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战争脚步声
早在1935年，德国威胁尚不明朗时，南斯拉夫政府奉行亲德政策。
这个时期，它过去的一些小伙伴：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利益都被斯托亚迪诺维奇政府在与罗马—柏林轴心的交易中出卖了。它陷入孤立境地，不得不依靠德意法西斯来加强自己。
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战火已烧到家门口，政府却还在欺骗人民，要相信德国保证南斯拉夫不受侵犯的承诺。南斯拉夫共产党却针锋相对，揭露德国的阴谋，谴责法西斯的强盗行径，提醒人民注意当前形势，警惕希特勒“指向东方”的传统野心。南共还谴责斯托亚迪诺维奇政府脱离它的伙伴，投靠法西斯是出卖了人民的利益，为法西斯侵略者打开了大门。
南斯拉夫民族具有强烈的反抗外族侵略压迫的精神，南共的态度反映了人民的心情，尽管政府奉行亲德政策，但是举国上下却是一片反对法西斯的呼声。
1938年10月，因为苏台德地区的问题，捷克斯洛伐克受到了德国的威胁，成千上万的南斯拉夫人聚集在捷克斯洛伐克使馆门前，自愿要求保卫这个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但是由于英法的纵容，捷克斯洛伐克被出卖了。德国势力进一步东进。几乎与此同时，意大利军队入侵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面临日益严重的局势。保罗亲王看到了先前政策的危险性，决定把斯托亚迪诺维奇作为替罪羊，另选德拉吉沙·茨维科维奇代理首相，他是个无党派的人，但是政策与先前毫无二致。而南共却提出了这一时期的正确主张：“组成一个能够保卫祖国，反对法西斯侵略者、进行坚决抵抗的政府，……依靠工人阶级，联合南所有的健康的民族民主力量，坚决改进城乡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立即恢复南各民族的民主自由和兄弟关系，广泛加强与巴尔干国家的友好关系，支持南同所有准备和德意法西斯进行斗争的国家的友好联系，首先是和苏联的联系。”南共的口号得到了人民的支持。
就在这个时候，铁托赴莫斯科汇报南国内工作，这是年初就约定好了的。
铁托经由巴黎，在法国乘船去列宁格勒。在赴苏的西伯利亚号轮船上，铁托获悉了两件重大事件。其一是，8月23日，苏联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其二是，9月2日希特勒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铁托一到莫斯科，即去共产国际。现在时局起了重大变化，一方面，爆发了战争；另一方面，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个法西斯国家签订了条约，那么其他的共产党应当奉行什么样的政策与之适应呢？巴尔干书记威廉·皮克交代铁托就此问题写份报告。同时，马努伊尔斯基把各国共产党的代表召集一起，让大家根据新的形势，各人为本国写一份宣言，为今后的活动制定方向。这真是一项复杂而又难办的任务。面对互相矛盾的事情，大多数人不知如何表态。不过铁托的思想是明确的。他的基本思想是，归根结蒂，法西斯主义始终是一切进步人类的主要危险。他认为希特勒想通过条约使苏联在他行将在欧洲的征战中保持中立，而苏联则希望能为自己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这不应当对各国共产党的政策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铁托按照自己的想法，一夜工夫就把宣言写好了。第二天，当所有的代表在共产国际相会时，惟有他是带着写好了的稿子的。其他人要么没写一个字，要么只提出了一些论点，大家都感到不知说什么好，担心犯错误。铁托念了自己的稿子，马努伊尔斯基很高兴，称赞了他。为使大家了解情况，马努伊尔斯基又说，苏德签订协议是个政策和策略的问题，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向本国人民负有责任，如果法西斯发动进攻，必须采取一切步骤动员本国人民进行抵抗。铁托正是采取这一基本观点写了宣言。宣言中没有提苏联，只是提到南斯拉夫面临的危险。南斯拉夫并不准备去做苏联做过的事情。当时共产国际确实也不要求各国党与苏联奉行一致的政策。只是后来，随着事态进一步发展，有一段时期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改变了观点，又回到“阶级斗争”的老路，即：当前共产党主要不是反法西斯，仍然是进行阶级斗争。
铁托在共产国际的工作办完，生了一场病。1939年底，才踏上归程。
由于战争，西方的路不通了。他乘火车到敖德萨，然后再乘轮船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这是一艘土耳其的船，船上惟有铁托是外国人，他手里拿的仍是那张加拿大工程师斯皮里敦·梅卡斯的护照。船到伊斯坦布尔，一群土耳其记者围了上来。听说他从俄国来，请他谈谈对俄国的印象。铁托告诉他们，他不是俄国人，而是加拿大籍的南斯拉夫人，作为加拿大一家公司的代表在俄国负责兴建一座工厂。记者们对此不感兴趣，他们只想打听俄国工人的工资多少、生活水平高低、人民情绪如何？铁托说：“我是专家，对这些事情从未注意，可以告诉你们，我自己得的钱不少，都是用美元付的。”记者们只得悻悻地走了。
铁托拿着加拿大护照，对当局说，他是要去纽约的，船是从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启航，因此，他得走陆路去意大利赶船。
实际上他计划乘“东方快车”中途在南斯拉夫下车。这样就必须要得到有关国家签证。他在保加利亚领事馆办签证时，无意中听人说起：
“这家伙不像个加拿大人，而像波罗的海地区的人，谁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办签证遇到了一些困难，铁托不得不在此地停留了三个月。等候国内派人给他送一份伪造的签证来。借此机会，他游览了这个欧亚名城，并用身上的钱买了枚钻戒，战乱年间，这东西比钱保险。不过这枚戒指后来他一直没有变卖的机会，就一直戴到战后。
国内先后两次来人给他送来伪造的证件，但都制作得太粗糙了，不能用。最后他终于得到了一张去纽约的船票，自动解决了签证问题。他乘上去意大利的火车。车到萨格勒布，便赶紧头也不回地下了车。
意大利的那条船没有等这位斯皮里敦·梅卡斯上船，就启航了。铁托在萨格勒布看到报上登了条消息说：在直布罗陀，英国人拦住了这条船，寻找一名叫斯皮里敦·梅卡斯的可疑乘客，查无此人，他们说那可能是个化名。美国乘客提出了抗议，说轮船可能因英军拦截而晚点，云云。看了这则消息，铁托暗自好笑。
局势一天天紧张，战争脚步声更近了。而此时，党的工作最大难处在于，要跟苏联保持一致，为苏德条约作解释，又要反对本国的卖国政府，这根本是无法统一起来的。但铁托有他自己的主意：战争已不可避免，他将要利用这次战争作为革命的跳板，大干一场。
