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命运，不再踩住裙角
“生活在自己向往的世界里，我感觉十分快活！”南丁格尔写信告诉希拉莉自己的近况。
她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将从巴黎各医院参观后的心得，写了一封长信给委员长，详细地列出她对委员会的建议。
这些建议，都具有一些小小的革命性：为了每间病房都有热水用又要节省人力，她说：“要将水管接通到每栋建筑物。”还建议设立升降机运送病人的饮食；又要求装设紧急铃在病床边，接通至护士房外走廊的铃盒。当铃声大作时，盒子就会打开，这样护士就可从打开且有编号的铃盒知道是哪位病人拉的铃，而不必将体力浪费在楼上楼下徒劳的往返中。
对于南丁格尔不断写来的建议信，委员会深感头痛，不知如何是好。他们都被南丁格尔小姐分派到伦敦的大街小巷，四处去寻觅购买“带有响铃和显号装置的传讯设备”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委员会并没有达到南丁格尔的要求。
当南丁格尔从巴黎回来以后，非常失望地说：“要将病人为数众多的医院重新整顿，一定要有妥善的准备，可是委员会除了敷衍我之外，竟没有任何支持和援助。”
在南丁格尔看来，这些委员会“在管理合理化方面十分幼稚无知”，医院的账目也一塌糊涂。这个医疗机构共有两个管理委员会：一个由女子组成，另一个由男子组成。两个委员会之间常常吵得不可开交，医生们彼此也常常争吵。
在第一个星期里，南丁格尔同委员会的委员们之间的严重分歧就暴露出来了。本来，按她的意见，这个机构应当不分宗教信仰，而委员们则主张该机构必须服从英国的国教。这一分歧经多次协商、谈判，基本上解决了。南丁格尔写信告诉梅雅莉：“委员会最初拒收天主教的病人，理由是如果依我所愿接受天主教徒的病人，同时还要接受犹太教的病人。
但是在我接受一个条件之后，他们已经允许任何宗教的病人进入，病人还可以照自己的宗教邀请自己的神职人员。
这个条件是，不论请来的是神父或牧师，只要是英国国教以外的宗教，必须由我去迎接，带到病房，当他们与病人谈话的时候，我要站在一边监视。结束之后，再把他们送到楼下，亲眼看他们走出门外。
我同意之后，委员会还把协定的内容印成文字，怕我违约。阿门！”
南丁格尔的表现显示出她是个有实际才干的人，对于没有组织、没有秩序的事情，认为毫无意义；对于不合情理的事情，她坚持己见，使得委员会中一群反对派人士极力排斥她。
南丁格尔极力奉献自己，照顾病人从不落人后。
她总是把最好的火炉移到厨房，她到地下室的储煤室里监督送来的煤是不是好的，有没有掺太多混煤；她彻底检查粮食和床单的储藏室。她深信：“给病人清洁的床单和良好的食物，比去安慰一个因医护环境恶劣而使病情恶化的病人，更具意义！”
她为了医院的收支平衡，节省开销，更是不遗余力。
她除了亲自走入厨房打扫食具和粮食的储藏室，还停止每天购买食物的习惯，避免花钱费力，然后再和好一点的商店订契约，以批发购进物品。
另外，她得到母亲樊妮的首肯，将各种毛纤制品拿回家修补洗涤，床单也由家里补充，还利用旧窗帘作床罩。
委员会中的职员常常待不了多久就辞职不干，住在那儿的外科医生也时有空缺，南丁格尔不但找人接任职务，还自己在家亲手配药，为此节省了一笔支付药剂师的费用。
渐渐地，委员会的成员们开始察觉到南丁格尔无私的奉献精神。她非常认真，医院里的大事小事，她事必躬亲，参加了大量的实地临床护理工作。看来，她的天性和做法都决不是那种罗曼蒂克式的。她认为，如果整个医院组织混乱，缺少纪律，工作人员不论怎样忠诚、无私都无济于事。她清楚地认识到，一些日常管理工作，像保持医院收支平衡、改善厨房设备、给病人以清洁的病床和良好的饮食等等，这些要比彻夜守护在垂死者的床边，用空洞的语言去宽慰垂死的坏血病或褥疮患者有用得多，有效得多。但这些措施实行起来绝非容易。
到12月时，她已逐渐学会如何同委员会来磋商一些困难问题。她在给父亲威廉的信中写道：“我刚刚‘就任’时，曾打定主意，不论发生什么事，我决不会背着委员会搞串联！现在，我明白了，我的任何一个想法，不首先设法串联一些人，就很难实现。比如，我想办某些事情，我须先物色好适合的人选，A、B或是C，先向他们说明我的想法，然后就把事情托付给他们，经由委员会去执行、办理。这种方法我试行过好几次，结果证明万无一失，很灵验。”12月3日，南丁洛尔写信给威廉：
“我现在简直到了掌权以来的全盛时代。……某夫人原来是我的头号敌对者，现在却在伦敦为我的成绩大肆鼓吹。”的确，连病人们也对南丁格尔崇拜得五体投地，给她写了无数封感谢信。
“我最尊敬的南丁格尔小姐，是你让我重新感受阳光的和煦，请接受我热诚的感谢！”
“每当你站在我的身边，我总感觉生意盎然，看到你离开房间，我又寂寞起来。”
“每回想起你耐心地做完一切事情，眼里散发出平和慈爱的光彩，我就热泪盈眶！”
“你是我们心中的太阳，你若消失，万物都将褪色消逝，谢谢你，谢谢你，亲爱的南丁格尔小姐！”
