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信鸽搏浪飞翔
年届花甲，一般是告老还乡、颐养天年之时，而对于为了真理、为了既定目标而奋进的人们，却没有老之将至的感觉。斯诺就是如此。为了他的第一故乡与第二故乡（一个是东方的古老而年轻的、暂时落后但奋力进取的中国，一个是西方年轻而先进发达的经济势力强大的美国），为了促进双方的沟通、相互了解及其关系正常化，他费尽了毕生的心血。这只单飞的信鸽不辞辛劳，飞越万里波涛，跨越千山万水，为中美人民传递信息，筑起友谊之桥。
1964年10月18日，斯诺再次访问新中国。这次，美国国内没有哪一家刊物敢于赞助他，他是作为法国《新直言》周刊记者来到中国的。此前，斯诺得到《新直言》的支持在非洲采访。恰在此时，周恩来总理正在做亚非欧14国国事访问。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斯诺与周恩来相遇，一谈就是5个小时。这引起了新闻界朋友们的嫉妒和感叹，“斯诺成了垄断中国问题的权威”。正是这次与周恩来的邂逅相遇，斯诺得到重访中国的机遇。在谈话中，斯诺表示了重返中国的愿望，周恩来则代表政府欢迎他，他想去随时可去。
各大报纸购买了斯诺与周恩来的谈话记录。谈话中，斯诺了解到中苏边界纠纷及达成的协议，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重申了反对任何国家和任何人搞“两个中国的政策”及其行为。在斯诺与周恩来见面后一星期内，中法宣布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有50个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正因为这样，斯诺作为法国《新直言》记者也就顺理成章。然而他的护照上的国籍仍为美国，他尚需得到美国批准。在申请之时，斯诺又因尿路结石住院治疗，术后他立即赶到美国办理手续。尽管美国国务院一再拖延，最终还是批准了，但洛伊丝却未获准同行。与此同时他得到友人玛丽·希思科特写书的合约，德国的《明星》和意大利的《欧洲人》杂志社也给予斯诺预付文章的酬金。10月，斯诺取道经香港至上海，这是斯诺第二次访问新中国，也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个访问中国的外国记者，并且在1961—1964年间也没有美国记者到过中国。而在此期间，他多次试探访华的可能性均未成功。路易·艾黎和龚澎都回答说要等若干年或10多年，巧遇周恩来和中法关系正常化是一个历史契机。假如再晚些时候可能真的要等这么久了。
斯诺为能在灾难过后再考察中国而庆幸。尽管这次旅行考察的范围主要在城市，但他感到中国经济恢复迅速，“而且颇为激动人心”。“如果我刚刚从我自己的祖国出来，面对此情此景，也许我会产生的是另一种印象”。他原打算为写红军长征史收集材料，以实现30年代的夙愿，面对此情此景，他只好把它搁置一边。他认为去报道当前的中国现实更有意义，而长征史只有留给历史学家们。
这次旅行访问收录的资料，不仅补充说明了他在困难中的1960年的观感，而且作了更进一步的证实。他要以此进一步去说服他的同胞——美国人，美国完全可以像法国那样体面地“越过尴尬困境”，中国人是不会依附或屈服于任何人的。事实上，中国与苏联关系僵持后，在没有苏联的援助下，中国不但没有衰败，反而自立自强，更加没有束缚，更为繁荣了；中国人“把自己从泥淖中解救出来”了。1960年的粮食短缺问题早已解决，共产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国大办农业，干部们能实事求是，广泛调查研究后制定正确政策。没有苏联专家，没有图纸，靠自己奋斗，自行设计建造了难以想象的奇迹般的工程。在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领域都有喜人的成就。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代表共产党中央和国务院，首次提出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口号和远景设想。斯诺由此向世界又作了预言性报道：20年后，中国的青年们，在科学教育、文化和身体素质方面所达到的平均水平，将不会低于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后来尽管有十年“文革”的贻误，他的这个预言基本上实现了，80年代正是中国青年人才成长和发挥才干的时代，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步伐已迈开。