1941年2月，德国占领罗马尼亚，接着侵占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已处在德意势力的包围之中。德国人趁机施加压力，迫使保罗亲王参加轴心国。南斯拉夫内阁在重重压力下被迫同意签署条约。
加入轴心国是完全违背南斯拉夫人民意愿的。条约未签字之前，空军司令西莫维奇即向保罗亲王提出警告：如果加入轴心国，他无法保证部下不发生哗变。但是保罗亲王及茨维特科维奇政府宁肯得罪国人，也不敢得罪德国，仍然签订了条约。果然，条约签字后，政局立刻不稳起来。3月27日，一部分陆军和空军军官发动政变。政变的组织者，空军准将米尔科维奇找到空军司令西莫维奇，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西莫维奇表示不参加政变，只有在政变成功后，他才能同意负起领导之责。
政变是成功的，可以说几乎是不流血的。保罗亲王被废黜，遂移居国外。新国王彼得接位。西莫维奇出任新政府首相。那位被强拉上台的彼得国王从电台听到一个冒充他的声音在向全国发表演说时，心里异常气愤，然而也无可奈何，他成了南斯拉夫的国王。
谁都明白，这次政变是对着轴心国来的。但是新政府又不敢公开得罪希特勒，他们决定不去谴责前届政府加入轴心国一事，只是悄悄地展开与盟国的外交。但是希特勒岂是用蒙混法骗得过的人。在他心里，南斯拉夫要么成为盟友，要么成为敌国。
政变当天，全南很多大城市群众示威游行，高呼“宁愿打仗，不要条约”，将卐字旗点火烧了，一些德国商业机构遭到石块袭击。最开始，希特勒不相信这是真的，以为是传媒搞错了或是开玩笑，等事情得到证实，他立刻血涌脑门，当晚下令，陆军司令部准备向南斯拉夫进军，要使其在军事上不再成其为国家。进攻计划代号“第二十五号”，由陆军元帅利斯特率部执行。希特勒将他的决定深夜通知意大利。凌晨4点，德国驻罗马大使向希特勒报告，墨索里尼赞成并支持德国的计划。接着其他仆从国也向希特勒表了同样的态，他们决定，意大利从背后攻打斯洛文尼亚，匈牙利从北面进攻伏伊伏丁那，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则提供进攻部队的基地。此外，保加利亚还负责警戒保加利亚土耳其边境，提防土耳其的干涉。
希特勒的火冒三丈是有原因的。南斯拉夫局势的变化打乱了他对苏联采取行动的计划，而不得不将“巴巴罗沙”计划推迟。因此，他决心狠狠地惩罚南斯拉夫。
此时此刻的南斯拉夫政府却还在一厢情愿地企求和平。这些政府成员原本就是临时拼凑的，一夜之间进了内阁，根本不可能有明确一致的行动计划和决心。它含糊其辞地声明，新政府承认所有原已承担的国际义务，以此表明效忠轴心国。后又派了个代表团去意大利向墨索里尼表态，同时还派了个代表团与苏联商讨签订友好互助条约。西莫维奇以为这样一来可缓和局势，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预防可能发生的战争。战祸临头，他还在筹划派代表团去柏林的事。更可笑的是他把他女儿的婚礼安排在4月6日早晨进行。正是这一天，德国空军猛攻贝尔格莱德。而这个日子，南斯拉夫驻柏林大使馆武官瓦乌赫尼克上校早在4天前就已知道并报告了国内。
4月2日夜间2点，上校的电话铃响了三次，这是事先约好的信号。
他如约在一个车库的墙缝中找到一张字条，上面写道：“会议已经结束。
对南斯拉夫的进攻定于4月6日，东面从保加利亚、北面从匈牙利发起围攻。愿上帝保佑和我的祝福在这场可怕的灾难中与你同在。”
瓦乌赫尼克通过三种途径将情况传回国。但贝尔格莱德未予重视，他们根本不相信武官的情报来源。实际上，瓦乌赫尼克上校的情报是从与他联系的德国最高统帅部外事及反间谍处头子卡纳里斯的助手那里得来的。
与政府的作为相反，战争爆发前夕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没有睡大觉。
早在1940年10月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党就提出了要建立一套适应新形势的工作方式，以巩固和发展党组织，使之在全国遍地开花，迅速扩展自己的活动，并明确指出了战争危险日益临近，号召人民不要存在幻想。党同时还意识到，要抓军队，从1940年冬起，党就在军从中物色人物，跟他们建立了联系。战争爆发的前几天，铁托派了个小组到萨格勒布的兹林斯基兵营活动，争取获得武器，武装工人。此外，南共还开展了广泛的工作，谋求建立一个国内的统一阵线，他们与伊万·里巴尔为首的政府反对派和其他独立的民主党派进行了接触。正是这些有组织的行动，使得南共在战争一开始，不但没有被摧垮，反而越战越活跃，越战越强大。
2. 全面抗战
4月5日深夜，南斯拉夫和苏联在莫斯科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贝尔格莱德成千上万的人群涌上街头，拥护这个条约。但是欢腾的人群还未散去，4月6日清晨，德国空军的飞机突然飞临城市上空，希特勒对南斯拉夫不宣而战。
第一波机群飞过，南斯拉夫空军和防空部队的战斗力就被消灭。下一个目标便是无限制地对着平民和公用设施狂轰滥炸，无论是民房、医院、学校、教堂……遇到什么炸什么。第二波在上午11点开始，全城再一次面临死神。猛烈的爆炸声中，贝尔格莱德市已陷入无政府状态之中。
到处是浓烟滚滚，一些人趁火打劫，肆意抢劫商店和民宅，贝尔格莱德动物园成了一片火海，野兽从笼子中窜出来，在大街上乱跑。整个城市乌烟瘴气。
贝尔格莱德被炸的当天，《铁托传》的作者弗拉基米尔·杰吉耶尔正在贝城，他目睹了这场浩劫，记述道：
当进攻开始时，我和爱德华·卡德尔正在城里。我带着他穿过燃烧着的街道走向城外，到一个我们的支持者家里，想在那里为他找一个避难所……有个年长的妇女从某个地方跑过来，她披散着头发，脸吓得发白，我几乎认不出她了，她一直住在这里，离我们的学校很近。当她走近的时候，我看见她手里抱着什么东西，拼命吻它：
“啊？米拉，我的女儿……”
母亲哭喊着，对周围的一切都是茫然的。她抱的原来是她女儿的手臂，仅仅几分钟前，她的女儿被炸得粉碎。
离那里不远，有一种放任的歌声，实际上是痛苦的尖叫声，一个脸上长着疙瘩的小姑娘和一个身体强壮的中年搬运工人拥抱着坐在炸毁一半的酒馆门槛上。当第一次轰炸开始时，他们就在这里避难，并开始喝酒，一直喝到烂醉如泥。现在坐在门槛上，醉醺醺地尖叫着，第三次空袭警报拉响了也全然不顾。卡德尔和我从市中心逃出来。来到郊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贝尔格莱德在空袭中遭到的破坏之惨重，可列入欧洲城市的前几名。那天炸死了大约一万人，光是墓地安葬的就有三千多，大多数尸体被埋在瓦砾堆中。
希特勒达到了他的目的，南斯拉夫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政府在第一次冲击时就已逃离现场，最高司令部陷于瘫痪，南斯拉夫已没有一个保卫祖国的指挥中心了。
战争开始的这一天，铁托在萨格勒布。他的住所位于城郊，那是他用斯拉夫科·巴比奇工程师的假名租住的。他从邻居那里得知德国人开始进攻了。邻居是从德国的广播中收到的。贝尔格莱德的电台一清早就断了音。
一经获悉开战的消息，铁托立刻进城找同志们联系。他了解到人民群众要抵抗的决心。因此，他立刻派了个小组到萨格勒布驻军的司令部去，请求该部发给工人武器，武装自卫，抵抗德军和乌斯塔沙 （克罗地 亚右翼民族主义者在二次大战前建立的组织，鼓吹克罗地亚独立，主张从克罗地亚赶走塞族和其他民族。大战期间成为与德意勾结的反动武装，残害南共游击队和平民百姓，其首领是安特·帕维利奇），驻军没有答应这一请求，并驱赶了他们。