……
这些贫穷的妇女不但要时时与经济短绌的情况作斗争，同时还要负担比自己更穷困的亲戚的生活，如今自己身染疾病，凄凉之景，令人十分同情。
南丁格尔很了解她们的困境，不但极力照顾她们，甚至经常解囊相助。她曾经自费供一位贫穷的女老师到东方波恩的海水浴场去散心疗养。当这位女老师的病情逐渐康复的时候，她仁爱善良的名声也因此传扬开来。
从1854年春开始，她到各处访问了许多医院，作实地调查，为改善医院护士处境搜集资料。同时，她开始考虑筹建一所学校，专门培养合格的应当受到尊敬的护士。她的想法还没来得及公布，流言却早已传到恩普利庄园她的家中。樊妮和芭斯听到这些流言，自然又不免发几阵痛心疾首的悲叹。幸而南丁格尔已不在家中，否则又是一场难堪的责难。往昔这个热烈、多情的姑娘，如今已成长成为一位端庄、坚定、自立的干练女子。任何力量再也不能阻拦南丁格尔小姐，使她在自己的道路上停下来。樊妮的斥责之声也逐渐减弱以至完全消失，从此再也听不到了。
南丁格尔在重建会务的工作期间，感到充实满足，但在医院的情况逐渐步上轨道之后，满足感也消失了。她说：“这个狭隘的环境不能使我完成突破自己、升华自己的使命！”
1854年的5月下旬，她收到一封莉莎赫伯特夫人的来信：“锡德尼为了收集一些医院许多不合理的现状，希望你能提供资料，特别是有关护士过低的薪资和恶劣的居住情况的资料。他为了要使大众正视这个问题，目前正致力于改善此现状的工作。”
他们之间书信来往频繁，南丁格尔不断收集资料，写下报告，锡德尼·赫伯特则不断奔走。
“改革的工作十分不易推动，医院里的人员被收买，不敢发表意见，医院外的各级人士都漠不关心，大家都以为，医院内可怕的状态定有难言之隐，而不愿出手援助。”赫伯特来信告知进行的情形。
南丁格尔愈发坚定了要办一所培养受人尊重的护士学校的想法。
这年夏天，霍乱大流行。伦敦城的贫民窟地区没有下水道，环境恶劣之极。各地医院一时都住满了病人。许多护士染病死亡，幸存的害怕染病而纷纷逃离医院。
8月间，南丁格尔自告奋勇前往英格兰南部的米塞郡医院，去“指导那里的霍乱病人的护理工作。”
小说家盖斯凯尔夫人①回忆道：“在医院中，每30分钟必须将一般疾病与病情较轻的病人抬出去，用这些空出的病床再收容刚送来的重病患者。南丁格尔不眠不休地为病人更衣、喂药……当时不少女性患者，因为乏人照顾，身体不洁又酗酒，常常因为恐惧死亡和痛苦不堪而发疯，死亡率不断升高……呻吟的病人不断被抬进来……”
① 盖斯凯尔夫人的全名为伊丽莎白·克·盖斯凯尔夫人（ElizabethC.Gaskell，1810—1865年），英国小说家。
盖斯凯尔夫人写道：“我真希望你们能亲眼欣赏一下这位出众的女子。她身材颀长，腰肢纤弱，一头浓密而修剪得短短的栗色头发，娇嫩细腻的皮肤，灰色而低垂的眼睛，眼神总是那样深沉、忧郁。但是，只要她本人愿意，它们立即变为我从未见过的、最活泼欢快的一双秀目。她那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使她有着我从未见过的最甜美、亲切的笑靥。此人才艺过人，意趣清秀，特别是妙言谐语不绝于口。模拟天才更无出其右。我想，这可能是支持她久处逆境而不受摧折的重要因素……”
当盖斯凯尔夫人在李哈斯特待了一周之后，她惊谔地发现，在南丁格尔迷人的、快活的、带点忧郁感的高雅风度的背后，竟然还蕴藏着钢铁般的冷峻的个性。
她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她没有一个朋友，而且也不想要朋友，孑然一身高高地屹立在上帝与他缔造的万物之间，她的音容笑貌是那样文静娴雅，刚接触她之初你决不会感觉出这个人会有百折不挠的性格。你若联系她对于人类的坚贞感情来看，她这种对任何个人都缺乏爱情的奇特性格，恰恰是一种特有的天赋；她确实是很奇特的，任何人若处在她的地位，都难免被别人指责为妄自尊大。”
盖斯凯尔夫人似乎也与芭斯产生了某些同感。
一年前，芭斯曾向朋友无比愤激地解释说：“我认为，弗罗伦丝没有或很少有那种所谓的仁爱之心。她过于自命不凡，甚至野心勃勃地妄想通过一个什么慈善机关，一举改造出一个新世界来，这与仁爱之心根本没有共同之处。”
是的，南丁格尔身上确实有着某些令人望而生畏的东西，尽管她温和、娴雅、聪明。她仿佛生活在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诗意葱茏的境界里，那样虚幻、悠远，令人望而却步。此后，许多与她共过事的大人物和那些对她既敬佩又痴情的男人，先后都很痛苦地体验到了这种滋味。
樊妮至终都未能理解她的这个女儿。一天，她含着眼泪，向盖斯凯尔夫人讲了她的感受：
“……我们就仿佛是群水鸭子，而她是我们孵出的天鹅。”不过，正像若干年后，里顿·斯特雷奇①的著名故事所说的那样，樊妮她们孵出来的不是一只天鹅，而是一只苍鹰。
① 里顿·斯特雷奇（LyttonStrachey，1880-1932年），英国著传记作家、文学评论家。