斯诺又一次与中国领导人见面并交谈，从中又得到许多启示。他对周恩来采访两次，共达4个小时。周恩来大斯诺7岁，虽年过六十，但少生华发，而且显得精力仍充沛。周恩来总理回答了斯诺的所有问题，也使斯诺从中得到了许多启示。从官方得到的那些统计数字，与他实地调查的结论基本相同。这些材料说明此时的中国，在粮食产量和工业生产与建设方面已达到较为令人满意的水平。但斯诺穷追不舍，为什么中国还在进口粮食？为什么现在不提赶超英国？周总理向他解释：进口一些粮，一是加工出口，一是用于工业生产，让地方和国家粮食储备增加。至于工业赶超英国，在“大跃进”中提出在几种主要产量上赶超，现在回过头来看不现实。一是两国国情不同，中国有自己的特点，中国有的英国没有，英国有的，中国还达不到，中国应从自身需要出发搞现代化建设。周恩来还告诉斯诺，要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国家，还需要几十年的努力。
斯诺感到中国领导人倾向于务实，面向实际了。周恩来告诉他，“赶超英国不再是我们注意的中心了”，“在我们沿着自力更生的道路经过这些年的摸索，得到一整套经验以后，我们开始认识到这不应当是我国的主要目标。我国的工业现代化，不能仅仅通过几项工业产品数量的增加来实现”。“重要的事情是去研究我们的工业和技术的整体水平”。
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周总理既强调了原则又给斯诺以启示。中国的原则是：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美国从台湾海峡撤走一切武装力量；中美在原则问题上开始，而不在枝节问题上浪费精力，否则任何问题都解决不了。周总理提示，戴高乐将军从殖民地撤军“拯救了法国”，美国从世界各地撤军将改善美国的形象。如果美国放弃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中美关系会得到改善，而且预言“美国将发现自己不能再沿着这条路（不承认中国大陆，只承认台湾当局或搞“一台一中”）继续走下去，于是便放弃这个政策”。
斯诺从周恩来总理这儿理解到中国政府和人们有昂扬进取的精神，正在脚踏实地开拓前进；不卑不亢，耐心等待别国的理解，求同存异，有务实的外交与内政政策；中国坚持独立自主，不屈服于任何强权，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挫折与失败。
在离开中国前的一个晚上，毛泽东主席接见了斯诺，龚澎夫妇也在座。长时间的谈话中，毛泽东主席讲到了死的问题，向他讲了中国人常常说的：73、84岁是生命中难以逾越的两个坎，越过去的人不太多，意即他已届72岁，很可能快要去马克思那里报到了。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谈到国内与国际两件大事，一是在国内，毛说到中国现在的年轻人长在红旗下，没有经历革命的洗礼，要让他们经风雨、见世面，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斯诺后来才知道，毛泽东向他暗示中国将发生一场“文化大革命”——一场群众性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政治运动。但当时斯诺已注意到，在中国，对毛的个人崇拜在不断升级，而且在谈话中毛认为要有一点个人崇拜才能保证权威性。二是关于国际问题，即中美关系和越南问题。斯诺感到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很关注美国，他们不断地向斯诺询问美国方面的情况。斯诺以为毛、周等领导人正在寻找打开与美国关系的通道，以至他急切地问毛泽东主席是否有信带给美国总统，结果得到的回答是没有，并说时机还未成熟。但斯诺得到了中国的官方声明，中国将不会卷入越南战争，中国方面希望以政治手段解决越南问题，也希望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承诺的不将战争硝烟扩展到北部越南，更希望驻越南的美国军队迅速能够撤离。
与1960年不同，毛泽东这次允许公开发表谈话，并告诉斯诺，他们的谈话有录音。斯诺惊喜不已，立即把它带向世界各地。除美国以外，世界各大报纸均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谈话的主要内容。美国方面的报刊则羞羞答答地作了观点摘录。《华盛顿邮报》以“两个老朋友之间的谈心”为题，加以改写，其他报纸则篡改一些内容，违背原文意图。德国《明星》报则抱怨消息晚于法国《新直言》。
斯诺似乎重现了30年代的情景，他的中国之行所作报道又风行于世，世界又开始关注中国了，斯诺也老当益壮。他准备集中精力写出报道，拟名为《原子弹爆炸后的中国》，并剪辑一部记录影片《人类的四分之一》。然而创作进展很不顺利，麦克米兰公司要求斯诺写一本关于中国问题的权威性的巨著，而斯诺只打算写一本小册子。记录片的制作虽得到克伦威尔·克拉克的大力资助，却在技术处理上很不理想，干扰电波的噪音较多。