4月10日，德军坦克驶入萨格勒布，并一直往南，全境横扫南军。
几天之后，西莫维奇政府投降了，国王彼得和政府放弃了他们的国家和人民，4月15日，他们远走高飞，先往希腊，后去了中东，临走却没忘记从国家银行带走大量黄金，并留下旨意，派代表与德国人谈判，签署投降书。
几周之内，意大利人占领了门的内哥罗、达尔马提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大部分；匈牙利占领了巴奇卡平原；保加利亚取得了马其顿和部分塞尔维亚；德国人占领了斯洛文尼亚北部；克罗地亚由帕维利奇的乌斯塔沙建起了“克罗地亚独立国”；塞尔维亚由德国指定的奈迪奇将军建立的卖国政府执政。法西斯军队和卖国贼在南斯拉夫横行。
国难深重，所有的旧政党都保持沉默，他们的领导人有的随同国王跑到国外了，留下的人或是在观望，或是叛变投敌。惟有铁托领导的党，在萨格勒布陷落的那一天，4月10日就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一个谴责侵略行径的宣言，并决定建立中央军事委员会，由铁托任主席。接着4月底他们又在萨格勒布召开了一次中央委员会，明确决定举行武装起义，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民族解放阵线。铁托就这个问题作了一个解释，他指出王国政府实际上已经出卖了祖国，反对侵略者的起义应当和反对第五纵队的斗争结合起来。这意味着要取消过去的政府，而代之以人民的政府。这次会议为反侵略斗争的性质、任务作了明确的规定。
会后，党的决定通过各种宣传渠道传播出去，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打破了希特勒铁蹄下的一片沉寂。南斯拉夫共产党是当时挺身而出号召人民起来反抗的惟一政党，也是赞成南斯拉夫统一的惟一政党。在万马齐喑的时刻，共产党以她自己的行为赢得了广大人民的信任。
铁托把党的决定从设在萨市的电台发往共产国际。当时南共有二座电台，一座设在萨市的一所别墅里，一座设在贝尔格莱德一所医院里。
贝市的这座电台在4月6日的空袭中被炸毁。萨市的电台是由共产国际派来的科皮尼奇操作。他是斯洛文尼亚人，共产国际派了一个女人跟他一道扮作夫妻回国，电台就设在他家中，后来他们真的成了夫妻。科皮尼奇办事很机械，以共产国际大员自居，为人傲慢不逊，铁托不怎么喜欢他，但在后来的南苏冲突中，他倒一直留在国内，担任一家最大企业的负责人。
南共的宣言和决定在某种程度上是不符合苏联需要的，他们此时生怕得罪希特勒。但同时，莫斯科对南共的所作所为又颇不在意，他们根本不相信南共能办什么大事。那些宣言之类的东西不过是种姿态，不会对苏德关系产生很大的危害。
萨格勒布已成了德国人和乌斯塔沙的天下，他们对革命者的反抗镇压特别凶狠。南共在这里已很难呆下去。铁托已被乌斯塔沙的警察盯上了。这位穿着讲究的工程师巴比奇有一辆福特牌汽车，同志们叫它“米老鼠”，是为了方便地下工作特意买的，警察不会怀疑有私车的人。但是当德国人进入萨市之后，他们要征用所有的机动车辆。铁托没有交出他的汽车。中央决定离开这里后，他把党的文件档案装在一只汽油桶里埋在地下，把他保管的一部分黄金藏在烟囱里，然后找了两个工匠为他盖了一座车房，门也用砖堵上，把“米老鼠”藏在里边。不料其中一个工匠将此事报告了乌斯塔沙。警察随后来到他的住所，幸好他外出未归。
房子的女主人知道事情不好，便派她的小儿子出去找铁托。孩子到处找人，最后在一个车站找到了铁托，铁托正好上车，他从车上认出了孩子，立刻跳下车来。孩子对他说：“你别回去，那里不干净。”必须转移了，最好是去贝尔格莱德。
贝尔格莱德虽然城市遭到重创，破败不堪，但那里各种势力却相对较弱，王国政府跑了，傀儡奈迪奇还没有来得及建立伪政权。共产党人活动较为容易。当天晚上，铁托离开萨市前往贝尔格莱德，他拿着一张伪造的身份证和通行证，上面用的是捷克斯科达工厂的代表，工程师斯拉夫科·科拉尔的名字。他和一个姑娘同行，每到一个关卡，便由这姑娘先上前过关，试探德国人是否换了新的通行证。就这样，他们一道道地过了关卡。结果很顺利地到了贝尔格莱德。
铁托在贝尔格莱德有两处住所，他在茹约维奇街住的时间较长，那是一位工程师斯韦塔的家，工程师家离德国占领军的军事长官家很近。
为了安全起见，铁托在那所房子中建了个密室，当要打印文件时，就把百叶窗拉上，再扯起两层窗帘，蒙上一块毯子，外面什么也看不见。密室的入口与浴室相连，他把那个浴盆改装了一下，利用两根铁棒做滑轨，浴盆装在滑轨上，推开浴盆，一条通道一直通往屋顶下方，便于脱身。
铁托在密室里藏了16枚手榴弹和两把左轮手枪，是应付紧急情况用的。
斯韦塔还有一位妻子和两个女儿，这一家人跟铁托相处很好，主人的小女儿叫铁托“米卡叔叔”。有一天斯韦塔的朋友博迪罗格要到家里来做客。他是党员，留在伪军宪兵队里当军官。让不让他来呢？斯韦塔回来征询铁托的意见。铁托说：“当然要他来，他是宪兵，能不能请他弄套军装来？我看这样会安全些。”斯韦塔把铁托的请求告诉了博迪罗格。博迪罗格起先不肯去弄那身“卖国贼的衣服”。斯韦塔告诉他这是党交给他的任务，是给一位党的负责人弄的，他这才去弄。
博迪罗格在斯韦塔家住了几天，他和铁托住在一起，时常聊天。但他遵循地下工作的规矩，什么也不打听。战后，在一次集会上，他认出了铁托就是曾跟他住一起的“负责同志”。他责怪斯韦塔：“好啊，你当时根本不告诉我，他就是铁托！”斯韦塔其实也不知道铁托是谁，他说：“我的老兄，我当时又怎么会知道？”“那就是说现在站在台上的就是那位在你厨房削土豆皮的人了？我有时看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原来是为了把这个国家翻过个啊？”
党中央除了康查尔等同志仍留在萨格勒布外，大部分都在贝尔格莱德。当务之急是建立起全国的联络网。情况表明，起义的准备工作在很多地区进展顺利。特别是门的内哥罗，在南斯拉夫军队溃散时，很多武器落到了起义者手里。同时铁托还抓紧与伊万·里巴尔等人联系，协调各方人士的关系，形成全国人民共同抗敌的统一阵线。此时的形势就好像柴火已经准备好，只等点火了。
早在5月初，铁托就从一个共济会会员那里得知，德国将进攻苏联。
5月中旬，德军在巴尔干的军队调动频繁，逐渐向罗苏边界转移，一个德国高级军官向一个流亡的白俄透露，希特勒正在准备进攻苏联。铁托得知消息后，5月底通过电台报告了季米特洛夫。遗憾的是未能引起斯大林的重视。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背信弃义，突然发动侵苏战争。南斯拉夫共产党虽然早就着手准备起义，但毕竟碍于苏德关系，总有掣肘之感。
今天，事已至此，德国把战争强加到苏联头上，南共就更不会坐等观望了。当天下午，中央政治局在贝尔格莱德郊区一所房子里决定，立刻宣布起义。铁托亲自起草了一份告人民书，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抗侵略。
火，已经点燃了。
第一个做出反应的是6月23日，贝尔格莱德通向萨格勒布的铁路被破坏，继而，德国人的宣传品被烧毁、电线被割断，单个的德国兵在街上遭袭击，军车被毁。德国人的反应也异常坚决。在伪警察的帮助下，德国人开展了大搜捕，他们的惩罚手续极其简单，只要一经人指认，立刻就地枪杀。同时还实行了宵禁。
