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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八

　　印度“临时政府首脑”鲍斯第二天下午的发言，使最后一次会议达到新的高潮。

　　“我认为，在日出之国举行这次会议并非偶然，这决不是世界第一次为了寻找光明和指导而向东方求教。在这个世界上，曾有人试图建立新秩序，他们在其他地方试图这样做，但他们失败“对印度说来，除了与英帝国主义作不妥协斗争外，没有别的路可走。即使其他国家觉得能与英国妥协，至少对印度人民来说是绝不可能的。与英国妥协，意味着与奴隶制度妥协，而我们决心不再与奴隶制妥协。”

　　最后，与会者一致通过“共同宣言”，号召“在正义与互相尊重独立，主权和传统的基础上，建立共存共荣新秩序；在互惠基础上，努力加速发展经济；结束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

　　东条对他导演的这场“大东亚新秩序”的闹剧十分满意。《日本时报》称这次会议是“骨肉兄弟的激动灵魂的团聚”，是世界历史上一次最大的盛会。

　　就在东条搜罗残兵败将举行傀儡会议的前后，苏、美、英三国为协调作战，先后在莫斯科和德黑兰举行了三国外长会议和首脑会议。两次会议的宗旨是以反法西斯同盟国家的联合力量击败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并在战后防止侵略势力和法西斯残余的再起，维护世界和平，赞助各国人民的独立民主的愿望。

　　1943年“是整个世界大战中转折的一年”。这一年，在苏德战场、北非一地中海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上，反法西斯同盟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战争的主动权己完全从法西斯侵略者手中转入反法西斯同盟国手里，形势大好。但是，退却中的德、日法西斯军队尚在顽强抵抗，妄图把战争拖延下去。反法西斯同盟国在战场上的每一重大胜利，都付出了巨大代价。如何利用战局的胜利转折，进一步加强反法西斯同盟国之间的合作和协同作战，便成了反法西斯同盟主要国家的迫切任务。

　　在德黑兰举行的三国首脑会议上，斯大林希望罗斯福、丘吉尔尽快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迫使德国法西斯东西两线作战，加速其灭亡。美、英统治集团虽然一再拖延，但看到苏联军队己取得决定性胜利，并正乘胜西进，希特勒法西斯暴政的覆亡已指日可待。因此，经过充分协商，会议终于通过了“霸王行动”作战计划，决定美，英军队大约于1944年5月1日在法国北部登陆，进攻德国心脏地区；并且准备在德国崩溃以后的12个月内，击败日本。

　　关于对日战争，斯大林对美、英首脑说：“我们欢迎你们在太平洋取得的成功，遗憾的是，因我们东线需要军队大多，目前苏联还不能发起对日战争。但是，一旦把德国打败，苏联即向西伯利亚增兵，然后我们将能联合起来，打击日本。”

　　三国首脑会议的消息传到东京后，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很大的震惊，东条英机一时呆若木鸡，远远超过山本五十六之死对他的打击。

　　正是：东京魔酋仰天位，欧亚风云滚滚急。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二十二章　“治安强化”

　　东条南进固后方，妄图消灭共产党；
　　治安强化施毒伎，清剿掠夺大扫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法西斯头子东条英机妄图把华北变成他的“大东亚兵站基地”，实现其“以战养战”的方针，动员了大量兵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清剿扫荡，疯狂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但在我军民的英勇反击下，东条英机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随着日寇占领区的扩大和占领时间的延长，日本帝国主义发觉，仅仅依靠屠杀政策，并不能达到其“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目的。因此，从1938年武汉失守以后，日寇在其占领区便逐步推行一种屠杀与“怀柔”（奴化），即镇压与欺骗相结合的政策。一般说来，日寇在其新占领区，特别是不能长期占领的地区，仍以屠杀为主；而在其已经占领的地区，则以“怀柔”为主。

　　1938年底，日寇首先在华北推行“治安肃正运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扩大成为更残暴的“治安强化运动”。

　　日寇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将华北划分为3种地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非治安区（即解放区）”。

　　在“治安区”内，日本帝国主义以清乡为主，强化保甲制度，用圈村的办法实行大编乡，推行连坐法，并建立“治安军”、“保安队”、“警备队”等伪军组织，来禁绝抗日活动。与此同时，敌人还着重怀柔政策的实施，进行各种欺骗宣传，宣扬“王道乐土”，并建立和发展各种伪组织，企图以此巩固其统治。

　　在“准治安区”内，敌人以蚕食为主，怀柔政策与恐怖政策并用。所谓怀柔政策，即加紧欺骗宣传，企图使游击区群众奴化；在恐怖政策方面，则普遍修筑封锁沟，封锁墙和碉堡，并平毁村庄，残酷地制造“无人区”。

　　1942年春，日寇在我冀、热、辽区长城两侧，制造了一个350多公里长、30多公里宽的无人区。他们把这一带村庄的人民都集中在一个山沟里，四周筑起3米多高的围墙，这种集中起来的村落，名曰“人圈”。在“人圈”内，敌人经常对人民实行“大检举”，用严刑逼供，分别判以“思想犯”。“政治犯”和“运输犯”等，任意加以杀害。”人圈”内的壮丁都编入“自卫团”，夜晚值勤巡逻，白日罚做苦役，“人圈”附近5公里以内的土地，禁止种植，以利其防守。同时，敌人在此地区内，经常派出快速部队，在山上山下反复进行搜索，名之曰“剔抉”。敌人所到之处，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物就抢，如热河南部的马尾沟，曾被反复地烧杀过14次。这个例子，只是日本侵略者在华北所犯下的无数罪证之一。

　　从1941年春到1942年冬的两年中，日寇在华北共推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第一次从1941年3月至6月，其主要活动是加强占领区的基层组织，强化“自卫团”，调查和肃清“不稳分子”，并扩大日伪统治下的“群众团体”，以达“掌握”民心之目的。第二次从1941年7月至10月，其主要活动是实行县与县之间、村与材之间的联防制，并在其省、道，具各级伪组织中建立“治安强化运动”的执行机构。第三次从1941年11月至12月。

　　这期间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东条为在华北建立其所谓“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加紧了对解放区的扫荡、烧杀和劫夺，第四次从1942年4月至6月，其中心口号是所谓“剿共自卫”、“勤俭增产”等。第五次从1942年10月至12月，敌人大肆喧嚷所谓“建设华北”、“肃正思想”，并配合武装镇压和军事围剿，妄图彻底灭绝华北地区的抗日力量。

　　日本帝国主义在推行“治安强化运动”的同时，对沦陷区的人民肆行经济并吞和掠夺。在金融方面，日寇在华北设立了20余家银行。这些银行滥发没有准备金的伪钞，用刺刀维持着这些废纸的“信用”，借以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

　　日寇对农产品的掠夺是极其残暴的。掠夺方式，一种是低价收购，例如优种棉花，在天津市场上，每担价格为65元，而日伪统一收购的价格为38元。华北各地粮食收购价格一般只抵市场价格的一半。这种收购实际上和抢劫差不多，而这种收购又是由敌伪机关统一强制进行的，因此广大农民都逃不出敌伪贪婪的魔手。日寇掠夺的另一种方式是无代价的征发，例如当日军给养困难时。便“就地取粮”，肆意向人民掠夺或横征暴敛。

　　沦陷区的壮丁也成为敌人掠夺的对象之一。到1942年6月以前，华北被动走的壮丁约为600万人，再加以敌人残酷的屠杀和奴役，遂使农村的劳动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结果造成土地荒芜，农业减产，广大农民无以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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