1966年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到1969年达到高潮顶峰。与此同时，美国在越南却越陷越深，以至不能自拔。在美国，许多人认为中越之间有某种特殊联系，从而使中美关系更难以缓和对立局面。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中国方面的混乱的局面使人难以看清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美国方面遭到越南方面的强烈反抗而无法脱身，美国国内反战情绪也空前高涨，白宫政府在插手亚洲事务上再次难堪。
斯诺能做的事相当有限了，向美国方面提出批评、指责而又无可奈何。当他听说在“文革”中，他也被扣上外国间谍的帽子，他很生气，但他只是通过爱泼斯坦表明自己曾“是一个诚实的独立的新闻记者在探求真理”。而且“我不是那种随着风向标，见风使舵，轻易改变自己政治观点的那种作家”。
尽管有某种误解，斯诺仍去做自己认定的事：修订再版了《红星照耀中国》和《今日红色中国》；在欧洲各地和日本东京放映他的《人类的四分之一》；发表讲演，并被日本朝日出版社结集出版。他不断地向世界介绍中国及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文革”中的中国与世隔绝，没有外国记者能访问她，斯诺却很想此时此刻能亲眼目睹动乱中的中国。他写信给艾黎：“正是这个时候，我应该呆在中国，因为了解它的过去的，一定会与现实联系来澄清目前广为流行的对中国的种种误传。”他也向周恩来提出过这样的想法，但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1967年斯诺再次来到香港，想在乘飞机去莫斯科途中在北京作短暂停留也未成功。
美国人民为越战而烦恼，而美国的好战分子和战争煽动者却使美国处于进退维谷之境。强权的美国希望从越战中获胜以此对中国施行高压添加砝码，可是美国的这着棋是愚蠢的。中国的“文革”在某种程度上是反修防修，是反对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的一场思想运动。而美国最后不是“光荣”的撤退，而是可耻的失败。斯诺由于其亚洲经历，使他看得很清楚，他告诫美国，这场战争是不可能打赢的，“也许这是美国对亚洲心理认识上的一个极为深刻的错误。它看不到任何一个外国如果攻击掠夺越南任何一块土地，那只会使一个越南人公认的领袖把整个越南及其全体人民团结在一个共同的爱国主义事业上，以反击人们看得非常清楚的惟一的外国侵略者”。可是好战分子根本听不进斯诺的话，只是在最后的事实面前，一部分美国人才承认斯诺是对的。在斯诺的日记中，他写道：“越南问题日甚一日地窒息着我”，
“人们都会为约翰逊总统以我们的名义在灾难深重的越南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斯诺夫人洛伊丝也给报社写信：“请继续刊登这种照片（美国士兵杀人、扔尸的照片）吧！只要这种狂轰滥炸、肆意杀戮仍在进行，也让我们继续受辱吧！”为规劝和谴责美国的越战行径，斯诺夫妇豁出去了。
2. 飞燕衔泥报新春
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就要到来，物极必反，这是自然规律。人类社会运动的客观现象也如此，谁也阻挡不了。中美两国在互相敌视、互不让步中谁都没有得到丝毫的好处，相反两者都陷入了国内的动乱不定的混乱之中，在国际上两者各自陷入被动之中。中苏关系破裂后兵戎相见，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敌视的火花随时会引爆。美苏争霸，“北约”与“华约”分庭抗礼，相持不下。美国人此时想起了斯诺曾说过的话，“中国不会依附于莫斯科”，斯诺是对的。在美苏争霸中，中国却与苏联关系破裂，美国打“中国牌”可能有效。于是在1968年，美国时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美国人在越战中的幻想破灭，进而引起了美国人普遍的反思，他们开始真正怀疑美国的对内对外政策。11月，他们选举了许诺结束越战、拓展外交、外贸、发展美国经济的理查德·尼克松为总统，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的修订本重版了。此书的发行比当初首版时还火爆。斯诺从中发现美国的政策在起变化，“这明显的是由于那些开始探询扔了这么多炸弹究竟是为了谁的青年们，他们已开始进行政治上的考古研究了”。