1854年的夏天，命运不再踩住南丁格尔的裙角，她所作的一切，已冥冥中转向上帝对她的召唤。
1854年3月，英、法向俄国宣战。9月，英法联军在克里米亚登陆。
在英国的医疗机构和贫民医院的工作，都只不过是彩排和开场戏，主幕即将拉开……
2. 战地飞函
1853年10月，俄国向土耳其发动战争。
1854年3月，法国（拿破仑三世时代）和英国组织的联军开往克里米亚，协助土耳其对抗俄国。
从战略形势上看，如果站在英法的立场观察，土耳其万一失败，俄国力量势必延伸到欧洲。
这一次战争的主战场在俄国黑海克里米亚半岛，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克里米亚战争。
英国人民把英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当作他们自己深信不疑的信条。当然，他们认为，这支在滑铁卢大败过拿破仑的劲旅，是不可战胜的。但自滑铁卢战役之后，40年的时间过去了，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开赴俄国的远征军启碇出发之前，部队给养供应、卫生保健以及伤病员的医疗等整个程序就已经混乱不堪。
1854年春，人心普遍稳定。英武的近卫军步伐整齐地跨过伦敦市区，开上战船。人群欢呼着送别他们，但谁也不知道，这支堂而皇之的部队却没有后援部队，军需给养也没有着落。这样一支军队几乎注定是要溃败的。代替他们的将是些没有经验的“只经过60天就操练得很好”的新兵。
战争的第一阶段最初不是在克里米亚，而是在罗马尼亚，当时还是土耳其的一个省。俄国人正在那里围困土耳其人。英国人在博斯普鲁斯海峡①亚洲海岸的斯卡特里建立了一个军事基地。1854年6月，英国军队在保加利亚的黑海港口城市瓦尔那登陆。登陆后不久，霍乱病疫开始流行，登陆的英军成了伤病大军，一事无成。土耳其人自己解脱了罗马尼亚境内的危机。联军随后才奔赴自己真正的战略目标，去摧毁俄国人在克里米亚半岛塞瓦斯托波尔港新建的庞大的海军基地。
① 博斯普鲁斯海峡是亚欧两洲之间的海峡，沟通黑海和马尔马拉海。
进攻塞瓦斯托波尔的战略行动在英国国内的报纸上曾公开讨论过，但却从未正式向后勤部发过作战指令。因此，当英军已经在瓦尔那港集结，准备乘船渡过黑海向克里米亚进军时，才发现运输力量严重不足。三万士兵已经把运输船塞得满满当当。驮马、帐篷、炊具、药品、被服军需，统统丢在后面。
9月14日，联军在一个海湾登陆。很巧，这个海湾的当地名称叫做“灾祸之湾”。一级军医亚历山大博士惊呼：“天哪，既无医疗运输船，又没有担架、药品，没有车辆，一支大部队就这样在异国土地登陆了。”霍乱还在蔓延，已经有一千名霍乱病患者被送回斯卡特里，连法军总司令圣多亚尔诺也因霍乱病死亡。
一个星期后，英法联军经过激战，赢得了阿尔玛战线上的胜利，但这次战役中的伤员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没有绷带、没有麻醉用的氯仿、没有吗啡，……伤员就躺在地上，或躺在农家院子里混杂着污泥、畜粪的稻草上。截肢就在不用麻醉药的情况下进行。这些可怜的受术者，就坐在木桶上，或是躺在旧门板上，外科医生借着月光做手术，因为连照明用的灯具都没有。
斯卡特里原有一所巨大的兵营，过去是土耳其炮兵司令部的所在地。这所兵营和附设的医院已经移交给英军。英国人预料这所号称为“总医院”的医院必定十分完备。但不料霍乱病流行引起了巨大的混乱。
先送来的千余名霍乱病人已经塞满了医院所有的病房。床位、药品、被褥、消毒用品、包括医生都已感到缺乏。高等医官孟席斯大夫正在全力应付这一困难局面时，又来了一个紧急通知：告知他阿尔玛战役中负伤的伤员和另外一千名霍乱病患者已在来院途中。通知还命令他立即把原来的炮兵军营改成战地医院。而这是不可能办到的，因为这所巨大的兵营建筑不仅年久失修，空空荡荡，仅存的几间房屋肮脏得要命，而且根本没有医疗设备。
与此同时，从阿尔玛战役中下来的伤员、病员，忍受着黑海海面的狂涛恶浪，正在向这所兵营医院集中。许多经过截肢手术的伤兵，横躺竖卧在甲板上呼痛惨叫。到达兵营医院后，由于没有床位，他们只好睡在地铺上，身上仍然裹着战场上下来时那些浸透了脓血、粪污的军毯。由于没有医生，根本没人过问他们，有的甚至一天一夜没有喝到水。
这种触目惊心的情景在英军史册上并不新奇，不过以前不为人们所知罢了。
这次，伦敦《泰晤士报》的特派记者威廉·霍华德·拉塞尔以爱尔兰人式的爱打抱不平的脾气揭示了这样的事实。
10月9日，《泰晤士报》以大篇幅详细地报道远征军医药设备的真实状况，这是一个令人震惊而难以置信的消息。
拉塞尔在报道中指出，英国政府似乎天真地认为这是一场不会流血或死亡的战争，因此没有准备任何为伤兵服务的医疗设备。直到阿尔玛战役之后，才在斯卡特里向土耳其借了一栋年久失修、大而简陋的建筑物充作临时医院。因为事先未经整顿，不仅外表破旧，内部也零乱不堪，加上全无医疗设备，所以虽名之为医院，受伤和生病的士兵却无法得到有效的治疗，使得一些本来可以救治的伤病员，丧失了宝贵的生命。
