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自1929年被驱逐出境，直到1940年8月在墨西哥被杀，十余年间先后侨居土耳其、挪威和墨西哥等国，从未动摇过自己的信念，也未停止过政治斗争，因而他的对手也从未停止过对他的攻击、迫害和谋杀行动。
托洛茨基侨居挪威期间，1938年8月的一天，他结束了自己的书稿《苏联是什么国家和它向何处去》以后，应邀前往挪威共产党领导人孔德拉·克鲁先家做客。就在托洛茨基逗留在克鲁先家的次日深夜，一群身穿警服的匪徒袭击了克鲁先的家。亏得克鲁先的女儿十分勇敢，发现情况以后，立即大声疾呼，唤起四周邻居，大家齐心协力赶走了匪徒。几天以后，他们听到了莫斯科的广播：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14人被送交法庭审判，罪名是谋杀斯大林，还说，是托洛茨基在挪威领导了这个阴谋家组织，是他派遣杀手前来刺杀人民的领袖。
这以后，托洛茨基感到曾经以向他提供避难所为荣的挪威领导人的立场来了180度的大转弯。先是外交部代表向托洛茨基宣布，要求他签署一项保证：以后决不直接或间接、口头或书面地干涉挪威及别国的现行政策；后来托洛茨基发现，他的家庭已处于“警察保护”之下。不久托洛茨基了解到，苏联驻挪威大使雅库勃维奇曾给奥斯陆政府一份照会，要求挪威驱逐利用挪威领土从事反苏活动的托洛茨基出境。苏联并威胁要停止购买挪威的鲱鱼。
挪威政府非常担心两国关系恶化。眼看就要大选，与苏联贸易的下降必然会导致目前执政党领导人在大选中的失利。
这以后，9月2日，托洛茨基及其妻子被警察强行迁居到离奥斯陆30公里的胡鲁姆岛上，其家中被安置了30名警察。托洛茨基不仅不能接待客人，甚至失去了散步的自由。
但是托洛茨基并没有投降，他用谁也弄不清的秘密方法与自己的法国律师罗津达尔取得了联系。不久，托洛茨基的儿子在巴黎出版了一本《红色的书》。这本书揭露了莫斯科审判的实质，在提到父亲时，指出了对其父的诉讼材料中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令人怀疑之处和赤裸裸的造谣和诽谤。
与此同时，托洛茨基的战友和拥护者们明白，这么严厉的家庭软禁不仅使他失去正常工作的可能，甚至会造成悲剧性的结果。朋友们和他在美国的追随者尽了一切努力，使他能在墨西哥避难，因为大家认为墨西哥是一个民主和法制的国家，在那里避难权是受到尊重的。
1936年12月9日，一艘名叫《鲁特号》的邮轮载着托洛茨基一家和他的警察卫队长启程前往墨西哥。挪威政府尽了最大努力封锁托洛茨基离去的消息，——托洛茨基走后，他家里的那些警察仍继续留在他家里抽烟和玩牌，以遮人耳目；《鲁特号》船长得到指示，在前往墨西哥的航行中不时地改变航向，并且尽量避开常有船只来往的航道。世界各地的一些著名报刊的编辑部想方设法用无线电与托洛茨基联系，也遭到船长一一回绝。
1937年1月9日《鲁特号》抵达墨西哥的坦皮科港，一位墨西哥将军带着一批官员以墨西哥总统拉萨洛·卡德纳斯的名义前来码头欢迎托洛茨基一行。然后托洛茨基和他的欢迎者们一起乘坐总统派来的专列前往墨西哥城。
出面邀请托洛茨基前来墨西哥的是墨西哥著名政治活动家和杰出画家迪戈·里韦拉。里韦拉1922年前曾是墨西哥共产党的领导者之一，1927年应联共 （布）中央邀请前往苏联访问，就在他在苏联逗留期间，他亲眼目睹了斯大林镇压反对派的事件，感到十分震惊和不安，回到墨西哥后不久就退出了墨西哥共产党。