这也许是美国人正在寻找“越出困境的道路的一张跳板”，斯诺对他的《红星》重版现象是如此估价的。书评者则写道，《红星》给我们上的一课是“战胜贫困、无知和不公正的计划，虽然也要花钱，但它却比用战争的办法便宜而优越”。这反映了美国思想界的变动，也影射出美国政府的心态。
冰河在美国这块坚冰上融化出一个洞，在中国这方则反应更为突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在外交方面提出了“要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广播“中美关系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进行谈判”。斯诺敏锐地觉察到“现在中国的大门也打开了一两条缝了”，和解的种子开始植根于这两个国家的土地中并艰难地生长起来。斯诺惊喜了，他于1960年与1964年两次访华，向美国介绍中国，并传递信息，敦促美国主动与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和解，虽在当时没被美国接受，但现在开始引起了它的注意。
识途的老马，谙季节的燕子要启程了，特许的信使，单线联系又要启动了。斯诺立即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直接写信，提出访华申请。在信中，他仍坚持要保持独立记者身份，以免被认为是不客观不真实的、带感情的报道，强调“即使是现在，我也不打算利用我与您过去的友谊来写这封信给您”。
在等待答复的日子里，斯诺受到一系列疾病的折磨：疟疾好了，尿路结石又犯了，随后又做了两次手术，切除体内肿瘤。病魔缠身的斯诺，极度虚弱，他已失去了昔日的健壮，体力明显下降，然而他的毅力非一般人能比。曾多次作为翻译，陪同斯诺访问考察中国的徐尔维说：“这老头子是一个硬骨头，他每次访问中国都是不容易的，他从不愿意作为中国的客人由中国政府支持路费。”一次，在访问中遇到一个湖区渔民，他对渔民的蓑衣很感兴趣，渔民表示可以送给他，可他坚持要付费。后来斯诺将它挂在日内瓦家中厅堂的墙上，视为珍贵的礼品。每次采访，他忘记了病痛，不知疲倦地访问、记录、整理材料。
病情好转后，斯诺又出门了。1970年6月，他准备去意大利参加一项电视制作节目，刚到达罗马，电话追踪而至。那是中国驻巴黎大使馆来的电话，中国大使要见他。大使告诉他，中国政府同意斯诺和他的夫人一起去中国，并拟给其夫人提供路费（这点斯诺也谢绝了）。几个星期后，意大利一家刊物（《时代》周刊）愿意为斯诺夫妇提供旅费，只要他为它提供六篇左右有版权的文章即可。
经费问题解决了，美国方面对记者的限制取消了，记者访华旅行的护照可以不经审批自动生效。尼克松改变了其前任政府的法规，表现了对华政策的和缓，但一般美国居民去华旅行却还要通过规定程序申办护照。这样洛伊丝就只能依此办理了。1965年她申请过却未获准，这次她又提出申请。但她这次不等到美国国务院的批准，就随斯诺前往中国了。因为中国方面早在1964年就同意给予入境签证。
7月31日，斯诺夫妇登上瑞士航空公司的客机飞往香港。到达香港后，斯诺由于身体虚弱住进医院。两周后，病情好转了，斯诺耐不住走出医院，乘车前往广州。在广州稍作停留，匆匆飞往北京。这是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以来接待的第一个外国记者，又是老朋友艾黎和黄华等人到首都机场迎接他。
又是一个5年，这时的中国可又是另一番景象了！是经过了5年动乱后的中国。对于考察和报道“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斯诺好似雾里看花。他写道，这个事件开始时就很复杂，后来被一场热战的偏激宣传弄得更加复杂和混乱了，公众在热战中所听到的主要是胜利者的控诉。扑朔迷离的政治局面，使斯诺难以作出准确的报道。
斯诺夫妇回到他教过书的北京大学（原为燕京大学），在此呆了一个星期后，他们又到了清华大学。从这两所学校，他了解到关于“文革”和“红卫兵”现象的一些情况（这是“文革”中影响较大最早的学校）。他们参观了医院、机车厂、钢铁厂；再次到了陕北延安；去了东北，参观了更多的工矿企业，进一步了解了中医与针灸；南下广州参观了“广交会”；接着又到东部沿海地区和浙江产茶区，考察长江三角洲地带；访问了11个（农村）人民公社，再返回瑞士。
8月18日，刚到北京，斯诺就被邀请去观看北朝鲜和中国之间的乒乓球队的比赛。实际是周恩来总理要会见他。总理向他询问了许多有关美国的问题。斯诺反问总理，是否中美关系有了松动的可能，“倘若中国寻找和解，同俄国谈判的可能性大些，还是同美国谈判的可能性大些？”斯诺从总理那里知道中国北方有着第二个威胁——百万苏军压境。周总理回答道：“我也一直在向自己问这个问题，”请斯诺来就是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当时在场看球的有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等外宾，周恩来召见斯诺在这种场合是有意的安排，做给外国观察家看。
