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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铁托事先没有通知，便敲响了作家的家门。

　　克尔莱扎出现在门口，当初，他以为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陌生人。铁托见老友没认出他，笑了起来。当主人听到那清晰、热情而亲切爽朗的笑声时，便知道是谁到了。

　　作家后来回忆说：

　　“乍一看，我觉得他没有什么变化；但他是大大地变了，完全、彻底地变了。他安祥。自信而质朴，正像那种已经消除了思想中的一切怀疑、意识到了自己使命的人。”他们谈了整整一夜。当时，克尔莱扎刚从意大利回来，他向铁托讲述了他所见到的法西斯主义的情况。

　　作家又谈到了他老早就发现的铁托的“固执”脾气。铁托听罢，哈哈大笑后对作家说，他回到克罗地亚后，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怀乡之情所驱使，回到了他的家乡库姆罗维茨村，尽管他的家已经不在那里，尽管有被人认出来的危险。铁托说，在黑暗之中，他站在旧居的几棵果树下，听着大吠和小溪潺潺的流淌声，闻着房舍中发出来的熟悉的气味，包括邻居的粪堆和马厩的气味。铁托说，他觉得一切都没有变——甚至溪中的死猫和一扇破门的嘎吱声都没有变。

　　从克尔莱扎那里，铁托不仅了解到了革命文艺队伍的思想情绪和要求，而且了解了大量的社会现实情况。他们的友谊更加深厚。建国后，克尔莱扎一直是敢于向铁托直言的几个作家中的一个。

　　铁托与密洛凡·吉拉斯的联系，代表了他与新一代革命者建立关系的一般情况。

　　他早就听到了密洛凡·吉拉斯这个名字，并对他在大学生中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表示满意。他给吉拉斯发了一封信，让他速来萨格勒布，共商治党大计。

　　当时，吉拉斯刚刚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他原先在贝尔格莱德大学任教，并在学生中开展党的工作。

　　吉拉斯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

　　早在1937年，从萨格勒布来的消息说，中央委员会的一名委员要求从贝尔格莱德派去一个同志。那年冬天的大暴露几乎使整个贝尔格莱德的党组织荡然无存。只有一所大学幸免，没有一个人被捕。这是因为一位同志在警察面前表现得很英勇，他拒绝泄露他和这个大学的联系。我们之中只有少数人保存了下来。我是其中之一，因为在大逮捕时我正在监狱里。

　　我乘火车到萨格勒布，一直防备是否有警察跟踪。我来到了预先安排好的地方——我们的一个同志音乐家帕夫勒·马尔科伐茨的房间里。我发现中央委员正在那里等我。他中等身材，消瘦但非常结实。他的面孔坚强而镇静，同时还有些亲切。他的眼睛是蓝色的、温和的。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因为地下工作习惯上是不请教姓名的。他问到我关于贝尔格莱德的情况。我向他报告了警察所做的一切。他安祥地听着，然后开始劝告我。

　　说实话，他给我的劝告对我们在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人来说是新鲜的。我们感到我们是生活在沉闷的、不可理解的环境中，你不屈不挠地工作，团结了一些人，建立了一个组织，突然间一次暴露放一网打尽。我们的同志遭到警察的酷刑，然后被关进监狱。少数幸存者又重新组织起来，又遇到同样的困难。尽管我们有这种经验，但是我们却不愿改变这种情况。

　　这位中央委员解释了新的纲领，却从不提到他已悄悄地捣成碎粉的旧形式。他告诉我如何按照新的标准选择党的干部，那些工厂、车间、学校里受到信任的人。为了我们个人的安全，我们不应该再培养一小批已经是知名的人士。这个委员交给我们的任务并不困难，稍加努力就可以完成。离开以前，他告诉我中央委员会将搬到国内以便直接和人民接触。他并且告诉我说，青年领导必须建立，他要求我从大学里选这一个我认为最好的、不妥协的、头脑清楚的小伙子。

　　我们分手时约定，我在一个短时期以后要同这个青年一道回到萨格勒布。在火车上我绞尽脑汁来回忆我从前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人。我认为我一定在什么地方曾经见过他。但是在什么地方呢？当火车经过斯雷姆斯卡密特罗维查时（那里有一个监狱），他闪过了我的脑海。莫萨·皮雅杰画过这个人的肖像，当他们一同在监狱里的时候。我模糊地回忆起皮雅杰曾经告诉我他是一个工人，名叫布罗兹。

　　我来到贝尔格莱德，找到了亚历山大·兰科维奇一马尔科，他在监狱里关了6年。

　　我同我的同志们讨论派哪个青年到布罗兹那里去，我们决定派伊凡一洛拉·里巴尔，一个读法律的学生。他是一个异常聪明的青年，在大学里的共产党员中颇享盛名。

　　几天以后我回到萨格勒布，又遇见了布罗兹。在我们开始会谈以前，我对他说：

　　“同志，我认识你。当你在监狱时，莫萨·皮雅杰给我看过他在列波格拉瓦给你画的肖像。他告诉我你的名字是布罗兹。我现在认出你来了。”铁托挥动着他的手笑了起来。

　　铁托活动的中心是萨格勒布。这里的警察力量比贝尔格莱德弱得多，而这里的情况他十分熟悉。

　　但萨格勒布的党组织被彻底捣垮了，铁托必须重新建立党的指挥中心。

　　不过，铁托并没有急着把新班子组建起来。他决定等一等，等把警察可以利用来找到省委新领导的线索全部中断之后再说。在此情况下，铁托利用每一个部门的合法的工作形式进行工作，委任这些部门的领导，使他们直接与他本人进行联系，而暂不建立组织系统，如工会是合法的，铁托便指定某几个人组成工会委员会，在工人中开展党的工作。这一形式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然后才组建了党的省委会。

　　1937年8月1日夜半时分，克罗地亚地区的19名代表在铁托的主持下，在萨莫博尔郊外的一个树林里召开代表会议，选出了由12名委员组成的克罗地亚中央委员会。所以称“中央委员会”，是在执行1934年共产国际的决定。

　　那时共产国际决定克罗地亚要成立独立的党组织。而这个委员会的领导工作，铁托交给了弗拉吉米尔·巴卡里奇。他的父亲作为法官，曾经审讯过铁托。

　　其他地区的党组织的情况与克罗地亚不同，铁托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做法，逐步建立健全了党的组织系统。

　　1937年4月，斯洛文尼亚已经成立了单独的党组织。新委员会成立之后，铁托便把领导这个委员会的重担交给了刚从莫斯科归来的爱德华·卡德尔。

　　在贝尔格莱德，铁托把重任交给了密洛凡。古拉斯和兰科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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