若干年后，有一次在谈到邀请托洛茨基来墨西哥的原因时，迪戈·里韦拉这样说道：“托洛茨基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而斯大林却背叛了列宁的思想……我去过苏联。当时我在那儿看见，托洛茨基和列宁力求摆脱的东西在俄国革命五年以后又出现了。托洛茨基和列宁主张实行新经济政策和加强铁的纪律，而斯大林则……致力于网罗那些妄自尊大、骄横跋扈的党的官僚，比如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这些人。列宁已经预见到这一点。列宁说：俄国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将会处于以前从未遇到的极为困难的情况。我在看到1927年的莫斯科以后，确定相信了这一点。所以我站在俄国最优秀和最理智的领导人一边……”
在谈到30年代后期墨西哥的政治形势时，迪戈·里韦拉回忆说：“当时墨西哥的政治环境对托洛茨基的到来十分有利。那时，卡德纳斯总统签署了将土地分给农民宣言，土地被从大地主手中没收。我知道当时还准备公布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文件——把美国和英国石油公司收归国有的决定。地主、天主教徒和外国大资本家们对我们极为不满，但卡德纳斯总统坚定地依靠农民和劳动者代表大会的支持。当时，卡德纳斯总统公开宣称：墨西哥给予托洛茨基政治避难表现了墨西哥革命大团结精神。卡德纳斯总统不单是给托洛茨基提供政治避难，而且宣布他是墨西哥政府的客人。
“总统的敌人喧嚣起来，甚至说什么总统是在托洛茨基影响下将石油公司实行国有的。敌人的喧嚣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原来支持总统的劳动者代表大会和共产党现在声称不同意总统接纳托洛茨基的决定，表示将要为此而进行斗争。后来总统不得不通过我请求托洛茨基不要参与墨西哥的内部事务，并且为了安全起见，派警察对托洛茨基的住宅进行长期的安全警卫。”
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度过了两年相对平静的生活。但是，在这期间，远在北半球的那个红色帝国的执政者们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他，他们认为，他活着，这本身就是对他们的一种威胁，因而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密谋策划着消灭他的肉体的阴谋恐怖活动。
在墨西哥，第一起谋杀托洛茨基的阴谋活动发生在1940年的5月24日。
这一天夜里，瓢泼大雨像瀑布似地倾盆而下，在托洛茨基住宅门前，只有值夜警卫的脚步声。这时，一支约20人左右的军警混合小分队在一名身着少校军服的人的指挥下在黑暗中悄悄地向大门逼近。这支训练有素的队伍并没有费什么事就缴了门外警察卫队的械。少校轻轻敲了敲门，门里仿佛有人一直在等待着，问了声“谁？”后就打开了门。进来的人似乎对这幢房子了如指掌，直奔卧室窗口和通向卧室和儿童室的门口，从窗外和房门外向房里一张双人床上毯子下的人猛烈射击。剧烈的射击声持续了几分钟。当来者确信床上那两位在他们到来之前还做着美梦的人此刻已永远进入梦乡以后，停止了射击，在少校的指挥下，登上原先就停在院子里的两部轿车——一部老式“福特”，一部新型“道奇”，带上那个开门放他们进院的人，风驰电掣般地驶出院门，一溜烟地消失在夜幕中。
清晨6时，墨西哥警察总监耶斯特将军和秘密警察首脑桑切斯·萨拉萨尔上校来到出事地点。他们走进托洛茨基的卧室，看见托洛茨基和夫人纳塔丽娅·谢多娃在睡衣外披了件外衣，正在等候他们。两位“受害者”表情非常平静，就仿佛刚才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待客人在办公室里坐定以后，托洛茨基用纯正的西班牙语向他们讲述道：
