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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冈村宁次这次与殷同秘密会谈，起初居然对顶头上司武藤连个招呼也不打，可见其专权跋扈和武藤之所以对他反感的原因。后来，“可能是军司令官知道了这一情况，故而委任我为全权代表。本来，协定全文已经决定，任务只是迫使对方同意，因此可以说委任谁为全权代表都是一样”。

　　其实，这是武藤顺手推舟让这个军部的大红人再去出次风头。

　　中方谈判代表是熊斌。此人是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早年人广西陆军干部学校、奉天讲武堂，武昌起义时投身革命；1924年起在冯玉祥部工作，1925年任过北京政府的陆军部次长，1931年改任国民政府文官处参事、国民政府参军，1932年后任参谋本部厅长。日方以冈村宁次为正式代表，又命喜多诚一大佐、远藤三郎少佐、藤本铁熊少性等参谋和林出贤次郎书记宫随行。另外，日本驻北平武官永津住比重和日第6、第8师团各选派的1名参谋，也作为代表团的非正式成员参加谈判。

　　5月29日，冈村率代表团由大连乘日海军驱逐舰“朝颜”号，在风平浪静的渤海上以24节的速度驶向塘沽。因山海关及沿京奉铁路一线，早已成为中日双方军队争战或对峙的地区，陆路交通基本阻断，所以，选择塘沽为谈判地点也便于日方代表走海路前来。

　　5月30日，“朝颜”号驱逐舰抵达塘沽港。冈村一伙人换上一艘小艇，沿海河往塘沽镇驶来，他“目睹海河河口及两岸堑壕上，中国兵守备之状态，不禁要属下做好战斗准备”。自诩“中国通”的冈村宁次，虽然知道中国有“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古训，但带着这10多个人闯入同仇敌忾的对方营阵中，还是令他战战兢兢，不得不小心谨慎为妙。

　　当天下午2时，以熊斌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乘火车经由天津驶抵塘沽。冈村先派永津佐比重前去接洽。下午4时，中日所有谈判代表集中开了一次会，双方寒暄之后，互认委任状，熊斌和冈村宁次又分别介绍了各自的随员，并约定次日上午9时正式开会。

　　在塘沽逗留期间，冈村二行被安排宿于火车站的站长室，由日本卫兵和中国警察共同负责警卫。塘沽镇上戒备森严，唯恐中国民众和下级官兵袭击这伙所谓“和谈”代表。

　　5月31日上午，双方按约定进入实质性的谈判。但严格说来，这并非真正的谈判，而不过是日方将自己的条件强加于中国的一个仪式。会议一开始，冈村便拿出了事先印好的停战协定草案，说了一下大体内容，要求中方在1个半小时内作出是否同意的答复。他还蛮横地宣称，对草案中方一字也不许更改。熊斌事前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指示。此次停战谈判应只限于军事，不涉及政治，不可有放弃长城以北领土之类的文字。熊斌披阅日方草案内容，发现字面上没有这类文字，但还是希望能发表一项声明，表明东北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或一个地区的立场。对此，冈村宁次自然不会同意，熊斌也只好不再坚持，在日方限定的上午11时前原封不动地接受了日本的草案，在上面签了字。这就是中日关系史上著名的《塘沽停战协定》，其主要条文如下：

　　1．中国军立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亦不得有挑衅扰乱之行为。

　　2．日军为证实第1项之实行情况，得随时以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视，中方对此应予保护，并提供各种便利。

　　3．日军在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1项规定时，不再超过上述中国军之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主动回到大致长城一线。

　　4．长城线以南及第1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以中国警察机关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

　　5．本协定签字后即生效。作为以上证据双方代表于此签上名盖章。

　　在这个协定签字后，冈村宁次和熊斌经讨论，又签订一项觉书，内容是：万一撤兵地域之治安发生扰害，非警察力量所能镇压，应由双方协议之后再作处置。此外，日方还提出希望条件四项，迫使熊斌口头允诺，其中一项是：“中日纷争祸根之排日，望即彻底取缔。”

