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新任参谋长
乔治·马歇尔是在国际局势日趋混乱的形势下就任陆军参谋长的。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就职的那个日子十分重要，似乎世界大战即将来临。”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1939年9月1日，就在马歇尔宣誓就职的前几个小时，希特勒发动了对波兰的进攻。对此，美国深感不安和忧心忡忡。在美国，几乎没有人希望纳粹获胜，除非迫不得已，他们不愿卷入战争。但是，如果美国袖手旁观，听凭英、法等国被德国征服，那将导致什么后果？德国及其盟国意大利和日本，会不会将转过头来进攻美国？
以威廉·艾伦·怀特为首的干涉主义者，支持“立即援助盟国委员会”，制止法西斯企图控制世界的侵略行为；以查尔斯·林白为代表的孤立主义者，则支持一个实力雄厚的不使美国卷入战争的运动。此时，马歇尔的处境困难，他竭力避免卷入任何一个派别中去。他一上任，就向白宫明确表示，虽然总统是他的总司令，但他不希望别人把他当成罗斯福小圈子里的成员。哈里·霍普金斯试图拉马歇尔更加靠拢总统，他通过马歇尔身边的工作人员史密斯少校转告马歇尔，他“认为罗斯福总统同马歇尔将军关系尽可能密切一些是非常重要的。总统喜欢有人晚饭后去看看他，在书房里喝一杯苏格兰威士忌酒，心平气和地谈一些事情。”马歇尔对史密斯少校说：“一天24小时，我随时听候总统吩咐，总统知道这一点。但是，如果要我去做分外之事，那就是矫揉造作了。我看我做不来，也不应该做。”
然而，马歇尔所面临的军事挑战和任务令人惊愕。1939年秋季，美国陆军在世界武装力量中排名第17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武器已经过时，但仍旧在部队中服役；许多现役军官缺乏正规而严格的训练；部队的训练经费大约只占军费的2％，这无法使正规军处于良好的状态，也无法给国民警卫队一种真正的实战感。由于装备不齐，兵力不足，导致防卫力量甚至低于和平时期应有的水平。作为一名了解美军情况的职业军官，他深感加强国防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认为应该直言不讳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因为，他知道并相信这也是陆军部多数将军们的一致想法。
毫无疑问，马歇尔正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和巨大的挑战，他默默无闻，努力朝着他认定的目标而努力。有一类军官，上任伊始，就重新放置旗杆，改变花坛样式，调换办公室。他则不然，他对五角大楼的启用和改善办公条件没有丝毫兴趣，而是很快进入角色并挑起了新担子。欧洲战争一爆发，马歇尔就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使总统、国会和公众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在经济上，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比任何国家都富有，但从军事方面讲，它的陆军力量却排在包括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内的16个国家之后，美国的安全环境和未来军事前途不容乐观。只有在兵力和武器装备方面同时实施一项扩充军队的紧急计划，美国才能拥有一支必不可少的防御力量以应付未来的风云变幻。
9月中旬，马歇尔向他的前任克雷格将军汇报时说道：“我们的目标是要达到和平时期28万人的兵力，国民警卫队增加到12.6万人。”据他的专家们计算，此项计划需要6.75亿美元。这是国家在和平时期战略准备的最低需要。使马歇尔感到沮丧的是，几乎所有的政界人士，无论其有何党派倾向，都不支持他的这项计划。孤立主义者竟骂他是战争贩子。不仅如此，就连总统和国会中的亲盟国集团也不支持这项计划。大家都在想着1940年年底即将举行的大选，都担心扩军计划会把选民们吓跑。“他们宁愿输掉战争，也不愿丢掉选票。”马歇尔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忿然说道。
马歇尔同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一道前往白宫，请求总统授权并批准他们的扩军计划。罗斯福总统用漫不经心的态度迎接他们，这使马歇尔尤为愤慨。当摩根索汇报完扩军计划的说明时，总统好像要以“一笑置之”来对付过去；当摩根索汇报完计划，请求总统签字批准时，罗斯福冷冷地说，他不能在这个时候去国会要求这么一笔拨款。摩根索于是建议，可否让马歇尔将军亲自到国会跑一趟。总统几乎是用轻蔑的眼光扫了参谋长一眼，尖刻地说：“你们为什么要上国会山去？让他们等着就是了。我将提交一份国情咨文。别去，什么也别对他们说。”
摩根索在失望中看了参谋长一眼，然后转向总统：“总统先生，您能否听听马歇尔将军的意见？”罗斯福用开玩笑的口气答道：“我十分清楚他要说什么，我毫无必要听他讲。”这时，马歇尔的脸和脖子开始气得通红，他走到总统的椅子旁边，目光向下，冷静而严肃地说：“总统先生，您能否给我三分钟的时间？”总统的情绪一下子变了，脸色显得严肃起来，但还是和蔼地说：“当然，马歇尔将军。”
因灰心丧气，又焦急不安，马歇尔的嗓音咝咝发响。他超出了规定的时间，一口气把国际局势、国家武装部队的低劣状况，以及扩充军队所需要的兵员和资金向总统倒了出来。参谋长最后激动地说：“如果您什么事也不管，或不立刻行动起来，我真不知道这个国家会得到什么后果。”
马歇尔说完后，好长时间谁也不吭声。随后，总统点头示意送客，并说：“谢谢您，将军。”又说了句：“谢谢您，亨利。”总统目送他们离去，当马歇尔到门口时，总统大声说道：“对了，将军，明天再来见我，并把您需要的东西开份详细清单来。”
他们走出白宫时，财政部长摩根索显得很高兴。他祝贺马歇尔勇敢地面对总统，并说他深信整个计划或者其中大部分项目将得到满足。但是，马歇尔并非如此乐观。他没有这样的把握，因为他对罗斯福总统的了解还不多。
其实马歇尔不必担心，总统很快批准了他们的要求，只是总统对国会的可能反应还忧心忡忡。马歇尔催促道：“我知道您能让他们接受，他们不能逃避。”他亲自替总统起草向国会提交的咨文，总统只在文字上作了调整，基本要点没动。
两天后，罗斯福总统把计划提交国会批准，并附言说：“过去几周的情况向我们所有公民表明，美国的要害地区可能会遭到攻击，……我们必须切实有所准备，不让这些攻击达到目的。”总统要求拨款9亿美元，还有3亿美元的合同批准费。其中2.5亿美元是拨给海军的，而大头是为陆军申请的。结果是，没费多少周折计划就获得了国会通过。
马歇尔后来谈到这一行动时，总说这一次打破了僵局。1940年五六月份，战争的阴云笼罩着西欧，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已被纳粹摧垮。人们原以为，法国军队是欧洲最强大的，但它稀里糊涂几周内就被击垮。6月初，因敦刻尔克的奇迹，英国军队才从德国的三面包围中撤退出来，但几乎失去了所有的作战武器。德军几乎随时可以占领地中海海峡和法国北大西洋沿岸的重要港口。这一切使美国领导人感到震惊，他们立刻匆匆忙忙地修正自己的军事和外交观点。希特勒不再仅仅是破坏欧洲宁静的一个疯狂的法西斯独裁者，纳粹的威胁突然间笼罩了西半球。
尽管美国国内对战争的态度有所改变，但马歇尔仍小心翼翼地为推动他的扩军计划而努力。在此后的一年半中，他常在总统和国会的各种委员会面前露面，为推动陆军航空兵建设、恢复“募兵制”和推行旨在为盟国提供更多援助的“租借法案”而东奔西走，并逐步取得了进展。1940年夏末和1941年3月，国会分别通过了“募兵制”和“租借法案”，马歇尔总算松了一口气。
早在1920年，马歇尔作为潘兴将军的助手，曾参加过有关国防问题的听证会。现在他借用那时获得的经验，以坦率的方式，抓住基本事实要点的本领和拒不卷入党派论战的态度，给总统和国会的许多议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通常他都由一位或几位为他的提案进行基础研究与论证的军官陪同前往国会山，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向陪同军官询问细节情况，而重要问题则由他本人阐述，并且他很少看笔记本。久而久之，他已谙熟此道。有些部下认为，他沉着冷静的举止获得的效果更佳。他压低嗓音如实地通报每一消息，好像是在向委员会成员汇报秘密情报。他提醒议员们需要向历史负责，从而使他们听得入迷。他的表演可能是经过精心准备的，但他在国会里的分量，绝不取决于事先准备好的台词，或推心置腹的汇报，而在于他向立法者们保证，他所讲的都是他再三了解的真实情况，并且他所提的建议都不是为某一政党服务，而是为国家安全和美国人民的利益负责。
对于下一代人来说，他们或许只知道1945年时装备齐全的美国陆军和空军规模有多大，却不知道1940至1941年期间，马歇尔面临的困难有多大。1940年底，马歇尔本人最确切地描绘了他作为陆军部队的首长，其任务有多么艰巨：
去年夏天，我们现役陆军拥有17万指战员，56个中队的作战飞机，约2500名飞行员，还有两个小型机械化团。
单从组织结构来讲，我们的陆军只有3个不完整的步兵师。从大型组织规模来说，一个基本的战斗团体应该是以军为单位的，而我们的陆军部队连一个军也没有。今天，有50万人在野外进行紧张的训练，用不了几周时间，这个数字将达到80万。今天已不是3个不完整的步兵师了，而是有18个师正在受训，很快将再增加9个师。两个小型机械化团也已发展成一个装甲军，内含2个师，每个师约有1.2万名指战员……
在一年时间里，空军部队也从56个中队增加到109个中队，飞行员增加到4000名。
马歇尔将军接任陆军参谋长职务后，除了为紧急扩军备战而东奔西走外，参谋长本人予以关注的其他活动也多得令人咋舌。除了不定期地会见总统、内阁成员、陆军部长和副部长、大量官方顾问，负责生产、分配和经济政策的委员会成员以及他的部下之外，他还定期参加制定军事政策与计划的例会。他是总统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成员还包括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和海军作战部部长。他与副国务卿和海军作战部部长一道是常设联络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主要负责西半球的军事和政治规划。他还是陆、海军联席会议的成员，该联席会议对需要采取联合行动的有关事项进行协调。
马歇尔定期地参加陆军部的部长会议，与会者均是该部各个部门的高级文职和军事负责人。他本人也在陆军部召开会议，参加者是几位副参谋长、负责人事、情报、作战、供需的参谋长助理和陆军计划处的领导。他所接触的军官包括各个兵种（步兵、骑兵、野战炮兵和海岸炮兵）的司令，后勤局局长和行政局局长，以及各军区司令和国外驻军的指挥官。随着空军和地面部队的扩充，需要马歇尔处理的问题与日俱增。到1941年，大约60余位陆军部和陆军的军官可以随时与参谋长联系。1940年初，他给一位朋友写信说，他和同事们感到“十分压抑”，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在战争年代的环境中工作。然而，又经历和平时期的困难，和令人恼怒的程序的牵制。”他后来承认，1940至1941年是他所经历的最艰难的岁月。
一回到家里，他常常外出骑马，一边锻炼身体，一边思考问题。夏天一有机会时，他就像其他许多居住在华盛顿这个闷热地方的人们一样，与夫人一起悄悄地溜到华盛顿附近的地方，租一条独木舟在河上慢慢地顺流游荡。在漫长的夜晚，他们常常在幽静的阿灵顿墓地附近散步。他喜欢饮用威士忌酒配成的淡淡的鸡尾酒，但他有一个习惯，即尽量避免参加鸡尾酒会和正式晚宴。他和夫人习惯于晚间不安排正式活动，而是从闲聊中得到休息。他喜欢到附近的剧院看电影，尤其是西部片。往往在剧场的灯光暗下来以后，他们抵达那里。他还喜欢晚上阅读书刊杂志，博览群书。在他们订阅的众多杂志中，他爱看《星期六晚邮报》和《读者文摘》，他爱读的书主要是新出版的自传或历史书。
1939年以前，马歇尔就养成了早睡的习惯。同其他大人物一样，他有躺下就能很快进入梦乡的本事，一切难题全都留待白天再去解决。他不喜欢晚间在电话里谈论公事，因此，一般晚饭后他拒绝接电话。晚上所有的公事电话都转到他的一位部下那里，由这位部下决定是否应该打扰将军。这种做法毫无疑问使他能在第二天做到精力充沛。
随着战争压力加剧和工作越来越紧张，老朋友之间长谈和与年轻军官的聊天就越来越少。他长期以来形成的沉默寡言、冷漠无情和严肃认真的性格此时变得更加明显。当然，情况并非全都如此，即使在最繁忙的时刻，他也腾出空来会见来访的老朋友。对弗吉尼亚军校的同学，在里诺堡结识的朋友，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1师的老战友，他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美国参战后，他无法挤出时间会见偶尔造访的不速之客，但曾为潘兴将军服务过的勤务兵或司机只需提及他们为潘兴工作过，就被允许进入他的办公室。
他的工作作风一向十分严谨。军官们被叫到他的办公室汇报工作，要按规定的时间到达，既不需打招呼，也无必要行礼即可就座。正在聚精会神地阅读文件或信函的将军，先要阅毕，然后立即抬头，双目凝视对方，身体前倾，专心致志地听汇报，除非讲话人使他听得不耐烦，或提的问题太啰嗦，否则马歇尔一般保持沉默，直到那位军官把话讲完。他会连珠炮似地提出问题，以了解更多的情况。一旦他的好奇心满足之后，便立刻结束这次谈话，然后转入下一项公务。
马歇尔将军身材匀称，总是军服合体，但也常穿便装，这个习惯是他在潘兴将军麾下服役时养成的。他眼光冷静，眼珠发蓝。对那些最了解他的人，两眼显得很温和，但面对那些让他不高兴的人，则显得冷酷和严厉，令人害怕。每天早上他从车里出来，昂首阔步跨进办公楼，俨然是一位统帅人物，尽管他自己可能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他的动作往往不慌不忙，也很少打手势，尽管白发已爬上头顶，代替了原来的棕发，但他仍显示出旺盛的精力，根本看不出已经59岁。一般情况下，他的嗓音深沉而温和，但当他纠正一个错误，或对不恰当的建议提出质疑时，他会突然放声咆哮起来。除个别人以外，部下对他是既爱慕，又敬畏。
到了1941年，他在默默无闻之中已明显树立起权威了。所有与他打过交道的人对他的神态举止和工作作风都有很深的印象。有一位助手说：“他会使你不遗余力地去工作。”大家一致承认，他们从来没有感到自己已经把工作做到家了，这是因为马歇尔总是耐心地期待着，而不是以大声训斥，或拍桌大叫的方式去强求大家都能在工作上出类拔萃。
马歇尔为人正直，讨厌说假话和故弄玄虚。他不愿卷入任何党派之中，也不愿当任何人的工具。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后来说：“对于马歇尔将军，人们记忆中最深刻的一点是他为人耿直，这是他最崇高的美德。”他珍惜传统价值、良好的声誉和基本的道德。有了这些，他感到心中坦然。1938年，当他刚到华盛顿时，新闻记者、政治家和许多官兵都发现他专业娴熟。到了1941年底，人们认识到，他这样的人为数不多，他能使整个陆军参谋部甚至华盛顿都运转起来。处于战火中的国家十分需要这样有着远大抱负和坚定自信心的军事领袖人物。
2. 领导才能
作为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要与之打交道的人包括总统、国务卿、陆军部长、参谋部和特种参谋部的参谋人员以及各个兵种的司令官。他统帅着一个庞大的军事集团，包括4支野战部队，9个军区、战术空军、装甲部队、港口守备部队和后勤军，并通过夏威夷、菲律宾、巴拿马运河区和波多黎各4个战区，控制着海外的驻军及其给养。后来，巴拿马运河区和波多黎各两战区合并为加勒比警卫部队，并增设了阿拉斯加警卫部队。马歇尔上任后不久，很快发现，重叠的管辖权引起了混乱，陆军部的供给部门常与各野战军意见不一。
有些“长期形成但不适于一个大国的军事部门”的许多做法令他不安，比如，负责指挥空军作战的空军指挥部却不在总参谋部指挥之列。马歇尔决心在行政组织方面作些必要的调整。1940年，他把空军指挥部划归总参谋部，交给它监督空地联合作战的任务。但是，随着征兵法的通过和繁杂的征兵工作的开始，打乱了这方面的调整工作，各兵种司令部和其他行政机构的彻底改组直到1941年底才逐步完成。
作为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不得不身兼数职。他既是总统的军事顾问，为国家军事战略出谋划策，还是正在扩军并加紧训练的野战部队的统帅。不管履行哪一职责，他都深信，总参谋部能否高速、高效地运作至关重要。因此，他始终致力于有效地领导和协调总参谋部和所属各级参谋部的工作，并通过理顺行政关系和大胆提拔任用有才干的年轻军官把参谋部的工作搞得生机勃勃和井井有条。在组织部队训练方面，他主要通过他的助手莱斯利·T·麦克奈尔少将实施领导。
马歇尔后来说：“麦克奈尔是位极其精干的军官，兢兢业业。在参谋学院，他的部下素质好，他本人劳苦功高。”麦克奈尔一再强调“时间紧迫”，宁可训练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他鼓励那些能干的人，并赶走了那些不合适的人。他强调纪律严明，领导坚定。他开了长长的名单，把那些随时让马歇尔调任的军官一一列出。更重要的是，他不断向参谋长报告部队的真实情况，哪些军官有所作为，可以信赖，可在战争中担任军或师一级的指挥官。他的正直、勤奋、工作方法、组织才干和敬业精神得到了参谋长的赏识、信任和重用。
马歇尔选中了另一个精明强干的人协助麦克奈尔执行训练任务，他就是马克·韦恩·克拉克中校。马歇尔在温哥华担任旅长时结识了克拉克，并喜欢上了他。当时，克拉克是刘易斯堡第3师作战参谋。他作为1940年初在蒙特雷举行的陆海军联合演习的筹划者，给马歇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马歇尔很快把他调到陆军参谋学院任职，尔后，又把他调到陆军参谋部担任作战参谋，一年后，克拉克成为麦克奈尔将军的副手，被授予准将军衔。
除了大胆使用麦克奈尔和克拉克负责训练工作外，参谋长本人还直接与4支野战部队的指挥官联系。由于他们资深并富有经验，马歇尔很尊重他们，并给他们更多的自主权。同马歇尔一样，这4位野战军指挥官也不是西点军校毕业生，第1军的德拉姆中将和第4军的德威中将都曾经从事文职工作；第3军的克鲁格中将和第2军的利尔中将是从士兵开始进入陆军部队的。他们都参加了美国—西班牙战争，除利尔军长外，他们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海外担任要职。
马歇尔的空军首领阿诺德将军是他于1914年在菲律宾认识的一位老朋友。阿诺德想抓住一切机会向马歇尔陈述空军部队的需求。马歇尔担任副参谋长时进行了一次穿越全国的考察，包括视察空军基地和飞机制造厂。阿诺德指定安德鲁斯空军上校陪同视察。安德鲁斯全面细致地介绍了陆军航空兵的现状和要求，引起了马歇尔的高度重视。马歇尔也很快发现“空军几乎在总参谋部没有代表……总参谋部的军官对空军毫无兴趣，大部分还反感。”马歇尔承认，“所有参谋们对空军部队采取敌视态度。年轻的空军官员在国会吵闹，把形势搅得一片混乱。他们有理由抱怨，因为他们没有得到承认，当时的总参谋部对空军毫无了解。”马歇尔决定采取行动改变这种状况，尽管有不同意见，他还是把安德鲁斯提为准将，并召到陆军部任G—3处处长，负责训练工作。
阿诺德后来描绘这一阶段的情况时说，“乔治当时将成为发展空军最有影响的人物。他与别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有能力消化听到、看到的东西，并使之成为我们认识的最伟大的军事天才的一份能力。”
1940年，陆军部G—3处项目军官库特少校负责起草把陆军航空兵的编制扩大到54个大队的报告。这项扩编计划在当时看来似乎费用过高，几乎根本不可能实现。库特携带写好的报告去向马歇尔将军汇报，他掂量着这份计划会得到哪些赞成或反对的意见。参谋长聚精会神地听完汇报后只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只扩大到54个大队呢？”这使库特大吃一惊。库特后来回忆道：“其他人提的意见都是要削减空军，他们说这个扩军方案过于具有想象力，超出常识等等，而马歇尔将军当场批准了方案。用不着继续讨论，也用不着再争论。就在当天，该方案成为陆军部的指示。因此，在1940年，我把所有的功劳归功于他的远见卓识和想象力。正是这些使空军最终从不值得一提的3个大队发展到286个大队。”