“纳塔丽娅和我正在熟睡。正如你们看见的，我们的卧室在办公室和卧室之间。突发的枪声把我们惊醒。起初我以为这是庆祝哪一个宗教节日放的爆竹。可是不！这是某种武器的射击声。我们立即起床。纳塔丽娅拉着我，躲在墙角，逼我趴在地板上。就这样我们才幸免于难。当枪声停止和袭击的人撤走以后，我们发现卧室门口有一颗燃烧弹——他们四处扔了燃烧弹，目的是要烧掉这幢房子，毁灭档案。所有的人，当然包括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都知道我正在写斯大林传，在这方面我拥有大量重要的资料。”
当墨西哥警察首脑问他们夫妇为什么能处乱不惊，如此平静的时候，托洛茨基说：“说实话，从两年前我刚来到这里时，我就等待着这次袭击，我相信他们是一定会来的。因为我揭露了俄国如何占领波兰和芬兰的一部分，并使莫斯科和希特勒勾结的肮脏勾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的这些声明引起了某些骚动。最近一次墨西哥共产党代表大会就是在 ‘同列夫·托洛茨基 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口号下举行的。在代表大会上甚至有人高喊： ‘让 托洛茨基死！’”
托洛茨基住宅被武装袭击事件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墨西哥国内各种政治力量也表现出严重的不安。墨西哥共产党也为此发表了声明，要求警方以应有的方式处理此案，并指控“地方反动势力、被收归国有的石油公司的前老板们和北美帝国主义”是企图杀害托洛茨基的主谋。这份声明还认为谋杀托洛茨基的生命是对墨西哥的挑衅，要求立即将托洛茨基驱逐出境。
警方经过长时间的侦查终于弄清，这的确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谋杀事件。主犯是“格普乌”①老牌间谍、法籍犹太人乔治·明克。这个人在苏联受过专门训练，曾在西班牙、日本和美国执行过重要任务。数月前他化名菲利普从美国费城来到墨西哥，与前西班牙战争参加者、墨西哥共产党的老党员大卫·西凯罗斯 （即那位穿少校军服的人）等人一起，周密策划和组 织了这起武装袭击。袭击队员中有墨西哥人、西班牙人及古巴人等，大部分参加过西班牙战争。
① “格普乌”即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克格勃”）的前身苏联国家政治安全局。
参与此次武装袭击的多数案犯最后并未能归案，有的逃往古巴，有的去了纽约，有的躲在苏联驻洛杉矶领事馆，然后逃往苏联。只有武装袭击的现场指挥大卫·西凯罗斯在墨西哥西部一处原始森林中被捕，法院以其犯有 9种罪行判处长期监禁。大卫在监狱中待了一年以后因其与新任总统阿维拉·卡马乔将军在墨西哥革命中有过一段友谊，被交保释放。后来他在智利定居。
此案中惟一的一位冤死者倒是那位在袭击之夜偷开大门里应外合者，这个人名叫罗伯特·舍尔顿，是一位美国财阀的儿子，狂热的斯大林主义信徒，在袭击前一个月才被派到墨西哥，充当托洛茨基的秘书。在侦察中，警方在搜查一处武装暴徒的活动据点时，从厨房的地下一米深处挖出了舍尔顿的已经腐烂的尸体。原来他是被同伙开枪打死后埋入地下的。托洛茨基原先十分喜欢这个青年，一直不相信他是“格普乌”安插在他身边的内线。后来，托洛茨基在他住过的房间里挂了一块铸铁板，上面刻印着死者的姓名、出生年月以及说罗伯特·舍尔顿是斯大林的牺牲品等等话语。这块牌子直到现在还挂在那里。