南共中央清楚地看到，城市里开展的抵抗运动虽然很活跃，但困难很多，成果有限，战争将是长期的，要真正夺取胜利，必须建立能长期打击敌人的基地。6月27日，中央又开会，决定建立最高统帅部——民族解放游击分遣队总司令部。总司令部成员包括所有政治局委员和某些地区的军事首长。同时，中央军委宣告停止活动。政治局任命铁托为游击队总司令。
7月4日，最高统帅部开会，会上大家都认为必须作好持久战的准备、斗争重点应放在农村和内地，斗争将是全民的，而不应采取孤立主义路线，共产党实际处于统一阵线的领导地位。
会后，中央指定卡德尔在斯洛文尼亚，吉拉斯在门的内哥罗，伏克曼诺维奇在波斯尼亚，还有乔拉科维奇、茹约维奇、波波维奇等人分别在塞尔维亚东部、舒马迪亚等地组织游击队。而铁托自己则选中了塞尔维亚西部，他要在那里建立中央根据地。建立根据地实际上意味着否认旧政权。摧毁旧政权不仅是政治的需要，也是军事的需要。
1941年7月7日，比塞尔维亚西部的瓦列沃城附近一个村子里，村民们正在庆祝民间节日，警察在维持秩序。当警察看到游击队员拿着枪出现时，立刻朝他们射击。这时一位参加过西班牙战争的新闻记者在人群中猛地掏出左轮手枪，打死了两名警察，其他的警察都跑了。这一次袭击是游击队与德国人在塞尔维亚第一次公开交手。此后在南全境，游击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当门的内哥罗宣布与意大利合并后，自发的人民群众纷纷要求游击队发给武器打击敌人。两天之内，整个境内除三个城市外，都成了游击队解放区，甚至意大利两个师都被游击队俘获，他们的装备得到大大的充实。
在克罗地亚，虽然帕维利奇的乌斯塔沙搞的民族迫害特别残酷，但是他们遇到的反抗也是最强烈的。克罗地亚罗马天主教会强迫当地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改信天主教，谁不服从就要受到惩罚，甚至消灭肉体。有一个村子正面临着这种威胁的时候，一支游击队派人送了一封警告信给教区的传教士。教士读了信，吓得话也讲不出，加上天热，立刻中风倒地，人们发现他时，他已死了，手里还拿着那封信。在城市里，游击队的骚扰弄得乌斯塔沙不得安宁，不是电话被切断，就是小队伍被袭击。
但是德国人也在疯狂报复，在贝尔格莱德，他们进行了大搜捕，电台每天播送处死的人名，恐吓市民。街上他们竖了4座绞架，将绞死的4名游击队员吊在上面示众。
中央委员兰科维奇的妻子已经被捕，他本人也险遭不测。
那是7月底，兰科维奇等人策划炸掉敌人的电台。这天，他去与电台的工作人员秘密联系。不料此人是个叛徒，当兰科维奇前去与他会面时，预先埋伏的警察一跃而起将其击倒在地，逮捕了他。从他身上搜出一张斯塔西尼奇的身份证，兰科维奇不肯招认身份证的主人是谁，也不肯招认自己是谁。警察始终没搞清抓到的是什么人，他们只是听那个电台工作人员说起一个不明来历的人想炸电台。审讯中，兰科维奇一言不发，警察便对他大打出手，最后一棍打在太阳穴上。他晕过去了，当晚被送进了监狱医院。医院在市中心，由盖世太保和伪警察看守。恰巧，米特拉也拘留在这个医院里，她设法把她丈夫的情况写在一张字条里捎出去。
铁托得知兰科维奇被捕的消息，立刻组织营救。营救计划制定出来后，他们组织了一个40人的营救队。
第二天上午，营救队员身着便服，每3人一组，分别接近了医院。
其中9个人押着一名戴着手铐的“犯人”径直朝医院里面走去。医院地形，早就由这里面一个医生画给他们看过。他们装成押送犯人的警探。
在大门口没有遇到阻拦。但在走廊上，一个警察拦住了他们。游击队员当机立断，一枪将他打死，迅即冲进了兰科维奇的病房。兰科维奇并不知道营救的事，当他听到走廊里一声枪响之后，立刻反应过来。病房内除他之外，还有一名男护士和4名警卫。门被一脚踢开，5名突击队员举着手枪命令警卫举起手。这时兰科维奇早已从床上跳起，突击队弄清他就是要救的人时，两个人将他夹着带出了病房，其余人在后面警戒。他们没有从来路撤回，而是走到墙边，翻墙而过。街上两名盖世太保见到后，朝他们开火。两名突击队员负伤。其他人过来将盖世太保打死了。
按计划墙外本应有辆摩托车接应的。但不知为什么没来。这时医院附近已是一片混乱。兰科维奇迅速脱掉了医院的长衫，解掉绷带，换上突击队员带来的衣服。这衣服他穿着太小，只好就近找了户熟悉人家重新打扮一番，这才上街，雇了辆车离开了。
兰科维奇历险记在贝尔格莱德轰动一时，战后竟成了各类战争影片竞相模仿的题材。
全国各地，斗争的形势每天都有新发展，铁托在贝尔格莱德指挥着全国的起义，以最高统帅部的名义发布公报。所谓最高统帅部，实际上当时只有铁托一人留在一座孤独的别墅里。同志们都分布到全国各地去了。外面的消息是留在贝市的兰科维奇等人传递来的。他在贝市卓有成效地组织了情报网。就是从这个简陋的统帅部里，铁托定期发布公报。
第一期公报在8月10日发布，那上面有铁托以缩写名TT署名的文章。
公报是一张很小的传单，它出乎意料地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人们从这张小纸片中关注着局势的发展。正是从这份公报里，人们了解到，祖国大地上的反抗运动有一个有组织的、统一的指挥中心，它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3. 乌日策
贝尔格莱德在德寇占领下，作为最高统帅部所在地显然是不行的。
铁托仔细考察了全国的地形，他选中了塞尔维亚西部山峦起伏、森林密布的地区作为指挥基地。
9月16日，铁托在一个东正教神甫和一个德国裔的南斯拉夫人的陪伴下离开了贝市。路上又同两个姑娘结伴同行。他们坐的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下后，就不能再走了。他们步行到恰恰克，再从恰恰克雇了辆马车到解放区去。几个钟头后见到了解放区的第一个岗哨。哨兵们对这一行人产生了怀疑，一个是衣冠楚楚的工程师巴比奇，一个是神甫，一个是德国裔的南斯拉夫人，真是一种奇怪的组合。哨兵扣留了他们。铁托要求带他去见指挥官。在指挥部，人们认出了铁托，哨兵才知道抓错了人，连忙表示歉意。铁托却赞扬了他们。
兰科维奇、洛拉·里巴尔等人早几天到的解放区。铁托到后，最高统帅部在斯托利策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除了马其顿以外，全国各地游击队的指挥员都参加了会议。他们大部分是从各自的解放区走路来的。
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同志也坐火车来了，令铁托感到特别高兴。
会开了好几天，作出了如下决定：
一、为使许多分散的游击小队易于协调配合行动，决定在各个省建立总司令部。原总司令部改为最高司令部。
二、各地要建立新的解放区。
三、在解放区建立民族解放委员会取代旧政权。
四、游击队建制要扩大，要有相当于营以上的兵力，以便能与敌人同等部队遭遇时对抗，同时要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
五、继续与切特尼克会谈，争取他们一致对敌。
