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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对于这次“出世”,铁托自己口忆时做了这样的概述:

  “我在国内的早期的生活以及我在欧洲的旅行和工作已使我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了。然而,我仍然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当了多年的兵,做过战俘,目睹俄国十月社会主义的革命,在游牧民族吉尔吉斯人那里避难,这些经历使我变得老练了,使我能更好地理解目前所看到的一切。”1920年冬,南斯拉夫进行制宪会议全国大选。共产党参加了竞选活动。

  此间,约瑟夫与党的组织接上了关系,并且作为党的候选人参加了萨格勒布议会的竞选。这期间,共产党的活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党领导下或在党的影响下的工会会员已达25万人。党员人数达6万人,成为共产国际中的第三或第四大党。在工人接连不断的斗争下,8小时工作制被接受,工厂主也不能像以往那样为所欲为地对待工人了。党的影响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一个时期,党在军队中的影响不容忽视。贝尔格莱德卫戍部队的一支军队的全体成员宣布服从党的领导。统治阶级对军队的调遣发生了困难。在1919年6月匈牙利公社革命时期,亚历山大国王无法派军队去参加镇压公社的行列。这使南斯拉夫成为唯一没有派遣军队的邻国。农村的斗争也如火如茶。像约瑟夫的故乡扎果烈,农民在城里的工人和士兵的支援下,攻打了瓦罗日丁监狱,释放了前一段由于焚烧大地主庄园并分了他们的土地而被关押的300名农民。有人记载说,当时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城堡大火冲天,然后,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便分到了地主的土地。

  这种形势对共产党的竞选活动十分有利。选举的结果,共产党在萨格勒布获得了59席,成为议会中第三大党。在其他城市,如贝尔格菜德,共产党的胜利也是引人瞩目的。

  在此形势下,一方面,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影响的扩大绝不会等闲视之,另一方面,共产党的领导在关键时刻对斗争处置失当,致使对革命事业极为有利的形势出现了逆转。

  当年“五一”节前夕,全国铁路工人和海员工人组织了大罢工。资产阶级政府用武力对付了罢工工人。在卢布尔雅那,政府命令警察向示威的工人开枪,当场有10名工人被打死,20多人受伤。这时,党的总书记西玛。马尔科维奇教授实行单纯的退却战略,提出“让我们不要激动”的口号,致使罢工以失败而告终。

  罢工失败后,中央委员会采取“继续退却”的战略,下达指示,要工人“留在家里”,不要出门庆祝自己的节日。

  统治阶级得寸进尺,加紧了对工人阶级的威逼。在萨格勒布,共产党人德利奇当选为市长。就在市议会开会听取市长的讲话时,警察冲进会场,不由分说,便把市长带走了。如此“带走”共产党议员的事件也出现在贝尔格菜德。

  这是对革命运动进行镇压的信号。

  接着,亚历山大国王下达“诏书”,宣布共产党和工会组织为非法。党和工会的财产被没收,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会活动分子遭到逮捕。工人通过斗争争得的权力,渐渐丧失,最要紧的是工资的下降。这使工人群众陷于更加贫困的境地。

  有组织的反抗受到了限制,个人的反抗活动则有了发展。

  约瑟夫所在的工厂,工资原本就很低,每小时3个克朗,而一问小屋的租金是每月600克朗,也就是说,一个月的工资付了房租就所剩无几了。问题是,就是这点可怜的工资约瑟夫也拿不到了:他被工厂开除。

  工会遭到破坏,约瑟夫自认为在此呆下去已无意义。有一天,他看到一则用人广告。约瑟夫下决心去那里试试。

  这地方是一个村庄,名叫维立科·特洛茨伏,离萨格勒布60英里。这里有一家面粉厂,厂里需要一名机械工人。

  约瑟夫到了这个村子,被工厂雇用。这是1921年年初的事。

  维立科·特洛茨伏村紧靠着铁路,村子里有300余幢房舍,建筑式样和质量都说得过去。村子周围土地肥沃,盛产小麦,所以约瑟夫服务的磨面厂办得甚为兴隆。

  面粉厂的主人是一位犹太人,他有一副好的心肠。面粉厂有一台用烧炭作动力的发动机。每天可磨面10吨。工厂有5名工人。

  这时,农村也充满反抗情绪。农民们很想了解城里的事。

  他们知道约瑟夫到过俄国,他们也很想了解俄国的事。约瑟夫看管那台机器,易如反掌。他经常接触这些农民,向农民了解农村的情况,并且解答农民提出来的各式各样的问题。

  约瑟夫来维立科·特洛茨伏村的当年,发生了两起惊天动地的事。

  夏天,伏伊伏丁那的年轻共产党员。瓦工巴乔·斯特伊奇率领一批青年组织了对国王亚历山大的暗杀活动。他们事先携带炸弹登上了一幢没有完工的建筑物。下面是一条大路。他们已经调查清楚,国王乘马车从国会回宫要经过这里。等国王的车子到达下面的马路时,他们就把炸弹放下去。他们认为这次暗杀是万无一失的,罪恶多端的亚历山大必将死于他们之手。他们等待着。国王的车子果然过来了,靠近了,就在正下方了。他们适时地把炸弹放了下去……

  然而,巴乔·斯特伊奇并没有做到万无一失。炸弹放得甚为适时。但是,炸弹碰上了电话线,因此,它在下降时“耽误”了一小会儿。它在国王马车车后爆炸了。国王安然无恙。几个卫兵被炸伤。巴乔·斯特伊奇在现场被捕。

  他被判处终身徒刑。有意思的是,当时,立宪会议议长伊万·里巴尔博士同国王坐在一辆马车上。炸弹“耽误”的事自然也救了里巴尔博士一命。

  1941年德国进攻南斯拉夫后,里巴尔博士参加了游击队,他在战后成为南斯拉夫议会主席团主席。他的两个儿子也在游击队。二儿子还成了南共主要领导人之一。后来,兄弟俩都在战争中牺牲了。抗战开始,巴乔·斯特伊奇还在监狱中,因为他是终身眼刑。监狱落人德国和克罗地亚法西斯手中之后,监狱中的犯人随时都有被杀害的危险。巴乔·斯特伊奇与难友一起挖了一条地道,逃出了监狱,并参加了游击队。

  1943年铁托在比哈奇召开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会议第二次会议,南共游击队的各方面领导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巴乔·斯特伊奇与伊万·里巴尔都是会议的参加者。他们见了面。伊万·里巴尔在战后所著《我的政治论文》一书中这样记述了这次会见:“这是我同斯特伊奇生平第一次会晤。

  我们热情地拥抱和接吻。我感谢他,因为当我同亚历山大坐同一辆马车时,那颗炸弹没炸中我。”这一切都是后话。

  第二件事是阿里雅·阿里雅奇茨暗杀内务部长的事。

  行刺国王未遂事件之后一个月,一批萨格勒布的年轻共产党人杀死了内务部长、臭名昭著的“诏书”起草者密洛凡、德拉什科维奇。参加暗杀活动的人员之一、工人阿里雅·阿里雅奇茨被判死刑。法庭问他是否有罪,他回答说,他感到有罪,不过他解释说:

  “我感到有罪,是因为使一个妻子失去了丈夫,使孩于们失去了父亲。

  我感到有罪,是因为我杀了另外一个人。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杀了一个迫害共产党人的部长,我并不感到有罪。我尽到了我的职责。”事件发生后,公众发起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拯救阿里雅·阿里雅奇茨的运动。但是,阿里雅·阿里雅奇茨依旧被处死刑。他死后,人们仍然忘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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