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2月，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带着快要完成的《大地的女儿》的初稿回到柏林，她打算很快把书修改润色完毕，在德国或者美国找个出版社，只要书一出版，她就可以享受经济独立的生活了。可是，她马上发现，当前的谋生问题压倒一切，她不得不暂时放下书稿，重新回到柏林大学教英语，晚上继续当家庭教师。
名演员蒂娜·迪里厄请史沫特莱到家里教英语，使史沫特莱的生活出现了一段戏剧性的转折。
蒂娜·迪里厄原名奥迪莉·戈德弗鲁瓦，是一位大学教授的女儿，因为成功地扮演了蒂娜·迪里厄这个角色，别人都用这个名字称呼她，她就把这个名字当作自己的艺名。迪里厄比史沫特莱年长，本世纪初已经演过许多话剧名著，扮演过奥斯卡·王尔德的《莎乐美》的女主角。萧伯纳的《卖花女》在德国上演时，迪里厄扮演女主角伊莱扎·杜利特尔。她已经度过了20多年的舞台生涯。
迪里厄一见到史沫特莱，仅凭直觉就明白她跟自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还从来没有一个衣着朴素得近于土气、语言直率得近于粗鲁、眼光锐利得近于不友善的人到她这豪华的宅第里来过。史沫特莱使蒂娜·迪里厄想起了她扮演过的卖花女伊莱扎。伊莱扎是一个贫穷的、没有读过书的、言语粗鲁俚俗的农家姑娘，语言学家希金斯教授用她作试验，在六个月内改变了她的言语和风度，使她变得像一个雍容优雅的豪门小姐。蒂娜·迪里厄发现生活中的伊莱扎来到了她的面前，这就是史沫特莱，而她自己就是希金斯教授。她产生了一个浪漫的想法，要帮助史沫特莱进入上层社会。但很快她又发现史沫特莱跟伊莱扎并不完全一样，史沫特莱是一个才华横溢、意志坚强的人，她需要帮助，也值得帮助。
红遍欧洲的名演员蒂娜·迪里厄有一副热心肠，她知道史沫特莱需要一段不受干扰的时间去完成她的作品，她愿意给史沫特莱一个机会，两人一起到萨尔茨堡住上两个月，让史沫特莱潜心写作。这是1926年7、8月间的事情。
在萨尔茨堡，迪里厄带着史沫特莱住进了豪华的旅馆，在文人和演员的沙龙里把史沫特莱介绍给社交界。史沫特莱从柏林破败的阁楼来到欧洲第一流的旅馆，禁不住思绪万千。看到衣着讲究、满面红光的贵妇人，她想起了瘦弱不堪、疾病缠身的母亲，看到那些活泼漂亮、营养充足的儿童，她想起了自己贫困的童年，想起了科罗拉多矿区小镇街头饥饿肮脏的孩子。她第一次思考“阶级”这个概念，明白了这个世界是由截然不同的对立阶级组合而成的。在给纽约的弗洛伦斯·伦农的信中她第一次提到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
……然后我在门厅里四下环视，我见到的都是些机灵的、营养充足的富人，抽着雪茄烟，请人喝酒，付钱时摆出一副金钱对他们是无所谓的姿态。于是我想起他们怎样掠夺搜刮生活中的美好东西，据为己有，而且绞尽脑汁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辩护。我知道他们都在某处有着大笔的银行存款——他们的钱多得一辈子也用不完……我也明白他们的每一个马克意味着牺牲了某个地方某个工人的婴儿。然后，我听他们谈论“无政府”以及“布尔什维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危险”。当我坐在那里听他们谈论时，我怀疑他们有没有丝毫人性——我真的拿不准他们有没有人类的属性……我渴望有这么一天的到来，那时候工人阶级的高度觉悟足以把整个世界震撼得粉碎，并把这里富人淹死在他们自己的鲜血洪流中。我很高兴来到了这里，我并没有像我想像的那样受到腐蚀。这仅仅使我面对面地见到了存在于人世间的最可怕的不公正现象——人对人的残忍行为：他们用铁石心肠对待像狗一样活着的人们。
迪里厄夫人主动提出资助史沫特莱一笔钱。让她进柏林大学读书，一直到获得博士学位为止。这对史沫特莱的吸引力太大了。她过去读书，都必须同时工作，以做工所得支付学费，现在有了专心学习的机会，这正是史沫特莱梦寐以求的事情；虽然心里有一种依赖感使她很不舒服，但她仍然无法抗拒。
但是，富人阶级对史沫特莱的“改造”并没有成功，她还是那么本色，那么直言不讳，锋芒毕露，桀骜不驯，从不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史沫特莱在上流社交界的“表演”并不像蒂娜·迪里厄夫人扮演伊莱扎那么成功。
这期间发生了两件有趣的事情：
柏林动物园从国外弄来了几个畸形人，在动物园里展出，据说以后还要到欧洲各国去巡回展览。以文明人自居的富人们看得津津有味，史沫特莱却抑制不住心里的怒火，她写了一系列文章，尖锐地抨击了这种不人道的现象。文章在报上连续发表，“展览”只好尴尬地收场了。
另一次是在祝贺蒂娜·迪里厄在魏德金德的戏剧《弗朗采斯卡》中演出成功的宴会上，史沫特莱和一位不认识的英国绅士闲谈，扯到婚姻问题和性问题的时候，英国绅士说：
“这方面，从来就没有什么进展，以后也不会有进展的。”
“您使我想起了猴子的故事。”史沫特莱毫不客气地讥讽道，“猴子一定注意到了尼安得特人站直了走路。毫无疑问，猴子认为站直了走路是不自然的，它认为在走路的问题上，过去没有什么进展，将来也决不会有进展的。”