关于与切特尼克联系的事，在会议之前就已进行。所谓“切特尼克”，是塞族语，有带武器的人，或者绿林军的意思。这个词从反抗土耳其人的年代就有了。德国入侵南斯拉夫，30万南军迅速崩溃。但有部分塞族士兵在一些军官率领下进入了深山老林。他们有时出来骚扰一下敌人，也确实给德军造成了一些麻烦。这些人员中，最出名的要数陆军上校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切特尼克是与南共游击队同时组建的，这时大约有5000人，而游击队大约有15000人。两个组织的人员很不同，参加切特尼克的都是一些胡子兵，拖家带口的，平时他们留在村子里，住在自己家里，不过时常集合进行操练，是个带有民兵性质的准军事组织。队伍总的说比较松散。有的部队开始时确实在打德国人，多数部队则在地方养精蓄锐。当外界获知在希特勒坦克碾压下的欧洲还存在着这样一支抵抗力量，人们无不为之鼓舞。铁托也想争取他们联合抗敌。
9月19日，铁托在两名副手和15名游击队员陪同下，骑马亲赴米哈伊洛维奇的驻地。米哈伊洛维奇这个人是个爱虚荣、目光短浅、有点小聪明、喜欢玩弄阴谋诡计的人，是个狂热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但他的外表给人的印象却很好，铁托觉得他是“一个态度和蔼、举止文雅的人，一个典型的正规军官。”米哈伊洛维奇则以为铁托是俄国人。对克罗地亚人，他肯定骨子里是痛恨的。会谈中，铁托提出将自己的部队交由米哈伊洛维奇指挥，联合抗敌。但他拒绝了，他强调德军还很强大，现阶段无须进攻，否则会遭致德军对塞尔维亚居民的大肆报复。实际上，这时切特尼克与英国人和流亡政府有联系，他宁肯静观，也不愿冒险。
这次会谈没有取得进展。
游击队仍在顽强而迅速地发展，在塞尔维亚，24支游击队在一次配合作战中；打垮了德国人的一支警备队。抓了300多名德国俘虏。为了避免更大损失，德军被迫缩小战线，他们从整个塞尔维亚撤出，包括重要城市乌日策。铁托决定将总部迁到乌日策去，并在那里建立政权。
铁托等人乘坐一辆小汽车，那是波波维奇他们从德国人那里缴获的一辆高级轿车。其他人乘卡车到了乌日策。乌日策城市保存得较完整，游击队最高司令部设在国民银行的大楼里。这家银行还存有大约6000万第纳尔，其中1200万是银币、4800万纸币。一下子给游击队添了笔宝贵的财富。乌日策还有一些皮革厂、纺织厂，可以为人们提供鞋袜衣被。
一家兵工厂虽遭到德军的破坏，但也只要稍加修整就可重新生产。它每天可生产400～500枝步枪，还生产弹药。政权建设也提上了日程，民族解放委员会经选举产生，解放区已恢复了一百多英里的铁路运输，学校开学了，邮政也办了起来。短短两个月时间，乌日策在南斯拉夫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人们称它为“乌日策共和国”。
米哈伊洛维奇跟英国人联系上后，英军派了一个联络小组到他的部队中来。联络小组在门的内哥罗海边登陆后，一上岸就进入了解放区。
他们带着电台等装备，一路上由游击队护送，到了乌日策。代表团一共4个人，为首的是英军上尉赫德逊，有两人是南流亡政府的皇军军官，一名军士。游击队为他们提供便利，放他们去找切特尼克。但那名军士却自愿留在了游击队。
游击队在塞尔维亚的发展引起了德军的注意。从9月中旬开始，它就加强了兵力，对解放区发动进攻。
战斗在沙巴茨至克拉列沃长达100公里的地区进行。当时游击队决定退守到佩茨卡地区，在那里将要坚持一个较长时期，因而需要在那里储备一些粮食、给养。切特尼克这时却出来破坏了。他们劝老百姓不要把东西运到游击队去。散布流言说战争结束后，共产党会把所有的东西拿走。切特尼克还说，谁要参加他们的组织就不用打仗，谁参加游击队就要提着脑袋打仗。
切特尼克的宣传没有起作用，人民照样地把粮食和牲口运到了佩茨卡。
4. 切特尼克，抵抗组织中的肿瘤
10月26日，铁托决定再次到拉夫纳山的布拉伊切走一遭，同米哈伊洛维奇会谈，尽力劝说他联合对敌。此时，已经有消息说切特尼克已同奈迪奇伪政权联系，并通过他们与德国人接触了。因此，铁托此行是非常危险的，但他有其非去不可的理由，他希望即使不能与之联合，那至少也要让它不要投敌，因为此前，它跟游击队的矛盾已经日益加剧，摩擦不断。
铁托赴鸿门宴，心里早有准备，他带了30名战士分乘两辆卡车，携带机枪和步枪，直抵布拉伊切。随同前往的还有最高司令部成员，高个子的茹约维奇。
会谈在一个农户家宽敞的房子里举行，房子中间摆着一张大桌子，一边坐着游击队领导人，另一边坐着米哈伊洛维奇和他的副手。双方剑拔弩张。8名游击队员，手提机枪站在铁托等人后面。切特尼克的武装人员则相对站了一排。
为了希望伦敦也知道游击队的活动情况，铁托提出请赫德逊上尉出席会谈，米哈伊洛维奇拒绝了。
会上，游击队提议建立联合作战指挥部和建立联合委员会解决双方争端问题，建立临时联合政权代替旧政权，建立志愿参军制，废弃旧的征兵制，建立联合供应系统，共同分配战利品，等等。
谈判进展缓慢，讨论中，游击队方面主要发言人是茹约维奇，铁托很少讲话，站在后面的游击队战士有时也插进来，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在游击队里是很平常的事。切特尼克的警卫们也想学他们的样子，可是他们刚一开口，米哈伊洛维奇就把眼镜一摘，摸摸他的胡子，喝道：“你们给我闭嘴，没有人在征求你们的意见。”
会谈停了一下，米哈伊洛维奇便装模作样地拿起地图，指给铁托看，哪些地方是切特尼克的防地，那里有多少人据守。当他讲到某个据点时，问他的副手帕夫洛维奇那里有多少人。帕夫洛维奇答不出来，其他人也答不出来。他们只好去把最近去过那里的人找来。那位军官找来后，米哈伊洛维奇问他：“中尉，我们在那里有多少人？”中尉回答：“大人，两名。”米哈伊洛维奇气得把眼一瞪：“不要开玩笑！”中尉解释，那里确实只有两人。米哈伊洛维奇看到这人愚不可及，喝令他滚出去。
为了缓和一下气氛，好给自己下台阶，米哈伊洛维奇提议喝一杯“舒马迪亚茶”。“茶”一端来，铁托喝了一口，刺激得他咳嗽起来。原来端来的不是什么茶，而是一杯梅子白兰地。米哈伊洛维奇自我感觉替自己扳回了一分，快意地笑了起来。
晚饭后，会谈继续举行，但却没什么成果，所有的联合方案都难为切特尼克接受。至于同德国作战，米哈伊洛维奇提出要乌日策兵工厂为其提供军火他才能同意。铁托答应给他500枝步枪和25000发子弹。
看来再没什么可谈的了。在切特尼克司令部过了一夜，第二天铁托一行人返回乌日策。路经波热加时，一群切特尼克分子把守关卡。他们拦住卡车，不让过桥，说是没有接到上校的通知。铁托等人只得回到一个切特尼克的兵营，坐着干等，也不知是等谁。铁托气得想下车提抗议。
这时，茹约维奇从车上跳下来，大声斥问：“你们要干什么？我要找德拉扎上校，他同我们已达成协议。把你们的司令官找来！快去！”过了半小时，来了一位少校，他一来就道歉：“先生们，对不起，我同上校谈了很久，没事了。你们可以走了。”其实事情很简单，铁托他们在等过桥的时候，切特尼克正在拆除埋在桥上的地雷。
德国人加强了他们的攻势，配合德军进攻的还有奈迪奇的伪军，他们在坦克和飞机的配合下，正步步逼进乌日策。
就在这个时刻，切特尼克竟然叛变投敌，悍然对游击队发动了进攻。
11月2日，他们从科谢里奇和特雷什尼察两面向游击队夹击。游击队的小伙子们跟他们打了一场恶仗，切特尼克没有捞到什么便宜。接着他们又在乌日策附近与游击队展开战斗。切特尼克仗着人多，又是突然袭击，以为会打胜仗。结果却让200名游击队和兵工厂的工人打得抱头鼠窜。
游击队正欲乘胜追击，直捣他们的老巢布拉伊切。
米哈伊洛维奇的司令部一片惊慌，他的副手瓦西奇竟像个孩子似地哭起来：“你们可曾想到，德拉扎和我都要被枪毙的。”但米哈伊洛维奇这时却在玩阴谋，他亲赴德国人那里谈判，企图与德国人联手打击游击队。德国人信不过他，谈判未果。不料此时，铁托得到情报，说德国人已攻入离乌日策很近的布科夫了。