马歇尔尽量满足空军人士一心想建立独立空军的请求。他确信空军在未来大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他也不是一味地满足部下的要求，而是从实际出发，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东西。他认为，当时在航空兵部队里，军事院校毕业的军官还太少，不足以建立独立的空军，并相信在这个阶段，关键是有一支支持地面行动的空军力量，而不是由空军独立行动。据此，他采取了给予空军更多自主权的政策，比如，给分管空军的阿诺德将军在战争委员会开会的发言权，并与海军的部长们一起开会。马歇尔对阿诺德将军的信任和佩服程度从来没有降低过，几年后，他称赞阿诺德“始终忠心耿耿。”这是马歇尔只对他最信任的人才使用的一个颂词。
马歇尔反复强调要充分利用时间让地面部队作好战争准备。后来他说：“除了在战争后期，我从来没有看到地面部队认真训练过。地面部队做任何事情都会遇到极其困难的情况，而其他部队不是那样。比如，在海军，我想是由于在舰艇上的原因，在进入一次交战前，每个人都要洗个澡，穿上干净的内衣，可以在舰上的床铺上饱睡一夜的觉。陆军部队的情况则正相反。很可能已进行了连续的行军，有些还是急行军，人已精疲力竭。官兵全身淋湿，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下雨天，全身是泥，不得不和衣而睡。在一次战斗结束之后，很久都没有机会更衣。
已经成为规律，清晨是最需要官兵那至高无上的勇气的时刻，这时他们又冻得半死地醒来迎战……所有这些都需要高度的训练。据我了解，这种训练程度比任何其他军种难度都大。”
马歇尔出任参谋长后不久，便飞到波多黎各、夏威夷和巴拿马等地去视察海外驻军的训练情况。回到华盛顿，他利用一切机会留心观察他的参谋军官如何克服在计划和指挥方面的明显不足。以后，他经常进行旋风式的访问，只要条件允许，他总是乘飞机。对那些不愿视察部队的军官，他就解除他们的职务。在一系列访问中，他很快改变了下属司令部接待参谋长的礼仪。他希望能充分利用时间多了解部队的实际情况，因此，他直率地指出对他的接待不要任何仪式或宴请。他总是耐心听取各级指挥官亲自汇报他们遇到的问题，尽管他每次出访的时间短暂，不可能什么都看，但他比长期只坐在办公室里的助手们了解的真实情况更多。
马歇尔走遍全国各地，检查师一级新兵训练以及各地机场的飞行训练情况。每当各军区地面部队和空军进行大规模联合演习时，他总是亲临演习现场。对新兵来说，训练意味着在酷热或严寒之中进行数小时烦人的操练；全副武装地在尘土飞扬或泥泞不堪的道路上行军；死记硬背成百上千个生疏的武器部件名称；没完没了地擦枪、清洗装备。除此之外，还常有突然袭击式的检查。马歇尔认为，最难下的命令是要求战士进行长时间的基础训练，“训练枯燥乏味、耗时、紧张。然而，我们需要进行有效、全面的训练。否则，往往自战斗一开始就缺乏纪律性和战斗力。而且，很难让士兵认识训练的必要性。我记得，我找了些专业调查员去实地调查。他们找到受训的美国士兵，询问他们对训练的感想……后来，这些调查人员在前线又找到那些人，他们参加战斗后表示，虽然当初他们反对一切训练，……而现在看来当初训练得还不够。”
当训练和演习进行得不顺利时，马歇尔首先检查领导的素质。1940年，他反复认真地研究了一年来在训练方面存在的问题。他常常回忆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把大批不合格的指挥官送去“犯错误。”战斗打响时，潘兴将军几乎是发疯似地寻找合格的军官去执行战斗任务。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马歇尔反对在军官晋升方面论资排辈、压制人才的做法。现在，他集中精力物色合适的人选去承担指挥工作。
当马歇尔还是副参谋长时，他就致力于改进陆军的指挥系统，大胆改革军官的晋升制度。由于和平时期陆军部队最高的专职军衔是少将，论资排辈的制度决定了总是资历最深的军官自然接替最高指挥官的职位，结果，有些接任的将军只能在这个职位上工作几个月，甚至几周就该退休了。具有优秀功绩的军官等到实现晋升的目标时，仅剩下检阅几次部队的时间了。这种制度造成一些平庸的军官被提拔起来，仅仅因为他们比更能干的同事早几个月登上论资排辈的阶梯。马歇尔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他回顾说：“我要做到想要谁就能动谁，这样，他才能拼命地工作。除了两辆汽车以及为夫人另辟一间卫生间以外，还有其他奔头。”他得到了参谋长克雷格将军的支持，并努力做通了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他为4个野战军设立了临时中将军阶。这样，参谋长可以按照任人唯贤的晋升标准，选用自己看中的人选，这极大地调动了下属指挥官们的积极性。
马歇尔办公桌右上方的抽屉里，总是放着那个小黑皮本，他的部下常常怀着极大的好奇心看见他认真地翻阅它，在上面划掉一个名字，往往挪一个或再补充一个。在他的脑海里和那个小黑皮本上同样记录着里诺堡同学、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友、本宁堡步兵学校的军官和优秀学员、几十位他在视察军事演习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他的顾问和老朋友推荐的人的名字，以及那些因功绩突出，在寄给他的报告上反复出现的人名。
陆军中流传着一个关于詹姆士·范弗里特上校（后为将军）的故事。他的名字与小黑皮本上记载的另一位不能被提拔的上校的名字很相似。每当范弗里特被推荐上去准备提升一级时，他的名字都被划掉。只是后来在诺曼底登陆战役中，他表现突出，参谋长才承认是他以前搞错了：把他压下来迟迟未予提拔。此后，范弗里特一直很顺利，并在朝鲜战争期间充任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
1940年11月，当时的西点军校校长罗伯特·艾克尔伯格问布莱德雷是否愿意出任西点军校学员队长，布莱德雷表示愿意。此时，布莱德雷是马歇尔手下的参谋，已在华盛顿服务了两年，他极力想脱离日常文书工作，回到任何一级指挥岗位上去。艾克尔伯格征得马歇尔将军的同意后，对布莱德雷说：“祝贺你！马歇尔将军刚才已答应了这项请求。”
但是，马歇尔对这项任命仍有想法。一周后，他把布莱德雷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问道：“你真的愿意到西点军校担任学员队长吗？”布莱德雷答道：“愿意，阁下。这是一个指挥岗位，并且将给我一次机会，去帮助培养那里的军官。”这时，马歇尔给了他另一个选择机会，参谋长说：“我正在考虑把霍奇斯从本宁堡调来担任步兵司令，你愿意到本宁堡去接替那里的领导职务吗？”布莱德雷屏住呼吸，说道：“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阁下。”本宁堡步兵学校校长是陆军军官们最喜爱的工作之一。布莱德雷后来说：“马歇尔将军在通知我之前，已经作出了决定。‘很好，一俟霍奇斯调到华盛顿来，我就派你去’。”1941年初，这项调职付诸实现，同时，布莱德雷的军衔由中校晋升为准将。
另一个在事业上得到马歇尔培养的军官是艾森豪威尔。据艾森豪威尔后来说：“马歇尔将军最瞧不起为个人名利钻营升迁的人。一天，我们正在谈论着什么，他告诉我，曾有一个人来看他，他已为这个人安排了一个不错的职位。但这个人进来后，就对马歇尔讲了自己应该得到提升的种种理由，按此人的看法，提升他是完全必要的。马歇尔说他的脸几乎气得发青了。‘我告诉他，’马歇尔说，‘请注意，在这场战争中得到提升的人将是指挥人员和能挑重担的人，参谋人员是不会得到提升的。’
突然，马歇尔转向我说，‘现在你的情况就是这样。我偶尔得知乔伊斯将军想让你到他那里担任师长，克罗伊格将军告诉我，他随时都乐意给你一个军。唉！这实在是太糟了，你是一个准将，而且你还将是一个准将，没什么可说的。’我对参谋长说：‘将军，您弄错了，我根本不在乎您的提升和您提升我的权力。您是把我调到这里工作的，我并没有对您说过我是否喜欢这项工作，我只是努力尽我的职责’。艾森豪威尔接着说：‘我站起身来，离开他的办公室。不知为什么，我又掉过头去，发现马歇尔面带微笑。我知道我这样做像头蠢驴’。”
艾森豪威尔回顾说：“你知道，从那天起，他便开始提拔我。哦，不是在那一天，是在十天之内。他亲自给参议院写报告，请求把我提升为少将。他说在美国陆军中设立的作战部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参谋位置。他说我是一名指挥官，我做的工作是调兵遣将等等。这是他的明智之举。此后不久，他决定派我去英国，当他派我去那里时，他给我加了一颗星，接着又加一颗。”
基于过去的经验，马歇尔非常重视年轻军官的培养和任用，他描述了指挥美国人的困难，“他们的特征是个人主动性强，独立思考，这使他们可能成为最出色的士兵。但如果没有好的领导，也可能成为一个缺陷。美国士兵机智、敏捷，但在逆境下，也可能会有爆炸性和破坏性，除非领导机智果断，并能完全赢得所有部下的尊重。”他接着说道：“在那长期、艰苦、无目的等待和反复行军中，在极其困难、疲惫和孤独的日日夜夜里，领导者的任务显得最为艰巨。在那种环境里，一位真正的领导者必须能克服困难，严守纪律，坚持训练。”
然后，马歇尔简短地谈道，他期望毕业的军官和资历深的军官都具有警惕性和主动性的素质：“由于你没得到关于这样做或那样做的具体指示，就表现出被动和无所作为，那是一个严重的缺点。”他要求大家在陆军任职的头三个月内工作要出色，管好一支大部队的一个小单位，这支部队的质量、纪律和前程离不开他们的领导。为了使大家认识到一位真正领导的任务艰巨，他说无论这个团体大小，它的失败只能归罪于领导的无能。他最后提醒大家：“记住，真正的伟大领导者能克服一切困难，战役和战斗没什么了不起，只是存在一系列需要去战胜的困难。缺少装备、食品，缺这缺那，都只是借口。领导者的真正胜利在于不管境况多么恶劣，他都能够战胜它。”
3. 祸起珍珠港
自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以来，马歇尔一直用冷静、严格的军事逻辑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并全力以赴地推动紧急扩军计划付诸实施，争取一切时间加紧训练部队，以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
但是，1941年夏季，孤立主义者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以制止美国卷入战争。他们在全国各地召开会议，并集中力量在华盛顿国会中展开了争取议员的攻势。他们判定美国似乎正被卷入战争中去，他们发现，罗斯福总统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已经商讨了对付纳粹潜艇在大西洋造成威胁的共同计划；以马歇尔为首的美国军事首脑已经同英国人交谈过协同作战的秘密计划；他们确信美、英双方已经心照不宣地同意美国不久即将参战。与此同时，美国舰艇已经在通往欧洲的航线上同纳粹交了火。
反战运动决定，一定要开展一场殊死斗争，来制止政府的各项备战计划。经过多次战略会议，他们决定集中力量反对马歇尔的扩充陆军计划。一年前，他们曾竭力阻止国会通过1940年征兵法案但未能成功，而现在一年已满，陆军要想保留其应征士兵，并再征召一批新兵，惟一的办法是请求国会投票批准征兵法案予以延长，因此，这次必须奋起阻拦。
尽管反战运动来势凶猛，但政府还是胜利了，这实属险胜。延长征兵法案的动议一直胜负未卜，最后仅以一票的多数获得通过。然而，马歇尔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他的扩军计划又受到新的威胁，使他重新坐卧不安起来。这次威胁来自完全没有料到的地方——盟国。
英国人和苏联人对美国全面征兵将对他们产生的影响感到惶惶不安，因为美国要是全面扩充军队，就需要增编大量武器装备，这样，就必然会大大减少他们根据“租借法案”正在获得的武器和给养。就军备而论，美国工业生产能力还不能满足国内外紧迫的日益增长的需求。毫无疑问，美国实行全面扩军计划，其陆军和航空兵部队将优先得到武器装备，这样，英国人和苏联人就会因美国国内扩军而蒙受其害。无论如何，必须设法制止美国扩军计划的实施。
这场运动声势日盛。1941年底，《纽约先驱论坛报》刊登了一篇引入注目的文章：《为保持较小的陆军进一言》。此文出自当时最有影响的专栏作家之一沃尔特·李普曼的手笔，文章写道：
明确决定缩减陆军，集中力量加强海军、航空兵和执行租借法案，所有公众的怀疑和政治上的混乱，以及所有思想上的莫衷一是，都将一扫而空……今天就致力于建立一支强大的陆军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不识时务。它干扰了我们的租借法案和海军政策。事实上，它是造成当前陆军内部不满的基本原因，一个重大祸害，破坏了全国团结，引起了公众不满，从而给颠覆分子以可乘之机，并削弱了我国的防御手段，即租借政策和海军政策。我认为，看来是要作一次外科手术——缩减陆军兵力从而提高其效率。
马歇尔见此不禁愕然。当时陆军兵力不足90万人。他计划在年底扩充到170万人，并且确信不久还将大大超过这一数字。在他看来，提出缩减而不是扩充陆军无异于蓄意破坏。他把这次破坏归咎于英国人，相信是他们对李普曼施加了影响。于是，马歇尔把他们叫来，斥责他们使用卑鄙手段，诋毁美国陆军的质量和作用。他警告他们：“如果他们不停止这种勾当，他将出面予以揭露，公开示众。”英国人在受到适当警告之后答应今后不再搞鬼。
李普曼文章中特别激怒马歇尔的一点是，文章暗示美国陆军已经发展过大。而就在此文发表时，尽管征兵法案已经实施一年，美国陆军却只有一个步兵师作好了参战准备，陆军航空兵则只有两个轰炸机中队和三个战斗机大队可以投入战斗。马歇尔十分清楚，即使扩军计划得以顺利进行，到1942年4月，美国也只有三个步兵师、一个装甲军、七个轰炸机大队和七个半战斗机大队能够做好参战准备。而纳粹德国仅在苏联展开的兵力就比美军大50倍。“我们不能参战，因为我们没有做好参战准备。”马歇尔对他的作战计划人员说。
在美国国内掀起反战运动的同时，苏联莫斯科已岌岌可危，而英国人即将丢失中东和苏伊士运河，英国的生命线危在旦夕。在远东，日本人已侵占中国大部地区，其海军正在太平洋扩张，威胁着美国的势力范围。在1941年最后几个月里，对美国来说，战争几乎一触即发，马歇尔将军意识到，美国即将不可避免地卷入战争。
至少有三件事使他作出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
首先，德、意、日三国于1940年底签署了所谓的“钢铁盟约”，保证任何一个缔约国“在受到目前尚未参与欧洲战争或中日战争的某国攻击时”将相互支援。这里的某国显然是指美国，尽管他们强调只有在缔约国遭到“攻击”才提供援助，但马歇尔知道，对这句话完全不可置信。根据纳粹的说法，1939年是由于波兰“进攻”德国才爆发战争的。
第二，日本和苏联签署了为期6年的互不侵犯条约，这就意味着苏联将不介入日本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的任何战争。
第三，1941年夏天纳粹德国侵入苏联。在德军逼近莫斯科以及苏联很可能要亡国的情况下，日本的称霸野心随之增长。他们已经开进印度，正在中国步步进逼。不要多久，他们就将信心十足地来对付美国了。
事实表明，马歇尔将军的战略判断是对的。1941年12月7日星期天，马歇尔将军的秘书迪恩少校正在办公室为参谋长准备一份材料，突然，迪恩抬头看见一名海军士兵挥动着一张薄纸冲进屋来，他看得清上面用铅笔潦草地写的几个大字：“珍珠港被袭。并非演习。”
珍珠港位于太平洋中部夏威夷群岛的阿胡岛西部，东距美国西海岸2090海里，西距日本3200海里，是美国在太平洋上的主要军事基地，也是美国和远东、西太平洋之间的海上交通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40年5月，美国为了遏制日本的扩张，将太平洋舰队从美国西海岸转驻珍珠港。基地内军事设施完善，并有大型修船厂和油库等重要设施，是美国支援太平洋地区作战的主要后勤基地。
日本海军的这次行动是美国历史上遭受损失最大的一次突然袭击。结果，美军伤亡近4000人，4艘战列舰，2艘辅助舰被击沉，另有4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2艘辅助舰严重受损，总计249架各种作战飞机被击毁。因当时几艘航空母舰没在港内才幸免于难。美军大型修船厂和油库可能因日本人计划不周或行动仓促而幸免被炸，尽管如此，美国太平洋舰队已大伤元气。
珍珠港事件使美国人感到震惊，毫无疑问，日本已向美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落到了美国人的头上。
特雷弗·杜普伊上校在一篇题为《珍珠港：谁之过错？》的文章中断言：“如果没有领导上的过失——在某些方面，由于种种原因，珍珠港事件这个重大悲剧就不可能发生。”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严峻挑战：在珍珠港悲剧中，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扮演了什么角色？在多大程度上是属于陆军参谋长领导的失败？自珍珠港遭受袭击以来数十年间，为了查明这场惨祸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官方至少进行过8次详细调查，其中时间最长的一次调查是由国会组织的，记下的数据、证词、结论和介绍共达39卷。对这次事件的讨论和确定责任属谁的尝试显然很广泛。国会的调查研究详尽无疑，其基本结论如下：
实际上，每个人对日本袭击珍珠港的舰队都感到意外。然而，华盛顿和夏威夷的军官们曾充分意识到遭受突然攻击的危险；他们认识到至少日本有用这种方式攻击珍珠港的可能性。他们得到的情报充分证明：战争迫在眉睫。
报告中还写道，华盛顿当局曾预先警告过夏威夷司令部，但那里的指挥官们没有依据这些警告去认真履行其职责。1941年11月24日，马歇尔将军就曾通知驻夏威夷的陆军司令沃尔特·肖特中将，美日外交关系恶化，来自日本的战争威胁已经明确，要求他把计划采取的措施迅速上报。不幸，肖特中将采取的惟一具体步骤，只是注意了对日本人可能进行的内部破坏活动予以防范。
在这次事件中，马歇尔的领导，在一个方面是可以受到批评的，即对肖特将军为对付美日可能发生战争的危险而采取的应变措施，没有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指示。然而，即使这种指责成立，也很难令知情的人信服。1941年时，马歇尔的责任非常繁重，他予以关注的问题实在太多，他必须授权给他的部下，否则，他是难以应付日益繁重的方方面面的工作的，因为他是人，不是神。当一个人指挥着千军万马，而且还必须关注全球战略时，他不可能做到事必躬亲和无微不至。况且，事件发生前的情况也的确错综复杂。
1941年12月6日星期六下午，日本东京外务省给日本驻华盛顿使馆发出预报，说一份内容有14部分的重要电报即将发出，将由大使在以后指定的时间递交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要求使馆人员立即做好准备。美国译电人员截获并破译了这份电报，并于当日下午向包括陆军部在内的有关部门报告了此事。马歇尔后来说他不记得有人曾给他看过这份电报，确实，公文正本上没有他阅过的标记。
当日傍晚，华盛顿译电人员截获了东京发出的分为14部分的电报中的前13部分，以及东京通知日本大使馆有关第14部分电报将于7日凌晨发出的指示。这部分电报十分重要，其内容已清楚地表明日本方面已经拒绝美国的所有建议，意味着美日外交关系已经破裂。陆军参谋部值班参谋鲁弗斯·布拉顿上校携带电报的副本去马歇尔家向他汇报，不巧将军不在家。布拉顿上校等了一会儿，最后不得不把电报带回办公室，把它锁在保密柜里。
罗斯福总统在晚宴结束时收到了这份电报，他看完后说道：“这就是说要开战了。”他抓起电话找斯塔克海军上将，得知他正在剧场里，就决定等第二天早上再同他联系。
12月7日星期天凌晨。破译员收到了从东京发出的电报的第14部分，上面写道：“日本政府不得不遗憾地通知美国政府，鉴于美国政府的态度，它不能不认为，已不能通过进一步谈判达成协议。”并指示日本大使，要他在12月7日下午1时整，把照会全文递交美国国务卿，然后把他的最后一台密码机毁掉。
