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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第三章　亡命

　　流亡异国求援助，百般钻营终无路；
　　受尽冷落心凄苦，无可奈何踏归途。

　　话说戈林夫妇在纳粹党徒们的帮助之下，逃到了奥地利，自此开始了长达4年的流亡生活。虽然暂时逃脱了牢狱之灾，但是枪伤带来的肉体之苦却使他身体和精神日益衰弱。在因斯市鲁克，卡琳将戈林送到了一家医院。但是戈林的伤情始终不好，为了减轻痛苦，医生每天为戈林注射两针吗啡。纳粹在奥地利的同情者也很多，每天都有许多人来探望戈林，其中不乏一些名人。如纳粹的理论家斯图尔特·张伯伦，作曲家瓦格纳的儿子西格弗里德·瓦格纳等人。纳粹的地下组织也不时给戈林夫妇送来一些衣物。

　　病榻之上的戈林每当在注射吗啡之后，便让卡琳找来各种报纸，想从报上了解已经被逮捕的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同党的命运。他对这种整日心惊胆战的逃亡生活越来越感到厌倦。当他从报上知道鲁登道夫被释放在家中候审的消息之后，马上给鲁登道夫写了一封信，询问“为了党的利益，我在哪里向卡尔的警察自首好”？鲁登道夫立刻回信给戈林，告诉戈林千万不要回到慕尼黑，因为他未被逮捕“将给党的利益带来好处”。但是戈林现在看不到“好处”在哪里，更不知道今后他将如何生活。在这段时间里，戈林显得格外消沉。卡琳在给其父的信中写道：“我几乎不认识他了……他整个人都变了，连一句话都不愿说，整天沉浸在被出卖和无望的痛苦之中……我从来没有想到赫尔曼会如此的消沉。”

　　1923年的圣诞节，戈林从医院搬到了一个饭店。由于节日，饭店中显得格外的冷清。因为行动不便，戈林只好呆在房间里。卡琳不时地安慰着他，不断地变换话题想让戈林高兴一点，但这反而使他更加心烦意乱。他架着双拐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就像一头被困在宠子里的狼。圣诞之夜，几个当地的纳粹分子来探望他，其中的一个告诉他希特勒将不会被起诉，因为慕尼黑的纳粹党的支持者们，正在想方设法使希特勒无罪释放。客人走后，戈林对卡琳说，他不相信希特勒能够无罪释放。卡琳劝他在伤好之后，如果回不了德国，那么就同她一起回瑞典。戈林也表示同意。他对卡琳说：“我只想回到一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精神的德国去，而不是一个由犹太人把持的共和国去。”

　　在1924年的年初，戈林与希特勒的律师接上了关系。这样，关于希特勒的情况戈林能够及时地了解。这一段时间里，戈林焦急地关注着对希特勒的审判情况。2月26日是对希待勒开庭审判的日子。一整天，戈林的精神几乎紧张得到了崩溃的边缘。他一会儿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会儿又漫无目的地翻看随便抓到手中的任何一本书，一会儿又拿起笔来信手写几行字，或不时地盯着座钟，仰头看看天花板，长叹一声。忽而他又哈哈大笑，然后又呆呆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忽而又对卡琳莫名其妙地微笑。卡琳后来在给她的双亲的信中写道：“……我感觉到他内心的惶恐与不安，他的心在为希待勒而抽紧。”

　　如果按照德国的法律，希特勒将被判无期徒刑，真要是那样，戈林将一辈子注定要作为一个流亡者生活在国外，作为一个时刻可能被引渡的逃犯，在无尽的惊恐和逃亡中度过余生。此时此刻，戈林为他加入了纳粹党而懊悔不已。但是戈林又不能将这种心情表露出来。他的周围都是纳粹分子及其支持者。没有这些人，戈林与卡琳恐怕只能流落街头，而他现在住的这个饭店，上至经理，下至普通的侍者，几乎都是奥0041地利纳粹党的冲锋队员。