在联军阿尔玛大战旗开得胜之后，英国政府正在洋洋得意，如今拉塞尔的报道，无异是在他们头上浇了一盆冷水。
12日，拉塞尔的第二篇报道被刊登在报纸上，这是一封很长又很详细的战地报道：“我相信前线战士由于没有健全的医疗设备，以致无法得到完善治疗而惨痛死去的消息传到后方，必定会引起一阵骚动或令人无法相信。但，这却是事实，不仅医护人员不足，就连包扎伤口的绷带也奇缺无比，我真不知该如何表达内心的愤怒和惨痛的事实！那些不忍目睹这种惨状的百姓们，纷纷捐出旧衣服和床单代替绷带使用……”
接着，第三篇报道又来了：
“几天来，令人悲痛的景象使我对祖国军队医疗设备的贫乏感到悲愤与震惊！受伤和生病的士兵根本没有被当做人来看待。他们独自呻吟，却没有人照顾他们。法国军队的情况就比较好，他们不论是医疗技术或设备都很完善，又有足够的外科医生，以及50多位受过严格训练，具有服务、牺牲精神的姐妹会会员来协助医疗工作……”
19世纪的英国制度中明文规定，妻子有权随丈夫出征，下面这一封追随丈夫远征的士官夫人所写回来的信，也会引起社会人士的注意：
“多么悲惨的事！如果你也能目睹这些可怕的景象，相信你会和我一样哀痛欲绝。站在简陋而宽敞的临时医院里，却仍然可见外面街道上到处零乱地横躺着受伤和生病的士兵。
他们与我虽仅咫尺之隔，但我已无法再腾出分寸的空位容纳他们。眼看着这种惨状，我却爱莫能助，只有尽量不去想他们，以求片刻的安宁，因为我和另一位士官夫人都不懂医疗知识，我们唯一能尽力的就是炊事工作。这里太需要护士了，但却一位也没有。
法军里的50多位护士每天所要做的事是多么繁重，你应该可以想像得到……”
此外，士兵们寄回的家书中，也以相同的心情来描述战场的悲惨和医疗设备的缺乏。一再传来的消息，使英国全体人民悲愤不已，严厉谴责政府和深切同情战场上的同胞。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形？为什么一个国家的陆军医疗设备会简陋到这般田地呢？
很明显，40多年来和平岁月使他们太松散，而忽略了许多重要的事情。
更可笑的是，战区医务实况陆军部却毫不知情，调查结果也不知错在何处，该由谁来负责？
14日，《泰晤士报》上出现了下面的投书：“为了斯卡特里的士兵，举国上下的妇女，难道没有一位具有服务、牺牲、仁慈的心肠吗？难道没有一个人愿意挺身而出，去做有意义的事吗？五十多位法国特派修女，正在垂死和受伤的士兵身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鼓励和安慰。
为什么英国妇女在献身救护的工作上要输给法国人呢？难道我们没有‘仁慈的姊妹’吗？
我相信，只要有一个健全的组织，身体健康、心地善良的英国妇女，必定会踊跃地加入救护行列。”
12月，《泰晤士报》也曾发表了一篇社论《不要遗弃远征同胞》向全国人民呼吁。
这次报道，引起了人民热烈的反应，为了拯救远方战士及慰问他们的辛劳，各地纷纷举办捐款活动，一天之内竟收到高达2000英镑的金额。
“难道我们没有‘仁慈的姊妹’吗？”这才是关键所在，因此组织医护姊妹团的事，也受到众人的注目。
3. 毛遂自荐
由于派遣护士到斯卡特里医院，哈雷街的监督办公室顿时忙碌不堪。
经过《泰晤士报》的宣传报道之后，人们的热情与日俱增。处在这种情况下，南丁格尔的内心在想些什么？
从海的那一边传来伤病士兵们的呻吟声，时时刻刻都在南丁格尔的耳边萦绕。
机会来了！
34年漫长的岁月，她所做的点点滴滴，似乎都是为了等待这一天的来临，只要她认为该做的，她从不犹豫。从她小时候照顾牧羊犬的事，我们不难看出她的坚决果敢。
10月14日，她向现任陆军财政大臣西德尼·赫伯特，她的朋友，及赫伯特夫人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赫伯特夫人：
今天早上我到府上拜访您，但因事前不曾与您取得联络，以致拜访未遇。我现任医疗督察工作，关于组织自愿医护队前往斯卡特里的计划，希望能与您的先生做一次详谈。
玛莉亚·弗里斯达夫人非常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她捐了两百英镑作为三位护士的费用，因此吃、住以及的一切费用，我们都可自己供给，绝不会增加政府的负担。
我虽不敢完全相信《泰晤士报》的报道，但我确信我们将有助于可怜的伤病士兵。
不知赫伯特先生有什么意见？是否官方会反对？万一有不方便的地方，希望赫伯特先生能给我一封推荐函，这将使我无上的荣幸与感激！
至于医院所需的用品，应当注意些什么？请赫伯特先生不吝赐教！我曾问过陆军医疗总督史密斯博士，他说无需任何物品，但为慎重起见，还是请教您的意见。我们预计在17号，也就是星期二出发，大约21日可抵达君士坦丁堡，当天再换船前往。
舅舅已经替我到恩普利去请求双亲了！
至于要得到陆军大臣纽卡司特的许可，是否要我写申请书呢？
致我最敬爱的夫人。
您的好友
F·南丁格尔敬上
附：这不是公开的信，请您当私函处理。
