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萨特简直从未有过性妒忌方面的体验
就在出版《第二性》的同时，阿尔格雷从美国来了。
那天，西蒙·波娃穿上两年前在芝加哥穿过的那件白色外套，赶往火车站去接阿尔格雷。一路上，她便在自忖：这一回会如何相处？
车已进站了。眼巴巴望着人流和列车，就是找不见他。等到车厢里的人都走完了，月台上空荡荡的了，还是不见他的影子。她只好慢慢往回走，几次三番回头看，但还是看不见他。也许要等下一班火车才到吧，她这样猜想。便决定先乘出租车回家，等下一班火车来时再来。
回到家中，因为心情烦躁，根本读不进书，只是一个劲的抽烟。突然，听到街上响起了一声美国口音，奔向窗前一看，一位男子拎着一件好大的行李正走进一家咖啡店。
是阿尔格雷！
阿尔格雷来了！
他大包小包地带了许多东西，有苏格兰威士忌酒、巧克力、书、照片，还有一件女子穿的家常花便衣。为了庆祝他的到来，米雪尔和鲍里斯·维昂举行了一次聚会，从朱利埃特·格雷科到勒内·居荣纳，人人都出席了。尤为重要的是，西蒙·波娃注意到，萨特和阿尔格雷相处融洽，萨特简直从未有过性妒忌方面的体验。大家谈了一会铁托，又对毛泽东议论了很久。“中国是那样神秘莫测，种种夸夸其谈的学说往往拉上中国作根据。人们惊愕地得知，毛泽东竟然会作诗词！他们不知道，在那个国家，每一名将领都是投笔从戎者；因为他们也是文人，所以，这些革命家身上都有着古代的聪明才智，它同无产阶级相结合，变成了某种神秘的、诱人的混合物。大家也传诵着田头教育、军队戏剧表演和妇女解放方面的优秀而真实的故事。”西蒙·波娃后来回忆道。
在“红玫瑰”，博斯特和阿尔格雷一同回忆起军队生活。奥尔加惊愕地睁大着眼睛，完全被阿尔格雷讲的一个个故事迷住了。当他一连两个小时讲他那些吸毒者和小偷朋友们的故事时，连西蒙·波娃也不能分辨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西蒙·波娃陪伴阿尔格雷参观巴黎。他在海军陆战队当兵时就在巴黎住过两天，不过哪里也没去。这次，他们或者徒步，或者乘出租车或马车。他喜欢巴黎的街道、人群和市场、喜欢巴黎的食品、博若莱出产的葡萄酒和附近商店中的礼仪性交谈、喜欢听穆卢吉在“塔布”夜总会唱的歌，更喜欢伊夫·蒙唐在圣日耳曼俱乐部的演唱。
之后，西蒙·波娃和阿尔格雷一同飞往罗马、突尼斯，还游历了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回到巴黎，适逢美丽宜人的9月。“我们在一起从来没有比这一段时间过得更好，”西蒙·波娃后来回忆道，“明年我将去芝加哥。在我与阿尔格雷道别时，我确信会见到他。”
2. 想做的事情总不会比人家对此的议论更糟糕吧
1950年1月，《现代》杂志报道了联合国有关苏联劳动营的争论，并发了一篇评论。评论由梅隆·庞蒂执笔。萨特和他共同署名，把这个问题放在一个适当的角度加以评论。
萨特一直相信社会主义。几年以后他在《斯大林的幽灵》中写道：社会主义运动是衡量其他一切运动的绝对的准则，因为受剥削者把剥削和阶级斗争当作他们自己的现实，当作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真相……这是人在创造自身过程中的运动；而其他的派别则相信，人早已被造就。社会主义是绝对的参照标准，任何政治活动都要接受它的衡量。
在萨特和西蒙·波娃看来，不管苏联发生了什么，苏联曾经是，而且还继续是社会主义的母土：革命者早已成功地夺取了政权。尽管它的不同机构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官僚习气，尽管它的权力过于集中，尽管它犯下了各种错误，但苏联从未对它一开始就建立起来的生产资料占有方式有过动摇，它的政治制度也与那些旨在建立或维护一个阶级的统治地位的政治制度截然有别。还在“斯大林时代”，萨特就认定，“苏联的政权的确是社会主义的，但是，这个社会主义是以要么从世界上消失、要么以血肉的代价求得生存这样的现实命运为特征的……在一定的情况下，同种种矛盾妥协等于下地狱”。