　　这些人对这个来自纳粹运动发源地的冲锋队的长官，崇敬备至。戈林在这个饭店里的一切费用均给予30％的折扣，并允许以支票的形式结算，尽管戈林夫妇在慕尼黑银行的帐户已经被查封。他只有在最后知道对希特勒的审判结果之后才能对今后的行动有所定夺。

　　在心惊肉跳中，戈林终于度过了希特勒被审的这段时间。4月1日，希特勒的姐姐保拉来到饭店，将对希特勒的最后判决结果告诉了戈林夫妇，戈林夫妇如释重负，并与保拉一起共进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在保拉走后，戈林夫妇都很兴奋。卡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们越想对希特勒的判决越感到高兴。在希特勒被释放之后，又可以从事他中断的事业。由于这个人身上具有一种超人的品格与才智，在审判期间居然又获得了如此众多的支持者……赫尔曼一天都兴奋异常，他又感到生活有了意义。”

　　戈林很快便与狱中的希特勒联系上了。在狱中的希特勒给了戈林一个重要的任务，让他以纳粹党全权代表的身份，到罗马去面见意大利的独裁者墨索里尼，恳求他给纳粹党一笔贷款，供纳粹党东山再起之用。同时希特勒还让他的律师给戈林带来了由希特勒亲笔签名的委托书和给墨索里尼的亲笔信。戈林对这一新的使命感到十分的高兴，很快便办理好签证。临行之前，饭店的经理，一个忠实的纳粹分子，收回了戈林夫妇的全部帐单，声称是“对党的工作作贡献”。

　　5月初，戈林夫妇来到了风景宜人的威尼斯城。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之后，于5月11日到达罗马。戈林对此行满怀信心，认为墨索里尼会很快地接见他。在他到达罗马之后，马上与曾经结识过的意大利外交官朱塞佩·帕格它尼和曾经当过《意大利信使报》驻慕尼黑记者，现为墨索里尼顾问的莱奥·内格雷利博士取得了联系，他们答应将戈林引见给墨索里尼。

　　但是，墨索里尼根本就不想见戈林。虽然戈林也参加了几次意大利官方的宴会，却都没有机会与墨索里尼说上话。戈林聊以自慰的是总算还认识了几个法西斯党内的重要官员。

　　对此，戈林十分懊恼，但他又不愿将这种情况告诉卡琳。因为在这段流亡生活中，卡琳为他付出的太多了。每当卡琳问起这件事的时候，他就装作希望十足的样子说，他已经见到了墨索里尼，事情马上就要成功了。卡琳不知实情，对戈林的话信以为真。于是，她在给其父的信中写道：

　　“我很难相信我们什么时候能有一点的闲暇，因为赫尔曼正和墨索里尼等法西斯党的要员商谈关于与希特勒之间的各种协议和谈判事宜……这是赫尔曼的重大职责，我相信赫尔曼做的比希特勒想象的要好得多。”

　　在另一封信中她又写道：

　　“墨索里尼是一个很有势力的人，但是他是一个装腔作势的人，他的周围是一片奉承之声。他说的每一句话，哪怕是一句无足轻重的话，也要被奉为圣旨。依我看，希特勒更为真诚一些，他是一个热爱真理、对自己的信念有着执著追求的天才……这里非常支持和同情希特勒的事业，你很难想象这里的法西斯党是如何热情地接待了赫尔曼——因为他是希特勒的代表。”

　　在几周后给其父的信中，卡琳又写道：

　　“赫尔曼告诉我，墨索里尼对他说，他克服的困难比起希特勒还要多得多，这里的法西斯主义者是在付出了成千上万的人死亡的代价之后才取得胜利的，墨索里尼对赫尔曼说，在德国，他只相信希特勒一个人，他不会与其他任何一个人签订条约，不会与除希特勒领导的政府外任何一个政府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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