陆军参谋部布拉顿上校接到这份电报大为震惊，天哪！这就是宣战啊！华盛顿的7日下午1点，正是夏威夷时间7日早晨7点，而在菲律宾刚刚天亮。现在是上午9点，离最后时限只有4个小时了。他急忙抓起电话拨通马歇尔将军家里，接电话的勤务兵说将军骑马去了，布拉顿让勤务兵转告将军，说参谋长一到家就让他亲自开车赶到办公室来。
上午10点30分，马歇尔将军才到达办公室。他看完了电文，马上起草了一份电报，并要工作人员马上把电报发给太平洋战区所有陆军司令部。电文如下：
日本人将于今日东部时间下午1点递交可视为最后通牒的照会。他们并已奉命立即销毁密码机。
我们尚不明白此时间是何含义，但务望随时进入戒备状态。
此时，离最后时限还有1小时40分钟。电报发出前，马歇尔打电话给斯塔克海军上将，谈了事态的紧迫性，并说他已起草了一份电报，是否可以同时通报给太平洋海军司令部。斯塔克将军同意在电报尽处加上“通报海军。”
按正常情况，这份电报将在30分钟内发送完毕，但由于通讯线路出了毛病，无法接通夏威夷的陆军司令部，最后，只好使用普通商用电报线路。结果延误了时间，珍珠港惨遭突然袭击，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一顿痛打。
事后有人指责说，马歇尔遵照罗斯福总统的命令，本来就没有打算把日本进攻珍珠港的威胁通知夏威夷的陆军和海军司令。其推测的理由是，罗斯福想要日本进攻珍珠港，把我们卷入战争。但在以后大量的官方调查中，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实这种指责能够成立。
珍珠港事件，像林肯遇刺、肯尼迪总统遭暗杀等重大历史事件一样，美国人很可能要花几代人的时间去探索。关于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其中有多种因素，迥非寻常。
4. 人事选择
在珍珠港事件中，美国太平洋海军遭到重大打击，损失惨重，但它在军事上的影响并非仅限于此。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凭借其优势的海、空力量加紧了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
不久，美国远东战区司令麦克阿瑟指挥部所在地菲律宾遭到日本人的封锁和包围，那里的局势令人担忧。马歇尔感到眼下难办的是没有那么多优秀军官来协助应付日益紧张而繁杂的局势，这也是他自担任参谋长以来伤透脑筋的问题之一。随着美国处于战争状态，缺乏军官的问题就变得更加尖锐起来。
马歇尔到陆军部后不久，就着手整顿军队。第一步是查阅他手下高级军官的档案，记下了一大批需要退役的人员。那倒不是因为他们不称职，而是因为他们年事已高，都是在军事思想上死抱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不放的老战士。现在到了该把他们清理出去，把比较年轻和更具清新思想的人吸引进来的时候了。他向总统递交了一份建议立即予以退休的将军名单，当此项建议获批准时，他表示他本人在清理工作完成后辞职。他毕竟也是个老战士了，是被他辞退的多数人的同龄人。他明确表示，到了61岁这个年纪，该是让路给更具有才识、更年轻的班子，以应付美国当前面临的严峻挑战的时候了。
总统派人来找马歇尔，告诉他总统根本不考虑马歇尔的辞职问题。总统认为，他的辞意并非出于真心，只有愚蠢的政客才老是辞职，高级军官是不会这样的。马歇尔对罗斯福总统认为他要求辞职是在装样子的想法感到不快，坚决地表示自己当真要辞，甚至提出了一个适合接替他职位的军官。此后，马歇尔收到白宫一封口气更加坚定的回信，告诉他再别提辞职的事，即使再提也不会同意。
在此期间，他需要一些精力充沛、富有才华和比较年轻的军官充当他的助手或担任部队指挥官，协助他处理那些棘手的军事问题，找遍全国陆军兵营，这样的人的确不多。然而，他的小黑皮本上却记着陆军中相当一部分优秀军官的名字。此时，他想起了两个人，一个是艾森豪威尔，另一个是乔治·巴顿。
巴顿少将在一次演习中指挥第2装甲师，他指挥有方，坚决果断，而且大胆自信，给马歇尔留下了深刻印象。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歇尔就认识了巴顿，当时，巴顿在西线接管第一批坦克。他性情急躁，大胆泼辣，全然与马歇尔的风格不同。巴顿喜欢全副武装，炫耀自己。然而，马歇尔不仅喜欢他，而且钦佩他。他在小黑皮本上乔治·巴顿的名字后面写上：“乔治能带领部队赴汤蹈火，但要用一根绳子紧紧套住他的脖子。一有装甲部队就交给他指挥。”
马歇尔把提升艾森豪威尔和巴顿的推荐书送了上去，并很快得到批准。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陆军参谋部作战计划部副部长，巴顿则在装甲部队的指挥岗位上进一步得到提升。
珍珠港事件后大约一星期，艾森豪威尔就奉命到马歇尔参谋长办公室报到。马歇尔知道艾森豪威尔在菲律宾任过职，当过麦克阿瑟的副官，了解远东情况。现在，他要这位新任副部长协助他解决麦克阿瑟正遇到的难题。参谋长简要地给艾森豪威尔讲了菲律宾群岛日趋绝望的最新形势，然后问他：“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作战方针？”艾森豪威尔要求给他一点时间来仔细思考一下。马歇尔叫他过几个小时后再来。
艾森豪威尔回来时显得很冷静。他向参谋长汇报了自己的想法：不管那里的情况怎样，应尽一切努力援助麦克阿瑟将军，但这要突破日本人的严密封锁才行。他怀疑，那里的部队恐怕坚持不了多久。最后他说：
“我们的基地应该设在澳大利亚。”他的意思是最终放弃菲律宾。但马歇尔却不想轻易放弃那里，希望通过尽力援助能够坚守菲律宾要塞，这也正是麦克阿瑟和罗斯福总统的一致想法。
在以后的三个月中，马歇尔将军使用信任、现金、指令以及广泛授权等手段，竭尽全力组织援助，但能够突破日本人的封锁线而送到麦克阿瑟手上的援助物资却很有限。管日本人在菲律宾群岛的登陆战中不断推进，但麦克阿瑟表现得勇敢顽强，在补给严重不足和形势危急的情况下仍坚持奋战。
随着菲律宾群岛局势的不断恶化，马歇尔转而催促麦克阿瑟放弃坚守，撤到澳大利亚。尽管麦克阿瑟不肯这么做，仍坚决表示将同守备部队共存亡，马歇尔不愿看到这种结果。不管麦克阿瑟多么傲慢自负和令人讨厌，他毕竟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官，而大平洋地区未来的作战需要由这样的人来指挥。如果他阵亡或被俘，失去他实在可惜，盟军防御也将受到灾难性的打击，日本人将在心理上获得一个胜利。在马歇尔将军的再三督促下，麦克阿瑟突出包围，撤往澳大利亚。
鉴于麦克阿瑟的勇敢表现，马歇尔将军努力说服总统提升他为四星上将，给这位远东战区司令官颁发荣誉勋章。马歇尔亲自起草嘉奖令，并积极向总统建议，在未来战争中让麦克阿瑟出任太平洋战区盟军司令。
马歇尔为麦克阿瑟作了种种努力，却没能从他本人嘴里得到一句感激的话。“麦克阿瑟以为我们出卖了他，”马歇尔后来说，“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情况使这件事非常非常难办。”
在菲律宾处于困境的同时，夏威夷也遭到日本人的攻击，尽管这两次灾难的损失不如珍珠港那么沉重，但马歇尔认为，这是整个战争期间他所经受的最惨痛的打击。当时和他谈过话的人都没有看到他表现出惊慌失措的样子。
马歇尔也许回想起潘兴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艰难岁月中讲过的一句话：“我决不允许自己表现出忧虑沮丧的样子，以免使我的参谋人员丧失信心。”然而，他难以对马歇尔夫人隐瞒自己的情绪。有天晚上，凯瑟琳注意到马歇尔的脸色极为阴郁，以前她只是在他心情沮丧时才看到过这种表情。孤独沉默的马歇尔没有提到那些悲剧，也不想交谈，而是默默地走进了自己的卧室。凯瑟琳知道这是他心情沉重的表现，可又想不出说点什么帮助他。马歇尔夫人后来写道：“我走过他的门口，进了自己的卧室。”
如果说马歇尔以及同他一起在华盛顿共事的那些人尚能自持的话，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却做不到这一点。整个西海岸处于一片恐惧和流言的骚动之中。有报告说日本人已接近西海岸，无知的揣测演化成了想入非非。总统和陆军部接到了潮水般涌来的请求，呼吁提供更多的军队和防空火炮保卫太平洋沿岸城市，马歇尔深感局势更为繁杂和紧迫，他必须投入到更为繁忙而有效的工作之中：为麦克阿瑟指挥的远东部队增派援军；向美国西海岸调动部队；征募短缺的人手和设备；协调军种之间的关系以及盟国之间的军事事务……
实际上，陆军与海军的关系正面临着考验。由于海军参谋长斯塔克上将对珍珠港事件负有责任而受到处分，被降为美国海军派驻英国皇家海军的联络官，马歇尔与斯塔克三年愉快合作的局面宣告结束。接替斯塔克职位的是一位更难对付的欧尼·金海军上将。
欧尼·金的性格和习惯，与马歇尔将军迥然不同。尽管“他们都喜欢漂亮女人，但情况有所不同，马歇尔一见到漂亮女人便觉得心神爽快，而金一看到富有诱惑力的女人就要动手。金婚后生有六女一子，他的妻子玛蒂在妇女中常被称作是‘长期受苦’的配偶之一。他不仅追求女色，还是个酒鬼……”但他的确很有毅力，以后竟然改掉了自己的弱点。在技术方面，金上将是位难得的精通全面航海技术的优秀军人。在军事思想方面，他有自己的一套作战思想：“战士只靠躲避，只靠抵挡敌人的攻击打不了胜仗”，“胜利要靠进攻，不断进攻，为了能够不断地进攻，即使挨几下狠揍也在所不惜。”
像多数海军官员一样，金一心想为恢复海军的威信而有所作为，渴望把仗打到日本去，来洗雪珍珠港的耻辱。然而，美国和它的盟国目前准备把主要力量集中在欧洲。因此，马歇尔就必须说服这位同事心甘情愿地同陆军合作，以顾全大局，同自己一起来制订目前打败德国和意大利而不是日本所需的复杂计划。
其实，金海军上将倒主动登门拜访了。他决定去陆军部向马歇尔将军作一番自我介绍，并进行一次非正式交谈。他忽略了事先通知马歇尔他要去，而以为一走进马歇尔的办公楼，副官就会认出他并立即禀报。他不知道，陆军部的工作方式和海军部大不相同。
“我的接待室在我办公室过道对面，”马歇尔后来说，“由一位年轻妇女负责。我特意不在那里放一个身着军服的副官，因为我要同许多文职人员打交道，……因为每天有许多国会议员来访，我认为最好不要用铁板着脸的军人做接待工作。……结果，金上将前来看我，我并不知道，所以就在接待室里由这位妇女接待了。是呀，他是海军首脑，你到海军部他的办公室时，会有一位海军副官前来欢迎你，彬彬有礼地引你去见他。事情做的很合乎礼节，也很有效率。可是，这里却由一位年轻妇女来接待海军上将，而且没让他马上见到我。”
当时，马歇尔正在门厅对面同一位怒气冲冲的澳大利亚部长谈话。谈话结束后，他才得知金海军上将曾经来过，等着见他，后来愤然离去了。马歇尔毫不犹豫，抓起帽子，急忙赶到海军部金的办公室。没等对方表示欢迎，马歇尔就开始向金解释为什么让他久等。他接着说：“将军，我认为这很重要。要是在战争一开始，您我就争吵起来，那么不知公众会怎样来议论我们呢？他们连一分钟也容忍不了。我们不能相互斗气。我们可得想法搞好关系。”
金绷着脸一声不吭，长时间盯着他，然后突然放松下来，“有劳您大驾光临，您真是宽宏大量了。即使我们合不来，也可以互相走走嘛。”他停了一下。接着说：“我们能合得来。”
然而，后来还是出现了几次“非常恶劣的斗气。”1942年春，马歇尔说服他的海军同僚，同意成立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涉及有关两个军种的问题和制定联合作战计划。联席会议由四人组成，其中包括马歇尔和金。第三名成员是海军的威廉·莱希海军上将，他不是金的朋友，同罗斯福总统交情很深，而且非常钦佩马歇尔。第四位成员是马歇尔的副手——陆军航空兵的首脑阿诺德将军。几个回合的讨论之后，金表示他愿意服从美、英两国确定的战略重点——集中力量于欧洲首先打败纳粹，但有一个附加条件，即海军必须有所行动以确保及早打垮德、意、日法西斯。马歇尔真正担心的并不是美国军界有人扯皮，而是盟国会不会从中作梗。事实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1941年12月，美、英两国首脑在华盛顿首次举行战时会议。会议期间，马歇尔就发现英国人态度犹豫，他们似乎并不希望盟军过早地在法国登陆。1942年6月，马歇尔飞往伦敦，同英国人商谈未来的作战计划。当英国首相丘吉尔听完马歇尔介绍1942年进攻欧洲的“铁锤行动”计划后，微笑着向马歇尔举起酒杯说：“我完全同意这一计划。”马歇尔此行似乎大功告成了。其实，英国人并没有认真听取他的计划，他们另有打算，而马歇尔竟信以为真了。
当马歇尔高兴地回到华盛顿，着手制订制造登陆舰艇和训练舰艇操作人员的计划时，英国人的注意力却集中在中东地区。英国军队在中东西部沙漠被隆美尔指挥下的纳粹机械化兵团打得一路败北，退回埃及，开罗和苏伊士运河受到了严重威胁。在遭到如此挫败的情况下，谁还会考虑渡海登陆作战呢？此后不久，丘吉尔再次来到华盛顿。英国人反复强调中东地区的重要性和那里局势的严重性，他们坚持认为，当前应集中力量进攻法属北非，而不是渡海登陆作战。
马歇尔大吃一惊。以后，他在同盟国打交道方面就更为老练得多了。但这一次，他的确被英国人随随便便背信弃义的行为大为激怒。他进行了反击。他重新改写了艾森豪威尔起草过的一份备忘录，并在金海军上将和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的支持下，于1942年7月10日给总统呈送了如下信件：
如果美国不能坚定不移地全力执行“博勒罗”计划（横渡英吉利海峡集结兵力计划），转而到任何其他地方作战的话，我们坚决主张转向太平洋，给日本以毁灭性打击。换言之，除空袭外，对德国采取防御态势，而将全力转向太平洋。
这正是金海军上将希望马歇尔讲的话。但总统猜得对，马歇尔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过是出于意外的斗气。总统本人有时也难免意气用事，但他不允许他的部下任性使气。罗斯福总统清楚不过地明确表示，他要美国部队和英国盟友并肩战斗，并希望能在大选前实现。
5. 军政之间
美国军队历来的传统是军官和政治完全分离，军官在政治争论中不站在任何一方，不竞选公职，经常不投票。马歇尔和多数职业军官一样，对政治抱有一种冷漠和鄙视的态度。但他逐渐发现，军事和政治常常难以分开，当他认为是正确的军事判断被政府当局忽视或否定时，他很难同他们妥协。
1942年初，美、英两国在关于未来作战的会谈中做出决定，美国必须在当年采取进攻行动。但是，马歇尔将军精心制定的进攻欧洲的作战计划被无限期地推迟了，主要是因为丘吉尔不相信美军进攻欧洲的准备能如期完成，他坚持认为，按马歇尔的计划行动不可能取得成功，一旦失败，将对今后的战争努力产生致命的打击。此时，美国大选即将开始，罗斯福总统希望美军能尽早投入进攻，以便对他连任总统起到积极作用。这两位领袖在会谈中决定于1942年进攻北非，代号为“火炬行动。”
美国军界多数领导人强烈反对这项决定，他们仍希望于1943年进攻欧洲。他们认为，在英吉利海峡彼岸打击德军，是尽快打败纳粹的最佳途径。而“火炬行动”将把力量投向一个非决定性的战略方向，造成力量分散和兵力消耗，必然进一步推迟进攻欧洲的行动。马歇尔和陆军参谋部尽可能地提出反对意见，但是，美、英两国首脑已经决定进攻北非，政治上的理由是很明显的，政治终将决定军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总统不顾他的军事顾问的反对，完全自作主张的事情不多，这件事是其中之一。决定之后，马歇尔将军和他的参谋军官们，开始忙于按照总统的命令制订和完善进攻北非的战役计划。
尽管马歇尔从一开始接受这项任务就很勉强，但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还是全身心投入到这项工作之中。在制订“火炬行动”计划期间，美、英双方计划人员就进攻地点和进攻方式争论不休，白白浪费了几个星期的时间。英国人主张经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攻打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纳粹基地。马歇尔则力主稳扎稳打，不进入地中海，而在摩洛哥的大西洋沿岸登陆，以便在形势不利时，易于从摩洛哥把部队重新运走。双方最后达成一个折衷方案，决定同时在两地登陆。但是，漫长的讨论意味着赶不上在美国大选前发起进攻，马歇尔对此丝毫没有感到不安。他们怎么能在战争期间像平时那样玩弄政治把戏呢？
“火炬行动”计划总算制订了出来，马歇尔去白宫向总统汇报计划时，罗斯福做了一个祈祷的手势，说：“请您在大选前付诸实施吧。”
马歇尔本来可以当即答应他，然而他没有，只是简单地回答说他将尽力而为。同时，他指出，英国人应该能够助民主党人所需要的一臂之力。英国蒙哥马利将军计划在美国大选前三个星期，在埃及沙漠向纳粹发动进攻。罗斯福总统听到这一消息，不但没有感到高兴，反而引起了警觉。“叫他们别打！”总统大声喊道：“英国人总是吃败仗。”
马歇尔深知部分参战的美国部队还缺乏实战经验，但他们都参加过实兵演练，他对首次进攻行动充满信心。他告诉英国人，美国将派最优秀的指挥官，率领美国陆军所能集结的精锐部队和装备，同他们并肩作战。双方都倾向于由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这次战役的总指挥。马歇尔还必须为美国参战部队挑选精明强干的若干指挥官。
马歇尔把艾森豪威尔召回华盛顿，商量由谁指挥美军登陆部队。他们一起翻阅了马歇尔那个小黑皮本，为美国陆军选任参加此次大战的第一个主战役的若干指挥官。巴顿是首批中选人之一，他将率领一支特遣部队在卡萨布兰卡附近登陆。随后，他们又选中其他一些人，其中有霍奇斯、辛普森以及卢卡斯等几位将军，他们都是马歇尔昔日的同学或本宁堡的老同事，再就是史密斯和克拉克这样的密友。
艾森豪威尔对参谋长选中的另外两名军官有些犹豫。一个是马歇尔的老同学艾伦少将，传说他“好斗成性，平时爱树敌，战时易交友。”正如艾森豪威尔所知，艾伦在不打仗时容易产生急躁情绪，坐立不安，经常外出找一些不一定是敌人的人打仗。艾森豪威尔勉强同意艾伦当师长，据说只要把他放在前线去对付顽固的敌人，艾伦就会干得很出色。结果确实如此，艾伦打了几个大胜仗。然而，在不同德国人打仗，他的部队被调到后方休整时，就得把他调回国去。
马歇尔的另一个朋友弗雷登多尔少将，同艾森豪威尔相处并不和睦。这位身材矮胖，生性好斗的步兵指挥官，在北非指挥第2军，一开始干得很出色。艾森豪威尔给参谋长写信，“我庆幸您竭力推荐弗雷登多尔给我的那一天，我高兴地承认，我早先对他的疑虑毫无根据。”不幸的是，疑虑并非毫无根据。在以后的一次战斗中，因弗雷登多尔指挥不力，许多美国士兵阵亡或被俘，丢失了大量武器装备。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把弗雷登多尔撤职，派巴顿将军前往那里挽救危局。
最后，马歇尔给艾森豪威尔将军派去一位美军有史以来最有才干的军官。此人就是艾森豪威尔的老同学、马歇尔在本宁堡和华盛顿的部下布莱德雷将军。马歇尔非常赞赏布莱德雷的指挥才能，派他去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把最杰出的人交给了艾森豪威尔。这是一个英明的抉择，为后来大战的重心转到法国后，盟国之间成功的军事合作铺平了道路。
进攻北非战役由英国人率先打响，结果，英国人在阿拉曼打了胜仗，但这对美国大选并没有产生多少影响。美国选民们希望听到美国军队参战的消息。然而，当选民们在1942年11月3日开始投票时，美军还没有投入战斗。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大选结果对民主党人很不利，使罗斯福对政府的控制面临着危险。民主党在众议院失去87席，在参议院失去10席。
五天以后，在令人沮丧的选举结果统计出来之后，马歇尔派麦卡锡去白宫告诉总统的新闻秘书厄尔利：“美国陆军将于次日在北非登陆。”
“你现在倒跟我说起这个来了，”厄尔利气势汹汹地说，“为什么，为什么你们不在一星期前登陆？”
“现已作出在北非登陆的决定，”马歇尔后来说，“我们做了巨大的努力才使一切准备就绪。有几个师只受过部分训练，而且训练质量很差，装备难以配齐。艾森豪威尔认为，在英国仓库里有他所需要的足够装备，可是都分散在英国各地的小仓库里，等到艾森豪威尔想把装备运到非洲时，却找不到这些东西的下落。英国没有我们使用大仓库的经验，而是临时凑合。所以，明明物资在英国，我们却不得不从美国运物资到非洲去。”美国陆军在北非经受了艰苦的，有时是令人颤栗的战火洗礼。