　　《塘沽停战协定》形式上是中日两国特定地区的军事领导人所委派的代表签订的，但其实际效力与两国政府间的协定并无差别。这个协定有两方面的严重含义：第一，它确认长城一线为日军占领线，等于认可了日本对东三省及热河省的非法侵占；第一二，由于长城线和中国撤军线之间定为中国非武装区，使冀东至北平20余县成为一个特殊地区，日本侵略华北的通路被打开，正如战后日本战史专家自己所供述的那样：“日军越过长城线在关内河北地区设置了有力据点一事，意味着作为将来继续进入华北的第一步，也可以看作不久即走上通往中国事变的路程。”冈村宁次就是在这关键的一步上，为后来“七七事变”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埋下了楔子，尽管他战后竭力表白这不是他的初衷。

　　塘沽停战协定，仅经过数小时的所谓“谈判”就高速度签了字，除何应钦在日本军事胜利面前急于想停战和冈村在谈判桌上的欺诈威逼外，冈村宁次后来还谈到了一个原因：“由于永津佐比重驻北平武官，趁平素交往密切的中国委员探询日方意图时，故意透露好像关东军要求的条件非常苛刻（这是采取的一种谋略手段）。但是，及至谈判条件内容时，出乎中国方面委员意料，条件并不过分苛刻。加之，作为我方随员也参加了会议的永田武官又从中说服，也有关系。由于这一功绩，永田武官后来被委任为关东军参谋，受到特殊功勋的恩赏。”冈村和盘托出了他这个谈判高手，与部下里应外和共同施展欺骗、讹诈的嘴脸。

　　与熊斌签完字后，冈村着实松了一口气，这可从他转天的日记中看出：“夜独居客舍。此次签字，深感已使圣上安心。”7月27日，武藤信义元帅暴病死于任上，冈村于8月初送灵柩回东京。7日，武藤葬礼一结束，本庄侍从武官传天皇圣谕要召见冈村，“我作为一名少将，被再次吩咐即时上奏是少有的”。8日下午，冈村去叶山御用邸参见天皇，并用了约15分钟把塘沽停战协定的拟制和签订情况详细上奏，“陛下非常满意”。后来，裕仁天皇还亲自率侍从，携带协定文本到靖国神社向阵亡将士的亡灵“报捷”。因为这个协定标志着从“九一八”开始的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进攻暂告一段落，是它这段侵略成果的总结。

　　达成停战协定，也使伪满政权感到高兴。冈村称：“当6月5日我回到长春时，意外地受到了满洲国高级官员及很多满洲国人的迎接。6月12日夜，满洲国国务院设宴招待我全体停战交涉委员时，除国务院高级官员、各部总长全体参议等，几乎满洲国的全体高级官员数十人都出席了宴会，使我十分惊讶。”因为在日本人炮制和扶植下的“满洲国”虽然“立国”，但许多官员的内心深处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他们的心理就是虽然热心讨伐匪寇，但不希望中国人和中国人进行战争。因此由于停战，人们特别高兴。这是后来我才知道的”。

　　冈村宁次视塘沽协定为他一生事业的“杰作”。由于这个协定是经他本人拟制和签订的一时其内容的夸赞“虽有自私之嫌、然而我却认为这是从满洲事变到太平洋战争，我同长期作战的最重要的境界点”。日本战败后，1945年12月5日一美国《时代》杂志记者马裘里·萨班斯小姐采访冈村时问道：“如果日本在进入满洲或在塘沽阶定后即行停止岂不更好？”这时作为待审的侵华日军总司令似乎也有所察悟，对这位“其军事素养之丰富，观察之敏锐一远远凌驾日本记者之上的美丽小姐的卓越见解，不胜惊叹”。冈村回答说，塘沽协定签订后，“如果能就此中止我国对外的积极政策，那就好了，不论当时或后来，我都认为应在此停止”。

　　冈村的回答一半是撒谎——一个是战争赌徒事后诸葛亮式的后悔。因为对日本的国家利益来说，得到了这份塘沽协定。实际上就已经意味着当时的中国政府默认了它侵占长城线以北的事实，对华北事务它也可以插上一手。无奈，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胃口太大，竟进一步要发动对华侵略的全面战争，结果在中国及反法西斯国际联盟的共同打击下战败投降，使日本反而失去了原来通过战争得到的台湾、朝鲜半岛等大片土地；它好不容易在中国东北拼凑起来的“满洲国”也垮台了。军国主义的所谓日本“国家利益”。真可谓是鸡飞蛋打，连到手的东西都没有保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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