尽管萨特在根本上支持苏联，但他拒绝作“非此即彼”的选择。至于发表在《现代》上的评论苏联劳动营的文章，几乎使所有各方都甚为不满。
春天，西蒙·波娃同萨特赴黑非洲，从阿尔及利亚到霍加尔，再到古莱阿、加奥、廷巴克图、巴马科，最后到象牙海岸，作了一次“政治性旅行”，欲与非洲民主联盟联络，以便在《现代》上发表有关黑非洲的真相的文章。
这一目的没能如愿以偿，倒是旅途中有几桩事情值得一记：
他们在塔曼拉塞特度过了一个多星期。一天晚上，萨特上床睡去了。西蒙·波娃则留下来，与旅店老板及两位汽车司机说笑话。他们讲述自己生活中的故事时。她只觉得那些故事都很逗，而不在乎他们言辞的粗俗。包括店主在内，几个人轮流做东买吃买喝，前后一共转了几个来回。大约3点钟。西蒙·波娃回去上床，忍不住还在笑。突然，听到有人打开了她的门，原来是店主，走过来低声向她提出非分的要求。被她拒绝后，翌日一早，满面笑容地递给她一篮桔子，以此封她的嘴。几天以后，《周末晚报》上刊发了关于这次狂饮的报道，文章说西蒙·波娃的粗话使汽车司机都为之脸红。为体现真实性，文章还引用了几句从她嘴中滑出的话。当时看了这篇文章，她心里很不好受，因为往她身上泼污，便同时也是往萨特身上泼污，她责备自己不该给他们提供这么一个机会。但是，她的生性决定了她不是那种随时随地小心翼翼，说每句话都要几番斟酌，喝每杯酒都要留有余量的人。另外，好在萨特并不在意，他对西蒙·波娃说：
“我俩有一个优越性，那就是，都能做任何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它总不会比人家对此的议论更糟糕吧。”
此外，空军司令官C.与他的女友“珠珠”亦值得一记。“珠珠”年轻貌美，思想活跃，这位空军司令官对她的聪明、修养和勇气的爱慕，甚至到了失魂落魄的地步。司令官本来并不怎么想见他俩，只因为“珠珠”博览群书，她要他来同萨特和西蒙·波娃聊聊，于是司令官言听计从，热忱地接待了他们俩。正在酪饮爱情琼浆的人们，因为在相爱之中而格外对人普施爱心。司令官与他的情人承认：本来以为碰上的是两个魔鬼，而不是人。由于改变了对萨特和西蒙·波娃的看法，他们受到了别人的指责，但是，指责使得他们和萨特两人的关系更密切了。
3. 不远万里见面之后，他突然说不再爱她了
6月，朝鲜战争爆发了。
西蒙·波娃正准备启程去芝加哥与阿尔格雷相聚两个月，在世界大战仿佛一触即发的局势下，她着实犹豫了一番--尽管她渴望见到阿尔格雷，尽管她不愿再让他失望一次。
萨特显得冷静多了。他认为世界大战不可能发生，并把道理讲给她听，鼓动她不改变计划。其实，萨特自从1949年与陶乐赫丝去墨西哥、危地马拉、古巴、巴拿马、海地和库拉索岛作了一番旅行和访问回来，就与陶乐赫丝的关系失谐，陶乐赫丝不顾萨特反对，来到巴黎生活，他们吵架后最终分手了。想到萨特在个人问题上遇到麻烦，仍是如此善解人意，西蒙·波娃心中平添一份感动和柔情。
西蒙·波娃真的走了。然而，满心的焦虑不安，使得她到达美国时仍然没能摆脱悲伤的阴影。开头几天在芝加哥的情形，与《一代名流》中安娜和刘易斯最后一次相逢时十分相似。整整一年里，阿尔格雷的信总是那么热烈、亲切，可是见面后，他突然之间对西蒙·波娃说：“我不再爱你了。”接下来补充道：“不过，我们还可以过一个美妙的夏天。”
炎热的天气加上阿尔格雷的态度，使她压抑得喘不过气来。上街去走走，可街上的人充满对法国女人的敌意。在美国酒吧间，既不能读书，又不能哭鼻子，她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一直到有位朋友驾车送他俩去米勒，时间的流动慢慢地恢复了正常。