北非战役胜利结束后，盟国首脑定于1943年1月在卡萨布兰卡召开一次作战会议，商讨未来的作战问题。为了准备参加这次会议，1942年12月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天天都在紧张工作，以便拿出一份周密的计划来同伦敦盟友商谈。
海军参谋长金上将力争扩大太平洋海军力量，主张把北非登陆的舰艇调到亚洲去对付日本人。陆军航空兵司令阿诺德将军提出一个从英国出动重型轰炸机，空袭德国本土基地和其在欧洲占领区的基地计划。马歇尔将军提出了1943年夏天横渡英吉利海峡，在法国登陆的详细作战方案（他任命新任作战计划部部长魏德迈将军为他制订的）。
罗斯福总统坚持下一步进攻的重点仍是欧洲，而不是太平洋地区。美国要进行一场对纳粹的大规模空袭作战，大批量的飞机正在美国源源出厂，但是，鉴于经过训练的机组人员仍然奇缺，在把他们培养出来前，在德国和欧洲进行空战的重任仍将由英国空军承担。关于马歇尔1943年进攻欧洲的打算，总统没有具体表态，只是说还要同盟国作进一步的研究。
作为马歇尔计划的筹划人，魏德迈本人并不完全赞同这一计划。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劝马歇尔将军，即使1943年登陆成功，其结果也必将是一场惨败。即使有足够的美国地面部队，但他们严重训练不足，顶不住久经沙场的德国军队。马歇尔将军坚持自己的主张，并严厉命令魏德迈去抓紧制订和完善进攻欧洲的详细作战方案，叫他拿不出方案别回来。
魏德迈连续干了72个小时，制定出一个高水平的作战方案，参谋长看后连声表示满意。“我们要在卡萨布兰卡把计划突然抛给英国人，这就会产生良好印象，”他说。魏德迈建议马歇尔将军，要做到那样，就得小心谨慎，绝不要把计划中的任何细节透露给任何人。他非常清楚，英国人会一如既往地坚持反对1943年横渡英吉利海峡作战，因此，魏德迈担心，如果英国人在卡萨布兰卡会议前获悉这份绝密计划的细节，他们就有足够时间去研究它，找出它的缺点并让它付诸东流。
1942年除夕，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和他们的计划工作人员放下紧张的工作，聚集在陆军部庆祝马歇尔将军62岁生日。庆祝会由陆军部长史汀生主持。出席会议的少数外宾之一是英国驻华盛顿的首席联络官、陆军元帅迪尔爵士。
迪尔在华盛顿同多数人都相处得很好，他与马歇尔的关系最为亲密。他沉着、聪敏、具有广泛的军事知识，给马歇尔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快就成为马歇尔的几个知己之一。在战争期间，他们建立起来的联系如此密切和真诚，以致彼此对各自国家和军队最核心的机密也不保密，相信这样做会有利于战时美、英两国的精诚合作。
陆军部长史汀生与马歇尔的关系一向很好。在史汀生看来，马歇尔的生日，既是一位将军和朋友的生日，也是他个人的喜日。当他举杯为马歇尔将军敬酒时，他提到这个除夕之夜标志着盟国战争前途的一个转折点。
确实有一些成绩值得庆祝。美国已在珊瑚岛和中途岛海战中遏制了日本人在太平洋的进攻，苏联在斯大林格勒扭转了抗击纳粹的局势；在北非战场，美国军队和由蒙哥马利指挥的英国第8集团军，击退了纳粹的杰出指挥官隆美尔指挥下的德国非洲军团；马歇尔在美国参战后的一年时间里，把美国陆军的兵力几乎翻了一番（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为540万人，即73个现役师和167个战斗飞行大队）。此外，他们终于看到了纳粹战争机器在卡萨布兰卡至突尼斯一线停止了运转。
但是，十天之后，马歇尔碰到了麻烦事，他显得心事重重。当美、英首脑在卡萨布兰卡坐下来讨论未来作战计划时，英国将军们把马歇尔最得意的登陆计划数落了一番，而且抛在了一边。毫无疑问，有人把他精心准备出来的全部计划的细节，即1943年横渡英吉利海峡的作战方案，详细地泄露给了英国人。
魏德迈心里明白是参谋长的那位密友迪尔爵士“把马歇尔给出卖了。”会后，他给马歇尔将军写了一份备忘录，提醒参谋长以后要提高警惕。马歇尔牢记了这次教训，类似的事件以后再也没有发生。但此后，他同迪尔的关系非但没有疏远，反而更加密切。不过从那以后，这两位密友在交谈国家机密时，都严格遵守诺言以及等价交换的原则。
英国人的计划在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占了上风，但那是丘吉尔和他的军事首脑最后一次左右盟国会议。他们似乎料到，美国人将在下次会议上准备得更好，所以，就竭力争取在这次会议上争取主动，多取得一些成果。
6. 家事与国事
马歇尔对妻子凯瑟琳一往情深是没人怀疑的，但有时他也让她感到难以忍受。马歇尔深爱他的教女罗斯，在他心目中，罗斯是同他前妻莉莉联系在一起的，每当罗斯到家里来看望他们，马歇尔总不免把凯瑟琳叫做“莉莉。”一天，罗斯对这件事再也忍不住了。
“上校，”她说，“您是个了不起的军官，但您在对待女人问题上却是个十足的傻瓜。请您别再叫凯瑟琳‘莉莉’了，好吗？”
马歇尔不禁一愣，随后笑着说，凯瑟琳不是计较那种小事的人，她会谅解他的。
“也许吧，”罗斯说，“她当然会谅解，但不等于说她喜欢这样。”
马歇尔郑重其事地保证今后一定记住，但他从来没有记住过。没有证据表明，凯瑟琳曾向丈夫提起过这件事。凯瑟琳了解军人职业，从她嫁给他那天起，她就知道马歇尔同其他职业军人一样是把事业看成高于一切的人。他如今是陆军参谋长，一天24小时都全神贯注于组织和指挥军队打赢这场战争。看到他整天忙忙碌碌，她总想多给丈夫一些帮助，却不知能帮些什么。有些人羡慕马歇尔，因为他在首都华盛顿工作，晚上经常可以回家同妻子在一起，周末也可以同家人共同娱乐，而数百万美国官兵此刻却在世界各地服役，与妻儿天各一方。但凯瑟琳非常清楚，她丈夫也十分羡慕他们，焦急地盼望有朝一日能离开华盛顿，奔赴海外，参加战斗。马歇尔并没有对妻子隐瞒这一点。凯瑟琳知道，盟军在欧洲登陆的时刻即将来临，她丈夫希望能亲临战场，指挥千军万马。
凯瑟琳深爱自己的三个孩子，并为他们的前途而操心，但她从来不敢让丈夫利用职务之便为孩子们谋方便。这倒不是因为马歇尔对子女们不好，而是她深知乔治不是那种公私兼顾之人。马歇尔一直希望能有自己的孩子，但此时他已不再指望要孩子，不过他的继女罗斯，以及凯瑟琳的两个儿子克里夫顿、艾伦和女儿莫莉使他得到了幸福的补偿。马歇尔与凯瑟琳结婚后，一直都很喜爱这三个孩子，尤其是小儿子艾伦。
他们结婚时，艾伦刚满10岁。他与小儿子之间建立起来的亲密程度是他与克里夫顿之间从未达到的。马歇尔对艾伦所做的事都极感兴趣，并教他如何妥善利用时间。当艾伦对玛格丽特·谢登小姐产生兴趣并开始谈论结婚时，他很高兴。1940年6月，这是马歇尔工作最繁忙的一段日子，但他还是设法挤出时间参加了艾伦与玛格丽特的婚礼。年轻夫妇的头几封信使他感到高兴，7月中他给小儿子的一封回信，流露出作父亲的自豪感和作家长的豪爽：
关于你料理家务的初步介绍，使你妈妈很激动。我猜想到目前为止，你们还不至于为洗澡间里的牙膏、地板上的衬衣以及在家里其他一些随随便便的作法而吵架吧。如果你们能不被令人讨厌的表面现象所激怒，那么剩下的一些调整就轻而易举了。
现在，艾伦已经有了一个儿子，仍志愿参军到装甲部队，作为列兵被送往诺克斯堡训练学校受训。尽管凯瑟琳很关注儿子的前程，但她无能为力，只能靠儿子自己去奋斗。艾伦在诺克斯堡训练中心表现不错。在他即将得到军官委任时，训练中心主任写信问他的继父是否愿意参加这位年轻人的毕业典礼。此事遭到马歇尔的断然拒绝，参谋长在复信中说：
“说实在的，我非常希望艾伦能在学校完成训练而不暴露他的身份，我现在请您设法不要让他的毕业之事涉及他与我的关系。现在大家都知道他是我的继子。这一事实本身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靠他自己努力所赢得的荣誉，这件事公之于众使我深感不安。”
当艾伦被任命为装甲兵少尉并将开赴北非时，马歇尔亲自召集全家，为小儿子饯行。这位年轻少尉一到战区，参谋长就向为数不多的几个知道他们关系的人交待清楚，不要给他特殊照顾，任何高级司令官若要提拔他，都要认真考察他的考绩报告。
凯瑟琳抱怨说，这对她儿子不公平。她恳请道：“至少不应因他是亲属而整他呀。”马歇尔承认情况是这样，但坚持认为这涉及一个比艾伦的发展前途更重要的原则问题，绝不能让人说参谋长为他的儿子捞取好处，宁可让艾伦多吃点苦，也不要招惹流言蜚语。
结果，艾伦少尉没有留在指挥机关，而是被安排到前线部队。他参加了北非登陆作战和西西里进攻战，后来调到一支新西兰部队，在意大利蒙特卡西诺山谷浴血奋战，这使他比大多数同级军官经受了更多战火的考验。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对我来说跟谁在一起打仗都无所谓，只要像那些家伙说的，能够‘上场’就行。”
马歇尔在去参加一次晚宴之前给艾伦回信说：“我真想你能同我一起去赴宴，……你比我去赴宴更能享受口福，也会取得更佳效果。”他最后写道：“再说，你还年轻，我真想变成年轻人去泥里摸爬滚打，而不愿像现在这样，一把年纪坐在办公椅上度日。不过，我过去的许多时光好像是在野外度过的，在泥地里跋涉的经历就更不用提了。祝你好运，愿上帝保佑你。”
艾伦在1943年初以前运气一直不错，可就在5月29日那天，灾难降临了。当时，他驾驶着先头坦克向罗马北部阿尔班丘陵搜索前进，就在他停车揭开坦克顶盖，把望远镜举到眼边观察地形时，从附近一所由残存德军扼守的建筑物里射来的子弹射穿了他的头部，他当场身亡。
凯瑟琳为失去爱子悲痛万分。马歇尔也为他心爱的继子阵亡备感痛心。在华盛顿的追思礼拜上，当他面对着艾伦年轻的寡妻玛格丽特和失去父亲的孩子时，他多年来第一次几乎失声痛哭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马歇尔也许会动心来为大儿子克里夫顿的前程稍事活动，而此时克里夫顿也正有求于他的继父。克里夫顿的脚有病，曾做过几次手术，尽管这样，他也志愿参军，勉强通过体检，并被送到新兵训练营和预备军官学校受训，随后被任命为驻守弗吉尼亚的一个高炮团的军官。几个月后，他感到工作枯燥乏味，渴望像弟弟一样出国参加战斗。他开始不断给母亲写信和打电话，央求她对“上校”施加影响，安排他出国参战。
凯瑟琳告诉克里夫顿，她不可能过问这件事。她与丈夫有一条严格的规矩：在任何情况下绝不干涉丈夫的军务，特别是涉及有关子女之事。于是，克里夫顿向母亲建议，可以不让继父知道，只用参谋长夫人的名义，把他的名字报给陆军部人事行政部，安排他出国服役。凯瑟琳用坚定的口气回答儿子说：“不行！”
有一件事她没有告诉儿子。她曾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用过马歇尔夫人的名义，已经有过一次沉痛的教训。那一次不是为了儿子，而是为了她丈夫心爱的狗。有一次，马歇尔因公外出，他的爱犬“弗利特”再一次走失了。凯瑟琳找遍了大街小巷，还是哪儿都不见它的踪影。正在急得不知所措时，电话铃响了。海军部一个守夜人来电话告诉她，他找到了她的狗，狗的颈圈上还有名字和号码。凯瑟琳喜出望外，准备马上带上钱去领狗。
那人说他不要钱，只希望她利用将军的影响替他在海军里找个好差事。她表示不行，说她根本不可能那么去做。那人威胁她还想不想领回她的狗。她知道乔治过几个小时就要回家，为了能尽快把“弗利特”领回来，她只好答应说，她愿意为此写一封推荐信，信将由通信员送给他，一手交狗，一手交信。
当天晚饭后，凯瑟琳对丈夫说起了这件事。马歇尔听后大发雷霆，说她根本不该做那种事。作为他的妻子，即使是被敲诈勒索，滥用他的职权去那样做也是不能容忍的。他宁愿不要这只狗也不能那么干。他的脾气如此之大，凯瑟琳哭了。于是，他缓和下来并走过去安慰她。但不一会儿，她刚擦干眼泪，他又提起这件事，似乎还在生气，“你到底为那人写了什么样的信？那人指望在海军里换个什么样的差事呢？”马歇尔问道。
“我想你总会问起这一点的，”凯瑟琳说，“我留了份底稿呢。”她走到写字台旁，取出一张纸递给他。马歇尔读了上面的两行字：
致美国海军有关人士：
持此信者善于捕狗。
凯瑟琳·T·马歇尔
马歇尔沉默了片刻，然后大笑起来。
自此以后，即使为了儿子，凯瑟琳也不愿再干这种事了。她告诉克里夫顿，他得自己想办法。时隔不久，马歇尔从助手弗兰克·麦卡锡那里得知克里夫顿希望到海外参战的想法。麦卡锡认为，没有任何理由不让克里夫顿去海外作战。在得到参谋长同意后，他为克里夫顿作了安排，把他调到北非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下的一支高炮部队。
遵照马歇尔将军的指示，麦卡锡在为克里夫顿作调动安排时还特别嘱咐，除了艾森豪威尔司令部经手此事的人外，不要让其他任何人知道克里夫顿是谁，也不要告诉他是谁为他作了调动安排。但马歇尔对继子调动一事仍放心不下。当他听说克里夫顿被安排在阿尔及尔最高司令部直属的一个炮兵营工作时，便亲自给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史密斯将军发电报说：“我不想让我的继子在最高司令部任职。我曾经让麦卡锡想尽一切办法避免把他同我的关系泄露出去，以免使别人为难。”
史密斯回电说：“……我将按照将军的指示办理。”结果，克里夫顿被调到更接近突尼斯前线的炮兵旅任职。后来，他在参加防空战中表现得不错。
随后又出了麻烦事，至少在马歇尔看来是这样。克里夫顿给继父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写道：
我还想求您另外一件事，斯特耶将军和丘吉尔上校两人（都是陆军医学专家）检查了我的脚病，告诉我还得做手术和植皮，……从一切迹象看，这个旅部在几周内就要撤消，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在旅部撤消前回美国做手术，以免在这里闲呆几个月，然后再在国内医院里躺上几个月。我只希望您同意我这么办，我自己可以把一切安排妥当，毋需您亲自过问。我的手术做完之后，如果太平洋战争还在进行，我将设法随高炮部队到那里……
马歇尔看完信勃然大怒。在他看来他最担心的事得到了证实，他的继子是在拉关系把自己调离北非战场。尽管他喜欢他的继子，但他绝不能让这种事听之任之。他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写给阿尔及利亚盟军司令部军医局副局长斯特耶将军。他概述了克里夫顿的来信内容后写道：
我对此事万分不安，尤其是信中最后一句：“我自己可以把一切安排妥当，毋需您亲自过问。”因为在我看来，要么是你们军医们认为他有必要回国治疗，要么是他凭借这一事实，靠我的某种影响要求回国。把克里夫顿调到地中海战区，担任非战斗勤务，是我作的一次破例安排。他当初急于出国作战，他在那里工作还不到一年时间……
我不给张三李四办的事，也绝不给他办。鉴于他已同你们谈过此事，所以我不揣冒昧，径直向你们表明我的态度。成千上万的军官已经在海外服役两年以上，其中有些人多次患上疟疾，急于回国，有几起为了把他们弄回国，给国家造成了很大压力的事件。我决不能为自家的亲人开后门。您对此事有何意见，请电告……
马歇尔接到斯特耶将军的复信后，给克里夫顿写信说：
我现在给你写信，谈谈你回国手术一事。你说，如果我不反对，你就能在那边安排妥当。这就实在使我非常之为难了。因为，如果你的病需要手术，他们毋需考虑我的面子，就会送你回国。然而，他们并没有让你动手术，这说明你无此必要。但是，为了确保你能得到公正的待遇，我同斯特耶将军取得了联系，他复电说：只要轻度的长期残疾不致加重，任何人都没有理由通过医务系统或其他特殊渠道后送。
你必须明白，现有数以千计的人正在以这样那样的理由争取回国，其中大多数人都已在海外服役两年以上，要不是靠你同我的关系，不能设想凭你自己的推荐就能回国。你在给我的前一两封信和给你母亲的信中已经提到这件事。我对此至今未作表态，因为你提出来的事使人为难。
过去你提出到地中海战区是你要求去的，我们作了必要的安排，只是为了使你不受非战斗勤务类别的影响，而你在那里的时间还不到一年。……望你不要向斯特耶将军再提此事，因为这同样使他为难。如果你的脚恶化，那就去找医生，请他作出决定。
克里夫顿就这样给卡住了。如果他是一个没有上层关系的普通军官，可能早已设法找路子把自己弄回国了。继父的训斥制住了他，他甚至不敢利用熟人关系找门路回国，惟恐激怒了继父而使母亲难过。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才回到美国，住进一家医院动手术。
在处理公私关系方面，马歇尔不仅对亲属特别严厉，而且也同样要求他的部属和高级军官身体力行。谁要是想拉关系走后门，不管是为自己还是为别人，必将自找苦吃。
罗纳德·里根总统可能一直还不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当时陆军部麦卡锡少校写给里根的一封信，里根差点丢掉陆军航空兵军官的资格。麦卡锡曾经在好莱坞做过事，他到马歇尔手下工作后，仍随时留心电影界的消息。1942年4月，他看到有关里根的一条消息后，马上通过好莱坞华纳兄弟影片公司转给里根一封信：
亲爱的罗尼：
我刚从报上看到你将于4月19日参加陆军，不知你是作为预备军官，还是作为士兵参军。
虽然自从1938年夏天（当时我在好莱坞为影片《新同学老弟》做技术顾问）以后再没有见到你，但我始终没有忘记当时同你的愉快交往。我认为，如果你作为士兵入伍，你一定要在三个月后千方百计争取进入预备军官学校获得委任。为此，如果你认为有必要让我来当你的举荐人的话，希望不要客气。我觉得没有其他人比你更值得我来推荐的了。
请代向简·怀曼问候，我仍认为她是好莱坞最有魅力的姑娘。如能见到韦恩·莫里斯、杰夫·林恩、约翰·佩恩、鲍勃·洛德和卡罗尔·萨克斯时，也请代为致意。
真诚的
参谋长助理秘书
弗兰克·麦卡锡少校
于参谋部
马歇尔在翻阅档案时看到了这封信，顿时大发雷霆。他狠狠训斥麦卡锡，竟敢利用职权照顾好莱坞朋友，他还打算同里根的训练基地司令官联系，嘱咐他们不管里根多么符合条件，也不要让他进预备军官学校。麦卡锡尽力说服参谋长，这样做对里根极不公平，因为他并没有央求我写这封信。后来这位未来的美国总统还是当上了军官，殊不知他差一点就不得不以普通一兵的身份熬过这场战争。
马歇尔有时对违纪的将军也极为严厉。他的作风严肃，但不过分拘谨。他知道有些军官在工余时间经常酗酒或追求女色，他对此并不求全责备，只要求他们谨慎从事，不致引起非论或造成丑闻。但在他们招惹了是非之后，他便对他们不客气了。有一次，他听说驻开罗的美军中东航空队司令刘易斯·H·布里尔顿将军公然目无法纪，便派一信使把一封
“机密亲启”信件送往中东。信的措辞尖锐，直截了当：
亲爱的布里尔顿：
我从官方和非官方听到一些消息，说你同你的女秘书的关系在印度和埃及成了笑料和有损声誉的话题。本来我无意过问军官与军事任务无关的私人生活。然而，你身为地位显要的海外战区司令官，要求你在私生活上绝不能引起有损于美国陆军威信的非议。我要明确指出，你在这方面的任何缺陷都会使我对你的指挥效能失去信心。
我希望你把你的女秘书辞掉，如果可行，就让她回到她的永久居住地去。你要禁止你的部下因公外出时带女秘书同行。执行这些指示的情况，请尽快用机密亲启件送我。
布里尔顿赶快把他的女秘书送回美国，真诚地保证今后一定奉公守法。之后不到一年，马歇尔当众表扬了他在中东战区指挥空战的工作，从没有因为他在私生活上的过失而私下指责他。
7. 夙愿难遂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局终于开始出现转折。苏联军队在斯大林格勒一线粉碎了德军的进攻，并开始组织大规模反攻；美、英联军已在非洲全境打垮了不可一世的德国将领隆美尔的非洲军团，现在隆美尔已经回国向希特勒解释战败的原因；盟军在意大利登陆后，沿着半岛向罗马挺进，在纳粹控制下的欧洲取得了一个立足点；尽管日本人仍占据着中国大部和东南亚大片地区，但中国组织起来的有效的人民战争和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坚决抵抗，使日本人的形势每况愈下，日本国力已出现严重衰败的迹象。
马歇尔曾希望在1942年开始反攻，因后勤问题未能实现。后来又计划在1943年夏季在法国登陆，又因英国人坚决反对成了泡影。而现在已经到了1944年前夕，马歇尔和他的计划人员决心在1944年内渡过英吉利海峡同敌人大战一场，最后发起一场一举消灭纳粹的战略决战。
早在1942年，美、英两国首脑开始商议未来作战大计的同时，就在考虑未来盟军最高统帅的人选问题，并初步达成协议：盟军最高统帅将由一位英国军官担任。假如盟军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反攻行动按照马歇尔的计划于1942年或1943年进行的话，盟军最高统帅可能是英国人，而不是美国人。而现在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了，由于马歇尔将军的远见卓识和组织才能，已经培育出一支训练有素的大军，美国在盟军中的兵力和物资都大大超过了英国。在这种情况下，丘吉尔别无选择，只能同意罗斯福的合理主张，即由一位美国将军来指挥盟军。
