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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〇


  他本人也愿意去尼普尔看看。那是个值得玩味的地方,去那儿他总是兴致勃勃,当然还有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全值得一看。

  我俩如期起程。在尼普尔玩得很痛快,尽管累得精疲力竭。

  晚上七点左右,我们到了迪瓦尼亚,我们住在迪希伯恩斯家过夜。

  这一晚真让人费解。迪希伯思斯太太四处应酬,不但要和身旁的人交谈,还要照应我和马克斯。马克斯回答得彬彬有礼;传教士夫妇一言不发,做妻子的死死盯着丈夫,而他却绞扯着手绢。

  我打着瞌睡,朦胧中脑子里冒出一个地道的侦探故事的情节。一位传教士因精神过分紧张而渐渐地失去了理智。

  为什么精神紧张?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每到一地,他都绞扯着手绢,把手绢撕成碎片,从而提供些线索。线索、手绢、碎片,天旋地转,我打瞌睡差一点滑到椅子下面去。

  这时,左耳旁响起一个刺耳的声音:“所有的考古学家,”迪希伯恩斯先生不怀好意地说,“都是骗子。”

  我睡意全没了,琢磨着他这个人和他的话。他这话是挑衅性地冲我来的。我觉得维护考古学家的信誉没什么必要,于是就口气温和地说:“你凭什么认为他们是骗子呢?他们说假话了吗?”“一切。”迪希伯思斯先生说。一切都是假的,说什么他们知道文物的年代了,挖掘出什么东西,什么这是有七千年的历史楼,那件有三千年之久唉,什么这个帝王那时当政啦,另外那个帝王取而代之啦,骗子,统统是骗子,无一例外。

  “难道这还会有假吗?”我说,

  “果真如此?”迪希伯恩斯先生嘲讽地一笑,不说话了。

  我和传教士说了几句话,可他没什么表示。接着迪希伯恩斯先生再次打破了缄默,透露出他愤愤不平的缘由:“一般情况下,我都得把起居室让出来给考古学家那家伙。”

  “噢,”我不安地表示,“对不起,我没想到。”

  第二天清晨五点,我们上了路。我俩造访了纳杰夫,那的确是个迷人的地方,真正的墓地,死者的城市。带着黑色面罩的穆斯林妇女来来往往地哭泣着。这是极端分子的温床,不是随便可以来的,需要事先通知警察,他们会注意是否会发生狂热冲突。

  我们离开纳杰夫,前住卡尔巴拉,那儿有漂亮的清真寺,拱顶金碧辉煌。这是我第一次走到近处观赏它。我们在警察哨所里过夜。在维多利亚时代长大的我,夜里去叫醒一个不太熟悉的年轻人,请他陪我去厕所,真是不可思议的事。然而很快就习惯了。我叫醒了马克斯,他又叫来一个警察,警察提了盏灯,我们三人走过长长的走廊,到了个奇臭难闻的地方。马克斯和警察又陪着我一起回到了住处。

  第二天早晨吃了早饭,一个正在采摘玫瑰花的花匠,拿着一束花走过来。我站在那儿等着,准备报之以优雅的一笑。我丝毫也没料到,他竞不睬我一眼地径直走到马克斯前,深深地鞠一躬,把花递给他。马克斯呵呵一笑,对我说,“这是东方,馈赠都是给男人而不是给妇女。”

  在回巴格达的路上,我们不时地停下来到古遗址的土丘上看看,去四周转转,捡起陶瓷碎片。我尤其对那些有釉的碎片着迷。鲜艳的颜色:碧绿、青绿,湛蓝,还有一片有金色图案的碎片,都是些马克斯不感兴趣的近代的东西,可他对我的爱好抱宽容的态度,我俩收集了一大口袋。

  凯瑟琳和莱恩·伍利早已到达巴格达,对我们迟到一天颇为不快,这是由于绕道乌凯迪尔的结果。我被开脱了责任,因为我只管手拎个小包跟着走就是了,不晓得到什么地方去。

  过了几天,我们坐火车离开巴格达去基尔库克和摩苏尔,登上返回的旅程。我的朋友德怀尔上校到巴格达北站为我们送行。

  到阿勒颇的第二天,凯瑟琳本来没发烧,可她却说不舒服。她那付神情容不得身边有任何人。

  “我真不知如何是好。”莱思手足无措地说。

  “喂,”他给我的印象不错,我安慰他说:“我想她自己知道怎么办最好。大概她不要别人打搅她,我晚上再看她,那会儿她会好一些。”

  于是事情就这样定了。马克斯和我去卡拉特——锡曼探访十字军的城堡。莱恩说他自己留在旅馆。如果凯瑟琳需要什么,他好随时照应。

  马克斯和我兴高采烈地走了。天气晴朗多了,车开得挺顺当。我们沿盘山路行驶,四周到处是灌木丛、红牡丹和成群的绵羊,后来随山路缓缓而上,绵羊变成了黑山羊及小羊羔。我俩终于到了卡拉特——锡曼,随即开始野餐。我俩席地而坐,环顾周围,马克斯讲述着他的身世,他的生活。他即将离开大学时就交上了好运,在伦纳德·伍利手下找了这份工作。我俩又四处捡了些陶片,待夕阳西照时我们才起身回去。

  我们离开阿勒颇一个星期后的一个清晨,马克斯带我去看五花八门的教徒。这令人相当紧张。

  我俩看到了马龙派教徒,叙利亚天主教徒,希腊东正教徒,聂斯托里教徒,以及许许多多我记不得名称的教徒。其中一些人我叫他们是“洋葱教士”,就是说,他稠带着像洋葱那样的圆圆的头巾。希腊东正教堂最使人念念不安,因为在那儿我和马克斯不容分说地被分开,我和其他女人—起被挤到教堂一边。这是个充满神秘气氛的仪式,大部分在祭坛帷幔后进行。帷幔后圆润响亮的声音随着缭绕的香火传到厅堂里。大家都按指定的间隔捣蒜式地鞠躬。后来马克斯才找到我。

  4

  离开阿勒颇,我们乘船去希腊,沿途时常靠岸。到雅典时。我感到少有的高兴,满怀着期待。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我清楚地记得我站在旅馆的接待柜台前,接过一叠邮件,最上面是几封电报。至少两星期没得到家里的音讯了,我心头笼罩着不祥的阴影。我打开电报,他们告诉我罗莎琳德患了肺炎。

  由于突如其来的震惊,我昏昏沉沉地挪动着脚步,突然把脚迈进了雅典街道旁的树坑里,踝骨严重扭伤,无法走路了。我坐在旅馆里听着莱恩和凯瑟琳的宽心话。心里惦记着马克斯去哪儿了。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手里拿着两轴绷带和一块膏药。他轻声地解释说他在路上会照顾我和我的脚伤。

  “但是你要去达萨庙啊,”我说,“你不是去见什么人吗?”“噢,我改变计划了。”他说,“我考虑该是回家的时候了,这样可以和你一道走。我可以扶你去餐车或给你弄点吃的,结你当个帮手。”

  这真是求之不得了,简直不能相信。我想,而且一直这么认为马克斯真是个好人:他不言不语,没什么同情之类的话,可他干实事。他会急人所需,使你得到莫大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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