会见中，周恩来看到斯诺身体较弱，加上北京此时气候正逢“秋老虎”时节，就建议斯诺到北戴河疗养一段时间，那儿是中国有名的海滨避暑胜地。斯诺婉言谢绝了，他要抓紧时间到处看看。他于9月去了东北，在中国国庆节前赶回北京。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台，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1周年庆典。斯诺夫妇正在欣赏庆典广场上的人群、彩车、彩旗，一个世界最大的广场——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颇为壮观。突然，周恩来走过来扯他的衣角，示意跟他走，他们被带到毛泽东主席身边。毛泽东与斯诺进行了简单的交谈。毛泽东告诉斯诺，他收到了斯诺的信，但没有立即答复，所以“该你埋怨发脾气的，现在你总算来了。”斯诺回答：“我发脾气了吗？”毛泽东说他读过斯诺近期的文章，其中有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批评的文章，但“这些批评是无可非议的，我们并不要求你同意我们所作的任何事情，你有权保留你自己的看法，还是保持你的独立判断较好”。毛泽东也向斯诺问及美国的反战运动的政治意义等问题。斯诺与毛泽东主席交谈几分钟后继续观赏庆典活动。
庆典结束后，斯诺被宾馆服务员们包围起来了，服务员们以他能与毛主席并肩站在一起感到莫大的幸福。由此可见人们对毛主席的崇拜程度，斯诺却不以为然。倒是斯诺和毛主席站在一起的那张照片却具有历史性意义，它被刊登在圣诞节那天的《人民日报》第一版顶头位置上，文称斯诺为美国友好人士。这是中国政府的有意安排，是向美国人传递信息。斯诺后来评述道：美国人没能理解东方人含蓄的表达方式，错过了时机。
庆典之时，斯诺还与周总理在一间休息室里喝茶。总理告诉他，美国政府已提议恢复谈判，但中国认为在枝节问题上的对话已无多大意义，已谈了100多次，没什么结果，而且美国还把战火烧到了柬埔寨，说明尼克松也无诚意，中美双方虽各自作了一些外围工作，如中国释放一些美国在越战中的战俘，美国则授意一家意大利公司向中国出售美国制造的自动卸货卡车，但无实质性进展。
11月5日，斯诺从外地考察回到北京，又与周恩来进行交谈。会谈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举行，谈了四个小时，涉及问题很多，但谈话中心是围绕中美关系问题。至于中美是否有可能在北京进行会谈，周恩来表示，中国方面愿意接待一位美国特使，中国的条件首先仍是台湾问题，美国必须从那里撤军，周强调中国政府的立场“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它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他认为尼克松在就职时给中国的承诺不是认真的，美国入侵柬埔寨是尼克松言而无信。后来斯诺得到的正式记录里这句话被删掉了。
斯诺问：“谈判的门还开着吗？”周恩来肯定地回答：“门是开着的，但是要看美国是否认真对待台湾问题而定。”至于其他问题都是枝节问题。
随后中美双边关系的外交舞步总算迈开了，伴奏的和观看的是巴基斯坦总统、大使和罗马尼亚大使。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访华时，捎来尼克松总统的话，美国愿意接受中国提出的派出特使首先会谈的建议。中国方面立即作出反应，通过巴基斯坦大使又转告美国政府，中国等待美国特使的到来。12月16日，尼克松又通过巴大使向中国返回信息，无论台湾问题是否成为会谈主要内容，美国都愿意谈，只是希望中国方面作出时间安排。中国方面又通过罗马尼亚大使转告尼克松，欢迎他本人访华。
就在此时，毛泽东约见斯诺。12月18日，两人共进早餐后一直谈到午时1点结束。见面寒暄后，两人讨论了关于个人崇拜、计划生育、中美关系，文化大革命等问题。对于个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认为无论在什么国家和地方都有，没有一点崇拜不行，就像斯诺作为记者，如果没人推崇他的报道文章，那将是什么结果呢？但毛泽东又明显表示对文化大革命和对他个人的崇拜感到不满意，想结束“文革”，更讨厌“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只剩下一个教员就行了。因为自己是当教员开始的，现在也还是当教员好。
