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列宁的推荐信
列宁30岁时出国，各方面均已成熟。在俄国，无论是在大学生中间、在最早的社会民主党小组里，还是在各流放地，他都占有重要的突出地位。所有同他会过面或与他在一起工作的人都承认他有非凡的力量，他自己也不会不认识到这一点。他出国时已经具有系统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革命经验。在国外，“劳动解放社”及其领袖普列汉诺夫在等待他。普列汉诺夫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几代人的导师，理论家、政治家、评论家和演说家，闻名全欧，同欧洲有着广泛的联系。同普列汉诺夫并列的还有另外两位权威人士：查苏利奇和阿克雪里罗德。人们之所以推崇维拉·伊凡诺芙娜·查苏利奇，不但因为她有着光辉的经历，还因为她具有敏锐的头脑、广博的 （特 别是历史方面的）知识和稀有的心理洞察力。正是通过查苏利奇的关系，“劳动解放社”同老年的恩格斯有过交往。阿克雪里罗德与普列汉诺夫和查苏利奇不同，后两位与拉丁语系各国社会党有着紧密联系，而他在“劳动解放社”里则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和经验。然而近几年来，普列汉诺夫在逐渐衰退。使他的力量日渐削弱的原因也正是使列宁的力量日渐增强的原因，这就是革命的临近。普列汉诺夫的全部活动都带有思想准备的性质，他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和辩论家，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越是临近，普列汉诺夫的基础越是不稳固。他自己不能不感到这一点，这也就是往往使他对青年动怒的原因。
列宁是《火星报》的政治领导，马尔托夫是报纸的主要评论家。他文章写得很快，滔滔不绝，就像他说话一样。可是现在最亲密的合作者马尔托夫在同列宁肩并肩工作时感到不自在了。他们彼此仍然称“你”，可是关系明显地冷淡。马尔托夫注重当前——眼前的事态，眼前的文字工作、政论、消息以及谈话等等。而列宁则立足今天，瞻望明天。马尔托夫常常提出许多过不久他自己也会忘却的机智的推论、假设和建议，而列宁总是只提出需要的东西，而且要等到需要的时候。马尔托夫的思想精巧微妙，常常使得列宁惊恐不安地摇头。不同的政治路线当时尚未形成，因而分歧未能明显地暴露出来。以后，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火星派终于分裂成“强硬派”和“温和派”。
这个称呼一度很流行。这就证明，当初，即使还没有明显的路线上的分歧，至少在对待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态度、决心和准备程度上是不同的。甚至在代表大会之前，即在分裂之前，已经有人把列宁说成是“强硬派”，把马尔托夫说成是“温和派”。他们两人也都知道这一点。列宁常常用批评的和多少有点疑惑的目光打量着他曾经给予过高度评价的马尔托夫，而马尔托夫一旦感觉到这种目光后，便显得十分苦恼，并且神经质地耸耸他那瘦削的肩膀。
在他们俩会面时，谈话中已经没有友好的语调和轻松的玩笑，至少托洛茨基看到的是这样。列宁说话时目光不向着马尔托夫，而马尔托夫则戴着那副老是耷拉着、永远也擦不干净的夹鼻眼镜，两眼发愣。列宁同托洛茨基谈到马尔托夫时，语音里总有一种特殊的语调：“怎么，是尤里说的。”在说到“尤里”两个字时略微带有一点儿强调意味，仿佛已提醒别人：“人是个很好的人，甚至是个杰出人物，就是太软弱。”不用说，在与列宁疏远这方面，查苏利奇对马尔托夫也有影响，倒不是政治上，主要是心理上。
列宁把同国内的联系全部集中在自己的手里。编辑部秘书是他的妻子纳杰日达·康士坦丁诺芙娜·克鲁普斯卡娅。她成了全部组织工作的中心，她接待来的同志，为将要离去的同志安排行程，确定联系的方法和接头地点，写信和翻译密码等。她的房间里总是有一股烧纸的焦味，这是阅读密信必须烘烤的结果。她常常以温和执着的语气抱怨有的人写得太简单，密码弄错了，或是用化学墨水写得两行重叠在一起等等。