米哈伊洛维奇显然不知道德国人的进展无意中帮了他的忙，临危之际，他派人向游击队求和，同意跟游击队达成协议。铁托开始拒绝了他的求和，但是前方传来的消息越来越令人不安。就在布拉伊切指日可下之时，考虑到游击队不能两面受敌的现实，铁托不得不同意了切特尼克的求和。同时命令部队，掉头朝乌日策挺进，阻止德国人的进攻。切特尼克就这样死里逃生。11月15日，米哈伊洛维奇喜从天降，他从收听到的伦敦广播中得知，他已被流亡政府任命为“祖国国内武装力量总司令”。他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更重要的是，他将名正言顺地得到王国政府和盟国的一切援助了。他的翅膀又硬了起来。
11月18日，游击队同切特尼克的代表又进行过谈判，这次虽达成了合作协议，然而，切特尼克压根就没想要遵守过。他们始终未停止与德国的拉拉扯扯。
这段史实是铁托自己回忆的。
据弗拉基米尔·杰吉耶尔回忆，切特尼克的死里逃生似乎另有原因，他说：
那天晚上，我同铁托一起在乌日策的总部里……
铁托用电话同前方取得联系，他们在等待答复。铁托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在一架收音机旁收听莫斯科的塞尔维亚语广播。突然，我跳起来对铁托说：
“听，莫斯科在广播塞尔维亚地区的对德作战情况，听，听，他们说，德拉扎在领导着所有抵抗德国人的部队。”
铁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感到惊讶。我还从来没有看到他如此吃惊过，无论是这一天之前，还是这一天之后。他仅仅说：“不过，这是不可能的。”
我重复了我收听到的内容，铁托摇摇头，在房间里走动着，电话铃又响了，这是指挥官约凡诺维奇·勃拉东亚打来的。铁托下令道：“部队停止前进，派代表同德拉扎开始进行谈判。”洛拉·里巴尔这时走进房来，铁托把莫斯科广播的内容告诉了他，并说道：
“尽管我们已包围了德拉扎，我们不要消灭他，我们必须十分小心，不要在对外关系上替苏联制造困难。”
不论是哪种情况，总之，切特尼克是死而复生了。这给南共后面的斗争带来了无尽的麻烦，铁托因之悔恨不已。
切特尼克这个组织到底是想干什么呢？铁托说，战争开始时，他们“想轻而易举就取得荣誉，于是钻进森林，在那里坐等战争结束，然后 再以解放者的面貌出现。”南共多次约请他们共同抗战，他们总是以时机还未到来为借口拒绝，实际他们是不想打，等到国际局势一变，全局对德不利，那时见机行事。事实上，这支队伍的各部分早已同敌伪军暗中勾结，与南共游击队摩擦不断，到后来，干脆公开投敌。
5. 且战且退
临近11月底，形势越来越严峻，德军攻陷瓦列沃、留博维亚、克拉列沃，并从那里出发朝乌日策、波热加和恰恰克进攻。面临得到飞机、坦克支援的德军，只有轻武器的游击队三个支队是不可能守住乌日策的。总司令部估计最多还能守3—4天，因此决定，赶紧把各种物资装备撤走，撤退方向选往兹拉蒂博尔的公路，以利于得到黑山游击队的有力支持。
运不走的粮食和装备就分藏在村子里的百姓家里或山上的羊圈里，即使此地夺不回来了，粮食也可供老百姓食用。银行的近6000万现金，装了103箱，由一辆卡车转移到帕利萨德去了。
最难办的是转移伤员，这时各方的伤员都涌到了乌日策，而且数字还在不断增加。前方情况正在吃紧的当口，乌日策的兵工厂突然发生大爆炸，那是混入地道的敌人引爆了炸弹，引起旁边一个炸药库爆炸，整个兵工厂都炸飞了，二百多人被炸死，其中有九十多名到地道里来躲炮火的妇女儿童。必须把受伤的人撤走。乌日策总共只有三辆卡车，一辆大客车和一辆救护车，加上几辆马车。那辆大客车在从兹拉蒂博尔回来时，翻进山沟里去了。就凭着这几辆车，医务人员和驾驶员尽了极大努力把所有的伤员都转移到了帕利萨德和克拉列沃的一些农户、别墅和咖啡馆里。
然而情况并没有任何好转。11月28日，恰恰克失守，一天后德国人冲破科谢里奇的防御阵地，打通了通往乌日策和波热加的道路。接着最高司令部又获悉，留博维亚方面的德军也在向乌日策进发，这个方向游击队根本没有兵力据守。德国人至多天黑时就能攻入乌日策。司令部不得不临时从工厂中组织一个工人营迎战留博维亚来的德军。
撤退工作在加紧进行，甚至在撤运伤员最紧张的时刻，还腾出了运力撤走已印好的《联共<布>党史》及印刷设备。最高统帅部的工作仍在照常进行，铁托通过电话和通讯员时刻与部队和政权机关保持联系。有趣的是，他们还接到一个从科谢里奇打来的电话，说“没事了，部队可以返回营地了，危险已经过去。”这人做得太露骨，铁托立刻判明是敌人引诱他们上钩。
黄昏时刻，曾去同切特尼克谈判的斯坦利奇和波波维奇回到最高司令部。与他们同来的还有英国联络官赫德逊。他是来拿他的电台，然后准备返回米哈伊洛维奇司令部。
晚上，铁托整夜未合眼，守候在电话机旁。天亮了，天空一片灰蒙蒙。从清早起，飞机几乎一刻不停地在城市上空盘旋、轰炸。游击队的几挺高射机枪一架飞机也未击落。乌日策只剩下最后一道防线了，铁托命令在所有通往乌日策的公路、桥梁布雷，阻止敌人摩托化部队的推进。
上午11点，科谢里奇方向的茨尔诺科山上的阵地也被攻破，德军主力已攻入卢日尼策河谷，直扑乌日策。铁托此时下达了撤离乌日策的命令。
而在此前几小时，统帅部的其他成员：卡德尔、兰科维奇、吉拉斯、里巴尔已经先走了。铁托是在德国人进城之前20分钟才最后离开。
他跳上一辆汽车，命令朝兹拉蒂博尔前进，与他同车的还有英国人赫德逊、一位游击支队的政委、报务员德拉吉切维奇、警卫员乔利奇。
途中，他们收留了一些溃散的战士，洛拉·里巴尔也让他们追上了。汽车到一家咖啡馆门前不能再走了。他们下车步行。铁托默默无声地领着队伍行进，突然他转向身旁的赫德逊，大声对他说：“你听着，你说说，现在是谁在同德国人打仗？是我们还是切特尼克？”
赫德逊一无表情。
队伍沿着山脊走着。山下的公路上，可以清楚看到德军步兵排成战斗队形，从公路两侧往上爬。特别讨厌的是头上飞机飞得很低，常常是一阵猛烈扫射，使他们不得不躲起来，停一阵，跑一阵。最后一次，等到头上的飞机刚一过去，正准备爬起来跑时，突然报务员德拉吉切维奇发现就在他们下方百米处，德国兵正提着冲锋枪朝这边走来。德拉吉切维奇惊得一跳而起，穿过短树丛就跑。躲也没用了。铁托、赫德逊和那个政委也只得跟着跳起来就跑，铁托穿着沉重的皮上衣，挂着望远镜，还带着一枝毛瑟枪和一枚反坦克手雷，他跑得并不慢，为了跑得更快些，德拉吉切维奇边跑边将斗篷和手枪都扔了。
刚开始，德国人还没反应过来，等他们跑了几秒钟之后才端起枪扫射。铁托心想这下完了，子弹就在四周开花，随时可能挨一枪。幸运的是，德国人并没有追赶，也因为深秋时节天已黑了，这时山间布满了夜雾，几步开外什么也看不清。但是，他们还在跑着。突然，觉得身后一片雪亮，原来是德国人发射的闪光弹。开始铁托想这是德国人为了寻找他们而发的照明弹，但他马上又想到，这是一个信号弹，告诉前方的部队应在什么地方停下来。果然，如铁托判断的，德国人在离马奇卡特村不远处就停步不前了，4个人侥幸脱身。
稍作歇息后，他们继续沿着山间小路朝查耶蒂纳走去，一路上他们又集合了三十多名走散的战士。他们坐在一个小树林里，稍作休整，铁托对战士们说：“现在，你们归我指挥，你们听着，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指挥过这样小的部队，没有我的命令，你们不得做任何事情。”