在两国首脑一致同意由美国人出任盟军统帅后，又过了18个月罗斯福总统才提名。在此期间，丘吉尔首相建议由马歇尔将军出任盟军最高统帅，并几次催促罗斯福总统尽早做出决定。1943年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问罗斯福：“谁将指挥‘霸王行动’？”总统回答说还没有定下来。斯大林表示他赞成由马歇尔将军担任这一职务。
英国人对马歇尔很信任，也很尊敬。他们认为，马歇尔将军虽然忠于美国，但在危急时刻，他能够为盟国利益作出努力和牺牲。
一年前，英国控制下的埃及和苏伊士运河受到德军的严重威胁，迫切需要物资援助。当时美国刚刚参战，他们的师团正在加紧扩军备战。丘吉尔前往华盛顿，在同罗斯福商议中东和非洲作战问题的同时，提出请求美国提供武器援助问题，以挽救那里的危局。于是，总统召来了马歇尔将军，告诉他盟军陷于困境，急需一些“谢尔曼”式坦克。马歇尔说：“总统先生，那些坦克刚刚拨给第1装甲师，要从士兵手中拿走武器是不行的。但既然英国人非要这批坦克不可，那就给他们100辆吧，马上就给。”在危急之时，马歇尔慷慨援助，英国人始终没有忘记这件事。
现在，马歇尔不仅赢得了英国人的尊重和信任，而且普遍受到美国军内外人士的崇敬。人们不会忘记，早在两年前，马歇尔就对未来战争形势作出了准确判断，并默默无闻地为必要的军事准备而东奔西走。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和菲律宾要害遭到日本人的突然袭击，损失惨重，以后，纳粹德国在欧洲和北非发起进攻的同时，又以“闪击战”突然进攻苏联，这时，美国人包括那些孤立主义分子们才如梦初醒，对这场战争的目的、性质、规模和世界面临的威胁才略有所知。无形之中，他们感到马歇尔将军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具有远见卓识，尤其是他为国家利益和远大目标不懈奋斗的敬业精神令他们钦佩。如今美国陆军和航空兵正在全世界6条不同的战线上作战，战争规模之庞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正是由于马歇尔将军在华盛顿出色的指挥工作，以及他对军事需要的轻重缓急了如指掌，才避免了混乱、恐慌和不必要的损失。
当时，罗斯福还没有表态是否参加连任总统竞选，于是，国内有人发起一场运动，要提名马歇尔为194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并得到一些国会议员的支持。马歇尔当即加以阻拦，坚决表示他不可能而且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从政的军人。此后，众议院又提议授予马歇尔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高荣誉——陆军元帅军衔，罗斯福对此表示赞同，并拟定了一个法案提交国会讨论。马歇尔又一次表示坚决不同意。他公开表示，如果今后把他称为“马歇尔元帅”，听起来叫人别扭，他不能接受这个军衔。然而，他私下承认，他真正反对这一动议的理由，是美国历史上有许多像潘兴一样的伟大军人，而他们没有陆军元帅军衔，潘兴将军如今还在医院里卧床不起，他不想让他们的地位和感情受到伤害。
美国著名广播演说家埃里克·塞瓦赖德在一次广播讲话中，盛赞马歇尔放弃最高军衔的决定：“事实表明，这支为自由而战的伟大军队是世界上穿得最棒，伙食最好，待遇最高的军队。它的组织、训练和装备水平绝非出于偶然，而是显示马歇尔的天才、自强不息精神以及近乎超人的远见卓识和领导才能的一块丰碑。这样一位军人是不需要元帅权杖的。”
不过，马歇尔却一直希望能回到战场上指挥作战，如今他也一定希望能在欧洲登陆大举反攻时担任盟军统帅。尽管他从未向任何人表示过这一点，但马歇尔夫人知道他的真实想法。罗斯福总统没有立即公布此项任命，却宣布马歇尔的参谋长任期到1943年9月1日届满后无限期延长。很快便传出风声：艾森豪威尔不久将返回华盛顿接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将前往伦敦为登陆战役作准备。
人们普遍赞同这一人事选择，但出人意料地有一位人士出来反对，这位人士正是潘兴将军。他于1943年9月16日在医院里写信给总统，谈了他的看法：
报上一再报道，马歇尔将军将调去英国指挥作战，这使我深感不安，为此写信向您表示我的殷切希望，但愿这些报道纯属无稽之谈。
我们正在打遥遥无期的全球性战争，需要有一位业绩至为卓著的军官担任参谋长，以便明智地实施战争指导。我赞成军方有识之士的一致意见，马歇尔将军正是这样一位军官。假如把他调往某个地区指挥作战，不管看来多么重要，都将使我们失去一位杰出的具有战略才能和丰富经验的参谋长。我不知道还有谁堪与比拟，能来接替他担任参谋长。
总统先生，我之所以写这封信是因为我深信，如果把马歇尔调走，将会是我们在军事政策上的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非常严重的错误。
罗斯福非常钦佩潘兴，十分器重他的军事能力，这封来信使他踌躇起来。经过一番考虑，罗斯福于9月20日给潘兴复信说：
您对乔治·马歇尔的看法中肯之极，然而我又认为，您还是错了！如您所说，无论从哪方面看，他是一位最理想的参谋长。但是，您可知道，我们要让他去指挥的战役，乃系这次战争中最重大的作战行动。当这一时刻到来时，我认为他将指挥整个欧洲战场，而不仅是某一个地区。此外，英国人希望他参与盟国联合参谋部的一切事宜，而不仅限于英国本土军务。再者，我认为，给乔治提供一个赴沙场的机会是完全公平合理的。由于这一任务的性质，我们仍将从他的战略才能中获益。我所能考虑的最好办法是，我希望乔治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潘兴——而如果我们把他留在这里，他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知道，您对此当予理解。
永远忠实于您的
富兰克林·D·罗斯福
潘兴再没有给总统写信，也没有告诉马歇尔他给总统写信的内容，马歇尔日后才知道这件事。
莱希海军上将、阿诺德将军、金海军上将私下分别找到总统，请求总统把马歇尔将军留在华盛顿。他们一致认为，马歇尔将军对于协调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工作起着重要作用，不能离开华盛顿。各军兵种司令也公认马歇尔是一位起支配作用的人物，在制订和贯彻联合战略决策方面，尤为如此，他对团结各军兵种贯彻这些决策是必不可少的。根据阿诺德将军和金海军上将的观点，马歇尔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公认的领袖。
金海军上将对罗斯福总统说：“我们在华盛顿有着决胜的联合机构，为什么要拆散它呢？阿诺德将军说，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够具有马歇尔将军的全球战略意识和他的陆、海、空、后勤方面的知识，也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够具有他对一个战区、一个盟国、一个军种相对于另一个战区、盟军、军种之间轻重缓急的均衡判断。”
陆军部长史汀生得知马歇尔将军届时将指挥“霸王行动”的消息后，却感到特别高兴。他甚至认为，假如不派马歇尔去指挥，就无从取得登陆作战的成功。他在给总统的一封信中表明了态度：
最后，我相信，时机已经到了，我们必须选出最有指挥能力的军人在这关键时刻负责指挥这次重要的行动，您可以很容易地作出这个选择。在这方面，您比林肯先生和威尔逊先生要幸运的多。林肯先生不得不在考验与错误中摸索，遭到许多可怕的损失，然后，才发现了正确的人选。威尔逊先生不得不挑选一个美国人民和外国盟军在此之前从未听说过的人。
马歇尔将军名声显赫，他是一个久经沙场的军人，一个见多识广，手腕灵活的行政人员。一年半以前，英国方面就建议由他担任这一职务。我相信，马歇尔将军凭着他的声望、素质与能力，一定能够胜任这一军事领导工作。这对使我们两国在互相信赖中进行联合行动，从实施这次伟大的战略性战役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我知道此举将在华盛顿组织和制订世界战略方面造成许多困难和一系列的损失，对此，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看再也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
忠诚您的
亨利·史汀生
史汀生真正担心的却是英国人是否会同意这次登陆反攻计划。他在华盛顿、伦敦和魁北克同丘吉尔首相多次会谈之后得出结论，英国领导人仍在极力避免渡海登陆作战，一心想把盟军反攻的主要方向指向荷兰、比利时和巴尔干地区。
1942年前后，美、英双方就有过一些摩擦。英国竭力主张必须先打败德国，然后再对付日本，在这种战略思想支配下，他们竭力反对任何在中国和太平洋方向的可能影响到欧洲战局的作战行动，即使在欧洲方向，他们也从未支持过马歇尔的作战计划。这种摩擦一直没有停止过，到了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双方冲突得更厉害。
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官史迪威将军、中国国民政府首脑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一起参加了开罗会议。英国人在会上尽力贬低中国战区的重要作用，避而不谈英国出兵援助中国的任何建议，这不仅使中国人感到气愤，也使马歇尔发了火。这次会议的一个意外“收获”，是宋美龄女士结识了马歇尔将军，并从此在俩人之间建立起长期不断的交往关系。马歇尔是一个容易被聪明美貌的女人迷住的人，从那以后，蒋介石夫人同美国人打交道就方便多了。
开罗会议开始后不久就暂时休会，美、英两国代表前往德黑兰，按预定计划同苏联首脑会谈。经过紧张激烈的外交谈判，英国人总算同意了美、苏两国的主张，即盟国在1944年内尽早于法国登陆，开辟第二战场。随后，美、英代表又重返开罗。马歇尔要他的助理麦卡锡作好从埃及直飞伦敦的准备，因为“霸王行动”的战前准备工作就要开始了。
在此期间，美国军界在盟军总司令人选问题上正议论纷纷。一个非正式的军方刊物《陆海军杂志》刊登了一篇社论，社论说，免去马歇尔将军的陆军参谋长职务，将使陆军震惊，国会震惊，乃至全国震惊。
最后，史汀生部长对有关马歇尔将军的传闻采取了强硬态度。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特别对某些报道的事作一声明，……我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马歇尔将军今后无论担任什么职务，将由总统决定。总统的任何决定都是出于对马歇尔将军的完全信任，总统的惟一目的是把这位美国陆军中出类拔萃的军官置于为了成功地结束这场战争而他能做出最大贡献的地位。”
马歇尔的传记作家写道：“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某个人非常出色地担任了某一项重要职务，以致这个工作看上去很容易。马歇尔将军在担任陆军参谋长时的表现正是如此，结果，他卓越的工作成绩有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关于他职务调动的传闻无疑强调了马歇尔出色的工作，也是对他工作的肯定和赏识。”
如此多的人都在关注盟军统帅的人选问题，而且传闻频仍，意见不一，这件事也使罗斯福总统略感为难。总统非常清楚，出任盟军司令官，这一定是马歇尔将军最需要的职务，也是公认为最合适的人选。但另一方面，要是没有马歇尔对国会施加非凡的影响，华盛顿又会成为什么样子？如果没有马歇尔这样冷静沉着、稳如泰山的人物作依靠，一旦出现重大的和不可避免的军事危机，这场全球性战争的结局就难以预料了。思来想去，总统决定让马歇尔自己拿主意。
“我决定不让总统左右为难，”马歇尔后来说，“他完全能按照他认为的国家的最高利益加以考虑，完全不受约束地处理这个问题，……我真诚地希望不要重复过去战争中经常出现的情况——只考虑个人感情而不顾国家利益。”
在开罗复会的最后阶段，马歇尔被请到总统下榻的梅纳饭店，“最后敲定”最高司令官的人选。“经过一阵旁敲侧击之后，”马歇尔后来说，“总统才问我想干什么？显然是要我表态了。”
关于这次谈话，马歇尔回顾道：“我记得，当时我说，我不想估计自己的分量，这件事应由总统决定。我只想表明，不管总统作出什么决定，我都衷心拥护。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不应考虑任何私人感情。我对这个问题没有发表意见。我记得总统在谈话结束时说：‘您若出国去了，我晚上就睡不好觉了’。”
马歇尔知道，只要他提出请求，他就能当上盟军最高司令官。总统表示得很清楚，一切由他决定。在美国的军政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位总统在如此重大问题上这么做。很显然，这种做法也是在考验这位将军的人品。我知道这对于你意味着什么，总统心里说，这正是你梦寐以求的登上事业顶峰的职务，正如所有大多数有名的军人一样，这次担任指挥官将使你名垂青史，成为大名鼎鼎的军人，干吧，只要你开口就行。然而，马歇尔终究没有开口。
结果，马歇尔毕生的梦想没有实现，他把最高司令官的职位让给了艾森豪威尔。第二天上午，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结束后，马歇尔草拟了一份发往莫斯科的电报，拿给总统签字。电文如下：
已决定立即委任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霸王行动”。
电报发出后，参谋长取回原稿，并用铅笔在上面给新任最高司令写了几句话：“亲爱的艾森豪威尔将军，我想你可能乐于将此份电报留作纪念。这是我在昨天最后一次会议结束后仓促写成的，总统立即签发了。”
8. 上层人事关系
马歇尔身居美国上层社会，他要与之打交道的高层人士和机构的确很多，除陆军部长、总统、国务卿外，还有国会、新闻界以及盟国有关人员和机构。
1939年马歇尔就任陆军参谋长时，陆军部长是亨利·伍德林，助理部长是路易斯·约翰逊。伍德林同约翰逊的关系不太好，经常发生摩擦，彼此之间已经很少讲话了。这对马歇尔来说，简直是一种挑战性的气氛。他必须同他们一起工作，又要防止卷入两位文职上司的争端中去。幸亏这种局面不久就结束了。
1940年7月，亨利·史汀生接任了陆军部长职务。当史汀生第一次听取马歇尔的简要汇报时，那似乎是老相识重新聚首。早在1916年，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想组建一个师，他请史汀生开列一个军官名单。史汀生发现，他很尊敬的军官们都推荐马歇尔到该师任职。这个师并没有成立，然而这件事间接地开始了马歇尔与史汀生之间的交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史汀生为现役陆军中校，他于1918年在法国朗格勒参谋学院第一次见到了马歇尔。战争结束后，他们俩人没有密切的交往。但在1928年，当史汀生出任菲律宾总督时，曾要求马歇尔去当他的副官，马歇尔因不愿再做参谋工作而谢绝了这一请求。
1940年7月22日，史汀生担任陆军部长还不到一个月，他与马歇尔有过一次谈话。他在那天的日记中写道：“……总的来说，这是同马歇尔的一次有趣和有益的谈话，马歇尔总是乐于助人，忠诚可靠。”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展，俩人的关系发展得日益融洽、亲密，史汀生对马歇尔也愈加信任。1941年3月，罗斯福总统同史汀生讨论派一些高级军官去欧洲商议战争计划，史汀生在日记中写道：“我认为派阿诺德将军去可能更好些，我不愿马歇尔在这个时候离开，他在这里太重要了。”
当战争危机加剧时，史汀生的担心变得更加明显了。1941年5月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马歇尔想到阿拉斯加去一趟，但是，我明显地觉得他的外出是一种不祥之兆。我告诉他还是不要去，在各种严重事件即将出现之际，他不适合离开华盛顿。”实际上，他任何时候都不愿马歇尔离开陆军部。1941年11月，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马歇尔观看演习去了，我觉得他去得太久了。”史汀生的传记作家麦克乔治·邦迪说，史汀生“很快就明白了，只要马歇尔在，身体健康，陆军部长能有的最大问题决不会产生。”
1941年12月，美国参战时，史汀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认识到马歇尔是一个多么不可缺少的人物。珍珠港事件几天之后，史汀生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同马歇尔作了一次长谈，谈到了他的职位问题，还谈到他身负重任，需要得到更好的帮助……我告诉他，他的身心健康比我在地平线上能看到的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
1942年1月，丘吉尔首相来华盛顿同罗斯福总统会晤。首脑会谈之后，丘吉尔决定到美国南部去旅行，他选择了一个旅伴，史汀生对他的选择颇感苦恼，他说：
“我并不反对丘吉尔去休息，但是，我感到不安的是，他要马歇尔将军陪他一起去南方，目的只是为了途中可以在飞机上同他谈谈话。马歇尔很忙，有做不完的工作，也不应该让他离开工作。他将不得不乘夜间列车返回，白白损失了24个小时的宝贵时间，得不到一点休息。只是由于总统力劝他去，他才没有拒绝丘吉尔的邀请。我认为，这是总统不应该做的轻率决定之一。”
1943年5月，发生了一件类似的更糟糕的事情。当时，美、英首脑在华盛顿会谈，讨论未来战争战略问题。其中有几点，俩人分歧很大。丘吉尔固执己见，最后丘吉尔说：“好吧，如果您让乔治·马歇尔陪我到非洲旅行一趟，我就放弃我的观点。”总统当场拍板，同意让马歇尔陪他一起去。丘吉尔的目的很明显，他想利用这次旅行和他的能言善辩，说服马歇尔同意在地中海东部进行一次战役。
史汀生部长听到此事后，愤慨地说：“要想从美国挑出一个最强的人，那人肯定是马歇尔；在他身上，寄托着这场战争的命运。可是却在一次赌博中，使他失去了恢复精力急需的大约三天时间的休息机会，派他去作一次困难重重、危险四伏的横渡大西洋的旅行，而这次远行并不需要他，只是为了满足丘吉尔的意愿，我认为这样做太过分了。”
丘吉尔首相要马歇尔将军同行的目的果然不出所料。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海军副官布彻上校在1943年5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应首相的要求，经总统同意，马歇尔将军陪同首相来到阿尔及尔，这是因为，首相正公开地设法说服乔治和艾克同意在地中海打一次战役……然后可能想要盟军继续在地中海地区作战，而不是按已商定好的那样横渡英吉利海峡……首相对马歇尔将军礼节备至，给予他以对待首相的所有礼仪……昨天晚上，首相在三次不同的时间里，用三种不同的方法讲述了他的意图。一般情况下他总是说呀说呀，直到他完全说服了对方为止。但是，首相这次却失败了。他并没有动摇马歇尔的观点：盟军应当集中力量渡过英吉利海峡，进攻欧洲。在陆军参谋长身上，顽固和善辩的首相遇到了对手。”
史汀生与马歇尔一直相处得极为密切。在战争期间，俩人很少发生分歧，但也有过一次小小的摩擦。那是在1942年5月，史汀生对陆军部进行了整编改组，结果把“司令官”的含义从参谋长办公室中除去，马歇尔对这一改变感到难以理解。史汀生写道：“很显然，马歇尔在内心深处感到免去了他以前的一个职务。但他对这件事的态度很好。”史汀生继续写道：“我们交谈时，气氛非常友好，但这件事使我深感不安。”
第二天，史汀生在与总统共进午餐时，向总统提起了这件事，不过他并不想改变自己的主张。他对总统说，这个决定看上去是降了马歇尔的级别，而且使马歇尔感到苦恼，因为有人已经提出了一些想法，推测政府对马歇尔将军失去了信任。尽管如此，马歇尔还是非常忠诚地接受了这一决定。