当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时，毛泽东说，他不喜欢民主党，比较喜欢共和党，欢迎尼克松上台，因为他较少欺骗性，硬的多软的少。而且如果尼克松想到北京来，就请你捎个信，叫他偷偷地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谈得成也可以，谈不成也可以。并且毛泽东又分析了尼克松的心态：他不会秘密地来，一定会大吹大擂，而且尼克松的目的是要拉中国整苏联。毛泽东说尼克松暂不会来，但在1972年上半年，美国举行大选之时，他将会派人来。他自己则舍不得放弃蒋介石和台湾，可能不会来。但当他想通以后，我们欢迎他来，他自己提出要当面谈，“我愿意和他谈”。尼克松“当做旅行者来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
毛泽东对尼克松的分析后来被证实了。但当时毛泽东要求暂不发表他与斯诺的谈话，只发表周恩来的谈话就可以了，到一定的时候再发表他的谈话。因为中国方面正在考虑美国人入境的办法，要让左、中、右各派美国人都来中国访问，不会很久，也许一个美国特使要来北京。
斯诺从中国领导人周恩来、毛泽东那儿获取了最准确的信息。他问自己：
“为什么要让我得知这类消息呢？”他联想1936年进入陕北后，也是周、毛把消息告诉了自己，就是希望通过自己传递出去。想到这里，他知道自己在中美间起着特殊的联系作用，负有特殊的使命。
1971年2月初，斯诺结束了对中国访问，又一次打破了他自己所预定的访问计划，原定3个月，现在已是6个月了。斯诺从香港返回瑞士，他感到疲惫不堪，他需要休息，理清思路，准备写作。这时他儿子可帮了他很大的忙，回绝了那些想从他父亲这儿获取有关中国方面消息的记者们。
斯诺顾不得自己疲惫、多病和虚弱的身躯，立即投入资料的整理和写作之中。当《纽约时报》向他索取文章时，他立即发出稿子。然而出乎意外的是，《纽约时报》突然决定不刊登斯诺的这篇关于周恩来谈话的文章，其理由是该刊没有那么大的篇幅。实际上是该刊不愿接受文章的观点，不愿接受中国政府的观点。这使斯诺火气直冒，过去积压在心中的愤怒一触即发。多年来，他不能为美国所理解、接受，被迫背井离乡，为的是什么呢？自己不就是想让美国人抛弃成见和偏见，更多地了解别国政府和人民吗？可得到的回报不仅是自己本人而且还包括自己的著作和文章的被拒绝。斯诺气得骂人了。洛伊丝说道：“这么多年，在华盛顿不被接受，不予承认当做桥梁，也不予任何重视，这次是最后一次全面否定。”“他所经历的一切就是：与迪安·腊斯克的屈辱的会见；当中国方面认为他是一个能给华盛顿带去基于实际的某些启示和思考时，而美国方面却任意地把他抛在一旁置之不理。”她也索回了准备发表在《纽约时报》的一篇关于北京城市风貌的报道。
尽管如此，斯诺锲而不舍，就像飞燕衔泥，点点滴滴地筑巢，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实现作不懈的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中美友谊之桥奠基了，桥墩立起来了，就要铺路面了。3月份，美国《新共和》周刊同意刊登斯诺与周恩来的会谈纪要。紧接着，在4月份，中国方面做出了惊人之举，邀请在日本参赛的美国乒乓球队到中国进行友谊赛。美国政府批准了。正如人们后来知晓的“小球转动大球”的外交策略，成功地沟通了中美关系。斯诺抓住这个机遇，立即发出他与毛泽东的会谈纪要。美国《生活》杂志也抓住了这个机会，也打了一个擦边球，刊登了斯诺与毛泽东的会谈纪要，并配以中美乒乓球队比赛的照片。“乒乓外交”与“尼克松作为旅游者或作为总统访华都可以”，传遍全球，美国政府方面再想秘密进行已不可能了。
7月16日，尼克松在电视网亮相，发表了电视讲话，他正式宣布，基辛格已秘密访华归国，中国方面正式邀请本总统访问中国，他已愉快地接受这一邀请。斯诺为中美关系的和缓而高兴，他的努力工作有了实际成效。
3. 迟到的春天
中美之间长达22年的冰河开始流动了，然而为了化解冰河，斯诺却经受了22年严寒的磨难，他已精疲力竭了。严寒将过，春意来临。斯诺却已不能享受这迟到的春光，他已身患绝症——胰腺癌，将不久于人世。这位长时间单独沟通两国关系的和平使者，在两个大国关系开始新的一页时却要离去；两国关系正常化却要以他的死为开始，这简直是残酷的不公道。
病魔早已缠身，斯诺却不知晓。他总感到疲倦，浑身乏力，到疼痛产生时，还以为是风湿关节炎之类的病，他顽强地坚持着。因为他要赶写《漫长的革命》，同时还要接待应接不暇的来访者，尚有许多许多想要做的事。
自从尼克松电视讲话后，斯诺家里的电话响个不停，约稿、电话采访的都来了。50年代以来，一直不为美国人接纳的斯诺，现在成了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问题权威。《西行漫记》一再被印行，再度成为畅销书。美国人真是摸不透。斯诺说“乒乓真了不起，现在美国也感到吃不透、吃不够了”。