列宁竭力在日常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中最大限度地摆脱老前辈首先是普列汉诺夫的干预，他与后者早就因各种口实多次发生激烈的争执，特别是在制定党纲草案问题上。列宁最初的草案是针对普列汉诺夫的草案提出的，故而遭到后者的猛烈批评，而且是用格奥尔基·瓦连季诺维奇在这种情况下常用的那种傲慢和嘲笑的方式。列宁当然不会为此晕头转向，也不会被吓倒。
斗争具有戏剧性特点。查苏利奇和马尔托夫充当了中间人的角色：前者代表普列汉诺夫，后者代表列宁。两位中间人心平气和、尽心尽力地调解，再说，他们俩之间的关系也是很好的。维拉·伊凡诺芙娜后来告诉托洛茨基，她曾对列宁说：
“若尔什（即普列汉诺夫）是一条猎狗，它咬住一件东西，咬着咬着，就把它丢掉；而您是一只叭喇狗，您总是咬住不放。”
维拉·伊凡诺芙娜在告诉托洛茨基这段话时还补充说道：
“他（指列宁）对这个比喻很感兴趣。‘咬住不放？’他高兴地又问了一遍。”
维拉·伊凡诺芙娜得意地模仿起列宁发问的语调和口型，就——P这个卷舌音，列宁总是发得不太清楚。
所有这些冲突早在托洛茨基来到之前就已发生。他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些分歧，更不知道还因为托洛茨基的问题使编辑部的关系更加恶化。在托洛茨基到国外4个月以后，有一天，列宁写了封信给普列汉诺夫：
我向编辑部全体成员建议补选“彼罗”为编辑部的具有同等权利的成员（我认为这一补选不仅要多数通过，而且要形成一致的决议）。我们非常需要有第七个成员，这就既便于表决（因为6是偶数），又能增添力量。好几个月来，每一期上都有“彼罗”的文章。
总的说来，他为《火星报》竭尽全力；还四处巡回演说（并取得了很大成功）。他很能写论文和时事短译，而且这样的人是绝对必需的。毫无疑问，这是一位难得的人材，他具有信心和活力，大有发展前途。在翻译和写通俗作品方面他也能大有作为。
可能存在的反对理由是：1)年轻；2)（也许）近期要返回俄国；3)文章带有小品的余风，用词过于追求华丽，等等。
关于第一点：“彼罗”将担任的不是独立的职务，而是编辑部的一员，他会逐渐变得有经验的。他无疑具有党员和火星派成员所要求的“嗅觉”，而知识和经验——只是时间问题。至于他的工作情况，这也是无庸置疑的。为了最后抓住他和鼓励他，必须尽快将他补选进来。
关于第二点：如果“彼罗”熟悉了所有的工作，那他可能不一定很快离开。即使走了，他同编辑部的组织联系和从属关系也将有益无害。
关于第三点：文风中的缺点不是重要问题。他能克服这个缺点，现在他已在悄悄地“修正”它（虽然并非很乐意地）。此外，在编辑部里会进行争论，这样，编辑部的表示因此我建议：1)编辑部全体6个成员立即就完全接纳“彼罗”问题进行表决；2)如果他被接纳，立即调整编辑部内部关系和完善表决制度，制定一项明确的章程。这对我们，以及对代表大会都是重要的。
又及，我认为拖延接纳是极为不合适的和笨拙的，因为我已觉得“彼罗”对自己仍处于悬浮状态，以及在他看来仍被以“小青年”对待，已经表示出十分不满（虽然没有公开表示出来）。如果我们不接纳他，很可能，比方说一个月以后，他就会回国。我相信他一定会认为我们不愿意接纳他进编辑部。那我们将“失去”他，这样就太糟糕了。
1903年3月2日于巴黎
除了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以外，托洛茨基几乎全文引述了这封他不久以前才知道的信件，它在很大程度上说明编辑部内部情况、列宁的特点以及他对托洛茨基的态度。为他是否进入编辑部而在幕后进行的斗争，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托洛茨基一无所知。列宁所说的因为没有把托洛茨基放进编辑部而他“十分不满”的话是不真实的，完全不是他当时的情绪。实际上这个问题托洛茨基从来都没有想过。他对于编辑部就像一个学生对老师一样地敬重。
