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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在史迪威领导的战术系里,教员中有比他小十岁的奥马尔·布莱德雷,专教高年级军官的“营进攻”。布莱德雷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了欧洲战场的名将。进修学员中有驻天津第15步兵团的上尉马修·李奇微。马歇尔和史迪威进行教学改革的中心,是教军官们继承潘兴将军的办法,战斗中发布简洁明了的命令,只按情况说明要达到的目标,不必详细交待每一个步骤和细节。因为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敌人不会等待你,连营两级军官必须当机立断拿出办法。

  战术教学,是使学员们保持这种能力,学会带兵打仗,真正成为战斗部队的军官。史迪威把战斗力溉括为“运动、射击、通讯联络(按中国当代军人的习惯说法,也就是:开得动,打得准,联得上)”,认为三者缺一不可。但要在战斗中取胜,不能靠空想出来的战术,“只有简洁明了的办法(点子),才有获胜的希望”。所以,他要求战术系教员“把讲义放置一边”,不要照本宣科,要教会学员能三言两语概括复杂的军事问题,说明情况,并下达简洁明了的命令。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连布莱德雷按此要求上第一课时也感到精神紧张。史迪威启示他把要讲的内容提要,事先用大号字母写成几张卡片,放在脚下的地板上,必要时偷看一眼救急。

  战术课的重点是野外演习,这也是史迪威全力以赴的工作重点,每次战术演习他都亲自督导。他常对教员们说,营级指挥官看问题的角度与师级、军级司令部看问题的角度不同。高级司令部地图上的一条线,到了战斗军官那里便是一个地段,而且有具体的地形特点决定他应如何行动。一支部队在地面上同在地图上不一样,在地面行动,有时会迷失方向。史迪威强调,必须在估量地形的基础上决定如何行动。他针对本宁堡地区的松树林和密林的特点具体分析说,松树林使人无法观察炮火支援情况,因而这种地带不能使用野战炮。步兵则可以依靠迫击炮在密林中展开与敌短兵相接的快速行动。他非常重视营连军官对地形的观察和测量。布莱德雷组织演习营进攻之前,花了几个周末的时间,到实地一步一步地勘察地形,谙熟于心。

  原先的演习,是照书本上规定好的情况与处置方案进行的,史迪威主持野战演习,则要求学员们独立思考,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有时,他在设置情况时故意出“怪点子”,使学员们意想不到而必须立即提出对策。经过几次这样的考验,学员从中受到了很大教益。后来,马修·李奇微谈自己的体会说:“这种重视实践的方法,对作战指挥官来说,比任何学间高深的理论更重要。”布莱德雷也深解这种教学的奥妙,他到兵器系任主任后,按重视实践的方法,首创了开学时全系上阵给学员逐一做操作表演,大大丰富了教学内容,受到马歇尔的称赞。

  史迪威和马歇尔的想法一致,极为推崇格兰特将军的作战指挥,提倡“运动战”。为此,对指挥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指挥官必须行动敏捷,随机应变,反应迅速。营和营以下分队,不能向上级司令部提出要求等待具体命令再行动。若出现意想不到的有利条件,应抓住时机,立即行动;若遇意外的挫折,应调整部署,摆脱困境。不要为作战文书拖累,可以随后再补。

  现代兵器的发展和运动机械化的发展,要求战术的巨大发展。史迪威在教学中,对于部队的机动性、突击和袭入相结合的作战思想,作了极为深刻的研究。但他在《步兵日报》发表文章,仍然主张“不要假设任何情况,而是要把事情弄明白”,”战术的发展只能基于实际,不能立足于空洞的推论。就是本着这种信念,他常以公断人的姿态,直言不讳地对一些事情提出批评。

  马歇尔有了史迪威这个助手,使全校的教学、训练显得生机勃勃。有时组织颇具声势的行军,还伴随和加进假想战斗、骑马冲锋、“大炮”轰击等实战行动。假日还组织“百人队”穿越佐治亚州的草地、松林。总之,他们把增强学员的机敏、灵活和主动精神的训练,搞得有声有色。

  一年过后,马歇尔高兴地称赞史迪威是“教练天才”。当陆军部发来干部鉴定报告表,问史迪威最高可以担任哪一级指挥职务的时候,马歇尔毫不犹豫地写道:“能胜任平时和战时的任何工作。”可以说,他是给史迪威打了个满分。然而马歇尔感到言犹未尽,又针对史迪威不善于也不愿意谈论自己的特点,补充写道:“史迪威有远见,才智过人。他谦逊,不自以为了不起,因而很少人知道他是才华出众和有教养的人。”

  在教学中,史迪威的急躁性子,正像他在西点军校教语言时一样,遇到听讲不用心,或是行为放肆、愚蠢的人,他的火爆脾气就会发作。有一次他督导野外演习,有个军官听讲时走神,在演习的紧要关头,做出了与教官要求完全相反的行动,史迪威立即大发雷霆,非常严厉地批评了这位学员,叫人无地自容。回到营房,一位学员画了一张史迪威的漫画,画着他紧绷着的苦脸,从一个醋瓶子里钻出来,瓶子的商标处画着三个X字母,说明酸度又浓又烈。漫画用图钉钉在布告板上,引来许多人观看,并称赞画得好。史迪威看了也觉得好笑,他征得同意,把这幅画保留下来,后来还拍了照片送给朋友们。就这样,“醋性子乔”这个绰号就传开了,成了他的特有标志。

  史迪威的好友威尔斯将军,在欧洲战场上多次见过他的“苦脸”,接到他的照片后,给他写信说:“你每次露出这种表情,都是因为某件事或某个人造成一种实属荒诞的情况,那是在作出的决定和采取的行动,显然很不切实际,但是又不得不忍受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你脸上会呈现出你心中的一些苦恼……这不是醋性子,乔,这只是看上去像是醋性子的某种别的东西。”史迪威明白,尽管这样的评价是客观公正的,但主要还是对自己给予兄长般的仁慈的宽慰。至于他对自己性格中的暴躁一面,一直是勇于承认和正视的,但他的这一面被他的幽默和善良品格中和了。他常以在中国的经历作证明,有一次,他在一座城镇中独自散步,情绪很坏,想必脸色也不好,但迎面来的中国商人同他搭起话,而且先鞠一躬说:“你好,教士!”

  “你怎么称呼我‘教士’?”史迪威问道。

  商人说:“因为你的样子像一名教士。”

  “为什么说我像教士呢?”

  “因为你面目慈祥,平和,绵善……”

  “高兴的我笑了起来。”史迪威一提起这事,还总要加一句感慨:“别以为中国人缺少幽默感。”

  史迪威在家人面前也坦然承认,自己有时“不近情理,没有耐心,很固执,闷闷不乐,粗俗……”。虽然他愿意对一切人彬彬有礼,谈吐文雅,但对那种自命不凡之辈,他往往情不自禁地用粗野的语言予以嘲弄贬斥。在他的日记里,从不掩饰自己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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