斯诺的家简直成了大使馆。他不得不请邻居帮忙接听电话，拆阅雪片似飞来的信件。有的人想通过斯诺的介绍去访问中国，有的想通过他把中国的音乐家请来，有的想办中美体育赛事或医疗交流，不一而足。斯诺对他们的要求的回答一概是：“我没什么影响，也无能为力。”世界各大报刊前来预约，在尼克松访华时，请斯诺代表他们，为他们提供第一手报道，并许诺“将不惜一切代价”。
斯诺已感到身体明显不行了，坐在打字机前不到20分钟，腰部就剧痛难忍。他还以为是疲劳过度所致，便去海滨作休假旅行。没想到回家后疼痛仍无减轻。正好洛伊丝也病倒了，医院检查为肝炎，所以斯诺误以为自己也患了肝炎。一检查，结果是胰腺癌导致肝脏严重肿大。无奈之下，斯诺于12月住进瑞士洛桑医院，进行手术治疗。手术结果导致癌细胞加速扩散。斯诺已无力行走了，尼克松与毛泽东历史性的会见，他是不可能去报道了。他原想先于尼克松之前赶到北京，报道这历史性的一幕。
手术后，斯诺的病情虽然恶化，但他精神稍好一点又惦记着他的《漫长的革命》。提纲已拟好，但他体力却日益难支，力不从心，他已不能写作了。此时，朋友们来了，玛丽·希斯科特等前来帮助他整理资料，洛伊丝也停下自己的写作全力帮忙。斯诺口述，她们笔录，有时斯诺硬撑着起来翻阅笔记、资料，写上几句，实在不行，他又口述，让家人录音。斯诺决心利用有限的时间写出最后一本著作，报道他在中国的见闻。
尽管病痛难忍，甚至昏迷，但一旦苏醒过来，他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报、看电视，听广播中的新闻，特别是关于中美关系最新发展的消息报道。他自己不能看时，就请家人读报。他多么希望亲眼看到中国与美国握手言和，结束冷战，建立新的外交关系的那一刻呀！是的，虽然不能亲临现场，即使是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幕或从广播中听到这一消息，也是对自己莫大的安慰和奖赏啊！
斯诺在与死亡搏斗。癌症晚期患者感觉上的痛苦，身体上异常的羸弱，加上抗癌药物强烈的不良反应，使他与家人处于绝望之中。世界各地的朋友来了，来看望病重中的英雄。有的为了不惊扰他，只是隔着玻璃窗看看，安慰和鼓励其家属，并主动提出帮忙，然后悄然离去。但斯诺一再拒绝他夫人和亲友的劝告，不同意将病情告诉中国朋友。洛伊丝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写信给斯诺的老朋友马海德，请他为她丈夫动手术，挽救他的生命。马海德急了，立即把消息告诉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并立即复信要斯诺到中国来治疗。
中国政府及斯诺的老朋友们闻讯后心情十分沉重。中国政府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十分关切，立即派出医疗小组赶往瑞士抢救，医疗小组以马海德为组长，挑选了精干、技术一流的人员，他们是中国有名的治疗癌症专家、著名的麻醉师和护理专家等。他们遵照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计划抢救成功后立即把斯诺带回中国治疗。瑞士政府也没有打算要求斯诺按惯例办理出境手续。
1月26日中国医疗小组乘飞机火速赶往日内瓦机场。他们下了飞机，立即驱车前往斯诺住处。中国医疗使者的出现，使斯诺夫妇异常激动。斯诺惊喜地要从床上坐起来，马海德立即让他躺下。中国驻瑞士大使陈志方告诉斯诺：“中国政府、毛主席、周恩来派来了医生和护士，来探望你。”斯诺听后兴奋得笑着说：“谢谢！你们来得真快。现在陆军、海军都齐备了，只差空军了。”他对领导人的美好心意表示感谢，但他又说：“我不愿意作为一个病人到中国去，我不愿意给中国增添累赘……”
医疗组成员与斯诺亲切交谈后，立即到斯诺的书房去商讨治疗方案。此时的斯诺，由于癌细胞在腹腔内广泛转移，肝功能衰竭，恶液汁严重，食欲严重下降，他的体质已无法支持近20小时的高空飞行了。为此，医疗小组立即向北京报告，要求改变原计划，实行就地治疗方针。北京方面同意了。马海德告诉洛伊丝：“我们已准备在北京把医院改作为你们的家，但现在只能把你们的家变成医院了。”北京方面指示就近的驻阿尔及利亚的中国医疗队抽调两位医疗人员增援。于是，斯诺的卧室被布置成病房，他的书房变成了药房和医疗器械室。医疗组6人分成两班，日夜守护在斯诺身边。
为了挽救斯诺的生命，减轻他的痛苦，医疗组的同志想尽了办法。马海德与斯诺夫人一起为斯诺制定食谱，有时还有中国饭菜。当斯诺能张口吃的时候，医疗人员会心地笑了。营养支持疗法起了作用，斯诺精神稍有好转。医疗组所带医疗器械和药品不够，便设法租用和购置，从世界各地买来珍贵的药品，对斯诺有用的药应有尽有。驻瑞士大使陈志方夫妇每天驱车往返于伯尔尼到日内瓦的高速公路上，有时一起陪着斯诺，彻夜守护。大使馆还专门为医疗组安排了三辆专用车，随时调用。