史沫特莱讲完，才想到问一问英国绅士是干什么工作的。
“我在大使馆工作，我是……英国大使。”
史沫特莱沉默了片刻，接着就旁若无人地哈哈大笑起来。
1927年，德国的政治生活走向危机，法西斯主义势力正在膨胀，而德国共产党也在不断地发展。史沫特莱同情共产党人，但认为自己绝对不会参加德国共产党。她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她与德国共产党的观点有分歧，主要有两个方面：
德国共产党人单纯地把工人阶级看作充满忘我精神的革命理想主义者，认为一旦革命成功，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问题马上就会解决。史沫特莱认为这是不了解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愚蠢的见解。她根据自己在美国中西部的生活经历，知道工人阶级并非都是天生的革命者，他们要走向革命，要经过一段十分艰难曲折的认识发展过程。她也不相信革命一旦成功工人阶级马上就能结束原有的贫穷、落后、无知的状态，她相信消除教育水平低下和经济贫困所遗留下来的创伤的过程是漫长而又艰巨的，其中涉及到心理上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研究工人的心理。
第二是妇女解放问题。史沫特莱不相信一旦革命成功妇女就马上能够获得解放。她认为劳动妇女的苦难不仅来源于阶级压迫，也来源于性别歧视。丈夫把妻子当作私有财产、性奴隶和生育工具的对象，即使在工人阶级内部也很普遍。史沫特莱甚至毫无顾忌地写道：男人只是把女人当作泄欲的工具，即使在过性生活的时候，也是只顾自己的满足，不顾妻子的需要。她主张节制生育，劳动妇女用“生育罢工”来改善自己的处境。
史沫特莱直言不讳地在公众集会中陈述自己的观点，充满自信地表白自己的独到见解。这时候的史沫特莱，已经是一位有社会影响力的作家、记者和日趋成熟的革命者了。
1927年2月，在欧洲成立了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反帝大同盟。以查托为首的几个人周密计划了一年，订于1927年2月在布鲁塞尔召开成立大会和第一次代表大会，邀请非共产党的国际知名人士参加，他们是：伯特兰·罗素、艾伯特·爱因斯坦、亨利·巴比塞、罗曼·罗兰、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他们出席了成立大会和第一次代表大会。
反帝大同盟计划在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运动方面采取统一立场，反对以维持殖民主义现状为宗旨的国际联盟。布鲁塞尔大会开得很成功，会后发表了宣言，其内容集中阐述了两个问题：为了民族独立而在殖民地内部展开的斗争正日益高涨，预言帝国主义国家将发动战争以反对社会主义的苏联；西方的工业和矿业已逐渐转移到殖民地，因此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必须采取一致行动，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在会议期间，尼赫鲁会见了查托和史沫特莱。尼赫鲁是印度国民大会党的总书记，他对国外的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对他们无疑是极大的鼓舞。尼赫鲁以后还在好几个场合和史沫特莱见过面，他们一直保持着友好的情谊。
布鲁塞尔反帝大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出了理事会，理事会成员包括尼赫鲁、宋庆龄和鲍德温，查托担任常务秘书。史沫特莱没有在反帝大同盟中担任职务，反帝大同盟交给她的任务是通过中国国民党在柏林设立的新闻处，收集有关中国的消息，在印度的报刊上报道。她撰写了很多文章，其中包括：关于印度民族主义者在广州、汉口和上海等地的活动；印度革命党人哈巴特·辛格在上海枪杀印度警察头子；70名印度警察转到了广州起义革命政府一边，等等。这些报道的用意在于提示人们注意，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同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他们应该联合起来，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史沫特莱开始关心中国的命运，到中国去当新闻记者的决定，就是在这时候开始酝酿的。
由于为反帝大同盟工作，史沫特莱和查托又碰头了。他们的婚姻关系已经彻底结束，他们走到一起完全是为了共同的事业。他们都是胸襟开阔的人，在工作中坦然相处，关系十分和谐、友好。