14日星期六，当南丁格尔把信投入哈雷街的邮筒时，赫伯特夫妻正在前往布鲁伦蒙斯的路上。他们一早就出门，准备到郊外度周末，所以没有收到南丁格尔的信。但是15号那天，赫伯特却在宁静的别墅中写了一封信给南丁格尔。
亲爱的南丁格尔小姐：
关于斯卡特里医院的情形，你应该已从报上得到很详细的消息。根据报道说那里的医师和医疗物资都非常缺乏，那只是一时补充不足所造成的，现在所有的必需品都足够了。
除了加派两倍以上的医生前往外，已经送了好几公吨的医务用物品到前线去了。
所以，现在惟一欠缺的就是护士，你也知道，战场上一向都是选用男性医护人员，因此，没有女护士。
如果护士们必须随着军队到处流动的话，实在是很麻烦。如今斯卡特里有医院的设备，医疗人员不必到处迁移，我们才决定派遣女性前往从事医疗工作。
而且，男性医护员手脚比较粗笨，经验不足，在真正急用时，反而派不上用场，改用女性护理人员，确实有必要的。
现在，我身边已有一大堆的自愿书，但这些贵夫人连医院在哪儿都不知道，更谈不上医护知识或了解工作性质了！这些人派到前线去，除了增加麻烦外，绝不可能有任何帮助。
而且战地严格规定，护士除了要遵守一切纪律，还要绝对服从医生的命令，这些恐怕也不是她们办得到的。
现任医疗总督史密斯博士手下的玛莉亚·弗里斯达夫人，曾要求我让她亲赴前线，或挑选她苦心训练的护士前往。
伯明翰医院的前任牧师休姆，也要求以神甫的身份带领两个女儿和12名护士前往战地医院。休姆曾在军队中服务7年，对军队医疗情形十分熟悉，而且为人正直，心地善良，又有一颗虔诚的心和服务的精神。
从这些热忱的来信中，组织护士队所需人员已不成问题，但是要从中精挑细选，确定她们的才能和牺牲的精神，以及团队精神，成为一支优秀队伍，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休姆也和我讨论过这件事。
玛莉亚·弗里斯达夫人并未事先调查自愿远征的护士资质，对于表现卓越、训练有素的护士，她不能完全掌握，至于统领一支队伍，恐怕她力有不足。
据我所知，具有组织才能，并能够督导指挥护士群，圆满完成任务的，全英国只有一人。
我相信，组织远征护士队的难处，你比谁都了解。在一个繁琐、杂乱的战地医院工作，必须具备丰富的知识、强烈的同情心、身体强健、勇气十足的女性才能胜任。这种人选已很难找到，更何况还需具有管理、组织和指挥能力的领导人才呢？
领导者工作的能力，直接影响整支队伍的行政效率，万一选择不当，不但会造成严重损失，也将贻笑世人，且无助于战地救护。
我写这封信的目的，你应该明白，因为只有你才能够挑起这个重任，希望你详细安排一切，接受这个任务。
如果你愿意承担重责，那么所有远征的姊妹都由你全权管理。
至于医务局方面，必定会尽量配合你，和你合作，这是无可置疑的。而且你也有权向官方申请任何物质支援，或提出医务报告和要求。诸如这些小节，无法在信中一一说明，只好等见面时再详谈，无论你的决定如何，我都希望你能全力支持我。
我绝不为难或勉强你，但有一件事你必须了解的，那就是这个计划的成败，完全在于你的决定。
以你的人格、气质、学识、社会经验以及身份地位，想再找出第二位像你这样的人，恐怕不多了。
无论如何，对于伤病士兵的医疗服务工作，我们必须全力以赴。不仅拯救了无数受苦受难的战士，同时也扫除英国长久以来的社会偏见，为公益事业铺下一条坦途，相信从此以后许多服务事业都会尾随而起。
我对你的决定，不敢抱着过于乐观的态度，但如果你愿意，佛洛斯·布里基夫妇将与你同行。现在丽莎正提笔写信，把这件事告诉布里基夫人。
明天上午我会回到伦敦，我希望在下午三点至五点这段时间与你会谈，请你自动向陆军部联络。
除了你本身的问题以外，不知你的父母意见如何？
现在，我站在国家立场上，代表全体国民向你请求，我衷心期盼你的双亲能重新考虑，以国事为重。并虔诚祝福你。
你的好友
西德尼·赫伯特敬上
这真是一封真诚而感人的信，在人类历史上，很少找到一位如此谦诚、尽责的大臣，肯执笔向一位女性请求。然而有资格接受国家大臣如此礼遇的女性，也恐怕不多。
赫伯特虽是一位军务大臣，但他的职责只是掌管陆军财务，对于派遣的工作，应当是陆军大臣纽卡司特的事，但因为国家处于战争期，军务特别忙碌，所以这件工作才委交赫伯特全权代理。
如果赫伯特不认识南丁格尔，想必他也没有勇气接受这项重大的责任，虽然他交友很广，其中也不乏知名度很高的人物，但能够献身为国，并具有特殊才能的人并不多。赫伯特和南丁格尔之间的合作，形成了一股力量，不断地为社会贡献自己的才能，这也就是他们的友谊能够历久弥坚的原因。
这一次有趣的巧合，使双方都吐露了自己的心愿，同时得到了满意的答案。正当南丁格尔在哈雷街的宿舍中展信细读时，赫伯特也满意地对着南丁格尔的来信露出喜悦的笑容。彼此双方似乎存在着一种默契。
南丁格尔的毛遂自荐和赫伯特的伯乐相马一致了。
4. 离开伦敦前
10月16日，南丁格尔拜见赫伯特，并做了一次很愉快的谈话。三天之后，派令及详细的指示便正式下达。
除了佛洛斯·布里基夫妇同行外，又多了一位坚强的随行者，那就是《泰晤士报》的记者——马可。