托洛茨基当时才23岁，编辑部最年轻的成员马尔托夫也比托洛茨基年长7岁，列宁更比他大10岁。命运把托洛茨基放在这些杰出人物的身边，他已经十分满足了。托洛茨基能向他们每一个人学到许多东西，事实上他的确在努力地向他们学习。
列宁的关于托洛茨基不满意的说法是从何而来呢？他认为这是他采取的一种策略。列宁无非是想进行论证，使人相信，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列宁故意利用托洛茨基的不满和可能要脱离编辑部来吓唬编辑部的其他成员，这也是他的一条补充理由，如此而已。
列宁的信发出10天以后，马尔托夫写信给阿克雪里罗德，说道：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议我们吸收你认识的“彼罗”到编辑部，并享有全权。他在文字工作方面有非凡的才能，在思想上也完全是“自己人”。他全心全意为《火星报》工作，并且由于他的卓越的演说才能使他在这里（在国外）有着很大的影响。他的口才非常好，简直妙不可言。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欣赏他这一点。他有知识，并且在一直不断地充实自己。我无条件地同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建议。
马尔托夫在这封信里表现出自己只是列宁的一个忠实的响应者，但他没有重复关于托洛茨基的“不满”的事。他同马尔托夫住在一幢房子里，天天在一起工作，要想考察托洛茨基是不是急不可耐地想成为编辑部成员是太方便不过的了。
为什么列宁这样急于要让托洛茨基参加编辑部呢？他显然是想在编辑部里取得稳定的多数。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编辑部常常形成对等的两派：老年派（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和阿克雪里罗德）和少壮派（列宁、马尔托夫和波 特列索夫）。列宁坚信在一些紧要的问题上托洛茨基会同他站在一起。有一次为了反对普列汉诺夫，列宁把托洛茨基叫到一边悄悄地对他说：“让马尔托夫去对付普列汉诺夫，他说话转弯抹角，而你只会单刀直入。”当列宁发现托洛茨基感到迷惑不解，又补充道：“就我来说，也是喜欢单刀直入，可是这回对付普列汉诺夫需要转弯抹角。”列宁的关于吸收托洛茨基加入编辑部的建议由于普列汉诺夫的反对而告吹。更糟糕的是，这个建议成了普列汉诺夫以后对托洛茨基抱有成见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也猜想到列宁是在寻求稳定的多数以反对他。改组编辑部的事决定推迟到代表大会上解决。但是编辑部没有等到代表大会就通过决议请托洛茨基列席编辑部会议，普列汉诺夫对这个决议也坚决反对。
2 伦敦代表大会和火星派分裂
预定召开代表大会的日期日益临近。最后决定把编辑部迁往瑞士日内瓦，因为那里生活费用较低廉，与国内联系也较容易。列宁很勉强地同意了这个决定。谢多娃后来写道：“在日内瓦，我们住在顶楼的两个小房间里，列·达全力投入了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我正在准备回国参加党的工作。”
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的劳动合作协会本部举行。提供开会的仓库相当隐蔽，里面堆满了一包一包的羊毛，因而代表们也就时时受到无数跳蚤的袭击。
更糟糕的是从第一天起代表们就受到紧紧的跟踪，受到严密的监视。托洛茨基是以一份素不相识的保加利亚萨莫科夫—利耶夫的护照住下的。可是，他在布鲁塞尔逗留的第二个星期的一天早晨，突然收到一张致萨莫科夫—利耶夫的通知书，要他明日上午带着护照去警察局一趟。当天其他代表也都收到一张这样的通知。所有去警察局的人都被限令在 24小时内离开比利时。托洛茨基没有去警察局，而是直接动身前往伦敦，因为代表大会已决定转移到那里举行。