史汀生拒绝给予参谋长司令官的头衔是有历史原因的。美国南北战争之后，陆军将领们，特别是参谋长开始脱离总统的指挥，扮演了独立于总统权力之外、令人惊恐的角色。宪法规定总统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但那些高级将领们相信，在军事方面，他们不应该听命于无知和想入非非的总统和陆军部长。
当伊莱休·鲁特任陆军部长时，他决定终止陆军的霸权主张，他选用了“参谋长”这一头衔以强调陆军高级将领只是美国总统的下属。史汀生是鲁特改革的强烈支持者，因此，1942年，他拒绝授予参谋长“司令官”的头衔。虽然史汀生深信马歇尔懂得军人的从属地位，对此他没有一点担忧，但是，曾经发生过的先例以及后任陆军参谋长的未知数使他不得不为此而担忧。然而，他没有使所有的陆军指挥官们产生疑虑，因为他们心里清楚，马歇尔参谋长对美国陆军中的每一个军官都具有绝对权威。
马歇尔将军深得罗斯福总统的敬重，对军事战略负有完全责任，有关此类问题，可直接向总统报告。这种敬重与信任是在不断交往中逐渐建立起来的。马歇尔与总统关系搞得很好的部分原因，是他始终如一地按上下级原则办事，他公道、正直，遵守原则。罗斯福从不称他乔治，而称他马歇尔将军。马歇尔从不像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那样经常去找总统闲谈，总是严格地一本正经地公事公办。也正因如此，久而久之，他的意见对这位最高行政长官越来越举足轻重，他的谨慎和庄重是他卓越领导的重要特征。但有时，罗斯福总统对马歇尔将军的拘礼感到不安，他让霍普金斯去跟马歇尔说不要过于拘礼。马歇尔回答霍普金斯说，那样做完全不合他的性格，他不能勉强从命。
马歇尔担任参谋长后不久的一天下午，他从白宫开会回来，对手下的一个参谋说：“明天我可能就不是参谋长了。”原因是他在会上所坚持的意见与总统的意见相左。马歇尔认为，飞机制造商的大亨们必须明白，国际形势极其严重，他们必须把国防放在第一位。但是，许多飞机制造业的老板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其程度已经到了政府必须采取某些措施的地步。马歇尔说：“总统对我直率的态度感到十分不安。”但是，马歇尔并没有被解除职务，经过一天的考虑，总统认为参谋长的意见是对的，便支持了他。
罗斯福和马歇尔一样，不喜欢唯唯诺诺的人。罗斯福原是个海员，1917年曾出任海军部助理部长，他从小就是个航海迷，并一直对海军存有特殊感情。马歇尔利用总统这一兴趣，经常用航海术语向他解释陆军许多新的组织计划。有一次，他在一块纸板上画了一幅很大的图，然后裁成船形，他把前部和船首比作新组建的一个正规三三制陆军师，后面是两个或三个师的国民警卫队方队，船尾则是支援前方师的勤务部队。这样，一个富有想象力的陆军参谋长用对方容易理解的术语给一位海军出身的总统生动地讲解了计划。
总统越来越信任和依靠马歇尔，到了大战后期，甚至到了不可或离的程度。
美国有自己的一套政治组织体系，国会在其中居于重要地位。无论平时还是战时，陆军参谋长免不了要经常与国会打交道。1941年，史汀生部长根据马歇尔将军的扩军计划建议，要求国会批准延长《选征兵役法》规定的时限，这个法案最初通过时是以一年为限的。陆军部长同国会的领袖们讨论此事时，议员们几乎一致反对延长这个法案。
在这种情况下，马歇尔决定亲自出马，他必须凭自己的本领说服国会山的议员们，结果，他成功了，这是陆军部在与国会的正式较量中获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此后不久，马歇尔在要求国会批准征兵年龄18岁这一提案时，遇到了许多困难。提案最终获得了通过，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张便条给马歇尔：
亲爱的乔治·马歇尔将军：
您又胜利了。
富兰克林·罗斯福
马歇尔与国会还有其他几次交锋，其中一次发生在1941年秋。当时，马歇尔正采取步骤清除陆军中不合格的军官。他在军事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向史汀生简要汇报了他的行动。史汀生的反应是“我估计会遇到麻烦。”果然，麻烦不久就出现了。史汀生说：“我们的会议刚结束，得克萨斯州的参议员汤姆·康纳利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因为有两个得克萨斯州的国民警卫队将军已奉命退休并退出现役。”马歇尔辞退的这两位将军，一个是因年龄大，另一个是因为不称职。他拒绝考虑恢复其中任何一个人的现役，他是经过深思熟虑才采取行动的，决定不容变更。正是这种力量、勇气和诚实，使他逐步赢得了国会议员们的信任。
在战争期间，马歇尔与国会的良好关系只有一次受到了威胁。在美国海军的催促下，罗斯福总统正考虑提升马歇尔为陆军元帅，金为海军元帅。1943年2月16日，海军部长诺克斯对史汀生谈起这一建议，那是史汀生第一次听说此事。史汀生说：“我回到陆军部后，把这件事告诉了马歇尔，因为，总统可能会让我去国会与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商谈。马歇尔拼命反对任何这样的提升。”
史汀生继续说道：“他说这件事实际上是海军部的一些将军们发起的，他们硬要金、诺克斯和总统这样做。”他在评论马歇尔在对待这件事的态度时说：“马歇尔的无私行为，真了不起。”
由于马歇尔的坚决反对，史汀生同一天给总统呈送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说：“我曾与马歇尔谈过此事，他认为，就他自己来说，此次提升有害无益；特别是关系到他与国会的关系以及美国人民的反应。他对这个问题反应很强烈，我倾向于同意他的意见。”数天后，史汀生和罗斯福总统讨论了这件事，他们决定作罢。但是，这件事后来又被重新提起，最后，总统和国会不顾马歇尔的反对，决定授予他五星上将军衔。
1943年秋，华盛顿盛传马歇尔将军将离开华盛顿出任盟军最高统帅，指挥欧洲登陆战役。9月15日，史汀生部长家里来了三位参议员，这三个人都是军事委员会共和党的高层人士，在委员会里侧重于陆军的工作。他们对马歇尔将军可能调离陆军参谋长的职位，而去担任战场指挥一事，极为担忧。史汀生部长写道：“他们告诉我，他们是多么地信赖他，不仅是他们个人信赖他，而且每当国会对某个议案有争执时，如果他们能够说那个有争议的议案已经征得马歇尔的同意，议案即可获得通过。”
在美国，社会舆论常常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舆论的脉搏部分地可由报刊测验出来；一个普通公民不能直接提出问题，记者有时却能。日本入侵菲律宾后，那里的局势对美国十分不利。有些人暗中已开始对马歇尔将军产生了怀疑。1942年，一位陆军公共关系部的军官写道：“我有一个朋友，是中西部一家大型报纸的华盛顿局局长。一天晚上，他来我家对我说，对马歇尔将军的领导能力感到不满的情绪正在蔓延。”记者们要求马歇尔将军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但是，当时陆军部规定，记者招待会全部由史汀生部长主持。
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建议提出数天后，史汀生部长要离开华盛顿去视察巴拿马运河区及其防务情况。史汀生和其他人劝说马歇尔来主持这次预定的记者招待会。马歇尔将军进来了，他对记者们说，他知道他们对战争指导方面有很多问题要问，请他们在会议之初逐个把全部问题都提出来，然后他将统一回答。众多的记者代表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起立提出问题，马歇尔专心地听着。记者们问完之后，他开始讲话了，他告诉他们说，他准备坦率地、尽可能多地告诉他们一些东西，以便他们把消息带回去登报。一位观察者说，他讲了30多分钟，对那时发生过的每件事情都作了说明，他谈到了援助巴坦（菲律宾北部一群岛）美军的各种努力，如购买船只，为进行这项工作的船员家庭事先准备保险基金等等。他在保密限度许可之内，尽量说出实际遭受灾难的程度，由于这些灾难，他们很早以前制定的应急计划未能实现。
马歇尔将军主持的记者招待会进行得很成功，他那诚实坦率的陈述获得了新闻界的信任，完全赢得了怀疑论者对他的支持。此后，对他的能力散布不满情绪的评论也完全停止了。陆军公共关系部的一位军官说，马歇尔将军“显示出一种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吸引力。”从那以后的整个战争期间，马歇尔每月举行一至二次记者招待会。他习惯于先请记者们提出问题，然后按顺序一一答复。他直接答复那些提出问题的记者，他具有记住许多情况和人名的非凡的记忆力；他不仅很坦率，而且信任他人。他指出哪些东西是保密的，相信记者们不会辜负他对他们的信任。
另一个方面，马歇尔将军的影响使美国陆军采取了一种与英国人完全不同的方式。英国人强烈反对公布作战有功部队的番号及指挥官的姓名。马歇尔将军则认为，对美国战斗部队的宣传，应根据战功的大小，将指挥官、部队、每个士兵区分开来。英国只宣传几个高级将领。马歇尔还认为，对在战斗中表现突出的部队，应予以迅速表彰。他指示说，嘉奖令可立即办好，向新闻界公布；文书工作可随后办理。因先填写各种报表而造成的时间延误，将会使奖励的价值减到最低限度。
9. 与部下的关系
陆军部长史汀生在他1943年12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马歇尔独具的领导特色是，无论驻扎在什么地方的美国军官，甚至那些在前线赢得了盛誉的军官，都像忠于自己的领袖一样忠于他，仿佛他们在五角大楼里一样。”这部分原因是这些高级军官几乎都是马歇尔亲自选拔的，他们渴望在履行职责时，不辜负他的期望。主要原因，则是马歇尔将军具有高尚的行为品格。
整个战争期间，马歇尔无微不至地关怀着高级指挥官和他们的家属。威利斯·克里顿伯格中将是1944年驻意大利第5集团军群的一个军长，他回忆说马歇尔将军视察欧洲战区时，曾去看望他。参谋长回到美国后，亲自打电话给在圣安东尼奥的克里顿伯格夫人，对她说：“克里顿伯格夫人，我是马歇尔将军。我打电话给你是想告诉你，我在意大利见到了你丈夫，他身体健康，生活得很愉快。”他给他见过的每个高级军官的妻子、母亲或其他至亲打电话或写信，为她们传递口信，介绍他们的情况，甚至对一些下级军官和士兵也是如此。
这种做法深得人心。马歇尔的档案卷宗里塞满了军官妻子、儿女、父亲寄来的感谢信。除此之外，马歇尔同几位老同事的妻子还经常通信，如马克·克拉克、沃尔特·比德尔、乔治·巴顿等人的妻子，还有艾森豪威尔的妻子玛咪。他为这些夫妻捎信带话，使他们在别离之中得到一些安慰。马歇尔从不揭将军们私生活的短，对他们的妻子更是守口如瓶，但这些将军夫人不知听信了哪里的传闻，都认为马歇尔不单单把她们的丈夫看作军人，而且还像父兄一般对他们严加管束，不准他们在无仗可打时干越轨的事。
马歇尔每次外出巡视，穿梭于欧、亚、非、中东之间，他总是让麦卡锡走访中、下级军官，同他们一一交谈并作记录，自己则去探望高级军官。
1943年，马歇尔将军去了一趟北非，他在阿尔及尔出人意外地去看望了卢西恩·特拉斯科特少将。特拉斯科特曾在安齐奥指挥过一个军。俩人谈了很久，马歇尔将军问他是否知道艾森豪威尔曾要求调他参加进攻欧洲的战役。特拉斯科特回答说，他还没有听说过这个要求。这意味着特拉斯科特将要指挥一个集团军，但他离不开意大利的战斗。特拉斯科特说：“我认为我应该知道艾森豪威尔要调我，并且应明白我在安齐奥指挥的战斗得到了充分的理解和欣赏。”特拉斯科特将军素有“军人中之军人”之称，尽管他有着铁石心肠，但还是记下了他对马歇尔的崇敬心情：“我深受感动，因为这是马歇尔将军主动告诉我这些的，这是他关怀体贴部下的许多事情之一，这些事情使他在处理与部下的关系方面总是十分出色。”
得到马歇尔将军关怀的并不总是高级军官，他也总是把士115兵和下级军官们挂在心上。为了维护和提高美军士气，参谋长派了一些特使不断在世界各地巡回走动，遍访陆军和航空兵的兵营。他们的惟一任务就是倾听军人们的抱怨，并提出消除不满情绪的建议。根据特使的报告，参谋长对陆军随军商店进行了彻底整顿，规定在前线建立起类似的商店之前，基地随军商店一律不许营业。刚从前线下来的士兵，能在战地喝上一瓶可口可乐，抽上一盒“幸运”牌香烟并吃上“赫尔希”牌巧克力，虽然这不能减少战场上的危险，但士兵们的确感到好受一些。
参谋长本人每到一个营地，都拒绝当地司令官陪同，只带一个司机到处走，留心倾听士兵们发牢骚。正是这样，他才得以了解到东南亚某航空站士气极其低落的真实原因。航空站长报告说，飞行员们由于频繁起飞迎战日本战机，每天下来精神都疲惫到了极点，所以越来越暴躁易怒，他们需要休整。
马歇尔却发现，需要休整的不是飞行员，而是负责维修飞机的陆军航空兵士兵。航空站的维修棚里闷热潮湿，空气污浊，蚊子成群。大部分士兵都染上了疟疾，全靠大剂量阿的平支撑着，结果头昏眼花，再加上发烧引起身体极度虚弱，以致在维修飞机时都不知自己在干些什么。他们的大部分工作是在夜间进行的，隐蔽物和灯光使工棚里臭热难当，成群结队的蚊子向他们大汗淋漓的身体发动进攻。
马歇尔回到陆军部，立即下令向航空站紧急运送掩蔽网和修理间降温用的新风扇，并规定了维修士兵执行轮流休整制度。飞行员们没有得到休整的机会，但正如马歇尔后来说的：“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姑娘，而这正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不管怎样，一旦他们知道了维修工作恢复了正常，飞机靠得住，他们也就感觉好多了。”
20年代曾在马歇尔手下工作的一位参谋说，马歇尔将军“对所有在他手下服务的人都有天生的人情味。不论他们职位高低，他总是不厌其烦地随时随地去向他们表示他的真诚、尊敬、体贴、关心和友爱。他这样做，并不认为是浪费时间。我有很多他关心我的美好记忆。我只是一个中尉军官，他关心我是不可能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回报的，那纯粹是他本性的一部分。”
长期以来，马歇尔一直致力于维护和发展这种品格。马歇尔当下级军官时，他知道手下每个士兵的名字。他花很多时间与每个人交谈，熟知他们的经历、个性和个人问题。当有人指责他的士兵时，他能在他的士兵和指责人之间迅速作出裁决。同时他也会公开批评那些应受到批评的人，让其他人引以为戒。他的士兵因为他的诚恳而自然地热爱他、信任他和尊重他。他从不认为自己是高官显贵，而不去关心那些士兵，他被许多人称为“普通士兵的卫道士”。
1933年，马歇尔在芝加哥国民警卫队任职。一天，五星上将潘兴将军出人意外地来到了马歇尔的办公室。潘兴将军不愿别人窥视他。但是，马歇尔上校明白，潘兴将军的造访对他的参谋人员来说是件兴奋好奇的事情。所以，他借故把每一个参谋都叫进办公室来，这样，每个人都有机会亲眼目睹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赫赫有名的将领，同时，又没使潘兴将军感到他似乎被当做展览品。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陆军参谋长，他经常外出视察。马歇尔夫人凯瑟琳说：“尽管他视察时步速很快，随从军官觉得很难跟上他，但能逃过他眼睛的事却很少，确实很少。”一次，凯瑟琳在诺克斯堡看他视察部队，她注意到他很快穿过两排士兵，然后在后排停下来，同一个士兵谈了几分钟。
“我问他为什么特意挑选那个士兵，”马歇尔夫人写道，“他回答说，我一遇到这个人的目光，就知道有什么地方不对，我想弄清楚到底是什么问题。”
“你弄清楚了吗？”她问。
“弄清楚了，”他回答道，“一切都弄错了。那个人本不应该被征召入伍，他已经超龄了，有一大家子人口，身体条件也不适合服现役。他同样是一名好兵，想尽他的一份力量。我询问了好些时间才得知他的苦衷。征兵局疏忽了他的情况。”当天，马歇尔就安排这个士兵退役回家了。
马歇尔勤于思考，而他的许多同事却不是这样，他对此感到很恼火。他经常说：“给我一名能够并愿意自己思考的军官，把我从懒于思考的人中解脱出来。”他对思考和推理能力有限的官兵倒是有耐心，但对有能力而不能很好利用的人却很严厉。他理解并容忍缺乏才智的人，并耐心地促使他们产生增长知识的欲望，以便能做得好一些。由于马歇尔具有分析部下能力的本领，所以，他能迅速识别出谁是“懒骨头”，并果断地处理这样的人。久而久之，他手下的人都很清楚，只有他们尽了最大努力，他才会满意。马歇尔喜爱官兵的首创精神，鼓励他们“大胆地去干，即使做错了，也没有关系。”
这种卓越的领导能力，同样是在他早年生涯中，在与部属相互信任的交往过程中逐渐培养起来的。马歇尔第二次在菲律宾服役时，有十名即将结束三年海外服役期的年轻军官，对这支“殖民军”的现状极为不满。部队兵员不足，缺乏经费，编制实际上是个空架子。为了打发时间，部队中成立了一个志愿军官学习班，每天上午由马歇尔中尉授课。其中的军官之一后来写道，这是由于“他在我们中的印象很好，这个计划得到了全体军官的一致响应。我们的兴趣和注意力从未衰退，参加学习的人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忘记这件事。”
在整个二三十年代中，当马歇尔身居高位并负有指挥责任时，他花了大量时间致力于培养下级军官们的专业素养。他召集起刚开始军事生涯的尉官，督促他们学习军事专业——步兵、骑兵、炮兵或其他方面，他经常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在家中举行军事问题讨论会。
马歇尔与那些他评价很高的年轻军官保持着长期的联系。在选派职务时，总是记着那些献身事业、勤奋工作，有军事才能的军官。这些军官遍布世界各地，他密切注视着初露头角的人的责任和前途。
作为一个高层军事领导人，马歇尔既特殊又普通，他的确是一位十分称职的军事首脑。他成功的秘诀之一，不仅是因为他个人有进取的决心，而且因为他希望把自己的见识与同事和部下交流，而不管他们职位的高低。
10. 苦海无边
1944年6月5日，马歇尔盼望已久的、尽快打垮纳粹德国的“霸王行动”终于开始了。由于计划周密和准备充分，诺曼底登陆战役取得了成功，盟军蜂拥登上诺曼底海岸，在瑟堡半岛至古老的教堂城市卡昂一线建立了坚固的桥头堡。盟军在欧洲战场上对德作战进展很顺利，但对马歇尔来说，战争正进入了最复杂的阶段。随着战争胜利的临近，军政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微妙。
战争期间，国会拨给陆军部1亿美元，由参谋长支配而不必向众议院报细账。实际上，这是用于制造原子弹的一笔款项——当时属于高度机密，但没有人要求马歇尔不得把这些钱挪作他用。汤姆·汉迪说：“事实上，他一开始就把其中的100万美元用在跟原子弹毫不相干的事情上了。在诺曼底登陆作战中，美军误炸了一个法国村子，死了人，损失很重。‘你去向他们道歉，’马歇尔对我说，‘给他们100万美元。’后来，国务院把这100万美元补上了。但当时我们动用这笔款子时，没有任何人提出疑问。人们对马歇尔极其信任，这一点使总统很不高兴。”
汤姆·汉迪认为，由于马歇尔受到人们的崇敬胜过总统，所以罗斯福有时对参谋长有些妒忌。“把马歇尔说成一个生性随和的人是不对的，因为他不是那样的人”，汉迪说，“他会极其严厉。他的态度使年轻人望而生畏。他身边的一些女工作人员对他怕得要死。但他对英国人和国会的影响力特别大。我想罗斯福妒忌他的正是这一点。我认为，其理由在于他们知道，马歇尔的所作所为没有不可告人或自私的动机。英国人知道他不为美国与英国争高低，而是力图用最佳的方法尽快打赢战争。美国国会知道，他心直口快，不耍政治手腕。”
艾森豪威尔认为，像他自己一样，马歇尔在国会和人民中间赢得信任，是因为他坚决不参与任何政治决策。在欧洲战争的某个阶段，英国首相丘吉尔要求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不要实施在法国南部登陆的计划，认为无此必要；艾森豪威尔希望攻占马赛，用作补给港口，丘吉尔却主张以兵力物力加强在意大利的盟军，向北穿过卢布尔雅那山口向维也纳进军，抢在苏联军队之前到达那里。艾森豪威尔告诉首相：“温斯顿，瞧，我完全知道您是在为政治目的而打仗。如果您能通过马歇尔参谋长下达命令，那我就可以照办。但我只能从军事角度谈论和考虑问题。我接到的指示是以最有效的方法去打败德军。我绝不放弃这一目的……”
在政治方面，马歇尔一向慎重从事，尽量避免卷入政治。他认为，政治是白宫头头的事，让他们去管好了。他在履行参谋长职责期间受到惟一的政治冲击，是政治对军事作战后果的影响。如今，在欧洲打败纳粹的攻势正在顺利发展，这不仅是由于美、英两国军事上的努力，而且也是苏联红军的辉煌成就。然而，一旦欧洲战争取得胜利，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苏联人届时即可宣布，战争已经结束，敌人已被征服，胜利已经到手。但是，对美国和英国来说，战争还远没有结束。日本法西斯还没有被打败。他们必须乘势挥师向东，为在日本本岛打败日军之前把他们从马来亚、印尼、菲律宾和中国清除尽净，还要进行浴血苦战和付出流血牺牲。从法律意义上说，苏联人没有任何义务参与对日作战，因为他们同日本并不处于交战状态。