近午时分，他们常常划一只小船，渡过小湖，在烫足的河丘上爬上爬下，然后，来到密歇根湖畔，湖水浩荡，浪涛拍岸，一望无际的沙滩上常常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白色鸟儿撑着长腿，在沙砾间觅食。置身于如诗如画的天地中，西蒙·波娃忍不住一个人去水中嬉戏。她不会游水，总是小心翼翼地惟恐双腿踩空。一天，她试着浮起身子划水，当停脚直立时，却踩不到湖底了。她大惊失色，连呼阿尔格雷救命，他却只是在老远的地方冲她微笑。等到她人往下沉，咕噜咕噜地呛了几口水，他才急了起来。把她拉上岸后，他说他当时也吓坏了，因为他的游泳技术实在十分勉强。有趣的是，这一惊一吓倒使他们一下子融入欢愉的气氛中，已逝爱情中的所有阴影顷刻消除殆尽了。
一个月后，丽丝来到米勒。西蒙·波娃和她还是在1947年重逢过一次。丽丝的生活过得不太美满。当初奔爱情而来到美国，当然也为了能吃饱肚皮。现在肚皮早已能吃饱了，可爱情之树已经枯萎，她正准备离婚。她感谢美国接纳了她，但又怀念在巴黎所熟悉的人情、文化方面的氛围。如阿尔格雷所发现的，她性格中有着某种冷冰冰的东西。她一方面倔傲不驯，一方面又轻易入迷，这使她孤立于众人之外。
为了丽丝，也为了丽丝不再在西蒙·波娃和阿尔格雷之间掺乎--他们俩眼下的关系趋于紧张，当以没有旁人为好。而丽丝声称要在这里逗留两个星期。--征得阿尔格雷同意，西蒙·波娃陪丽丝去芝加哥待了二三天，然后独自一人回到米勒。
晚秋的天气晴朗温暖，她绕湖信步，心中一片混沌。早在几个月前，阿尔格雷来信告诉她。他在好莱坞与前妻重逢，并想复婚。一听到这个消息，她便产生了一种绝望感。然而，一个月前她又风风火火赶来了美国。有时，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袭上心头，她随即扑倒在草地上或是沙滩上。
“完了，可这究竟是为什么？”
回到芝加哥后，在那儿小留数日。为了使两个人不至于过于尴尬，最后一个下午，他们去看赛马。阿尔格雷把现钞输得一文不剩。为了能吃一顿饭，他打电话叫来一个朋友。两人一直和她待在一起，直到上了开往机场的出租汽车才分手。阿尔格雷对此仿佛毫不介意。
西蒙·波娃心里想：“我将再也见不到他了……”
4. “黑云压城”之下感到无路可走
萨特的预言已成为现实。美国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占领了法国。法国当局正在接受建立一个由美国人支持的欧洲的设想，并保证为此而奋斗。与此同时，人们还在议论俄国人的入侵。在美国军队越过北纬36度线之后，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北朝鲜、美国空军轰炸平壤、美国宣布全国总动员已不可避免之后，如果战争爆发，苏联红军便会入侵欧洲，这已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
一天，加缪问萨特：“你有没有想过，当俄国人到这里的时候，你会有什么遭遇？”随即深情地补充一句：“你千万别留下！”
“那你准备走吗？”萨特反问道。
“噢，我吗，”加缪说，“会干德国人占领期间所干的勾当。”
萨特没说什么，只提出一个反对意见，说他永远不能忍受与无产阶级对立。加缪则一针见血地指出：
“你不能让无产阶级成为一种不可捉摸的名词儿。”
相处多年的挚友，已感到双方有了很大的隔阂。不过，加缪还是真心实意地劝萨特：
“你非走不可。如果你留下来，他们不但会夺去你的生命，而且还会夺去你的荣誉。他们会把你拉到一个集中营，你会随即丧命。然后，他们说，你还活着。他们会用你的名字劝说人们屈服、退让、叛变，让人们信以为真。”
这些话确实把西蒙·波娃震住了。也许，只要萨特保持沉默，俄国人会把他放在一旁不管，但是，萨特的个性使得他对有些事不可能不闻不问，而斯大林对待不听话的知识分子的作法已众所周知。但萨特无论如何不肯流亡。