南斯拉夫游击队的最高统帅带领着一个排在黑暗中撤退。他们走了好几个小时，到半夜时，才看到有一所房子里传出了歌声。细细一听便知道这是切特尼克，他们正为游击队的失败而高兴。游击战士们有人建议袭击他们，铁托没有同意，他不想因小失大。
经过艰苦的夜行军，这一队人终于到了兹拉蒂博尔山的一座别墅里。在那里，他们碰到了卡德尔、兰科维奇、吉拉斯等同志。铁托发现大家都在为他而感到心神不安，以为他已牺牲。见他平安无事，吉拉斯等人高兴得久久地拥抱了他。
经过两天两夜不眠不休地作战、行军，铁托疲倦极了。可是这里还聚集有大批伤员，此地并非安全之所。尽管眼皮沉重得难以睁开，铁托还是布置了必须马上做的工作：“同志们，我们不能休息，必须赶紧撤退伤员。今晚不会，但是明天一早，德国人就会来到这里。”
战后从缴获的德军文件中获悉，那天晚上，德军342师举行的作战会议上，分派了第二天“在乌日策以南追击敌人”的任务。幸亏头天晚上，铁托作了撤退部署。
艰难险恶的一天过去了。这一天对于南斯拉夫整个民族解放运动来说，都是最危险的一天。铁托的遭遇如此，统帅部其他成员的遭遇也差不多。卡德尔在马奇卡特村遭到猛烈轰炸，随行人员都炸死了，他好不容易才保住了性命。兰科维奇和吉拉斯是从敌人坦克炮火下，死里逃生的。
伤兵和难民重新踏上疏散的征途，整个工作与其说是有组织进行的，不如说是自发干的，只能说是在危急时刻，军民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作出了超人的努力，才使得这一任务得以完成。即使在这种时刻，印刷厂的铅字和《联共<布>党史》在伤员都无车可坐的情况下，也用牛车运走了。南共中央将其作为党组织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学习资料，不愿意将它毁于炮火。
德国人的第一次攻势就这样结束了，他们并没有达到目的。
此时此刻，很多紧急而又重要的决定必须作出。最高统帅部4名成员，铁托、卡德尔、吉拉斯、茹约维奇当晚开会，研究了整顿秩序，改编部队，组织供应等问题，并决定，立即派人去西部塞尔维亚，改编并加强当地部队，以保卫这个地区的人民不受敌伪占领之害。
可是派人去塞尔维亚的决定做得太匆忙了。这些刚从那里逃出来的指挥员，又回到那里，受到占领军、奈迪奇分子和切特尼克的追捕围杀，结果他们未能在任何地方站稳脚跟，几乎全被消灭。
英国人赫德逊上尉也跟着第一批去塞尔维亚的同志一起走了。他说他要回到米哈伊洛维奇那里劝说他同游击队和解。铁托放他走了，并让他带走了电台。这倒不是对切特尼克还存有幻想，主要是游击队不想跟英国人把关系弄僵。
最高司令部撤到桑贾克附近的弗尔尼亚克村。游击队在这一带从意大利人手中解放了好几座城镇。在弗尔尼亚克村，统帅部几个成员又一次险遭不测。
12月12日，铁托、兰科维奇、里巴尔、茹约维奇还有二三个警卫、一个报务员都在指挥部，这是一所农舍。他们一起吃了晚饭，便围坐无线电旁听广播，听到珍珠港事件爆发的消息。这个重大事件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以至他们躺在地板上睡觉的时候，还在讨论这件事。外面设了岗哨，每4小时换一次岗。他们估计在桑贾克游击队的地盘中意大利人不敢出来搞偷袭。因此清早就撤了岗。可是就在这天早晨一队意大利人悄悄靠近了弗尔尼亚克。茹约维奇和克利亚伊奇躺在床上 （他俩是伤 员），一直在谈着昨晚的话题。铁托已经起床，正在刮脸。一个警卫走进来，凑近铁托说：“外面有情况，前面人家有敲门声。”铁托没有声张，轻轻走出屋外，观察情况。天刚破晓，大地罩着一层雾气，外面看不太清楚。铁托放下望远镜，生气地揉揉眼睛。等适应外面的光线后，再睁开眼看，只见一队人马正从下面爬上来，径直朝指挥部走来。开始还搞不清是自己人还是敌人，等到看清他们披着披肩，这才明白是意大利人。
铁托立刻转身进屋，大声喊道：“走，快走，意大利人来了，就在屋子附近。”所有的人一跃而起。铁托命令，将文件、电台收拾好，并派了一个通讯员潜出屋到二三公里外的德雷诺瓦找游击队的一个连队。
其他的人准备战斗。
他们冲出屋外，躲在栅栏、井架、仓库、墙角的背后。铁托想去把他那匹漂亮的英国良种马牵过来。马早已备好鞍，鞍上挂着他的一架照相机。可是走去牵马的警卫员又回来了，意大利人已到了马的附近。
各人隐蔽好后，朝敌人开了枪。意大利人显得惊慌失措。统帅部的成员利用这几秒时间重新部署一下，相互掩护，朝北撤向小树林。
意大利人没有立刻追击，他们用迫击炮在后面打。
铁托他们跑不多远，就遇到了前来营救的乌日策青年连。他们是一路跑来的，连长留比契奇领着这些年轻人，组成猛烈的火力网，挡住了两个营敌人的进攻。
6. 组建正规军
自从游击队在乌日策撤退中遭到严重挫折以来，铁托就在总结经验教训。他认为游击队的一个基本弱点是没有一个有效的指挥系统，最高司令部不得不指挥每一个支队，严重地影响了命令的传递。同时，游击队多由农民组成，他们更愿意在家乡附近作战，舍得离开家的人不多。
铁托看到，从乌日策撤出的部队，大多数是工人组成的连队，这样的队伍才是拖不跨、带得动的。没有一支南征北战的部队就谈不上实现任何战略目标。于是组建一个武装部队核心、骨干的构想在他头脑中形成了。
当时还没有条件普遍建立正规部队，作为第一步，先建立旅的建制，以此作为正规部队的雏形。他已经看好了伊巴尔矿工连，克拉古耶瓦茨支队和贝尔格莱德支队。将要组建的部队叫什么名字呢？既然能抛家别子，南征北战的多半是工人，那就叫它无产者旅吧。当然，关键是这支部队的性质。
铁托在部队中作了大量的调查。在科萨蒂察，他去看望在那里休整的战士。他对战士们说：“同志们，你们现在懂得了我们斗争的性质，你们懂得我们的斗争必须具有革命斗争的性质，而不只是一场解放斗争。工人阶级在这场斗争中必须挑起最重的担子，因此，我想，我们应当建立无产者旅。你们是否愿意加入无产者旅？无产者旅将有铁的纪律，而这种纪律必须建立在你们的觉悟上，你们不仅在为反法西斯而战，也是在为争取更加美好的未来而战。”
这时，后来成了将军，当时是伊巴尔矿工连的连长帕维契奇对铁托说：“统帅同志，我是空军上尉帕维契奇（旧南军队空军），请允许我提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建立无产者旅，它有什么意义？”铁托解释了与之相应的另一个问题，即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同时又指出了工人阶级是最能理解这场斗争的实质的，因此理应在斗争中起主要作用。工人不只是为自己，而且为解放全体人民而斗争，建立这样的部队就是为了在斗争中树立一个榜样，这是一支正规部队而不是游击队，是派到哪里就去哪里的部队，它将在各地作战，在没有举行起义的地方作战，同时将播下民族团结的种子，因为这些部队是由各族战士组成的。帕维契奇听完说：“好，既然这样，那我赞成。”
铁托又从黑山支队抽调了二个营去组建第1旅，任命参加过西班牙战争的科察·波波维奇为第一任旅长。铁托命令阿尔索·约万诺维奇率部解放鲁多镇，第1旅将在那里建立。铁托对约万诺维奇的印象很好，觉得他很有朝气，能干，做过旧军官，很有军事教养，这在游击队是不可多得而又十分需要的人才。最高统帅部除铁托之外，当时别人连看军事地图都看不懂。后来，铁托将约万诺维奇调到最高统帅部来了，任命他为参谋长。然而在工作中，铁托才逐渐发现他并不称职。约万诺维奇在后来的南苏冲突中，与南共中央决裂，逃往国外时被击毙。这是后话。