马可负责把《泰晤士报》所募得的金额，送往前线慰劳战士，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认识了南丁格尔，因此结伴同行，并答应互相合作。
一向站在反对立场的母亲，知道这是国家大事，南丁格尔受全国人民之托，担负重要任务，因此也不再坚持己意。姐姐更是一反常态，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写信告诉朋友：“每一个细节的巧妙结合，使南丁格尔成为这次医护工作中最适当的人选，真叫人万分诧异！好像南丁格尔来到这个世界，只为了等候这个日子来临。过去她所做的每一件事，现在都产生效果，发挥最大的功用，一点儿也没有白费。多年来，南丁格尔所做的各种调查，深入研究并搜集资料的工作——对天主教服务精神的喜爱，到凯撒沃兹所做的内部调查，以及与各阶层人士交往所学到的通情达理、应对自如的高雅风范，如今都成为她最宝贵的财富。”
姐姐和母亲过去始终站在同一阵线，坚持反对南丁格尔，认为她是一个不可理喻的怪人，但是现在南丁格尔的每一句话，却变得非常动听。
“神的召唤！”大家都相信这是神的召唤！
21日，也就是和赫伯特谈话后的第五天，南丁格尔离开了伦敦。在短短的四天中，除了整理行装，处理琐碎的事情，最使她头痛的就是赫伯特一再强调关于挑选护士的工作，她想尽办法，征求护士。
她征求的要求是对病人有爱心、有服务精神和强健体力，并且具备丰富的医疗常识，且到克里米亚之后没有后顾之忧的女性。
虽然人才难寻，但是这一次工作的成败得失，完全维系于医护人员素质的高低，所以选择的标准，绝对不可轻易放宽。
更何况如赫伯特说的，这件事不仅在军事上是挽救伤兵性命；而且，也是确定妇女才能的重大考验。再就大体来说，更是对国家、对社会公益有深切影响，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计划。
在当时保守的英国民风中，国家授予大权和重责给一位女子，派遣她前往战场，不能不说是一项重大的决定和改变。
南丁格尔被政府正式任命为“英国驻土耳其野战医院妇女护士队队长”，护士队的人数定为40人，她的权限也明令颁布。惟一的缺憾是“……驻土耳其……”名衔之中的权限被限制在土耳其，造成日后被禁止进入克里米亚的藉口。
南丁格尔以素常冷静的态度预计以四天的时间征集护士、缝制衣服、买船票、订房间。……
征选护士就在赫伯特夫妇伦敦的家中办理。遗憾的是，应征者之中却没有一个人是志愿的。
这些人之中，绝大多数都是以“钱”为目的。护士队除了免费供应饮食、寝室和制服之外，每星期还有12至14先令的薪资，表现好的话还可增加到16到20先令，这对于当时薪水低廉的护士而言，的确是一份十分优厚的待遇。
参加的每一位女性护士都必须在同意书上签字，表示绝对服从南丁格尔的领导，如果和当地军队的士兵发生冲突，立即开除。
护士队的成员没有一个是年轻女性，几乎全是肥胖的中年妇女。她们之中只有14人有在医院工作的经验，其余24人是属于宗教团体。南丁格尔强调，护士队不属于任何特定的宗派。
“选择女性护士的观点应该视其是否适合护士的工作，而不是根据宗教上的信念来论断……”
护士队的成立受到马尼博士的大力支持，使天主教会作出空前的让步。他们分别从诺伍德医院和波曼其修道院派出五名修女参加护士行列，并允诺这十名修女完全服从南丁格尔。
此外，还有来自其他宗教团体的修女，也在西德尼·赫伯特等人的奔走交涉下，陆续派员加入，并愿意接受南丁格尔的领导。
惟独遗憾的是，清教徒护士拒绝参加，因为她们除了自己教派的委员会之外，不愿意接受任何人的指挥。如此一来，使得护士队一行之中，天主教与高教会派的人数形成优势。
若说这群人日后会产生分歧的意见，那么，其中的关键并非是所属的教派互异，而是在于一开始，各自的出发点就有所不同。
虽然大家都了解为伤兵奉献自己的力量，但是原本身为护士的人，即认定她们的工作范畴就在照顾伤兵；而那些没有护理经验的修女们，则将此行重点放在拯救士兵的灵魂，以为是宣扬宗教信仰的良机，对于环境卫生和照顾伤病员的认识，自然比较欠缺。
另外，还有少数几个自认是有教养的女性，觉得以自己的身份地位而言，应该是与一般护士不同的。
但是，在南丁格尔心目中并不认为有特别待遇的人。大家参加了这个行列，全都应该是护士，必须一视同仁，吃相同的伙食，睡相同的寝具，还要穿上相同的制服。
于是，护士们除修女必须穿她们的修道服外，其余一律穿统一的制服。这套制服包括一件灰色苏格兰呢外衣，一件灰色的粗呢短外套，一顶白便帽，和一件黑色呢料短斗篷。这套服装并不是为了美观，而是针对斯卡特里营地的混乱状况而设计的。设计这套别致的服装，就是为了保护护士本人和全体护士们的名声。
南丁格尔挑选了38位合适的人选。这在当时，都算得上是不可多得的医护人才。
在全国人民热情地欢送下，一个负有历史意义的时刻诞生了。南丁格尔由佛洛斯·布里基夫妇陪同，率领着38位护士及牧师等一行人于21日离开伦敦。