史沫特莱充满了活力，1926年秋季开始在柏林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功课十分紧张繁重，加上她的根底又不雄厚，她要花费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才能勉强跟上同班同学。到了第二年6月，她终于决定停止争取专业学位的努力，全力投入反帝大同盟的新闻工作。她又继续在大学里教两门课，每周三个晚上当家庭教师。这样她就不用更多地欠蒂娜·迪里厄夫人的人情债，这使她心里感到轻松。而迪里厄夫人仍然继续帮助史沫特莱，她找到了《法兰克福日报》出版社，使他们同意出版史沫特莱的书《一个孤独的女人》（即《大地的女儿》德文版的书名）。
反帝大同盟的新闻工作帮助史沫特莱形成了观察民族解放运动的新视点，她越来越清楚地看出了，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具有世界性的特点。
像印度、中国这样的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必须采取跨国的统一行动，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相同的敌人。她坚信，民族主义者只有两种立场可以选择：要么站在依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场，对印度来说，就是继续保持殖民地的地位，充其量只能实现在英帝国主义允许下的某种程度上的自治；对中国来说，就是长期停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要么站在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上，把民族解放和无产阶级的解放结合起来，争取彻底的民族解放。史沫特莱从在纽约和卡达尔党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就一直坚持后一种立场，现在她更加相信这种立场是正确的。卡达尔党没有获得成功，正是这种立场还不够坚定和策略上的失误。史沫特莱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查托和她的观点是一致的。赞成第一种立场的是印度国内的上层著名人士，如莱帕特·拉伊。莱帕特·拉伊是史沫特莱认识民族问题的启蒙老师，史沫特莱投身民族解放运动，就是在他的带引下入门的，可是这位老师的观点却没有得到学生的信服，他们一直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尽管如此，史沫特莱仍然把莱帕特·拉伊尊为长者，对他的学识和品格非常敬重。
史沫特莱写了一篇题为《国外的印度革命运动》的论文，刊登在1927年8月11日与18日的印度《人民》周刊上。她写道：
印度国内的（民族运动）领袖几乎都中了英国教育的毒，或则由于只听英国对世界时事的解释而中了毒。而印度的流亡者，因为他们生活在世界各地，能够通过印度人的眼睛，而不光是通过英国人的眼睛来观察世界形势。
史沫特莱用尖锐的语言批判了“国内派”的狭隘性，肯定了“国际观点”的优越性，希望能够帮助莱帕特·拉伊改变他的使印度成为英国的自治领然后实施改革的立场。她的文章在印度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莱帕特·拉伊首先写文章反驳史沫特莱的观点，他写道：
史沫特莱小姐错了，如果她认为我们全都是些婴儿，甚至连最起码的政治都不懂。她坐在柏林，以优越的地位写文章，她可以把我们叫做叛徒、懦夫和白痴。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决不是那样的人……史沫特莱小姐并未说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是否应该组织一次反抗英国的起义，任凭敌人把我们的脑袋、骨头以及肉体全都捣得粉碎？假如我们中间有几个人被处了死刑，印度会不会变得更自由些，更幸福些？
查托的弟媳卡玛拉·德维也卷入了这场辩论，她激烈地反对民族运动要以苏联为解决问题的榜样的观点。她以为史沫特莱是共产党员。她尖刻地说：
“这些加入共产党的朋友常常是一些没有机会成为资本家的人，他们把这种损失转化为一种美德。或者他们本人就是资产阶级，在表面上扮演着共产党员的角色。”卡玛拉·德维认为：“如果认为每个人都吃饱肚子，世界就会变成天堂，那是荒谬的，只有当我们认为生命是神圣的，幸福才会开始来临。”
双方唇枪舌剑，谁也说服不了谁，辩论变得越来越感情用事。正在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发生了另外一件事，转移了双方的注意力。
有一位名叫凯瑟琳·梅奥的美国女作家出了一本书《印度母亲》，这本书在美国很畅销。作者在书中宣扬了这样的一种观点：只有基督徒和英国人在从事改革印度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作者在为英国继续统治印度寻找理论根据。这本书的出版触怒了各个政治派别的印度民族运动领袖。莱帕特·拉伊在《人民》周刊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一点一点地反驳梅奥的观点。史沫特莱作为一个美国妇女政治活动家也起来抨击她的同胞梅奥，这使莱帕特·拉伊十分感激。在史沫特莱发表在《新群众》报上的对《印度母亲》的第一篇评论发表以后一个月，莱帕特·拉伊发表了致史沫特莱的道歉文章：
