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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

　　很快，琼斯到达的消息传到了最高司令部。最高司令部即从琼斯那里获悉，英国将派一个特别军事代表团到解放区来。

　　这时，有12个德国、意大利和保加利亚师团将最高指挥部所在的杜米托尔山区团团围住。

　　此次敌军作战的特点，不再是停留在交通线上，而是远离交通线，进入解放区纵深。参加作战的官兵，也跟游击队一样，爬山越岭。他们的给养由飞机空投。且他们在推进中修建了许多的工事，步步为营。

　　这增强了游击队的危险，使游击队的突围变得更加艰难。

　　尽管军情已十分紧急，为等待英国军事代表团的到来，铁托仍然决定，将突围的时间推迟24小时。

　　以威廉·迪金上尉为团长的英国军事代表团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空投到杜米托尔山的最高司令部附近。

　　这个代表团到达后，铁托立刻下达了突围的命令。

　　德国空军对最高司令部进行了差不多一整天的轰炸。

　　从德国飞机的密集程度、投弹的准确来看，最高司令部认定德国人已经侦察到了最高司令部的所在地。

　　这一估计是对的。

　　战争结束后，人们从被俘的德军东南战线司令李尔将军那里获悉，当时，德国无线电跟踪站根据电台发报的情况，准确地断定了最高司令部的位置。

　　因为他们发现，此处的电台每天定时发电，发报机功率很大，而且发报时间很长。他们断定，这是铁托在与莫斯科进行联络。

　　德国人断定最高司令部驻地的情报还不止于此。

　　6月9日，在最高司令部当马夫的意大利俘虏投奔了德国人方面。当时这样做是容易的，因为德国人的阵地距最高司令部最近的地方只有100米。

　　俘虏带去了有关最高司令部的最准确的情报。

　　这样，德军向柏林报告：

　　“位于苏捷斯卡一皮瓦河的强大敌军被围困在一个极其狭窄地带。据可靠消息料定，铁托就在他们中间。这是战斗的最后阶段，彻底消灭铁托军队的时刻到来了。”德军向前线官兵下达了这样的命令：

　　凡是能打仗的人，一个不许让他们活着冲出包围。对妇女要进行检查，以确定被检查者是否男扮女装。

　　铁托及其随行人等均德军装柬，故需验明证身。

　　战斗异常艰苦。最高司令部和英国军事代表团一起突围。当他们翻越一座树木繁茂的山岗时被敌机发现。敌机俯冲后向他们投掷炸弹。英军代表团成员斯图尔特上尉与铁托的警卫员武约维奇当即被炸死，迪金团长的脚受了伤，铁托的左臂崩进了弹片。实际上，非同寻常的运气又一次救了铁托的命：

　　当他纵身卧倒时，他的爱犬卢克斯紧贴着主人的头部躺了下来。卢克斯挡住了飞向铁托头颅的弹片，卢克斯当即死亡。

　　这次战斗，给铁托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若干年后，他当时经历的一切仍历历在目。他曾回忆说：

　　我冲到一株枯萎的松树后面，卧倒在地。那颗炸弹就落到了附近。我的狗卢克斯横躺在了我的头部。它被炸得粉身碎骨。在稍远一点的地方，躺着英国上尉斯图尔特，他两腿伸得笔直。再往前一点，躺着武约维奇。全然是人仰马翻的景象。我的目光落在一棵被炸断的树上。树上有一只小乌，它在爆炸中失去了一条腿……这个小东西用一只脚站着，发出“哗哗”的悲鸣。可以说，这是灾难中烙在我心头的第一桩事……马尔科走近我，用手把我拦腰搀扶起来……