中国医疗人员体验到在重病中的斯诺仍然是那样的顽强，具有异常强烈的责任心。在生命垂危时刻，他仍然想着还有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没有写完。斯诺常常问马海德：“你们对我有什么计划？我什么时候可以写作？”马海德强忍悲痛，不得不瞒着老朋友，对斯诺说：“你会好的。当春天到来时，你就会重新提起笔来的。”这给病中的斯诺以很大的安慰，他可以重新写作，多好呀！
斯诺性格坚强。晚期癌症的巨大痛苦，常人免不了呻吟。但斯诺从没有叫喊过，即使痛得彻夜难眠，也从不出声，他不想给医疗组人员增添麻烦。他在去厕所的几步路上即使气喘嘘嘘、周身颤抖、虚汗直流，他也坚持自己上厕所，不允许任何人搀扶，他抗争着，直至昏迷。斯诺坚强的毅力，使医护人员心里油然而生敬佩之情。只要他精神稍好的时候，他又表现出爽朗豪放，是一个笑对死亡的人。他愉快地与医疗组人员交谈，似乎忘记了他是一个垂危的病人，完全沉浸在友谊的温暖之中。
斯诺的病情逐渐恶化，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之中了。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受共产党中央和政府的委托，在去纽约的途中，专程从亚的斯亚贝巴绕道前来探望斯诺。当黄华来到斯诺床前，握住他的手时，斯诺霍地想要坐起来，他认出了黄华。黄华说他带来了毛主席、周总理和宋庆龄先生的亲切问候。斯诺对黄华、马海德说：“哈哈，咱们三个‘赤匪’又在一起了。”斯诺竟然高兴地笑出了声。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亲切谈话了。黄华与马海德已禁不住眼睛湿润了，他俩为即将要与老友分别而痛心疾首。
病魔无情，斯诺已出现肝昏迷合并消化道出血。2月14日晚上8点，交接班开始了，但全体医生和护士都没有离开。洛伊丝知道情况不妙，心情沉重呆若木鸡似地站在斯诺床边。两个孩子也沉默无语守候在一边。医护人员进行最后的抢救，但不幸的时刻还是来临了。2月15日凌晨2点16分，斯诺顽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与世长辞了。在场的人都情不自禁地为失去了可敬的人而悲伤流泪，为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真诚的朋友而悲痛。
医疗组人员为斯诺洗了澡、整了容，给他换上了整洁的黑色高领毛衣、褐色西装长裤和淡蓝色的晚礼服。他们从屋外采来了所有的鲜花安放在斯诺遗体周围。斯诺安详而庄重地仰卧在花丛中。
洛伊丝泪流满面，拥抱和亲吻了中国医疗组的每个成员，深情地说：“用金钱是买不到医生的眼泪的。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你们帮助了我们。虽然你们在斯诺的病体上没有作出什么奇迹，但是你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减轻了他的痛苦，让他庄重地离去，这本身就是奇迹。”“过去我经历过许多事情，但是印象最深的是你们在这里的表现。相信我的子女也会从你们认真忘我的工作中受到教益。我们感谢中国人民的支持。”
斯诺，这位勇敢的使者，一生牵情传谊的友好使者，已经走完了他艰难而坎坷的道路。他逝世在尼克松正式访问前三天，遗憾的是他想在电视上看到尼克松与毛泽东握手，看到中美建交的历史性画面这一愿望未能实现。时值中国旧历年大年初一，噩耗传来，毛主席、周总理、宋庆龄等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悲痛不已，他们先后给斯诺夫人及子女发出唁电。2月19日，在日内瓦举行的追悼会上，陈志方大使宣读了中国领导人的唁电，斯诺的家庭医生戴蒙德先生及友人韩素音女士、马海德、沙布里等人致悼词，赞扬了斯诺的光辉一生。
毛泽东主席的唁电说：“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周恩来说：“斯诺先生的一生，是中美两国人民诚挚友谊的象征……对这样一位朋友，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宋庆龄说：
“斯诺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中国政府和人民在自己的首都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国驻瑞士大使馆也举行了追悼仪式。在日内瓦郊外的约翰·诺克斯、纽约市的联合国教堂以及世界各地的其他一些地方，分别举行了追悼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