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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

　　当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署长李曼正在开罗。吉拉斯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立即要求苏联公使带他去见这位署长。这位美国人毫不拖延地接待了他，但这位署长告诉吉拉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原则上只同合法政府打交道。

　　吉拉斯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对西方资本主义抱有原始的和教条主义的看法，认为它们是被压迫民族的不可调和的敌人，这种认识在他第一次同西方资本主义的代表见面时就得到了证实。他注意到，署长是躺着接见他的，署长当时解释说，他的腿受了扭伤。在吉拉斯看来，署长的俄文译员——一个相貌粗鲁、毛发很多的巨人，就是美国牧童故事片里的坏人的形象。但是，吉拉斯承认，他倒没有理由对于访问这位彬彬有礼的署长——或许除躺着这一点除外——感到不满意；吉拉斯提出了要求，署长答应予以考虑。

　　吉拉斯利用在开罗逗留三天的机会，观看了这里的名胜古迹。

　　从开罗，代表团飞往巴格达附近哈巴尼亚的英国基地。英国司令部不让代表团开车到巴格达去，理由是那里不太安全。

　　在吉拉斯看来，英国人这是想掩盖他们的殖民恐怖统治，而这种恐怖统治的激烈程度不会亚于德国人对南斯拉夫的占领。英国人请代表团参观了他们的士兵运动会。代表团应邀出席。他们被安排坐在司令的旁边。吉找斯他们自己发现，代表团成员的军服被带子扎得东凹西凸，风纪扣和所有的扣子都扣得紧紧的，显得滑稽可笑。

　　英军的一位少校陪着代表团。他是一个愉快的好心肠的老兵。他不断地抱歉说，他的俄文不好——他是在俄国革命期间英国干涉阿尔罕格尔斯克的时候学会俄文的。

　　这位少校从容不迫而不无自负地谈到他们同那些被德国特务煽动起来的当地人进行的战斗；在那场战斗中，飞机库被子弹打穿多处。这又使吉拉斯有不少感想。他回忆说，他当时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么可能（更不用说是合理了）“为帝国主义”牺牲自己？但是他的内心里是赞赏英国人的英雄气概和大胆无畏的。他认为，英国人在遥远的酷热的亚洲沙漠里冒险前进，并且取得了胜利，尽管他们的人数很少而且毫无获得任何援助的希望。吉拉斯回忆说，虽然他当时不能从这一点得出广泛的结论，但是它确实帮助他终于认识到，在我们的世界上，并不是只有一种理想，而是有着数不尽的并列的人类制度。

　　但从总的方面，代表团怀疑英国人，对他们敬而远之，而且对英国情报机构带有一种恐惧感。

　　当然，要不是代表团的那些口袋里装满了最高司令部的档案文件以及共产国际和南共的来往电报，代表团的恐惧感也不会这么强。吉拉斯认为值得怀疑的是，无论哪里的英国军事当局对于这些口袋都不感兴趣，好像这些装满机密的口袋与装着鞋子和罐头的口袋并没什么两样，使他们不感兴趣。在整个旅途中，吉拉斯一直把这些口袋放在身边。为了避免晚上一个人睡觉，他安排与马尔科睡在一起。马尔科是战前入党的门的内哥罗人，单纯，然而非常勇敢，对党忠诚。

　　吉拉斯不会忘记，有一天晚上，在哈巴尼亚，一个人轻轻地打开了他们的房门。尽管门没有吱呀作声，吉拉斯却惊醒了。在月光里他看到一个本地模样的人。吉拉斯大叫了一声并伸手在枕下拔出手枪。马尔科跳下床来（他是穿着衣服睡觉的），但是这位不速之客不见了。此人的出现使他看到了英国间谍的长臂，因此他的高度警惕性进一步提高了。第二天，英国人派飞机送代表团到德黑兰去的时候，吉拉斯如出虎穴，感到十分高兴。

　　代表团在德黑兰的活动地段是从苏军司令部到苏联大使馆的一段。吉拉斯感到，苏联军官大方热诚的接待，既表现了俄国人的传统的殷勤，又在同等程度上表现了世界上两个不同部分的战士们为同一理想而奋斗的团结。在苏联大使馆，代表团参观了举行德黑兰会议时使用过的圆桌，以及罗斯福住过的房间。