第二起谋杀是武装袭击未果三个月后发生的，这一次终于遂了莫斯科的心愿，将他们在政治上最仇恨也最惧怕的敌人治于死地。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托洛茨基的前任女秘书有一个妹妹，名叫希尔维娅，在纽约工作，是北美托洛茨基派支部的积极成员。1938年，她在被派往巴黎参加第四国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期间，认识了一位富裕的比利时男子扎克·莫尔纳，这位风度翩翩、潇洒活泼的青年立即对希尔维娅表现出异常的热情，而希尔维娅也为这位男朋友的有教养的举止和出乎的大方所吸引，两人一见钟情。
代表大会以后，希尔维娅回纽约。有一天，突然接到扎克从纽约市内给她打来的电话，原来他也来到纽约，不过此时扎克的护照上写的却是加拿大公民福连克·杰克逊的名字，扎克解释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在比利时逃避兵役，热恋中的希尔维娅信以为真，对此毫不怀疑。
一个月以后，扎克突然对她说，他已经受聘担任一家公司代办处的常驻代表，马上要去墨西哥。他离开美国时给希尔维娅留下3 000美元作为生活费（这在当时相当一个普通职员半年的工资）。第二年1月她也去了墨西哥，并且跟她姐姐原先一样，也当了托洛茨基的秘书。在墨西哥，她与杰克逊同居了。杰克逊每天开车送她去托洛茨基住宅上班，有时傍晚也在托洛茨基家大门口接她，但从未打算走进院子里一步。托洛茨基住宅院内警卫和院外警察们逐渐与他相识，有时也很乐意与他抽一支烟聊上一会儿。有一次杰克逊还热情地用自己的车送罗兹梅尔①夫妇 去他们要去的地方，使得罗兹梅尔夫妇 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好感，称他叫“讨人喜欢的年轻人”。这以后，杰克逊常邀请罗兹梅尔夫妇去豪华餐馆用餐和去郊外踏青等。
① 阿尔弗雷德·罗兹梅尔是托洛茨基多年的挚友，法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著名作家和记者。罗兹梅尔夫妇于1939 年10 月把托洛茨基的小孙子谢瓦从巴黎带来后，一直住在托洛茨基家。
1940年3月，希尔维娅要离开墨西哥去纽约。临行前，托洛茨基让希尔维娅把自己的男朋友带到家来做客。他觉得她每次把自己的男朋友堵在大门外不大礼貌。但是，杰克逊没有来，他托希尔维娅带来话，说她不在他暂时不来。
正在这时，发生了武装袭击托洛茨基住宅的事件。希尔维娅立即打电话给扎克，对方回答说：“我最近很忙，没到他们那儿去，详细情况不清楚。”
还说，他越是了解这位俄国革命家，就越是从内心里怀有对他的真诚的同情。
他极为鄙视干这种事的人。
武装袭击后的第三天，罗兹梅尔夫妇要去韦拉克鲁斯港，然后从那儿乘船返回法国。当杰克逊开着自己的豪华“别克”来托洛茨基住宅准备送客人上路时，人们请他进去坐坐，并同托洛茨基、他的妻子、罗兹梅尔夫妇及警卫队长等一起共进早餐。纳塔丽娅也去韦拉克鲁斯选罗兹梅尔夫妇，在回程的5个小时里，他同杰克逊进行交谈：应当同意罗兹梅尔夫妇的看法，这确是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
从韦拉克鲁斯回来后，杰克逊有两个星期没有到维也纳街的那幢房子里去。6月12日他又来了。在同托洛茨基在院子里兔笼旁的大约10分钟的谈话里，他告诉托洛茨基，由于老板决定关闭公司，他要到纽约了，又说在自己离开时他希望把自己的“别克”留给警卫队的伙伴们使用。
一个月以后，杰克逊带着希尔维娅一起又返回墨西哥。但他不仅没有表现过要与托洛茨基见面的意愿，而且还似乎主动回避这样的会见。杰克逊显得有些焦躁不安，消瘦了许多，并且常常失眠，大白天一连几小时躺在床上，甚至不想与希尔维娅谈话。这时纳塔丽娅邀请希尔维娅和她的未婚夫来家里喝茶。这次会见在7月29日，时间仅一个多小时。