无产者第1旅组建后，跟着最高统帅部行动。第一仗是出征波斯尼亚。这一年冬天，天气奇寒，山上的温度降到了零下20度。德国人在这时发动了第二次攻势，他们派了几个滑雪营偷袭了驻在罗曼尼亚山的无产者旅。由于冻伤，减少了战斗力，无产者旅蒙受了严重损失。
铁托带领这支队伍撤到罗加蒂察。一天他从望远镜中看到，远处一队人马正朝他们走来，他们的身份很难判断，衣装不整，有老有少，领头的是一个戴着军官帽的人。他们慢慢靠近了，领头的向铁托走过来，行了个礼，嗓门粗粗地说，他是空军中尉奥布伦，参加了切特尼克，现在愿意接受铁托的指挥。铁托问他：“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奥布伦回答：“你是游击队司令。”“你们为什么要接受我的指挥？”奥布伦回答：“为什么？德国人和乌斯塔沙在向亚霍里纳进攻，而我们的司令却跑了，逃到福查去了，我不愿再为这种胆小鬼卖命，我听你的指挥，等待你的命令。”铁托说：“那好吧，我的第一道命令是休息，等候吃午饭。”游击队把原来为自己准备的饭送给了他们。
这之后，铁托想到，参加切特尼克的人有些是愿意跟德国人打仗的，必须把他们与切特尼克的军阀区分开来。因此，除了要有一支坚强的核心队伍，如无产者旅之外，还要建立一支既不愿意离开家乡，又愿意打敌人的队伍，这支队伍就叫志愿军。
游击队将主力突向南方，避开敌人的锋芒，铁托希望找个根据地，站住脚跟，他看上了由意大利人和切特尼克盘踞的小城福查。这里敌人兵力较弱。第1旅一举攻克该镇。
统帅部设在一家旅馆里。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人们两个月来第一次脱了衣服睡觉。
很快，福查与全国各解放区的无线电联系接上了，司令部的命令能发出去，外面的情况能传过来。同时在这个镇上，报纸开始出版，邮政也在恢复，用的仍是南斯拉夫旧邮票，上面盖了乌斯塔沙的印记“克罗地亚独立邦”，现在又加盖一个游击队的红五星。镇上还举行了一次音乐会。人民政权就是这样充满活力的。
7. 孤军奋战
自战争开始以来，最高指挥部同莫斯科一直无法直接取得联系。要联系只能通过设在萨格勒布的秘密电台才能进行。而在战斗紧张的环境中，实际上是很难与共产国际通上信息的。可是在总司令部进入福查之前，电台与莫斯科的联系竟接上了。从南斯拉夫发出的电报以铁托的假名瓦尔特署名，莫斯科的电报署名用“老大”，那是季米特洛夫的代号。
联系建立起来后，报务员日夜不停地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
1942年2月，他们意外地收到莫斯科一封回电：“最近可能派人赴你处，盼告我机降落地点，为保证安全降落，你们将使用何种讯号？有否飞机用油？”
这真是天降福音，南共领导的斗争一直不为外界知晓，现在他们要来人，简直太好了，但还有比这更重要的是，游击队可以得到物资援助了，这是最为迫切的需要。铁托立刻向莫斯科去电：“我们急需医药用品，特别是预防伤寒的血清……盼送来军火、自动武器、皮靴和制军服材料……请在门的内哥罗杜尔米托尔山的扎布利亚克空投，此地已经下雪，机场不宜降落，除非飞机带有滑雪装置，……你们不论送来什么东西，都将是极大的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援。”第二天，铁托又补发了一个电报：“降落地点十分安全，已全部解放……坐标是纬度43°8′，东经16°48′……我们将从2月23日起开始用间隔50米的三个灯火信号答复你们的3发红色信号弹。”
就当时情况来说，哪怕是一点点援助，对游击队都是雪中送炭，游击队的装备实在是糟透了。奉派前去迎接苏联飞机的莫沙·皮雅杰就没有一身像样的衣服。为了在苏联同志面前不太失礼，一贯不修边幅的他决定给自己备套衣服。然而一无衣料，二无裁缝。他想，我既能画画，裁套衣服大概没什么问题。他拿了条军毯，在上面画好了衣样。没有剪刀，他用刀子把军毯割开；没有线，他又拆了一双破袜子。新衣终于缝成。他穿了这套新装去见铁托。铁托忍不住笑，问他：“莫沙，你身上披的是什么破烂？”莫沙也知道，这身衣服实在不像样子，只好说：“先不管它是什么，你再给我配顶帽子，这一身就全了。”铁托答应，等有了战利品给他留顶军帽。
莫沙·皮雅杰带着人前往空降地点迎接苏联飞机去了。在积雪的旷野中，他们等了一天又一天，总不见飞机到来。他时刻催问铁托，飞机什么时候能来？尽管铁托跟他一样，也在望眼欲穿，却又不得不劝他，必须有耐心，事情不是那样简单，并答应再去催问。20天过去了，铁托仍是这样劝慰皮雅杰。
3月19日，铁托向莫斯科发电：由于缺乏军火，已陷入危急之境，务请尽力设法送来，盼告是否可能送来及日期。
3月29日，收到回电：正尽力设法以武器支援你，但技术困难甚大，请勿期望我们能在短期内克服这些困难，……设法从敌人处取得武器并尽量节省现有军事物资。
铁托将情况及时告诉了皮雅杰，再一次劝说他：“你知道，他们是愿意帮助我们的，只要一有可能就会送来。目前你们可以不必值夜班，并设法向你带去的人善加解释。”
直到4月23日，已经等了2个月了，铁托最后一次去电询问。电文仅一句话：军火是否在短期内有望？
回电是：如前电所述，很遗憾，由于你已了解原因，最近期间你不要希望从这里可以得到军火，主要是无法送达。……尽管条件极为艰难，你们必须继续斗争下去，拖住并打击敌人，直到我们能援助你们。向人民揭露切特尼克确是完全必要的。……目前，从政治角度看，你们有着良好的机会通过同南斯拉夫政府的全面靠拢做到这一点。
没有外援的部队弹药很快消耗完了，莫斯科指示南共以南斯拉夫人民的名义，呼吁被占领国家的人民停止生产战争物资，停止向希特勒供应原料和粮食，破坏他们的战争机器。南共按照这个指示办了，并把开战以来，南共所有发表过的声明、文章都摘要电告莫斯科。莫斯科不久回复：
在研究了你们送来的全部材料之后，产生了一种印象，即大不列颠和南斯拉夫政府所以一直怀疑游击运动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目的是使南苏维埃化，这是有 （一 定根据的——此句电文不清），例如，为什么你们要成立无产者旅呢？显然，目前最基本迫切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反纳粹力量，消灭入侵者，争取民族解放。除了共产党和其同情者外，你们难道真的不能同任何别的爱国者联合对敌吗？很难同意说伦敦和南政府同侵略者站在一边，这里必然存在某种误解。我们诚恳地希望你们再次好好考虑你们的策略和行动……。
原来如此。看来莫斯科的援助迟迟不来似乎不是技术原因，而是政治原因。莫斯科正在加强它同南流亡政府的关系，他们认为流亡政府才是正统的抵抗运动的领导中心。不久前，他们已同意其驻苏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莫斯科不是不支持反法西斯斗争，而是未能充分信任游击队的力量。就是对切特尼克，他们也不认为已经完全投敌，从王国政府的档案中可以看出，1942年春天，甚至到秋天，莫斯科还希望派一个军事代表团到米哈伊洛维奇处。莫斯科的意图是通过军援和代表团，将切特尼克拉向反法西斯阵线。因此，在南共与切特尼克闹摩擦时，他们并不想听南共的辩解。这一时期，南共对莫斯科的态度感到很失望，认为他们将自身的外交利益看得比南斯拉夫人民的根本利益重要，在南共最困难的时刻不是支持南共，而是去安抚三教九流之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