最重要的问题是在欧洲战争结束前，说服苏联开赴远东，继续同美英联军一起（罗斯福称之为“肩并肩地”）对日作战，至少当时大家都是这样认为的。
马歇尔对盟友倒从未有天真的想法。事实上，到了战争后期，他虽然也像其他许多美国人一样，认为丘吉尔对苏联人的看法未免过于偏执，但他对苏联人的思路已经比较清楚。在美、苏参战后不久，他曾派手下一位最能干的年轻军官约翰·迪恩少将前往莫斯科，领导美国驻苏联军事联络委员会，观察苏军的需求情况，并刺探苏联方面的计划和战略。他干得很出色。
1944年冬，对德作战看来已稳操胜券，雅尔塔会议正在筹备之中，此时，迪恩就莫斯科的政治动向给马歇尔写了一份形势报告。报告就目前形势、苏联的想法和态度，以及同苏联人打交道的难点谈了自己的看法。迪恩以为，有必要改变美国对苏联的态度，他提出六点建议：
一、只有在苏联提出援助要求，而我们确信该项援助有助于赢得战争的情况下，才继续援助苏联。
二、凡我方认为并非必需的援助要求，坚持让对方充分说明需要此项援助之理由。如对方不予说明，我们应予拒绝。
三、凡无益于打赢战争的各项援助，我方应坚持等价交换。
四、我方应先提出有益于双方合作的建议，然后待对方作出反应。
五、当我方提出合理建议后相当时间得不到对方答复时，即应依照我方认为最适宜的方式行事，并将行动通报对方。
六、我方应停止单方面谋求亲近苏联之行动，而应设法使对方主动近我。如对方采取友好态度，我方自应以诚相待。
迪恩还说，这里有些东西值得我们为之奋斗一番，问题在于采取何种策略。如果将上述建议付诸实施，我国的利益也许会在一段时间内受到损失。但我确信，假如我们想得到他们的尊敬，并在今后同他们共事合作，我们必须采取较前更为强硬的立场。
马歇尔对这份报告极感兴趣，深为赞许，把它转给了陆军部长史汀生。史汀生完全赞同迪恩的看法，催促参谋长立即抄送总统一份。当时正值罗斯福第四次当选总统后不久，人们发现总统情绪异常，想法古怪，身体衰弱。马歇尔上次会见总统后，为总统对盟友态度上的变化感到忧虑。过去，罗斯福几乎每晚都要同丘吉尔在电话里谈一阵，如今，他不再打电话了，也不再把英国首相看作预言家了。他以略带讥讽的语调议论英国人，说他们只关心如何维护他们的帝国，意思是现在只有美国和苏联在为自由而战。
总统对迪恩的报告将作何反应？经过一番思考，马歇尔提交史汀生一份备忘录：在接到您建议把迪恩的信件送交总统过目的条子之前，我已经考虑过这样做，并打算等您读过信后一同商议此事。收到您的来条之后，我征求了汉迪和赫尔（中将）的意见，他们都建议不要把此信送呈总统，理由是，这样做可能使总统对迪恩产生成见，也可能激怒哈里曼先生（美驻苏大使），因为迪恩居然不经过他就把自己的看法直接上报总统。
我同意他们的意见，不过也为总统不能读到此信感到遗憾，因为迪恩的意见句句在理，我对之完全同意。
乔治·马歇尔
马歇尔将这份备忘录送交史汀生部长后，同全家人一道去弗吉尼亚州的多多纳庄园过圣诞节。但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世界各地所面临的军事问题，迪恩的报告尤其使他坐卧不安。回到陆军部，他立即派专人持信前往莫斯科，询问迪恩是否把他的报告给大使看过，如将报告呈送总统，是否会使哈里曼大使感到不快。
迪恩接到信后第二天便复电参谋长：
大使看过12月2日写给你的信，他完全同意其中提出的想法和建议，并认为这些想法和建议同样适用于政治事务。我们都赞成把那封信送呈总统和国务院一阅。
马歇尔立即把那封信送交白宫，但从此便石沉大海，再无下文。
“在民主国家指挥战争真不是什么惬意事，”1945年春马歇尔向艾森豪威尔这样叫苦说。他也许还可以告诉艾森豪威尔，对于像他这样一个运筹全球战争的参谋长来说，越是临近胜利，事情越难处理。军种之间、将军之间、民众和政府之间，政府和军队之间，四处都在争吵，盟国之间吵得尤其不可开交。马歇尔后来谈到，过去的一年是他一生中最紧张、最棘手和最艰难的时期。有些时候，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和马歇尔夫人都担心那些难题会把参谋长压垮。1943年，艾森豪威尔曾拒绝接受参谋长一职，理由之一是受不了“那副烂摊子。”
太平洋、中国、地中海、西北欧，每天都有许多问题急需解决，而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通常都要花费整整一天的工作时间。正在组织对菲律宾群岛日军进行反攻的麦克阿瑟，不断专横地向参谋长要兵员，要物资。海军部一向讨厌麦克阿瑟，一心想阻拦麦克阿瑟的行动。马歇尔经常处于这种矛盾状况之中，但又必须为解决矛盾而费力地协调。此时，已有800万美国官兵在世界各地服役，而国会确信战争已近结束，现有兵员足够了。为了赢得爱子心切的父母们的选票，议员们竭力反对征召17岁的青年入伍。
在中国战区，马歇尔被迫撤掉了由他任命的美军司令官史迪威的职。不是因为他缺乏指挥才能，而是他高傲自大，看不起人，总是说三道四。他把他的上司中国总统蒋介石称作“中国胆小鬼”、“东方伪君子。”史迪威同驻守东南亚的英国人也争吵不休。马歇尔必须为此而从中周旋，最终不得不把史迪威调回国，由魏德迈将军接替史迪威。尽管魏德迈对蒋介石和英国人都无好感，他还是在过去几年中学会了一套外交手法。
此时，每个战区都酝酿着纠纷，许多危机需要解决，许多分歧有待消除。1944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马歇尔不想卷入其中，但总统竞选涉及到珍珠港事件，特别是关于密码机密问题。为了保守这一核心机密，马歇尔不得不站出来表明态度，并争取得到总统候选人的一致理解和支持。除此之外，马歇尔还要关心他的英国朋友、合作者约翰·迪尔陆军元帅的健康状况。那年，迪尔病倒了好几回，而且病情不断恶化。1944年11月2日，迪尔病逝于华盛顿。第二天，马歇尔发表了一份正式公告：
盟军今日之所以能兵临德国国境，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陆军元帅约翰·迪尔爵士的远见卓识和他对我们共同事业的忘我献身精神。
盟军制胜之最为至关重要的条件实为美、英两国军队的精诚合作，迪尔爵士对此做出了贡献，堪称无出其右。他的病逝不仅是英国的巨大损失，也是美国的巨大损失。他专心致志，超群绝伦，舍生忘死，把毕生奉献给了争取共同胜利的事业。
我谨以美国陆军全体官兵的名义，向这位伟大的战士和军事政治家表示哀悼。在艰难岁月中，我们两国都曾得益于他的聪明才智和卓越指导。我为自己失去一位亲密的朋友深感悲痛。
由于11月3日是大选日，迪尔病逝没有引起美国人太多的注意，但马歇尔却因此心情沉重。马歇尔执意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迪尔对这场大战所做的贡献，设法将他的朋友安葬在阿林顿公墓，使迪尔成为葬在这座美国英烈祠中的第一个外国人。后来，马歇尔又募款在墓地建立了迪尔的骑马雕像。除悲痛之外，他还深切意识到，自己失去了随时了解英国军事战略情况的重要渠道。在未来充满微妙关系的岁月里，这一情况将使盟国间的协调和团结出现难以弥合的裂痕。
1945年1月20日，罗斯福在白宫南廊举行了简朴的就职仪式，第四次出任美国总统。之后不久，罗斯福就和他的随员乘“昆西”号巡洋舰去黑海参加盟国雅尔塔会议。他身体虚弱，不能乘坐飞机，马歇尔和海军参谋长金分乘两架飞机先行。马歇尔途中在马耳他岛停留，以便同艾森豪威尔会晤。
马歇尔飞到地中海中部马耳他岛，以阿兰·布鲁克为首的英国总参谋部成员在那里迎候。双方一致认为，在雅尔塔会议前，美、英两国应协调战略，特别是协调对日战略。遗憾的是，英国人明确表示，他们主张首先解决德国的各种问题，并抱怨艾森豪威尔过于谨慎，在“进逼莱茵河”的作战中行动不够迅速。他们坚持认为，对德作战的指挥权现在应该交给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以加快向柏林突进，赶在苏联军队到达之前尽可能多地占领德国领土。
开始时，马歇尔还能静静地听着，但当阿兰·布鲁克再一次提到布莱德雷和巴顿对艾森豪威尔施加影响，几个美国将军串通起来反对英国人时，马歇尔火了。他反驳说：“好，布鲁克，你倒不像美军参谋长们那样担心丘吉尔先生直接对艾森豪威尔施加压力和影响。总统接受了我的建议，实际上从未接见过艾森豪威尔，也从未给他写信，因为他是盟军司令。但是我们对首相施加的压力却极为关切。我认为你们的担心毫无根据。”
他后来说，那是“一次很糟糕的会议。”英国人一个劲儿地要按对蒙哥马利有利的办法进行对德战役，把巴顿和布莱德雷现有的物资、汽油统统调走，拨给北线蒙蒂指挥的英、美联军，但马歇尔同样寸步不让。他执意不给艾森豪威尔下达任何命令，坚持认为战地指挥官有权自行决定，而且他完全信任盟军最高司令的决断。
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罗斯福总统先后到达马耳他。当天晚上，总统、首相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在“昆西”号巡洋舰的餐室里聚会。马歇尔和金已经共同拟好了他们认为对英、美两国都有约束力的“马—金协议书”，规定双方共同参加对纳粹和日本联合作战的要求。协议书没有迁就英国人的意见，无论战术和战略方针均不改变，对蒙哥马利、布莱德雷和巴顿，将视军事局势的需要，一视同仁地继续给予支援，不让蒙蒂单方面突进柏林。
大家注意到，丘吉尔精力充沛，而罗斯福则对会议的进程很少表态和施加影响。不过，总统已经向马歇尔和首相俩人明确表示，他全力支持“马—金协议书”，尤其是对德作战计划。在这种情况下，英军参谋长们只好同意，别无他法。
美、英两国代表继续动身前往雅尔塔，去参加同盟国在欧洲战争结束前举行的最后一次重要会议。
11. 美苏政治交易
詹姆斯·鲍德尔中士随马歇尔将军去过马赛、马耳他、雅尔塔，无论将军到哪里，鲍德尔无不在鞍前马后。在马歇尔的随从中，只有鲍德尔是不可或缺的人物。
马歇尔当初选中鲍德尔，是因为他曾当过潘兴将军的勤务兵兼司机，精明强干，办事效率高并颇有军人风度。鲍德尔身高6英尺多，体壮如牛，大脑袋上总是斜扣一顶宽檐战斗帽，透着几分俏皮。
自然，经常有人向马歇尔建议，他的副官应该是个军官，但马歇尔觉得自己外出视察时由一位军士陪同更方便些。他说：“我可不想听凭什么人的摆布。”
当马歇尔当上参谋长后，又有人对他说，他身边的确需要一个军官；既然他那么喜欢鲍德尔，何不提拔他呢？问题在于鲍德尔本人不想当军官，先后四次谢绝了将军的美意。最后，马歇尔只好求助于妻子凯瑟琳了。一天，凯瑟琳坐在鲍德尔驾驶的汽车上，问道：“中士，你为什么不想当军官呢？是不是嫌上尉军衔太低？那么当少校怎么样？”
鲍德尔断然地摇头说：“不，夫人，我完全是因为自己没有念过多少书才不愿当军官的，我连中学都没上过。12岁那年，我就离开家了。”
“好吧，”凯瑟琳说，“既然你不愿当军官，我们当然不会强迫你。不过，我认为当军官要好得多。”
授衔委员会的马林·克雷格将军听到这件事后，怒气冲冲地来找鲍德尔。“你到底怎么回事？”他大声吼道，“你他妈的那么了不起，连当个军官都委屈你了。”
“不，将军，”鲍德尔说，“我可不是那么想的，我只不过觉得自己不配当军官。”
“怎么不配？”克雷格厉声说，“眼下有的卖鞋的都当了上校啦。”
马歇尔也拿定主意不放鲍德尔走。既然他不愿当军官，就随他便好了。马歇尔决不肯拿他去换任何一个军官，欧洲战争达到高潮时，鲍德尔已是集贴身随从、司机、心腹和顾问于一身了。他负责马歇尔的制服、行李、机密文件，以及安排将军出差期间的约会。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鲍德尔是随叫随到。
鲍德尔总是给马歇尔将军准备好一副眼镜，以备将军审阅文件时用。眼镜是他从廉价商店买来的，一买就是一打，经常随身带着一副备用。只要参谋长说一声“鲍德尔，我没有眼镜了”，他便应声答道：“我这准备着一副呢。”随手就把眼镜从口袋里掏出来。
凯瑟琳和鲍德尔最担心的是，马歇尔的工作过于繁重，一些难题常常使他彻夜难眠。
“我们外出的时候，我就得帮他催眠了，”鲍德尔后来说，“我总带着一个按摩震颤器。他总是躺在床上看书，以便催眠入睡，我们通常带着一箱子陆军出版发行的那种平装书。他有时会说：‘军士，我睡不着，’我就说：‘将军，别着急！’说完，我就走进他的卧室，在使用震颤器之前，我先用手替他按摩，从脖子开始按摩，然后是腰部，最后是双腿。等我按摩到腿时，他一般就睡着了。我关了灯，再轻轻地用震颤器按摩一会儿，这将使他全身得到完全放松。但是，两三个小时后我夜里醒来，总是看到他卧室的灯亮着，他又在看书了。”
其他人若是把鲍德尔中士当做普通士兵对待，肯定会惹参谋长生气。在马赛，分配住房的军官没有把鲍德尔安排住在将军隔壁，而是打发他和其他勤务兵去住顶楼。马歇尔发现后，把那位军官叫来，语气平和地告诉他，鲍德尔和别人不一样。说完，马歇尔就等在那里，直到那位军官亲自把鲍德尔中士的行李从顶楼上搬下来，安排他住进将军隔壁的房间，把已住在那里的一位上校请了出去。马歇尔对鲍德尔说：“小伙子，我找了你整整一下午，快进来吧。”
雅尔塔会议之前，参谋长已先一步抵达，鲍德尔搭乘另一架飞机到达距雅尔塔180里的索契。鲍德尔携带着马歇尔、阿诺德和布尔三位将军的行李及所有机密文件，他必须迅速赶到会址。中士费了不少周折，终于搭车按时赶到雅尔塔。只见马歇尔将军踱来踱去，正在等他，心情不佳。马歇尔被安排和金海军上将同住一单元，因此感到不快。他们住在沙皇皇后的行宫里，房间虽然宽敞豪华，但昔日的陈设已荡然无存，连床都是苏联军用品。
“将军和金海军上将住在两个相邻的房间里，”鲍德尔回忆说，“金海军上将的那个房间似乎是皇后的卧室，将军们就拿这个互相打趣。”
鲍德尔住在另一个小房间里，实际上是一间储藏室，里面有一些抽屉，放两位将军的制服。他可以听到两位将军在各自的房间里提高嗓门聊天。金称马歇尔“乔治，”这使马歇尔感到惊奇，而参谋长也报以同样亲热的称呼。
“嗨，乔治”，头天晚上鲍德尔听到金大声说，“要是拉斯浦丁（俄国宫廷修士，深受沙皇二世和皇后宠幸，后被刺身亡）一下子从那扇窗户钻进来，你他妈的怎么办？”
“见鬼，欧尼，”马歇尔答道，“那我就喊鲍德尔。”
鲍德尔叫道，“要是拉斯浦丁从那扇窗户钻进来，我就从这扇门溜出去。”
皇后行宫里只有一套可供使用的抽水马桶。马歇尔和鲍德尔不无苦恼地发现，欧尼·金有蹲厕看书的毛病，哪怕马歇尔把厕所门敲得山响，摆出上司的权威命令他“让位”，他也闭门不出。再加上其他美国代表团成员也要用这个厕所，麦卡锡后来不得不制订了上厕所的时间表。苏联政府热情款待美国代表团，宴会接连不断，喝不完的伏特加和克里米亚香槟，吃不尽的鱼子酱、黑海大菱鲆、鲈鱼、河虾、鱿鱼、小龙虾。然而，苏联的这套抽水马桶装置却不足以应付如此丰盛的酒食。
对马歇尔来说，这些美味佳肴实在无法消受，他能喝一些伏特加，但不喜欢吃鱼，尤其讨厌河虾和其他贝壳类食物，一见这些东西就反胃。好在鲍德尔带来了许多巧克力，每天马歇尔赴晚宴回来之前，鲍德尔都在他的床头桌上放一些大块巧克力。“他在雅尔塔是靠吃‘赫尔希’牌巧克力过日子的，”鲍德尔后来说。
雅尔塔会议实际上是一次政治会议，或者说是一次密谋的和不光彩的分赃会议。从表现上看，此次会议达成的协议旨在美苏联合，促成“肩并肩地”对日作战。但其实质却是划分战后势力范围。雅尔塔密约有关中国的部分，主要是承认外蒙独立；大连开放为国际商港，苏联有优惠权利；苏联租借旅顺为海军基地；中、东、南满铁路由中苏共管。实际上，这是美国以出卖中国权益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以减少其对日作战的兵力损失。这使中国蒙受了不应有的莫大耻辱和重大损失。
关于欧洲部分，美英承认东欧为苏联势力范围。朝鲜和印度支那部分则先行托管，而后独立。
这样一种性质的会议，显然决定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在会上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德国投降指日可待，而英国人在盟国内分配德国领土的想法却落了空。他们在马耳他输掉了，最终同意把这方面的决定权全部交给盟军司令官艾森豪威尔将军。苏联人对此并不表示反对，他们似乎知道艾森豪威尔对所有带政治色彩的事，比如占领柏林，都会敬而远之。他们不信任的只是英国的决策人物。
罗斯福总统和他的政治顾问们寻求苏联对日宣战，他们很清楚，为此必须付出报酬。什么报酬呢？总统没有找马歇尔商量。马歇尔后来说：
“我没有和总统谈起向苏联人作出让步以便使他们对日宣战的必要性。只要我们给斯大林时间，他对自己能够做的事态度会很明确。他和我讨论过把苏联军队开过西伯利亚同我们协同作战需要多少时间的问题。”
马歇尔非常明白苏联是要索取报酬的。金海军上将也赞成和苏联共同进攻日军，但认为可能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所以不能考虑。“海军方面认为，”金后来说道，“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日本本土之外打败它。我们认为，通过封锁和轰炸就能迫使日本投降，假如苏联人在中国东北向日军开战，则能加速这一进程。”
当时，谁也不指望原子弹会起作用，连马歇尔将军也不例外。在雅尔塔，或许只有他对原子弹略有所知。原子弹试验还没有成功，人们甚至不敢肯定这种特殊炸弹是否真能爆炸。此时，美国航空队的首脑们正在草拟轰炸日本的计划。航空队副司令瑟尔斯将军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介绍了情况，说已有五个对日作战方案正在酝酿之中。
瑟尔斯说，陆军主张直捣日本列岛，拿下东京；航空队打算把日本主要城市全部夷为平地，迫使日本投降；海军认为对日本实行封锁便可取胜；国务院则确信，劝说苏联对日作战是惟一的速胜之道；科学家们预言“曼哈顿计划”可行，原子弹试验很快就能获得成功，主张对日本使用这种威力巨大的特种炸弹。
“我看过这个炸弹方案，”瑟尔斯说，“我们肯定它行不通。抓紧研究一下五个方案，然后拿出一个航空队可以支持、陆海军和国务院也会赞同的方案，至于科学家们是否反对，就不必管了。”
无论这个计划小组最终拿出什么方案，对政治家们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都产生不了什么影响。在圈外的英、美军队首脑们眼巴巴地看着政治家们准备为苏联参与远东作战付出报酬。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说：
“斯大林可能提出苏联参与太平洋战争的报酬问题，他们会要千岛群岛（位于北海道以北的日本岛屿）和萨哈林岛的南半部（库页岛）。”
罗斯福总统甘愿付出报酬。此时，他病势已重，顶不住任何压力，但事实上苏联人根本用不着施加什么压力。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确信，只有同苏联联手，才能打败日本，所以对预付报酬很痛快，况且报酬是敌国领土。丘吉尔对苏联盟友的态度，却没有罗斯福那么热情，即使他对苏联人心怀疑虑，当时也没有表示异议。他在德黑兰会议上就已看出美国人愿意同苏联合作，甚至愿意在战后同苏联共同主宰世界。在马耳他，英、美双方不愉快的争吵也使丘吉尔感到英国这样的小弟兄如今已是微不足道了。
“我们在雅尔塔是准备作出让步的，”丘吉尔日后不无伤感地回顾当时的情形，然后又说：“但5个星期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他所说的变化是指罗斯福病逝和原子弹问世。
1945年4月12日晚，马歇尔将军和凯瑟琳正在迈尔堡住所的门廊休息，麦卡锡上校开车赶来了。他刚刚得到从佐治亚州温泉城传来的消息。
“总统去世了。”他说。
马歇尔刚刚在陆军部忙了一整天，心情很振奋，因为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传来捷报，但他立即乘车赶往白宫，向罗斯福夫人表示哀悼。夫人请他照料丧葬事宜，于是，马歇尔又像从前为哈丁总统和迪尔爵士操办丧礼那样，全力以赴地筹办这一位伟人的葬礼。一列专列和2000名士兵被调往温泉城；灵车北行的沿途组织了仪仗队；军队排列在联邦车站到白宫的道路两旁……
第二天，运送灵柩的专列出发了。与此同时，马歇尔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其他成员，以及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前去参加新兼总司令哈里·杜鲁门召开的第一次会议。还在杜鲁门当参议员时，马歇尔就与他相识，当时，他在参议院担任战争事务委员会主席。马歇尔知道他是个精明敏锐、生气勃勃的政客。此时，这位由副总统晋升总统的杜鲁门先生，对一些重要的战争机密了解不多。比如，仅在一小时前，杜鲁门才从史汀生那里得知美国正研制并计划使用一种原子弹。直到此时，他对已故总统在雅尔塔同苏联人达成协议的性质还不甚了解。