后一次会见在8月8日。杰克逊以希尔维娅的名义带来一束鲜花和一大盒糖果。在同托洛茨基的秘书们的交谈中，他第一次谈到了发展世界托洛茨基运动问题，提到了各国的运动领导人的名字，暗示他想对这个运动给予物质上的帮助。在同托洛茨基的谈话中他重复了自己的建议，表示打算创办一个托洛茨基公司，还准备同托洛茨基一起去山里旅行。
8月17日，杰克逊又来了。他告诉托洛茨基他写了篇文章批判美国支部的某些打算离开托洛茨基的成员，他想听听列夫·托洛茨基对这篇文章的意见。那天阳光和煦，但杰克逊却带着礼帽，手肘上搭着件雨衣。
托洛茨基请杰克逊走进自己的办公室。10分钟后，托洛茨基与杰克逊一同走出办公室来到院子里。这时人们发现托洛茨基显然有些焦躁不安。客人走后，托洛茨基对妻子道：“他给我带来一篇文章，实际上是一篇草稿……，尽是套话，没有实际内容。我告诉他应当怎么写。再看吧。他今天的举止有些古怪——看不出一点法国教养的痕迹。往桌沿上一坐，帽子也不脱……纳塔，我看我们以后别再跟这个人来往了。”第二天早晨托洛茨基请秘书甘森去调查有关杰克逊这个人的情况。
8月20日，这天早晨托洛茨基起得特别早，很快梳洗完以后，就到院子里去喂兔子和浇灌他培植的仙人掌。这一切对纳塔丽娅来说，意味着丈夫今天的情绪特别好，意味着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工作日。
“今天最好不要有任何人来打扰，我要一直工作到傍黑。趁现在人家给了我个 ‘缓期’，纳塔，我就得抓紧时间。我感到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结实， 应当认真地坐下来写那本斯大林的书了，大家都等着读它哩。”早餐以后托洛茨基对妻子说道。
托洛茨基紧张地工作了一上午（其中还接待了律师利加尔特就5.24武装袭击案的来访），午餐后稍事休息一会儿又开始口授给《平民报》的回复。
晚5点是全家喝茶的时间，喝完茶以后他又立即走到兔笼边。这时他发现杰克逊还在那儿等着他。纳塔丽娅看见希尔维娅的未婚夫跟自己的丈夫在一起，心想：“又是他，怎么又来了？”也走了过去。
“我口渴得很，能不能请您给我倒杯水？”他跟纳塔丽娅打了招呼后，请求道。
纳塔丽娅又注意到他手中的雨衣和头上的礼帽。“您看上去脸色不大好，杰克逊。今儿整天阳光灿烂，您干嘛带着雨衣和礼帽？”纳塔丽娅问道。“希尔维娅怎么样？”
他没有立即回答，好像什么地方走神了。“希尔维娅？好，很好，谢谢。”
“您是要把您的文章让我看看？那好，来吧！”托洛茨基道。
他们走进办公室。托洛茨基坐进桌边的安乐椅。杰克逊站在他的左边，靠近窗子。就在托洛茨基看完第一页，并准备翻看第二页时，杰克逊向后退一步，从雨衣下抽出一把登山冰镐，以全身的力气，用平尖头向托洛茨基头部猛凿下去。
托洛茨基突然向一根胀开的弹簧，猛然站起，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接着向杰克逊猛扑过去，竭力想抓住他的手，不让他再次袭击。托洛茨基用手推开他，冲出办公室，但这时他感到两脚瘫软，再也抬不起来，只得依靠在餐厅和凉台之间的门框上。纳塔丽娅看见他满脸血污，立即奔了过来。
“杰克逊……纳塔莎，我爱你……”说着，一头栽倒在妻子的怀里。
警卫们都冲了进来。托洛茨基道：“快把谢瓦看好……我感到……我认为……他要害他……他还要砸我，但我挡住了……”
办公室里传来了喊声。秘书和警卫们在狠揍杰克逊，用枪柄对着他的脸、头、脖子和脊背一阵猛击。
“啊，不，让他们不要打死他，要他讲话！”托洛茨基在呻吟中说道。
医生来了，检查了托洛茨基的伤势，尽量压抑着不安，对大伙儿说伤势不危险。但是托洛茨基用手压住自己的心口。