我原来可以用比较温和的语调来进行评论，而且我也应该这样做。我和史沫特莱小姐相识已达十年之久，在此期间我从未对她的诚意产生过怀疑。她不是一个能以金钱收买的人。她是个天生的革命者，具备一个革命者的一切才智、性情和习惯。她一生为了生存和荣誉进行不断的斗争；她的生活本身加强了她的那些革命气质。从个人角度讲，她的动机完全是清白纯洁的。她能为她的朋友的事业作出巨大的牺牲，因此就我个人所知道的，我能说，黄金对她是毫无诱惑力的……
正当史沫特莱和她的印度同志们抨击《印度母亲》最激烈的时刻，她的美国老朋友玛格丽特·桑格来到了柏林。桑格一贯致力于宣传节制生育，史沫特莱在纽约担任过她主办的节育刊物的负责人。这次她来柏林，主要目的仍然是宣传节育。桑格回美国之前，要求史沫特莱尽快在柏林办起一间节育诊所。史沫特莱和过去在纽约共同从事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和节育宣传工作的同事约瑟芬·贝内特一起进行节育诊所的筹备工作。她们成立了一个由有经验的医务人员组成的参谋委员会，由他们从事具体工作和承担责任，以抵制公众的抗议。在当时的欧美，节育工作是一项先驱者的勇敢事业，虽然在德国节育并不是非法的，但是天主教徒和国家社会党（纳粹党）人正在极力剥夺法律对节育的保护，而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也只能对节育工作提供一些象征性的支持。要办一间节育诊所，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史沫特莱听从凯绥·珂勒惠支的儿子汉斯·珂勒惠支的劝告，求助于医学博士、共产党员理查德·施米恩克，在施米恩克和一批共产党员以及信仰共产主义的专家们的帮助下，终于办起了节育诊所。史沫特莱十分感激共产党人，正是他们十分慷慨地用自己的才智和精力帮助了德国的工人阶级和穷苦的人们。
在1925年到1928年这三年中，史沫特莱一直在跟贫困和疾病搏斗。长期的心灵折磨留下的创伤，使她不得不继续进行精神分析治疗。1927年圣诞节，史沫特莱孤单寂寞，崇拜着史沫特莱的年轻的巴卡尔来到她身边，陪伴她度过节日之夜。巴卡尔向她求婚，但史沫特莱拒绝了，她认为这会葬送了他的前程。巴卡尔在柏林读完了博士学位，就回印度去了，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1928年4月，史沫特莱得了阑尾炎，但她穷得一无所有，玛格丽特·桑格给了她经济援助，才进医院做了手术。手术以后，她的心脏病和胃病又犯了，医生给她做“电浴”。史沫特莱在医院里躺了两个月，支撑着虚弱的身子和凯绥·珂勒惠支一起翻译桑格的文稿。凯绥·珂勒惠支为病床上的史沫特莱画了几幅速写，这是史沫特莱一直保留着的珍贵礼物。
但这三年史沫特莱的精神生活无比丰富。她认识了共产党，虽然她没有成为共产党员，但她坚信共产主义和民族运动在斗争目标上的一致性；她初步了解了中国，她明白英国当局害怕反对殖民主义的星星之火可能从中国蔓延到印度。因此史沫特莱决定把她自己作为接触剂，把中印两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火焰连接起来。她坚信亚洲的民族主义和欧洲美洲的帝国主义的最后的较量即将出现，而中国将是这场较量的中心地带，她决定到中国去。她预感到有一种使命在召唤，她是完成这个使命的惟一的、最符合条件的人。
她开始为去中国作种种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准备。1928年6月她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她的律师吉尔伯特·罗已经代表她与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大地的女儿》的合同，只要稍作修改，书就可以出版了。她告诉玛格丽特·桑格，她去中国以前，要抓紧时间把书修改好，以后出版的事就由桑格和吉尔伯特·罗负责。甚至说好了万一她发生意外，就把她的书的版权交给她的朋友朱利安·冈泼士先生全权处理。史沫特莱没有任何财产，只有她的作品，把书的事情安排好，她就可以放心到中国去了。
在离开德国以前，史沫特莱用德语向一个共产党阵线的大型组织——拥有三万多名会员的无产阶级妇女大会演讲印度的工人运动。当她演讲结束时，听众全都站了起来，自发地齐声高唱国际歌。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场面！史沫特莱回想起十多年前站在汽车挡泥板上的反战演讲和四年前在柏林大学英语系的演讲，她看到了自己成长的道路，感觉到了自己成熟的过程。现在，她将作为一个坚定地把自己奉献给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美国工人阶级的女儿，奔向一个新的战场——到中国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