西蒙·波娃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美国方面寡廉鲜耻，苏联方面又这么偏激狂热，真不知世界上还给我们留下什么容身之地。”萨特既无法接受法共把他视为敌人的态度，又从来不相信俄国真的会占领法国。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些备战情况并没有引起我多少惊慌，对我来说，它们不过是党派游戏。在这种游戏中。他们把事情推到所能达到的极端，因此告诉每个人必须作出抉择，并且揭示这样作出的抉择的后果……在这种阴暗幻觉的包围中，我感到无路可走了。”
正如阿隆后来所说的，加缪和萨特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他们都渴望诚实，都拒绝错觉和虚饰，都正视世界，也都不在乎苦乐。可是，在政治上他们间的分歧则越来越大。在加缪看来，政治活动是浪费时间；而萨特却认为文学创作正在变成为浪费时间。加缪渴望使文学摆脱眼前的政治“狂热”，也渴望使自己摆脱“争端”。另一方面，萨特正在进入他的最具政治性的时期，即“告别文学”的时期。
作为哲学论战，加缪和萨特的争论对现代思想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为它着力对付的是“历史性”问题，这个问题基本上取代了对人类时间范围和人类方向的形而上学的和宗教的解释。在回顾这场论战时，A·马德森在《心心相印》中写道：“预言的马克思主义仍然拒绝把人类的未来看作是一个无限的过程，反而授予政党、国家或个人以解决人类命运的固有矛盾的任务。谁能想象历史的终结？怎么能把最终目标归结成仅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有关的学说？是什么使我们的个人生活与人类历史有共同点？加缪认为，‘即使马克思主义的前途是光辉灿烂的，也无法使我们摆脱对宇宙的荒谬的忧虑，甚至于怀疑历史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方向’。萨特则这样反驳‘询问历史是否有方向是毫无意义的，“问题不在于知道历史的目的，而在于赋予它以目的’。”
5. 她懊恼“将永远不能被另一个肉体温暖着睡觉了”
阿尔格雷就要同前妻复婚了。
1951年10月，西蒙·波娃与阿尔格雷共度一个月的最后几天，她一个人常常在沙丘与湖水之间徘徊。当她想到从此再也见不到他，见不到这座房子，见不到这个湖泊，见不到这片百鸟云集的沙滩的时候，便方寸顿乱，痛苦不堪。回到巴黎后她给阿尔格雷回信说：“是不是真的什么都完结了？”
阿尔格雷回信说：“如果你爱一个女人，而她又不属于你，她把其他事、其他人置于你之上，而且你又没有占据首位的可能，那么，难道你能忍受这种局面？我丝毫不为我们的交往遗憾，但是，我如今需要另一种生活，我需要有属于我自己的女人，属于我自己的房子……三年之前，我开始意识到你的生命属于巴黎，属于萨特，当时我大为失望。如今，这种失望已成为过去，时间把它冲淡了。从那时起，我一直努力把自己的生命从你那里拉走。我的生命对你来说十分重要，但我不喜欢我的生命属于一个相隔那么远，一年又只能见几个星期的人……到此为止吧。”最后一句话他这么写道。
西蒙·波娃无言以对。结局只能是这样。西蒙·波娃和萨特不论各自爱上其他什么人，这些人都不可能占据首位。既然关于芝加哥的记忆即将埋葬，她便不再去想同阿尔格雷在一起时的种种欢乐。在她看来，她的年龄和生活环境已不允许她去寻找新的爱情了，但内心深处极不愿屈服于这种生理方面的冷淡。当她意识到“将永远不能被另一个肉体温暖着睡觉了”时，顿觉丧气不已。“在镜子中，我的脸看上去没什么异样；在我身后，灿烂的往事并未远去，漫长的岁月正在我眼前展开。但是，在这岁月中，往事的光辉不会重新闪耀。它永远不会重新闪耀。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一条界线的另一侧，但我什么时候也没有跨过这条线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