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不仅是南丁格尔忙得不可开交，连她周围的每一个人也都跟着她忙碌不堪，就因为这个原因，南丁格尔在旅途中带回来的小猫头鹰竟被大家遗忘而饿死了，这件事使南丁格尔伤心得掉下泪来。
南丁格尔是谁？
这几天，全英国的人民都在谈论着她。
过去，由于南丁格尔不喜欢参加社交应酬，因此认识她的人并不多。现在也许是太忙了，但她天生就不喜欢交际应酬，或多说话。虽然她的名声传遍英国的每一个地方，仍然很少有人知道她究竟是谁。
一个星期之后，在《伊克明那报》上出现了一篇比较正确的报道。
“南丁格尔是谁呢？这是当前最热门的话题，但是却没有多少人能说出她究竟是谁。现在让我们来为您解答这个问题。
弗罗伦丝·南丁格尔就是汉普郡的恩普利堡以及德贝克州的李哈斯特地方著名的大地主威廉·南丁格尔先生的小女儿，也就是南丁格尔家族的继承人。接着简要地介绍弗罗伦丝的过去，她的学识和才华，并以‘与女王同年龄’，‘气质高雅，很孚众望，凡是接近她的人都认为她和蔼可亲，是一位具有不可思议的感化力和魅力的未婚淑女’来描述她。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因同情远征国外的伤兵，毅然离开了繁荣的伦敦以及温暖的家庭和亲戚朋友，怀着服务的热忱，不求任何代价地走上前线。
当我们阅读这篇报道的时候，这位思虑良苦、感受敏锐、才华出众的高贵淑女，正在战地献出女性最珍贵的爱心，为劳苦功高的战士服务。在阿尔玛激战中奋勇抗敌的士兵，值得我们赞扬，但是为了许多受伤、生病的将士，牺牲自己、贡献自己，前往前线的南丁格尔小姐，更值得我们尊敬。
有人认为她的做法是沽名钓誉、矫揉造作，认识不清而嘲笑她、批评她或可怜她、同情她，但真正了解南丁格尔小姐的人必会为她的精神和行动感到骄傲与敬仰。
还有谁能像弗罗伦丝·南丁格尔一样站在神圣的高台上，摒除娇弱、自负，牺牲自我而为群众服务呢？她伟大的行为，是我们英国人民的楷模。”
这篇报道引起了非常有趣的回响。
人们恍然大悟，原来护士队的队长不是一位穷苦、卑贱的老妇人，而是一位学识丰富、气质高雅、年轻貌美、不求任何报酬的富家女子。她所率领的护士队，使后方的百姓感到无限的光荣。因此，原先漠不关心的人士，也开始热烈地响应及支援了。
上流社会的妇女们，更把学习护理当成一种时髦。本来乏人问津的医疗工作，如今变成非常踊跃、热烈响应的捐款运动。纷飞而至的慰问信件，使南丁格尔全家不得不在伦敦设一个办事处，由姐姐芭斯和她的好友共同负责，处理信件。
在弗罗伦丝·南丁格尔出发前，就收到不少捐款，而后又有不断地捐助，增至7000英镑。这笔巨款暂存在福资银行，供南丁格尔随时调用。
自去年南丁格尔离家独立后，父亲寄给她每年500英镑的零用金，也成为庞大捐款的一部分，南丁格尔把它们用在最适当的地方。
5. 从伦敦桥出发
1854年10月21日，护士队从伦敦桥出发。她们预定经过布伦、巴黎、马赛，并将在马赛补充大量物资，坐快船前往君士坦丁堡。
他们一行人到达布伦时，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布伦的渔民们及年轻人、妇女们都高兴地将她们的行李扛在肩上，欢喜地将她们迎进旅馆。这些人不接受任何小费，连饭店的主人都说：“你们可以随意使用饭店，晚餐大家尽量吃，本店免费招待！”
进餐的时候，那些自认为是有身份的女性，不愿与护士们同桌，显得格格不入。南丁格尔不但与护士们同桌用餐，还替她们翻译法语，一点也没有嫌弃她们的辞色。
当她们一行人到达巴黎时，已经是晚上10点了，但是仍然受到民众热烈的欢迎，帮忙送她们到梅雅莉和她丈夫朱利亚士准备的大饭店去。
第二天，她们向马赛出发。
一到达马赛，南丁格尔就赶紧订购物资。在她自己的寝室中，南丁格尔忙着和各类批发商及零售商交涉，也忙着招呼法国政府代表、英国领事馆官员、《泰晤士报》记者和女王使者。
这个时候的南丁格尔。散发着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美，不同的韵味，坚定的眼神、上扬的嘴角给人一种鲜明的印象。
27日一早，护士队就搭乘往来于马赛与马耳他岛之间的“佩克提斯号”。因为船上的蟑螂很多，船身又摇晃得厉害，搭乘的感受十分不舒服，是一艘谈起来令众人色变的船。
南丁格尔因为严重的晕船，所以到了马耳他岛也无法走上陆地。其他人就在自卫队队长的陪同下，参观马耳他岛。
为了避免护士们任意行动，队长将她们按照宗教团体分列，再插入护士，排成队伍之后，像军队一样，喊一声“齐步走！”才开始前进。这群护士们哪里受过什么军事训练，当队长不满意她们散漫的步伐时，还不时喊出“立定！”的口令，重新整队前进。
数天后，“佩克提斯号”在海上遇着恶劣的天气，于阵阵倾撞惊叫之中，船身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颠簸前进，并准备在塞利耳海角停泊。
