉斯辩白说，他不想侮辱红军，而那些事毕竟出在个别人身上，它只是给政治思想工作带来了困难。

　　这时，斯大林打断了吉拉斯的话，说：

　　“是的，您读过陀思妥也夫斯基的书吧？您看到人的灵魂和心理状态是多么复杂吧？您想一想，一个从斯大林格勒打到贝尔格莱德，在荒无人烟的土地上打仗，看到多少战友和最好的朋友牺牲的人——这样的人对周围事态怎么会正常呢？在如此可怕的战争之后，他和妇女玩一玩有什么可怕呢？你们把红军理想化了，然而它不是理想化的军队。就是红军没有这些刑事犯的话（这些刑事犯是我们让他们参军的），红军也不会是理想化的军队。有一件很有趣的事。一个少校飞行员戏弄了一个女人。出来一位工程师，这位骑士要保护这个女人。少校拿起了手枪，喊道：‘你这个后方的老鼠！’就一枪把这位骑士——工程师打死了。少校被判了死刑。此事交到我这里，引起了我的注意。在战时，我作为最高统帅，有权过问这类事。我释放了少校，把他派到前线去作战。他现在是一位英雄。必须懂得战士的心情。是的，红军不是理想的军队。但重要的是，它能够打击德军，而且打得很好，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这件事并没有就此了结。苏联一直把它记在帐本上，到时，再与南斯拉夫结算。

　　可是，南斯拉夫人会问：在这件事上，究竟谁是错的呢？

　　再说第三怨：关于苏联在南斯拉夫建立情报网。

　　自从苏联派军事代表团到达南斯拉夫那一天起，一些苏联军官便开始雇佣南斯拉夫人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苏联人采用了各式各样的手段招募人员，有时利用南斯拉夫人对苏联的景仰之情，有些则运用金钱收买和许诺解决重要的职务，有时则是抓住某人的隐私，威胁利诱。他们这样做，当然完全是背着南斯拉夫当局的。

　　如女游击队员杜桑卡·佩罗维奇，20岁，在内务部机要处工作。苏联军事代表团的伊凡·斯切潘诺夫上校盯上了她。从1945年秋开始，上校便与她进行接触，并提出要她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佩罗维奇说，她必须得到党的允许。上校则坚持说，她不该去问她的上级。上校给佩罗维奇做工作，说在这个问题上应该看得更远些，因为做这种工作包含着去完成一个更崇高的目标，要完成更“伟大的任务”。他向佩罗维奇讲述了布尔什维克党内一些著名的背叛事件。他暗示，敌人可能隐藏在最高领导层中，一个人不应该太相信一切。上校还告诉佩罗维奇，如果她答应了，像季米特洛夫这样的领导人会对她的决定表示祝贺的。佩罗维奇告诉上校，她愿意为苏联服务，而南共的负责同志是不会拒绝帮助苏联的。因此，她坚持请示领导。说到这里，上校告诉佩罗维奇，在南共组织中，“铁托同志没有什么可怀疑的，目前他的所作所为也都是应该的，但别人的情况就不同了”。

　　上校没有成功。

　　另一位苏联军官在发展情报人员方面唱出了另外一种腔调.在南斯拉夫人民军第四军军部工作的苏联军事教官索尔达托夫将军向他雇佣的为苏联情报机关服务的人员声色俱厉他说：

　　“南斯拉夫是一个只能依靠苏联才可以生存的小国。解放南斯拉夫的是我们俄国人而不是任何别的人。我们有权要你们做我们所需要你们做和想叫你们做的一切。”苏联人做得最成功的，是对南共政治局委员、克罗地亚中央委员会书记安得里那·赫布朗的控制。赫布朗于1942年在萨格勒布被捕。敌人对他使用酷刑，他经受不住，背叛了党，答应为乌斯塔沙和德国秘密警察工作。他的档案被送到柏林秘密警察总部。赫布朗在交换俘虏时被放回游击队。当时党组织不了解他在狱中的真实表现，照样重用了他。攻克柏林后，苏联人在柏林的档案中发现了赫布朗的叛党材料。他们据此控制了赫布朗。自然，苏联人没有把赫布朗的有关材料向南并通报。

　　1945年南共获悉赫布朗在狱中表现不好，并把这一情况告诉给了苏联人。

　　1946年，卡德尔在同莫洛托夫会谈时，告诉苏方，南共正在审查赫布朗狱中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仍未把赫布朗的材料提供给南共。苏联人保护了赫布朗，因此南共无法掌握有关材料。

　　苏联人可以使赫布朗不加暴露，但他们的所做所为是无法隐瞒的。许多拒绝力苏联情报机构服务的人把事情告诉了其他人。这样，越来越多的人向南共组织提出这样的问题：苏联人要干什么？这是苏联在一个曾在战争中付出巨大牺牲的盟国、在一个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干的事吗？

　　再说第四怨：关于苏联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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