　　最后，一架苏联飞机载着代表团飞往苏联。吉拉斯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

　　我们的梦想和希望实现了。我们愈深入地飞进它的灰蓝色的广阔的天空，我就愈益被一种新鲜的、以前几乎没有出现过的情绪所支配。我好像正在回到一个谁也不知道的我自己的原始祖国。

　　我一向反对任何泛斯拉夫感情，而且也把当时莫斯科的泛斯拉夫思想看作不过是动员保守势力来反对德国侵略的一种策略而已。但是，我这时的情绪却似乎大为不同和更加深刻，甚至超过了我的共产主义的信念的限度。我隐约地回想起三个世纪以来，南斯拉夫的幻想家和战士、政治家和君主，特别是苦难的门的内哥罗的不幸的公国君主兼主教们，怎样到俄国去朝圣，从那里寻求谅解和拯救。我是不是也在走他们的道路？这难道不就是我们的祖先——他们被某种不知名的雪崩带到多风暴的巴尔干——的祖国吗？俄国从来没有理解过南斯拉夫人和他们的愿望；我相信这是因为那时俄国是沙皇制度和封建的国家。但是，更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我相信莫斯科同其他民族不和的一切社会原因和其他原因都已经消除了。当时，我把这看成是四海一家的理想的实现。而且也看成是我个人同史前南斯拉夫社会的本质的联系。这岂不非但是我的祖先的祖国，而且也是那些为最终实现人类大同和征服自然的理想而奋斗牺牲的战士的祖国吗？

　　我逐渐融化在伏尔加的波浪和无边无际的灰色大草原里，我发现了原来的我，充满了迄今无人知道的一种内心的激动。我想吻这块俄罗斯的土地，在我脚下的苏联的土地，要不是因为这近乎宗教性，尤其是近乎戏剧性的话，我本来是会这样干的。

　　到达莫斯科后，代表团被安置在“红军招待站”。苏方还给代表团配了一部车，并有一个联络官——柯佐夫斯基上尉。伙食和其他方面都安排得非常好。但是代表团却不能和苏联的领导人物进行接触，尽管奇拉斯曾请求外交人员委员维·米·莫洛托夫接见，如果可能的话，还请求苏联总理、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约·维·斯大林接见。在这方面，南斯拉夫大使馆一点也不能帮助代表团。西米奇大使和他的一小伙工作人员已经宣布拥护铁托元帅。

　　代表团倒见到了季米特洛夫，但季米特洛夫已无法解决代表团提出的问题了。在苦苦等待的时间里，代表团却与苏联的情报人员建立了“联系”。对此，吉拉斯回忆说：

　　我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下同苏联特务机关会了面。通过柯佐夫斯基上尉，我在“红军招待站”受到一位穿着朴素的瘦小的人的访问。他并不隐瞒他是从国家保安机关来的。

　　我们约定在第二天见面，见面的方式鬼鬼祟祟，而由于我曾多年从事地下工作，我恰恰认为这一切都过分复杂，简直是迂腐不堪。一辆汽车在附近的一条街上等我，在东兜西绕走过一段路以后，我们又换了一辆车，开到这个大城市的某条街后，我们下车步行到第三条街。在那里，从一所大楼的窗户里有人仍下一把小钥匙来，使我们终子能够走进四层搂上的一个宽敞而华丽的房间。

　　这个房间的主人——如果她是主人的话——是那种长着明亮眼睛的北方的金发美人，丰满的体态更增加了她的美丽和魁力。而我发现她比带我进来的那个男人更重要。她提问题，他把答话记录下来。他们对共产党的各委员会的人物比对其他党派的人更感兴趣。我感到像受警察洁问般地不自在，可是我知道，提供所需要的情报是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如果是苏联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位委员召见我，我是不会犹豫的，但是，这些人的职务是对苏联的敌人或共产党内部奸细进行斗争，他们要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人的材料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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