　　对当时的战斗情景，弗拉吉米尔·德迪那尔的《战地日记》是这样记载的：

　　飞机最凶恶。轰炸从拂晓就开始了，直到天黑都没有停过。轰炸机超低空飞行，用机枪向每一块岩石扫射，又有一批重磅炸弹落在普罗佐尔。哪一天的轰炸也不像今天这样厉害。

　　杜格村里住有400多名伤员，也挨炸了。村庄遭到很大的破坏，但是只有一位同志受伤。德国人特别注意普罗佐尔到亚布兰尼察这条公路。他们整天都在轰击格拉查尼察的拉马河上的黑色大桥，但是并没有使它不能通行。他们轰击回旋曲折的公路，大块大块的山岩掉到公路上，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的司机还是在运载伤员……我们的通讯员未乔说得好：

　　“在我头上多掉一颗炸弹，在俄国就少掉一颗。胜利将很快到来。要是我们向希特勒投降了，不论是把我们派到东线，不论是把我们50万人弄到德国工厂里去，他们都会残酷无情地掠夺我们……我们就会成为永无出头之日的奴隶……而我们的铁托也就无法创造这样的奇迹了……”弗拉吉米尔·德迪那尔又记道：

　　我刚合眼，炸弹就炸开了。在我们的对面，50米远处的侦察机在向活的目标——第四旅的一个营扔炸弹。弹片炸断了我头上的树枝，但是黑山人的队伍没有中断，只是加快了步伐。没有一个人受伤。后来飞来了9架“斯图卡”，袭击米林克拉德和赫尔查夫卡河谷。10点钟出现了轰炸机，在森林里遭到轰炸是令人不愉快的。炸弹落在树干上爆炸，四面八方飞来榴霰弹。我们躺在一个潮湿的峡谷里，小溪把我们的脚都弄湿了——我们只是看表，看这可怕的一天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落下的炸弹把我们的药房炸毁了。12点以后，通讯员跑来，送来了马尔科同志给扬科大叔的一封信：

　　“老大受伤了，英国人牺牲了。德国人在进攻。派警卫营来。”警卫营前往来林克拉德，又遇到了一批轰炸机。突然我听到有谁在远处喊我：

　　“弗拉多同志，德迪那尔……”奥尔加的外科手术队里的护士鲁什卡披头散发，满脸通红，上气不接下气地跑着：

　　“弗拉多同志，奥尔加叫你把她抬走。她受了重伤。”扬科大叔对我说，我可以走，鲁什卡这才清醒过来：

　　“炸弹落在外科手术队中间。奥尔加的肩膀被炸断了。我们的女大夫真是好样的。

　　她对我们说：‘你走吧，把我留下，不要因为我而让德国人把你们抓住……，她感到难过的是全部医疗器材都完了……”我们迅速沿着米林克拉德往上爬。伤员成群结队地下来了。鲁什卡对我说，今天早晨第四旅的100多名同志在山顶上被打死打伤。飞机在一个空旷处发现了他们。

　　轰炸机又来了。伤员三五成群地沿着米林克拉德往下走，“斯图卡”一直降到树顶上投炸弹。在它们之后又飞来了小型侦察机，向活的目标投炸弹。突然，发动机的轰鸣声使我双耳欲聋，鲁什卡和我倒在地上。我们周围落下七八颗炸弹。火药的臭味使我们喘不过气来。天一片漆黑。烟雾消散了一些，我看到，在我们身旁躺着波斯尼亚第六旅的一位同志，一个长着大大的黑眼睛的年轻人。他的两条腿都被炸断了。血流如注，把爆炸震落下来的山毛棒的嫩叶冲着走。我们爱莫能助。他快死了。他向我挥了挥手，悄声说：

　　“斯大林万岁！”这个年轻人叫科佐马拉，萨拉热窝人。是个工人，1941年参加游击队。这一天，他去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数以百万计的人呼喊着斯大林的名字死去。不论这是否是一种误会，事实是，对于数以百万计的这些人来说，斯大林是抵抗希特勒的象征……

　　奥尔加整整被折磨了11天。右肩有个大伤口，她同游击队员们在一起，从苏捷斯卡一直赶到罗曼尼亚山，有时步行，有时骑马，没饭吃，风吹雨淋。6月20日她去世了，而前一天，我头部受了伤。我们埋葬她的那个晚上，我发着高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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