在大雨中隐约可见的君士坦丁堡，此时看来像是一张老旧褪色的相片，对岸还有所很大的军医院，大家都冒着风雨跑到甲板上，远远看着自己的目的地。
“哦，南丁格尔小姐！”其中一人迫不及待地说：“登陆之后，可不可以先别办什么报到手续，请让我们赶快去照顾那些可怜的伤兵吧！”
“我们这些健康的人，得先好好清洗一番才行！”南丁格尔边说边凝视着逐渐清晰的野战医院。
大约是早餐的时间，“佩克提斯号”进港下锚。驻君士坦丁堡的英国大使派书记官前去迎接。当时南丁格尔因晕船而躺在沙发上，书记官曾在回忆录上记下了当时见面的感想：“我奉大使的派遣，去迎接初到斯卡特里的南丁格尔小姐，向她们一行人致欢迎辞，……当我见到她时，南丁格尔小姐正躺在沙发上，也就只有这么一次，此后，她再也没有像这样躺着……”
护士队必须立即动身往医院去。护士们拿着自己的行李、雨伞，搭着小船，渡过海峡到斯卡特里。
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阳光从云隙里透出，照着海峡的东侧，属于亚洲的海岸。海岸的轮廓愈来愈清楚，朦胧的美感也逐渐消失。
由军营改建的医院旁边，有着长长的陡坡，路面覆盖的尽是垃圾和泥泞，找不到一处坚硬可行的道路，只见车子的轨迹深深地嵌在泥路上。
当小船慢慢靠近欲坠的栈桥时，护士们看见在波浪中起伏的马尸，还听到远方传来一阵阵野狗的狂吠声。当她们顺着陡坡望去，三三两两衣衫破烂、步履蹒跚的人，互相扶持着朝医院走去，这番情景不由得使她们打了一个寒噤。
上岸后，大家登上陡坡，来到临时医院的大门。
医院方面，已经由门伊斯博士、司令官西拉利少校等人前来迎接了。
这时南丁格尔34岁。
6. 真正的家
11月4日上午，南丁格尔一行人安全抵达斯卡特里——这是土耳其王朝的发祥地，也是人们心目中所景仰、崇拜的古老城市。虽然它位于海拔300公尺的高地，却有“博斯普鲁斯之珠”和“土耳其银城”之誉，由此就不难想像它过去辉煌的景象了。
他们来的正是时候，因为这一天正是英国诗人丁尼生为巴雷克拉瓦战场上苦战的600名轻骑兵歌颂的第11天，也就是在这场战役中受伤400名勇士越过海洋来到斯卡特里的日子。而且，正值印曼大战爆发的前夕，预测将有更多的伤兵，尽管医护人员仍然不敷所需，但总算是聊胜于无。
南丁格尔能够及时赶到，心中非常安慰。“无论是在英国、在德国，在这个世界或另一个世界，我绝不放弃从事医护工作的理想。”她工作的地方才是她真正的家，现在她来到这里，投入属于她自己的灵性世界。这是一个非常宽敞的“大家庭”。在战区的英属医院约有十家，除了克里米亚的四所以外，其余的都在斯卡特里。
南丁格尔一行人所到的地方，就是斯卡特里六家医院中设备最简陋、建筑最古老的一所。“克里米亚天使——南丁格尔”的称呼流传至今，已是家喻户晓的美誉，她虽然在克里米亚半岛辛苦地服务过半年的时间，但她真正的建树，以及活动的地点却是在斯卡特里。
1854年12月，在向土耳其借来的宽大、简陋医院中，病人高达2435位，救护工作全部落在救护队的肩上。至于院方的医疗设备以及伤兵的生活情形如何呢？“我并不完全相信《泰晤士报》报导。”这是南丁格尔出发前写给赫伯特夫人信中的一句话，但现在她亲眼看见的，不仅不亚于新闻报导，其悲惨的情况远超过自己的想像。“国内各报对战地医院的描述和实际悲惨的状况，完全是两回事，这里简直比地狱还要凄惨！”南丁格尔到达当地立刻写信告诉赫伯特她所看到的惨状。这里确实如同拉塞尔的报导中所提的，是将一栋古老而宽敞的建筑物作为临时医疗救护站，但他忽略了一点，那就是这栋古老的建筑物一点儿也不适合作为医院用地。沿着房舍的地基修筑的简陋的下水道，不但无法流通，而且积满的脏物和污水散发着恶臭，一阵风起，使臭气弥漫走廊和病房的每一个角落，令人难以忍受。地板磨损剥落，千疮百孔。墙上积满了厚厚的尘埃，成为毒虫、微生物的最佳繁殖地。污秽的环境使老鼠到处横行。这些老鼠猖狂无比，经常在病人的枕边爬行，为了不惊动熟睡中的伤病员，后来南丁格尔练了一手很有效的捕鼠技巧。
由于伤病员过多，虽然医院很大却也显得拥挤不堪，每隔80公分的病床排列方式，竟长达六公里多，每张单人病床上必须容纳四位伤员。
无论是因受伤或手术失去手脚、因发高烧而不省人事，或因冻疮而伤口腐烂发臭，以及因赤痢、霍乱的侵袭，垂危旦夕的各种伤病员全部挤满医院的每一寸土地。
这样的医院，要供应足够的日常用品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感到匮乏的就是病床和毛毯。在这种物资缺乏的环境下，只好用粗糙的帆布作为床单，用空的啤酒瓶或葡萄酒瓶来代替烛台。但是日常不可缺乏的浴盆、毛巾、肥皂、扫帚、抹布、脸盆、盘子、刀叉、汤匙……等等生活基本物资却一样也没有。至于病人所需的医疗用品，例如担架、绷带、消毒燃料以及药品等更不用说了。
当护士们跟着领路人登上海岸，然后爬上山坡，穿过医院的大门，南丁格尔说，这道大门顶上应当写上：“来到这里的人们，把你们的一切希望都抛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