根据史汀生的提议，两个主要军种的负责人向杜鲁门简要介绍了当时的战局情况。同以往一样，马歇尔认真负责地为总统介绍情况。他讲话逻辑清楚、说服力强，能打动人。新任总统对马歇尔如此细心介绍情况很是感激，向他表示衷心感谢。史汀生的印象是，杜鲁门发现从马歇尔那里可以得到自己所需要的有力帮助。听完介绍后，杜鲁门对几位下属表示谢意，说他打算遵循既定的战略方针，并希望他们像为前总统尽力那样协助他工作。
会后，马歇尔忙于罗斯福的丧事。罗斯福总统安葬在海德公园，一切都进展顺利。
“罗斯福夫人给马歇尔将军写了一封满是感谢之辞的信。”鲍德尔说，“将军把原信交给了我。”
马歇尔飞回华盛顿，发现一场危机正在德国酝酿着，事关盟国攻占柏林问题。罗斯福去世前不久，斯大林写给罗斯福一封紧急信函，抱怨英美企图同意大利境内的纳粹军队单独讲和，还指责总统的顾问们背着上司行事。于是，罗斯福便问马歇尔是怎么回事。
斯大林信中的暗示使马歇尔很气愤，他坚持给莫斯科一个强硬的回答。他说：“在胜利即将到来的时刻，如果听任这种猜忌、怀疑会损害我们为之付出巨大生命财产代价的整个事业，那将是历史上最大的悲剧。”
这是马歇尔起草的，罗斯福签发给斯大林的最后几封信件之一。发信日期是4月4日。
斯大林很快复信表示“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冒犯谁的意思。”杜鲁门读了斯大林的回信后，不解其意，还得由马歇尔把前因后果向他解释一番。
此时，苏联人显然把柏林视为独家战利品；英国人也另有打算，一心想让蒙哥马利的部队捷足先登攻克柏林，为英国增光；艾森豪威尔的计划和部署是：美、英联军对柏林形成包围态势，并没有提到攻克柏林。蒙哥马利怒火中烧，去向英军参谋长诉苦，参谋长又去找丘吉尔抱怨。然而，华盛顿接到英国方面的抗议后，马歇尔却告诉艾森豪威尔，自己将支持他作出的一切决定。
4月6日，蒙哥马利又不依不饶地要求派十个美军师协助自己对柏林发动猛攻，艾森豪威尔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他：“你不能闭眼不看现实，在向莱比锡进军时，你的任务是保护北翼，而不是由他（布莱德雷）来保护你的南翼。在这一点上，我的指示是相当明确的。”
艾森豪威尔又说：“我也承认柏林在政治和心理上的意义，但更为重要的是柏林附近德军残部的配置情况，我要把注意力放在他们身上。当然，如果我能不费什么事就拿下柏林，那又何乐而不为？”
由威廉·辛普森指挥的美国第9军距柏林只有55英里，渴望着向前突进，夺取这次战争的最大战利品——第三帝国的首都。一群群德国士兵乱糟糟地渡过易北河向美军投降，看来，攻克柏林易如反掌，但他接到命令：“守在易北河岸，不要去柏林。”
后来有人提出疑问，为什么不准美军夺取柏林？答案众说纷纭。英国人对此更是难以理解。多年之后，马歇尔说道：“是的，我认为我们当时不应该攻占柏林，必须记住，我们那时正在和苏联人打交道。我们一直在同他们并肩作战。他们是我方武装部队的组成部分——非常坚定的一部分。他们在战争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削弱了德军力量，对所有这些，我们都要好好加以考虑。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变得非常敏感，时刻都在注意是否有迹象表明英美打算背着他们决定战争的结局，因此，我们对这一点很注意，英国人比美国人更注意。丘吉尔先生的态度相当明确，而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他的主张更可取。”
丘吉尔并非美国政治家，如果去征求他的意见或赞同他的观点，就意味着越过自己的上司行事。身为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认为自己不能这样干。在当时情况下，马歇尔只能让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相机行事，并提醒他关于欧洲战事的指示依然如故：打败德军，赢得战争，同友军保持良好关系。
这种考虑自然是从军事角度出发的。然而，马歇尔很快就必须学会不能单纯用军人方式思考问题了，这个时刻来得比他预料的快。
12. 新的方向
马歇尔很清楚，到1945年底自己就年满65周岁了。在战争后期，他非常注意保持身体健康。他起居有度，很少加班加点，经常锻炼身体。正如麦卡锡说的，“吃的饭少得像猫食，每餐只喝一杯汤，外加三颗葡萄。”
此时期，马歇尔体力尚好，心力却极度疲劳。战争几乎绞尽了他的脑汁。自1941年以来，他每天都要为一系列难题拍板定案，而他深知这些重大决策关系着士兵生命和国家的命运。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他肩负的责任加重了，其中的烦恼和担忧自然更是有增无减。身为参谋长，他从来不敢稍有懈怠，不敢面露踌躇犹豫之色。无论是总统、国会议员、盟国以至全国军民，都需要有这样一种信念：任凭天下大乱，马歇尔自有成竹在胸，随时可以作出决定，发布命令。在前景暗淡，形势险恶的时刻，人们都把他视为中流砥柱，相信只要跟着他，就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正如英国百慕大总督夫人玛丽·伯利1945年春天在写给他的信中所说：
记得您前往欧洲途经百慕大时，我们曾共进晚餐。当时我就认为，您会加速胜利的到来，这使我对一切充满了信心。您一定收到过许多类似的信，但是我还是要向您表示祝贺，祝贺贵国杰出的陆军取得的辉煌战果，我还要说，我们极为钦佩贵国陆军的缔造者和指挥者，我们深信，这一渴望已久的胜利的到来，完全应当归功于您。千言万语，难以尽陈，只想最后说一句，我得以与君为友，实属三生有幸。
此时，欧洲战争已大获全胜。希特勒死了，纳粹军队已经投降。马歇尔现在一心想卸下参谋长的重担。他在参加波茨坦会议（同苏联人和英国人解决未来战争问题）期间，有个勤务兵给他捎来一篮子西红柿、莴苣、胡萝卜、豌豆和卷心菜，都是来自弗吉尼亚多多纳庄园家里的小菜园，是凯瑟琳给丈夫的明显暗示：现在该是他解甲归田的时候了。
但是，对日战争尚未结束，盟国间的新老问题尚待解决。比如，同“自由法国”之间刚刚爆发了一场整个战争期间最激烈的争吵，杜鲁门总统感到苦恼，恳请马歇尔代他调停。可这一次总统却用错了人，因为马歇尔也是情绪不佳。
战争期间，参谋长已经烦透了戴高乐将军，这种厌烦态度，并未因其当上法国临时总统而有丝毫改变。在欧洲战争最后阶段，“自由法国”部队按照戴高乐的命令，占领了德国城市斯图加特，不理睬艾森豪威尔将军要把该城作为盟军基地的紧急请求，拒不撤出。艾森豪威尔忍气吞声，只好让他们留驻该市，而马歇尔却很不赞成这个决定。
而今，法国人又干出了马歇尔认为更不可原谅的事。“自由法国”部队开进了意大利的库内奥省，声称该地是阿尔卑斯省的合法组成部分，是属于法国的，假如有人想把他们赶走，将侵犯及危害他们的“尊严和安全”，并以强硬无礼的措辞致电美军指挥官，警告他们不要进行干涉。
马歇尔看了两份电报的副本勃然大怒。当时，杜鲁门总统正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马歇尔通过保密电话向总统汇报了情况的要点，并建议给戴高乐一个干脆利落而待之以礼的教训。官方的抗议已发往法国临时政府，但还需总统以国家元首的分量施加压力。
“将军，您代我写吧，”总统说，“口气要多强硬，全由您定。您怎么写都行，我签字就是。”
1945年6月6日，一封注明“不得打印，不得分发”的电报发到美国驻巴黎使馆，由杰斐逊·卡弗里大使把电报亲自交给戴高乐将军本人。电报由杜鲁门总统签署。电文如下：
亲爱的将军：
您肯定已看到我国政府今天递交贵国外交部的信件了。我想直接提请您注意，我对法国第1军在意大利西北部库内奥省所采取的行动深感关切和忧虑。在西线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下的法国第1军无视命令，拒不服从以意大利战区盟军司令亚历山大元帅为首的盟军军事政府就占领和调配作出的安排。不肯撤出该省，而且最近又发生了以下事件……
信中摘录了法国将军发给美军指挥官的两封电报的部分内容，然后写道：这毫不隐讳地表示法国政府意欲对抗盟军最高司令的命令，让部队继续留驻意大利境内，从而直接违背了避免以军事手段谋求政治目的的原则。我是信奉这一原则的。我相信，您也会同意，它代表了所有同盟国政府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的最良好意愿。
上述两封电报中还包含着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威胁：法国士兵将手持美国武器，同刚刚为解放法国而付出巨大努力与牺牲的美国和同盟军队作战。
实际上，这一行动竟是在旨在解放法国而开始诺曼底登陆战役一周年之际采取的。美国人民对法国人民怀有最美好的感情，但我敢断言，假如他们得知您手下的军官们（想来是得到您亲自批准）威胁要采取某种性质的行动，定会极感震惊。在我把此种事态告知美国人民之前，恳请您三思，将贵军撤出那一地区。我恭候贵国政府作出有理有节、合情合理的决定。这样做将会提高而不是降低法国的威信，同时还能使法国人民直接获益。
法国政府针对美军的这种明显威胁一不除，我将别无选择，只能遗憾地下令停止向法国军队提供军事装备和枪支弹药。但口粮给养仍将继续供应。
杜鲁门
戴高乐花了48小时才拿定主意，显然还由于美国卡了油料供应，使法军寸步难行。他指示外交部长波杜尔通知美方，法军将立即撤回法国，条件是美方得给他们汽油。
此外，情报机构透露，日本曾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请求苏联政府（当时仍同日本处于和平状态）充当中间人，促成日本和同盟国的谈判。和谈建议是裕仁天皇提出来的，他确信日本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因此，想罢战求和了。苏联人不急于看到日本投降，因此，在没有把此事通告美方的情况下就把他们打发走了。这使美国人感到不安，一些美国代表团成员认为，即使日本天皇的建议不可能付诸实施，但苏联人至少应当把此事通报美国方面。
战后，有人认为盟国为苏联短暂的对日作战付出的代价太高了，但他们忽视了一个事实，即雅尔塔会议召开时以及其后，几乎没有人相信原子弹会炸响。只是协议签订了几个月之后，史汀生和马歇尔才收到一份密电，原子弹在阿拉莫戈多试验成功了。俩人都非常清楚这一消息的含义。他们意识到过去劝说国会为此项计划增拨款项，现在看来没有白费。这样一来，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就不再是必需的了，尽管盟国已为此付出未免太大的代价，但俩人都没有表示后悔。
当天，马歇尔和史汀生就商议原子弹应投在什么地方。他们对日本城市一览表作了一番研究。
“（史汀生）反对把原子弹投在京都，”“哈维·邦迪说，“因为那里有许多寺庙和古迹。最后，他们选中了广岛，并去请示总统加以认可。史汀生和马歇尔说服了总统。虽然他们不能肯定这次冒险的结果如何，但却希望原子弹将结束对日战争。”
1945年8月6日，第一颗原子弹投在广岛。
若干年后，马歇尔透露说，原子弹爆炸后的48小时里，他和史汀生都以为这次冒险失败了，因此，不得不加紧完善在日本登陆作战计划，其中包括投放更多的原子弹。“当时估计在短时期内可以造出另外9颗原子弹，”马歇尔回忆说，“其中大部分能在日本南端登陆时交付使用。我记得，计划投入3个军团。部队并不知道将要使用原子弹，但我还是仔细研究了核试验爆炸后的检验结果，因为我们打算先投放一两颗原子弹，然后部队再登陆。留下一颗或几颗原子弹，以防日军增援。当时我们断定，实际战斗的伤亡人数要比原子弹可能造成的伤亡大得多，所以每个登陆军团要配三颗原子弹。先投放一颗或两颗，很可能是一颗，然后登陆，随后再向最近的日军支援部队投放一颗，此后如果有日军从内海方向越过山地增援，就用第三颗打他们。我们大致就是这样设想的。”
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爆炸后，似乎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日本人继续战斗的决心没有动摇，他们没有作出告饶的表示。
“就我记忆所及，”马歇尔日后说道，“我们当时没有想到广岛会摧毁得这样彻底，所以，东京不可能马上得到有关实际情况的报告。广岛整个毁了，我估计通讯至少中断了一天，也许更久些。”
只要有可能，马歇尔还是要尽量避免下达登陆命令。为了让日本人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他作了最后一次努力：同意投放第二颗原子弹。当时，美国只造出了两颗原子弹，而且由于两颗原子弹不尽相同，美国人甚至不知道第二颗能否炸响。马歇尔希望日本人没有猜到这一点。“直到第二颗原子弹摧毁了长崎，日本人才真正弄明白了第一颗爆炸的结果，”马歇尔说道，“他们显然害怕了，准备采取行动……日本人当时不知道我们再没有现成的原子弹了，还以为东京是下一个摧毁目标。他们胆战心惊，于是立即采取了行动。我们不可能用其他方法达到这个目的，这个方法使（我方的）生命财产免于遭受可怕的损失。”
1945年8月10日，长崎遭到第二颗原子弹攻击24小时后，日本请求投降。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正式全部结束。
战后，在谈到使用原子弹问题时，马歇尔说道：“我们必须结束这场战争，我们必须保全美国人的性命，我们必须这样停止消耗巨额钱财，战争费用已达到惊人的数目了。而战争一天不结束，我们就一天不能免去这项巨大开支。原子弹结束了战争。因此，投原子弹就是应该的……日本陆军处于决定战与和的地位，显然，只有逼他们屈从才成。所以，我们就对他们猛烈打击了。”
此刻，战争结束了，丘吉尔首相给马歇尔写来一封信：
您之所以能够统率这支浩荡大军，绝非机遇使然。您受命于危难之时，起而扩建这支军队，组织这支军队，激励这支军队。由于您领导有方，不消多日，一支强大的部队就建立起来，并日臻完善，终于横扫法、德全境。您不仅创造了野战大军及辅助部队，而且造就了所需要的全部指挥人员。他们能够指挥一支由集团军和集团军群组成的现代化合成军队进行机动作战，并能以无比迅猛的速度调遣这支大军，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在那些殚精竭虑的岁月中，我对您的英勇精神和宏伟魄力始终怀有钦佩之情；正是您的这种精神和魄力，使得和您共度危难的战友们获得了真正的力量和慰藉，而我切望自己能被公认为您的这些战友之一。
作为“夺取胜利的组织者”，马歇尔当之无愧。但是，这一崇高赞誉却使马歇尔受宠若惊。他不准部下把丘吉尔的那篇赞颂之词张扬出去，因为“虽然那番话充满敬意”，但却会“使他在参谋部同事面前感到难为情。”
1945年8月20日，马歇尔给杜鲁门总统写了一封信：
由于战争行动业已终止，陆军的复员工作正在进行，有关削减军备生产的重大军事决策已经作出，战后军事计划工作也接近完成。我感到我可以提请免去我的参谋长职务了。
我已在陆军部连续任职7年，其中6年担任参谋长。鉴于这项工作艰辛繁重，我确认作一次人事变动是有好处的。
如果允许我提名继任人选，我建议由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此特定时刻担任参谋长职务……
信写完了，事情办完了，经年累月令人精疲力竭的日常公务结束了。多多纳庄园和家用菜园终于向他招手了。
在整个战争期间，曾同他一道共事，但并非总是融洽无间的英国三军参谋长们非常清楚，这位行将退役的军人具有何等品质和才华。他们联名致电马歇尔：
在您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6年之后行将退役之际，我们，英国联合参谋长会议全体成员谨此惜别。
遗憾的是，您的两位最杰出的朋友和崇拜者，陆军元帅约翰·迪尔爵士和海军元帅达德利·庞德爵士已经谢世，不能和我们一起签发此电。
作为美国有史以来无比卓越和空前强大的陆军的建筑师和缔造者，您的英名将与我国和其他各国最伟大的军事家的名字并列，为人钦敬。
在我们同您共同指挥美、英两国军队的整个期间，您那无穷的智慧、崇高的原则和广博的见识，赢得了我们大家最深切的尊敬和钦佩。您总是襟怀坦荡、谦恭有礼，使我们深感荣幸和舒畅；您总是矢志不渝和无私奉献于我们共同的事业，使我们奋发向前。
我们尤应向您永致谢忱的是，您一向为建立和加强我们两国军队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合作起到的主导作用，极大地促进了最后胜利的来临，而且必将经久不衰，为未来岁月的文明造福。
您的为人处世，使我们深深仰慕，您的军事才能，令吾辈肃然起敬，我们谨此奉献亚历山大·波普于两百年前写的一首颂诗，以表惜别之情：
真诚友人，肝胆相照，
忠人之事，信誉至高。
重诺轻己，不谋私利，
不求闻达，惟留友谊。
（签名）阿兰·布鲁克爵士
波特尔爵士
坎宁安爵士
英国高层领导人的颂扬之词在所有盟国的首都引起了共鸣。因为长期以来大家一致公认，要不是马歇尔的天才、精力和决心，尤其是他的品格和耐心，盟国就不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如此迅速地取得胜利。他曾以高超的领导才能，制服了嫉妒和专横的将军，平息了政客间的争吵，减少了盟国间的排外和猜忌情绪。同时，他不倦地精心构思了打败强大的德、日战争机器的战略。即使那些目空一切的美国海军头目，对马歇尔的品格和才能也只有点头称是。
一位海军将领1945年写信给马歇尔说：“您使我从心眼里感谢上帝。我不知道这场战争要是没有您又会打成什么样子。”
大多数曾在国内经历磨难的人民和在海外战斗中冲锋陷阵的军人，都会同意这句话。马歇尔的传记作家之一、英国伦纳德·莫斯利写道：
“虽然他在战时统辖三军的全部事迹尚有待公布，但完全可以认为，他对胜利所做的贡献，是超过了官方文件的提法的。他最讨厌抛头露面，从不跟他手下的将领们争一时之短长。然而，他身为陆军参谋长，又不能不成为风云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种种危机，为应付危机而召开的四强会议、白宫会议以及出席国会各委员会作证，都不可避免地使他成为头号新闻人物。在全美国逐步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他是一位新型军事家，一名天才的全球战略家，他卓越的判断能力，杰出的才干和言行如一的品质，是美国及其盟国可以充分信赖的。”
他还写道：“谁也不曾想到，战争刚刚打胜，马歇尔却要悄然隐退。全国各地正在发起一场拥戴他为下届总统候选人的运动，而他以不容商量的口气拒绝了这一建议，这使许多好心人感到吃惊，甚至不快。有人猜测，他也许要像其他众多的陆、海军将领们一样，准备撰写回忆录，但马歇尔对竭力劝他写回忆录的同事们说，写回忆录就得如实地把他经历的真人真事写出来，这样一来，战时的一些丑闻和有争议的问题势必抖露出来，会不利于他曾与之交往的那些政治家和将军们；在评论他的回忆录时，所有争议的问题都会成为头条新闻，而这是他所不愿见到的。因此，尽管他家产不丰，他还是拒绝了所有的约稿。”
他并没有拿辞职当儿戏。当杜鲁门总统要他重新考虑时，他谢绝了。杜鲁门颇费踌躇，但最终同意了马歇尔的请求，只是要他等到年底艾森豪威尔将军从欧洲回来后再走。历尽战争辛劳，马歇尔虽然已感心力交瘁，终归还是同意了。他急不可待地等待夏季很快过去，动身的时刻早日到来。
1945年11月26日，总统在白宫为马歇尔举行告别仪式，也是授勋仪式。总统亲手把一枚橡叶勋章佩带在将军的制服上，并亲自宣读了嘉奖令：
在这场规模空前和无比残酷的战争中，数百万美国人为他们的国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马歇尔五星上将则为国家赢得了胜利。他的品德、举止和效能激励了陆军将士、全国上下和整个世界。如果要归功于哪个人，美国的前途应当归功于马歇尔。在世界上最伟大统帅的行列中，他是堪当首位的。
仪式结束后，总统亲切地祝愿马歇尔在他轻松愉快的退休生活中健康长寿，并向他承诺：“将军，您已经为国家做了这么多的事，我一定永不打扰您的退休生活。您有权利得到休息。”
当天，马歇尔最后一次把陆军部自己办公室的房门锁好，动身回多多纳庄园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