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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尽管我承认公诉人对我的指控，但我并不承认自己有罪，因为我认为这个法庭无权对我进行审理，只有党的法庭才有这种权利。”这时，法庭出现一阵骚动。首席法官不得不敲动他的小槌子，要大家安静下来。

　　布罗兹继续发言：

　　“我承认，我是非法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党员。我承认散布过共产主义思想和宣传共产主义，并一再指出资产阶级对待无产阶级是多么的不公正。

　　所有这一切，我都是在各种会议和同人谈话中做的。我说不清楚所有这些会议都是在哪里举行的。

　　1921年，共产党被解散，从合法变为非法，自那时起，我就一直这么做。”首席法官立即提问：

　　“你是否知道《国家保卫法》？是否知道《国家保卫法》禁止从事任何共产主义宣传？”“我没有看过《国家保卫法》，不过，我知道这是一部临时法。”约瑟夫停了一下，盯着首厥法官道：“当然，我明白，我的行为是触犯这一法律的。”说到这里，约瑟夫又停下来，环视了一下听众，然后一字一句他说道：

　　“我认为，自然规律强于一个阶级为了压迫另一个阶级而制定的法律。

　　为了自己的理想，我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又是在进行共产主义宣传！

　　“关于炸弹和找到的那些书籍，你知道些什么？”首席法官又问。

　　“10个月前经过库尔蒂奇介绍，我认识了安德里亚·博日奇科维奇。我曾欠库尔蒂奇2000第纳尔，他曾要我把这些钱支付给博日奇科维奇，由博日奇科维奇把钱寄到达尔马提亚，寄给他。当时他正被流放在那里。1928年6月，我向博日奇科维奇租了一间房子，一半供我自己住，另一半供受警察迫害、来到萨格勒布的我的同伴们住。我曾把各种人送到那里过夜。不过，这些人的名字我不想告诉你们。”这时，庭内又是一阵骚动。但人们很快就静了下来。大家想听听被告再说些什么。

　　“我知道在那里找到了共产主义书籍。这些书籍是我的同志们带到那里去的。这些同志的名字我同样不想告诉你们。”庭内又是一阵骚动。接着，大厅里又很快静了下来。

　　“我不相信在房子里还发现了炸弹，我没有带去过什么炸弹。我不知道，这些炸弹或许是有人故意放进去的。”这时，法庭大哗。首席法官又费了半天劲，使大家静下来。

　　“一句话，我的同志们通过可靠的途径，可靠的人，送去了共产主义书籍，然后由我负责将这些书籍转运出去。”首席法官没有深问下去。他又转换了话题：

　　“你笔记本上的一些记录是什么意思？例如R1.25B？”“这是运送共产主义书籍的代号。”约瑟夫一边回答首席法官的问题，一边环视着四周。

　　“其实，你们发现的书籍只是我和我的同志们为进行共产主义宣传而散发的书籍中的一部分。而所有那些书籍的包装同警察发现的那些书籍一模一样。”这时公诉人说话了：

　　“26L，80L是什么意思？”布罗兹笑了笑说：

　　“这是《列宁主义基础》的代号。这种书已经送往各地。”公诉人又问：

　　“RI、RI、B是什么意思？”“我不能说。”公诉人无奈，又转移话题：

　　“关于南斯拉夫共青团中央执行局，你了解些什么情况？”布罗兹先是摇了摇头，然后说：

　　“一无所知。”公诉人又问：

　　“从你身上搜到的收据，都是些什么收据？”“我担任过五金工人工会的书记，你们知道。这些收据跟工会有关：要么是我收会费的收据，要么是工会给被关进监狱的人的妻室的救济金的收据。”首席法官又发话了。

　　“你谈谈被捕的经过。”“我被捕的那天夜里，有人告诉我，有一个什么人带话儿，让我去维诺格勒大街46号。我去了那里，就在那里被捕。现在我认为那个人是警察的密探。”约瑟夫说完稍停，然后提高了语音，“说警察在我身上搜出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那是假的，是警察强加给我的。”公诉人见提起了这事，便又转变话题：

　　“你的笔记里写有‘党的领导对事件和SDL的态度’、‘改组各支部和各区’等字样，是些什么意思？”“这是我在南共代表会议上讲话的笔记。”回答完首席法官所问的经历之后，约瑟夫道：“我是共产党人，因此我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我宣传这样一种道理：如果资产阶级继续掠夺人民，那么就要用武力来夺取政权。只有武力才能粉碎武力。”法庭又骚动起来。一些青年开始交头接耳，有的意味深长地彼此使着眼色。首席法官一阵慌乱。“那你说，南共和莫斯科是否有书信往来？”“有。”约瑟夫肯定他说，“我们同莫斯科有这种联系。道理很简单——我们是他们的组织。”“我再问你，”首席法官又说，“你是否了解今年6月22日以后散发的传单？这些传单号召人民举行暴动！”“我知道这些传单。至于谁起草了这些传单，我不想说出来。不过，我本人没有起草。”“你为什么带着手枪？”“为了自卫。”记录还附有当地《晨报》的一则报道：

　　首席法官：“在你的房子里发现了炸弹，这仅仅是件偶然的事情吗？”布罗兹：“6月22日事件之后，必须我到替罪羊。据我的看法，这些炸弹是警察放进去的。对于警察的那一套，我是有足够的经验的。他们打死了三名工人，然后就把责任推到工人们的身上，炸弹和武器就是这样被放进去的。”首席法官：“你说你受到了虐待？”布罗兹：“对。在警察局，他们野蛮地和不人道地对待了我。”“可是别人都说他们受到了良好的待遇。”“是的，他们希望得到释放，他们害怕以后警察会成胁他们。在我被捕时，警察们绑起了我的双手，把我送到伊利卡大街的警察局。在一间设有6个警卫的房间里，我受到侦探安茹洛维奇的盘问。他们把我的手绑得那么紧，双手都成了紫蓝色。我被带去同埃娃·科普里夫尼亚克当面对质。她说，她不认识我。这时那个侦探长便用我在此不能重复的粗话骂了我。

　　“接着，他叫我靠近他的桌子。我没有提防他有坏心，就走了过去。谁知他打了我一个耳光，把我都打晕了。他接着再次叫我走到他的桌旁。但是，我拒绝了。我防备他再次打我。于是，他拿起一把椅子在我胸口之下又打了两下。伤口很久未好。

　　“我曾要求医治伤口。他们拒绝了。为此我进行了7天的绝食。在晚上，我曾多次听到受警察盘问的人发出的惨叫声。可是这些人都不敢吭声。”国家检察官打断了他的话，说：

　　“你编造出这些故事来，使你成为一个英雄，好从莫斯科得到赏金。”当日的审讯结束。

　　杜那的记录载：

　　国家检察官在11月9日开始发言，他在最后起诉书中，控诉了约瑟夫·布罗兹和弗拉尼奥·诺沃塞利奇。

　　约瑟夫·布罗兹，作为非法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一名党员，1921—1928年间，在萨格勒布及其他地方曾以下列方式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组织该党党员，召开区域性的和地方性的会议讨论下列诸问题——“党领导对SDV事件的态度”，“改组各支部和各区”，“加强在英国、德国等地的共产党”、“关于党的政策的新方针及加强党”，等等。于是，他就以本起诉书第三节所阐明的目的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也就是说，约瑟夫·布罗兹属于旨在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并企图以非法的暴力夺取政权的团体，并为该团体进行组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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