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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第五章 出使中国

  崔氏弃官为求学,学成持节赴中国;
  大清洗时官运通,入侵芬兰败而归。

  1922年,苏联红军粉碎了国内反革命的反扑和外国武装干涉者的进攻,苏维埃政府在列宁的领导下,开始了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国内的局势开始稳定下来。23岁的崔可夫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进入军事学院系统地学习,以便掌握系统的军事理论,为以后的军事生涯铺路架桥。崔可夫见国内形势已趋稳定,决定“弃官求学”,于是申请进入苏俄最高军事院校——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学习。他积极求学的愿望,很快得到了上级首长的批准。金色的8月,当崔可夫接到渴慕已久的工农红军军事学院的入学通知时,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恨不得插上翅膀立即飞到那令人神往的地方。

  工农红军军事学院的前身是1918年9月8日开办的红军总参军事学院,它是遵照列宁的指示创办的第一所苏联军事学院。1921年8月正式命名为工农红军军事学院。1924年4月19日,伏龙芝元帅受命担任该院院长。伏龙芝任该院院长后,进行了大量的改革,使该院的教学质量有了很大提高,像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等苏联的许多高级指挥员都是这里培养出来的。

  1925年10月31日,伏龙芝逝世,学院全体人员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卓越的党务和国务活动家、传奇式的统帅、可亲可敬的老院长,热切希望苏联革命委员会批准,将学院以米哈伊尔·瓦西里那维奇·伏龙芝的名字命名。革命军事委员会尊重学院全体人员的意愿,于1925年11月5日正式批复了学院的请求,将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改名为伏龙芝军事学院。

  崔可夫刚入军事学院学习期间,工农红军参谋长帕维尔·帕洛维奇·别列杰夫兼任院长。别列杰夫在前几任院长的基础上做了大量工作,使学院的教学工作进一步系统化,各学科界线日趋分明,科研和教学的关系逐渐完善,各门课程的内容不断充实,教学工作很有起色。主要学科都由资深的教研室主任担任主讲;辅助课程也在教研室主任的直接组织和监督下,由指定的专门主讲人或教学小组领导人讲授。经过几年的努力,学院教学的重点开始突出,方法更趋灵活,理论学习与实践的结合更趋紧密。

  经过广大教职员工的辛勤努力,学院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编写了大量教材和参考资料,如《外军手册》、《炮兵手册》、《空军手册》、《红色骑兵》及各种战史、战略学、未来军事学、战役战术著作。学院还有一大批著名教授、学者,他们理论功底深,造诣高,如著名的军事理论家、战史研究专家诺维茨基,杰出的军事学者卡库林、瓦采蒂斯,战术学学者萨波日尼科夫、雅库、瑟罗米亚特尼科夫、利格纳马、莫罗佐夫等。

  伏龙芝担任院长后,聘请了许多著名的军事领导人在学院兼任教研室主任之职。苏联副陆海军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任战略教研室主任,工农红军副参谋长特里安达菲洛夫任战役教研室主任,红军装甲坦克兵总监卡利诺夫斯基任装甲坦克兵教研室主任,著名军事工程师卡尔贝舍夫教授任工程教研室主任,著名学者诺维茨基任世界战争史教研室主任。崔可夫得以师承如此多的名家,受益很大。

  学院在对军事理论学习重视的同时,对学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也十分关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中,又着重于观点、方法、立场的锤炼。

  1924年4月,伏龙芝担任军事学院院长后,明确提出:“工农红军指挥员不仅应该是技术专家,而且应该是社会活动家。”他们必须“具备十分远大的政治眼光,能够辨明活生生的现实中所反映出来的阶级力量和民族力量的错综复杂和千变万化的关系”。为此,“必须使他们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为了加强社会学科的教育,学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引导学员努力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史、俄共(布)党史和党纲、帝国主义理论、国际关系原理以及军队政治工作的内容、形式和方法等课程。

  俄共(布)中央亲自为某些社会经济课程选择主讲人、教员。党的著名活动家立陶宛一白俄罗斯政府第一任主席米茨凯维奇一卡普苏卡斯受俄共(布)中央的委托主讲了社会学;波兰共产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尤里安·马尔赫列夫斯基讲授了政治经济学。此外,党的著名活动家加里宁、安东诺夫一奥夫先科、克雷连科、雅罗斯拉夫斯基等人就国际生活、国内形势、军队建设以及全军教育等问题做了系统的讲演和报告。

  由于学院有一支精干的教学队伍,又有民主的学术气氛,学员们思想十分活跃,所有这些都对崔可夫产生了极为积极的影响。崔可夫为自己能够亲耳聆听这么多的专家、学者及革命家、军事家的演讲而感到十分幸运,他积极向他们请教,认真阅读他们推荐的大量军事学术著作,并广泛参加军事实践,使自己的军事理论素养在丰富的实际经验基础上得到升华。崔可夫从理论的高度认识到,作为一名军事指挥人员,不仅要成为战役战术的执行者、创造者和组织者,更应该是一个教育者,要用心灵去感召自己的士兵,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操和勇于为祖国、人民去战斗和牺牲的精神。在具体的战斗中,不仅要激发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更应创造一种军纪与民主相和谐的气氛,培养士兵遵守严明的纪律及严格执行上级下达的命令的自觉性,又要鼓励他们养成敢于创造、勇于提出自己观点的素质。崔可夫所具有的这些优良品质,在他今后的军事生涯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尽管国内的形势已开始好转,但是,学校的生活仍然十分清苦,学员们都是按入学前的职务领取生活费,崔可夫虽然已经是中级军官,但每月领取的生活费仍然少得可怜。伏龙芝在描述这一时期红军的生活状况时写道:“关于红军过去生活的特点只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了:红军过着饥寒交迫、衣衫褴褛的生活。”岁月易逝,1925年8月,崔可夫作为军事学院第五期学员毕业了。与他同期毕业的还有后来在苏联军界影响颇大的扎米亚京、库尔久莫夫、莫尔德维诺夫、什列明、雅尔切夫斯基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为苏联著名的指挥员和高级参谋人员。

  为了庆祝第五期学员毕业,8月5日,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在联盟宫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殷切希望每了名毕业生在新旧世界激烈搏斗的时代,灵活运用自己的知识和聪明才智,集中全部精力,完成领导红军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伏龙芝在他的贺词里,衷心祝愿毕业生们把丰富的战斗实践经验和深刻的理论结合在一起,“为部队军事技能和政治觉悟的提高,奉献出全部力量。”

  崔可夫毕业后,由于学习成绩优异,政治素质过硬,军事学院决定将他留在东方系中国部继续深造。学院东方系的培养目标旨在造就一代新的军事外交官,因此对学员要求十分严格。学院要求每一名学员必须具有敏锐的洞察力、机敏的反应力和处理紧急事务的魄力和勇气。所有这些都需要有广泛而精深的社会、政治。军事、甚而法律知识,特别是要有汉语功底。学院的高要求督促着崔可夫学习、学习、再学习,努力、努力、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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