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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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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我们继续加速撤退工作。这样,最后一批伤员在一天一夜的时间里撤离了乌日策,我们还撤走了我们的印刷厂,以及已印好而尚未装订的《联共(布)党史》。 设在国民银行金库里的最高指挥部,这一天工作照常进行,没有停顿,几乎随时都有传递消息的通讯员、当地部队和指挥部的首长以及政权机关的代表到我们这里来,要求指示,要求增援。我们还通过电话同尚未落入德国人之手的地方取得了联系。有一次,从科谢里奇有人打电话来,说“没事了,部队可以返回营地了”,因为,据说“危险已经过去”。这个人很可能是个德国人或“切特尼克”,他企图使我们上当,以便德国军队长驱直入乌日策,弄得我们措手不及。他做得太明显不过了。 黄昏时,佩拉·斯坦鲍利奇和科查·波波维奇抵达最高指挥部。他们曾同“切特尼克”谈判。与他们同来的,还有英国上尉赫德森。如他所说,他来是为了取走自己的电台,然后返回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司令部。也正如料到的那样,这次会谈,像以前的几次会谈一样,没有取得任何积极成果。这次,“切特尼克”仍拒绝握住我们伸给他们的合作之手。其实,再也没有什么可指望他们的了。因为他们的首领已决定最终地无可挽回地走上背叛的道路。 11月28日晚上是在乌日策解放区度过的最后一个夜晚。我一夜未合眼,守候在电话机旁。 11月29日,天亮了。清晨天空灰蒙蒙的,预示着这一天将是十分严峻的一天。飞机几乎不停地在城市上空盘旋,扔炸弹,用机枪扫射。我们的高射机枪向飞机开火,但是一架飞机也未击落。于是我,还有几个同志用自动步枪打飞机。我们站在最高指挥部后面的小土岗上的混凝上掩体旁,把自动步枪贴近墙壁,向低空飞过我们头顶的飞机开火。 传来消息说,德国摩托化纵队已开向乌日策。在乌日策市前面的阵地上,在茨尔诺科萨和卡迪尼亚查的山顶上,进行了有组织的抵抗。这是设在乌日策市前面的最后一道防线了。能否守住?能守多久?我们心怀疑虑。我们毫不怀疑,我们的战士决心勇敢战斗,全力以赴牵制敌人,不让敌人迅速攻入乌日策。可是,这是否足以阻止。飞机和火炮的全力支援下发动猛攻的摩托化纵队呢? 乌日策守不住,对此我没有抱幻想。但是,我仍然相信,德国人不会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攻进来。因为我认为我的命令将得到执行:在公路、沟渠和桥梁布雷并将这些设施破坏掉,从而阻止德国摩托化部队前进。我在此之前就命令一位军官,一位几天前到我们乌日策来的一位中校,在通往乌日策市内的所有入口处,特别是从科谢里奇通向乌日策的那段公路上布雷,这是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通向乌日策市的北部。 人们期待着从阵地上传来新的消息,怀着这样的心情度过了上午几个钟头。大约11点,我得到消息说,科谢里奇上面的茨尔诺科萨山上的防线被攻破了,德军已攻入户日尼策河谷,从那里继续进攻,部分部队开往波热加,主力部队开往乌日策。我得承认,我们未料到这方面的敌人如此迅速地攻破了我们的防线。遗憾的是,情况表明,茨尔诺科萨的守卫者,200—250名战士未能守住自己的阵地。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作了分析,认为是搬离乌日策的最后时刻了。在我之前,卡德尔、兰科维奇、吉拉斯、里巴尔以及最高指挥部的其他一些同志都走了。奉命守卫乌日策以南阵地的部队也开走了。 几乎是在最后关头,当德军已经接近乌日策的时候,我才离开这个城市,登上一辆汽车,开往兹拉蒂博尔。跟我一起来坐这辆车的有赫德森、乌日策支队政委米科林·库希奇、报务员韦利科·德拉吉切维奇和我的警卫员博什科、乔利奇。我们在一家咖啡馆前停了车,下车后遇到一些游击队战士。我突然转向赫德森,并对他说: “你听着,你说说,现在是谁在同德国人斗争?是我们还是‘切特尼克’?”我没有得到答复。他看上去很平静、漠不关心的样子,显得四周发生的一切与他毫无关系。 我们沿着一个山脊走,看到我们脚下的公路上,德国步兵下了卡车,立即排成射击队形,从公路两侧往山上爬。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而更糟糕的是,飞得很低的飞机无情地扫射这片地区,常常迫使我们躲起来。 我心想,飞机已经发现我们,不断地用机枪扫射我们所在的这条乡间小道。 突然,德拉吉切维奇发现德军士兵扛着机枪正向我们走来。他们很近,距离我们100米左右。德拉吉切维奇惊恐地提醒我们,同时开始穿过矮树丛逃跑。我们三个也跟着跑起来。赫德森跑得很快,我也跑得不慢,尽管我穿了很重的皮上衣,挂着望远镜,还佩着一技大毛瑟枪和别着一枚反坦克手榴弹。为了跑起来轻松些、快些,德拉吉切维奇甚至把斗篷和手枪都扔了。 我们的出现或许德国人感到意外,他们没有立即开火。我们跑了一段之后,才听到身后响起了枪声。我拼命地跑,子弹在四周开花。我心里想:完了,这下完了!我们走运的是,晚秋时间白日短,夜幕和晚间的雾气大大减弱了能见度。突然,我一边跑着,发现身后响起了一发闪光弹。最初,我想德国人是为了照亮这片地区以便能更准确地向我们开火,但马上我又闪电般闪过一个念头:这是一颗火箭弹,它告诉步兵在什么地方停下来。 我是对的。德国人在离马奇卡特村不远的地方停步不前了。 我们稍作喘息后,放慢了步子,沿着乡间小道,向查那蒂纳走去。一路上把我所遇到的战士集合在一起。很快我们就收集了大约30名战士。我们坐在一个小树林里稍事休息。 我对战士们说:“你们听着,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指挥过这样小的部队。现在,你们归我指挥,没有我的命令,你们当中的任何人都不得做任何事情!”就这样,那天晚上,我成了游击队的一个排长。很可能,没有一支军队的最高统帅有过这样的遭遇。而在我们的游击战中,却发生了这样一些不寻常的事件。 在黑暗中,我们没有向导,走了好几个小时。临近午夜时,我们看到有灯光。我们走近才发现从一座房子里传出歌声。我断定,这是“切特尼克”。他们正为游击队的失败而表达自己高兴的心情。我的战士们中有人建议袭击他们。 我说:“不、我们不袭击他们,我们得往前走。因为我们还有重要的任务。”经过艰苦的行军,我们到达查那蒂纳。在那里,我们搞到了一辆卡车,很快不知从哪里又开来了第二辆。我们乘上卡车,开到帕利萨德。在贝尔格莱德律师帕夫洛维奇的别墅里,我找到了卡德尔、兰科维奇、吉拉斯和其他一些同志。他们都心神不定,因为都担心我已牺牲。 我几乎快站不住了。我一坐下来,就疲倦得不得了。因为对大批伤员的命运深为担心,使我在沉睡之前告诉大家: “同志们,你们听着!赶紧撤退伤员,今晚不会,但是明天一早,德国人就会来到这里。”我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后来,我从缴获的德国档案中获悉,那天晚上,在德军第三四二师司令部里,举行了各团团长和独立部队指挥官会议,下达了第二天“在乌日策以南追击敌人”的任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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