随着代表大会的进展，《火星报》主要干部之间的矛盾逐渐暴露，“强硬派”和“温和派”的区别也愈加明显。分歧最初集中在党章第一条上，即什么人可以作为党员的问题。列宁坚持把党同地下组织等同起来，马尔托夫则认为在地下组织领导下的人都可以作为党员。这个矛盾并不存在实际意义，因为两种方案都确定只有地下组织成员才有表决权。然而，两种背离的倾向是确定无疑的。列宁要求党组织必须轮廓分明和十分明确，马尔托夫则倾向建立一个较为松散的组织。代表们在这个问题上结成的派别决定了大会的以后全部进程，包括党的领导机关的组成问题。幕后进行了争取每一个代表的工作。列宁竭力要把托洛茨基拉到他一边来。有一次，他和克拉希科夫一起跟托洛茨基做了一次很长时间的散步，其间，他们俩尽力使托洛茨基相信马尔托夫同他走的不是一条路，因为马尔托夫是个“温和派”。克拉希科夫在历数编辑部其他成员的特点时用词十分无礼，以致列宁皱起了眉，托洛茨基更是惊恐。在他对编辑部的态度中仍然有不少年轻人的感情用事的成分。这次谈话非但没有使托洛茨基靠近他们，反而疏远了。分歧是模糊不清的，与会者都在探求分歧的真谛。决定召开一次火星派基本成员会议，以求做些澄清。可是在推选谁当主席问题上遇到了困难。
“我建议由‘便雅闵①’当主席。”捷依奇为了使大家摆脱困境提议道。
① 便雅闵是圣经中犹太族长雅各的最小儿子。
这样，托洛茨基就不得不担当起了这次重要的火星派成员会议的主席重任。正是这次会议种下了以后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种子。与会者的神情都紧张到了极点。会议进行到最后，列宁“砰”地一声带上门，愤然离去。在激烈的党内斗争中，这是托洛茨基惟一的一次看见他失去自持。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分歧在代表大会上完全暴露出来。列宁派女代表兹和她弟弟季米特里来找托洛茨基，再一次试图争取他站到“强硬派”方面去。
谈话在一个公园里进行，持续了几个小时。这两位使者怎么也不肯放托洛茨基走。“我们得到命令，无论如何要把你争取过来。”他们说。最后托洛茨基断然拒绝跟随他们。
对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来说，分裂是完全意想不到的。列宁，这位斗争中最积极的人物，也没有预见到分裂并且绝不愿意分裂。双方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事端弄得心烦意乱。列宁在会后患了几个星期的头痛病。谢多娃后来在笔记里写道：
列·达几乎每天都从伦敦写信来，信里表现出日益增长的恐慌，最后，他怀着绝望的心情报告了《火星报》的分裂：《火星报》再也不存在了，它死了……《火星报》的分裂使我们极为难受。
托洛茨基的观点是这样的，他说：“革命的集权是非常必要的，是一条硬性和严格的原则，它对待从前是同一思想的个人或整个团体往往采取冷酷无情的态度。列宁常常喜欢用“不调和的”和“无情的”这样的词汇不是偶然的。只有摆脱所有卑鄙的个人私欲，为了一个坚定的革命目标而进行高度自觉的革命斗争的人，才能证明这种冷酷无情是正确的。我认为我是一个主张集权的人。但是，应当承认，在那个时期我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一个革命政党为了要带领千百万群众投入反对旧制度的斗争必须要有强力和专断的集权。我的青年时代前期是在敖德萨度过的，那里比别的地方多延续了5年的反动沉闷的气氛，列宁的青年时期则处于民意党人活动频繁的年代，而比我年轻几岁的又生活在新的政治高涨环境之中。1903年伦敦代表大会前，革命对我来说多半仍然是一个理性的抽象概念。我还没有认识列宁的集权思想是从一个明确的、经过独立思考的革命概念中所引出的逻辑结论。在聚杂在“火星”旗帜下的人们还普遍存在着模糊思想和认识时，正是列宁一个人完全、彻底地看见了明天，看见了他们所面临的全部严峻的任务、激烈的斗争和无数的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