“我感到这里……我不行了……这回他们胜利了……”
警方在检查现场时发现，杰克逊事先把冰镐的木柄锯短了，用一根带子把它跟自己雨衣的衬里连在一起。在雨衣的右侧衣袋里发现一把长35公分、宽3公分的匕首，另一只衣袋里有一支45口径手枪，枪膛里有一粒子弹，另有8粒子弹在子弹匣里。
“带上这么多武器！”秘密警察首脑萨拉萨尔对自己的助手道。“毫无疑问，他是打定主意，今天到这儿来务必要把托洛茨基置于死地。他只所以没有开枪，是想在完事以后能溜走，你看他的 ‘别克’车开着门，车头朝着 科约坎大街……”
墨西哥的最好的医生们给托洛茨基做了头颅手术，但无济于事，他的脑组织受到了损害。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于1940年8月21日19时20分逝世。
凶手坚不吐露任何真情，这给侦察工作带来困难。警方的工作是在调查杰克逊所持有的那份加拿大护照开始取得突破的。来自加拿大的消息称：那份护照是1937年3月22日由渥太华发给一个名叫托尼亚·巴比奇的南斯拉夫出生的加拿大公民的。这个人持这份护照去了西班牙，后来在战斗中阵亡。
三年以后这份护照出现在墨西哥。警方认为这是证明杰克逊是“格普乌”的人的第一种证据。侦查中，警方还请求了比利时驻墨西哥大使馆的协助。几天以后，比利时的外交人员告诉墨西哥警方：犯人自称出生于德黑兰，父亲是比利时驻德黑兰的外交官，但比利时在德黑兰的外交使团从来没有一个姓莫尔纳的人工作过；犯人又称他曾是比利时季赫斯摩军校的学生，而且同时在布鲁塞尔大学修读，这两所学校的学生名册中均无此人；犯人还说他母亲住在布鲁塞尔的加福尔街1号，实际上布鲁塞尔根本没有这样一条街，只有一条瓦福尔街，而且这条街的1号是城里的一家大商店，根本不是民宅……
墨西哥的一位精神病医生基罗斯·库亚隆对杰克逊产生了兴趣，他为了弄清犯人是否患有精神病史亲自前往西班牙调查。谁知这次调查却大大帮助了墨西哥警方。医生在马德里警察局的档案里找到了一个名叫拉蒙·麦尔卡德的人的材料，看到了这个人的正面和侧面照片，自然这就是今日的杰克逊。
这位西班牙共产党员在西班牙战争期间被捕入狱，一直到人民阵线获胜后才出狱，出狱以后不知去向。医生带回来的照片和指纹消除了墨西哥警方的最后疑虑。
经过漫长的调查和审讯，扎克——杰克逊——拉蒙·麦尔卡德被墨西哥法庭判以20年徒刑。但犯人的监禁生活一直受到某国大使馆的关注，在狱中享有独一无二的特殊待遇：犯人在列库别里监狱中有一套装饰豪华的牢房，里面有一张双人沙发床，有个人书库、收音机，后来还有了新玩意儿——电视机，有专用厨房……他还在狱中结了婚，那个女人每月两次来到丈夫身边……
这个执行别人意志而自己最终受到惩罚的人在经过长期监禁以后，于1960年5月被释放，先后在莫斯科、捷克斯洛伐克和古巴度过了他的残余岁月。1978年他死于古巴，时年65岁。生前，他曾多次对朋友和记者说过：
“你们怎么就不理解，那完全是另一个时代！如果换到现在，我可能会是另 一个人，做的也是另一种事！”
1972年墨西哥出版了前总统拉萨洛·卡德纳斯所写的一本日记，在 1940年8月21日这一天，作者写道：
托洛茨基今天死了。他是昨天被一个名叫扎克·莫尔纳的比利时人杀死的，这个人是作为朋友来访问他的。这个人是一个为托洛茨基敌人服务的狂徒，6个月前来到墨西哥，今年28岁。墨西哥公民里韦拉曾经申请允许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居留，因为别的国家拒绝给托洛茨基提供避难……人民的思想和事业不会因其领袖的逝世而消失，相反，他们会因为为神圣事业而牺牲的人的鲜血而更加坚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