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世界经济危机中，一面赶写《政治经济学批判》，一面挤时间学了丹麦文和瑞典文、高等数学，还研究了俄国现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俄国农民解放的文章。这期间，马克思已英明预见俄国爆发革命的可能性。
马克思又把目光盯住了欧亚大陆的世界东方。
欧洲1848年革命失败后的反动年代，正是中国人民对外反抗列强入侵、对内反对腐败的清政府而英勇斗争的时期。马克思十分关注远隔重洋的中华古国，深切同情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强烈憎恨民主主义者对中国的压榨和欺凌。他和恩格斯从各种报刊上密切注意中国发生的事件，收集列强掠夺和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证，研究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材料，写了许多文章声讨殖民主义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声援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斗争。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后，英国侵略者为了使鸦片贸易合法化，进一步扩大侵华权益，处心积虑地妄图发动新的侵华战争。1856年10月，英政府勾结法国，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英国和法国派军舰北上，攻占了大沽炮台，侵犯天津，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1859年英法以“换约”为名再次炮轰大沽，1860年英法侵略军发动更大的侵略，侵占天津和北京，焚烧圆明园，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发表了十多篇文章，揭露英法侵略者挑起这场侵略战争的罪恶目的，支持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正义斗争。马克思指出：这是殖民主义者发动的一场“极端不正义的战争”，他严厉谴责侵略军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的罪行，他痛斥了英国人为发动侵略战争而制造的荒唐借口，指出他们的“这些不分青红皂白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中国人针对英国人提出的每一件控诉，至少可以提出99件控诉”。
马克思用大量材料揭露了英国的鸦片贸易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危害，英国在印度种植罂粟，提炼成鸦片，输入中国牟取暴利，仅1856年一年靠垄断鸦片贸易就获取收入2500万美元，占国家总收入的六分之一。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罪恶的鸦片贸易和赤裸裸的武力侵略必然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马克思和恩格斯热情地赞扬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马克思说：“本来已趋于平息的，在鸦片战争时期燃起的仇英火焰，在中国爆发成了愤怒的烈火，一切关于和平和友好的声明都未必能扑灭这股烈火。”恩格斯说：“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揭露了沙皇俄国通过对华贸易和利用英法侵华战争对中国进行的掠夺。马克思指出：“约翰牛由于进行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俄国得以签订一个允许俄国沿黑龙江航行并在两国接壤地区自由经商的条约；又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恩格斯在谴责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侵略时说：“它除了分沾英法所得的一切明显的利益以外，还得到了黑龙江沿岸地区，这个地区是它悄悄地占领的。”马克思特别揭露了沙皇俄国侵华政策的狡猾阴险，它靠狡诈的外交手腕，“不要花费一文钱，不出动一兵一卒，就能比任何一个参战国得到更多的好处。”
帝国主义的抢劫和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他们痛恨鸦片贸易带来的灾难，对外国人进行多种形式的斗争：在欧洲人吃的面包里放毒，在外国船上举行暴动，夺取轮船，被强抓来的苦力在被运往国外的船上奋起反抗，宁愿与船同沉海底或在船上烧死，也不愿投降；绑架和杀死他们能遇到的每一个外国人，等等。殖民主义的辩护士们把中国人民的这些斗争形式诬蔑为“可怕的残暴行为”。马克思、恩格斯站在中国人民方面批驳了他们的谬论，公开为中国人民辩护，恩格斯义正词严地指出：“这些对毫无防御的城市开火、杀人又强奸妇女的文明贩子们，自然会把中国人的这种抵抗办法叫做怯懦的、野蛮的、残酷的方法；可是既然只有这种方法能生效，那么中国人管得着这些吗？既然英国人把中国人当作野蛮人看待，那么英国人就不能反对中国人利用他们的野蛮所具有的全部长处。”
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视当时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的太平天国起义，高度评价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马克思指出，中国连绵不断的起义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它不仅动摇清王朝的统治，也会影响到欧洲的革命。他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在的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恩格斯把当时的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看作“整个亚洲新世纪的曙光”。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怀着喜悦的心情展望中国的前途，他说：“有一点仍然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8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
中华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
马克思不仅支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而且十分同情被殖民者征服的印度的悲惨境遇。他严厉谴责英国对印度的野蛮殖民政策。他指出：
“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它的历史，不过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征服者的历史，这些征服者就在这个一无抵抗、二无变化的社会的消极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帝国。”英国的“贵族只是想降服它，财阀只是想掠夺它，工业巨头只是想用低廉商品压倒它”，结果印度这个自然物产非常丰富的国家，却沦为世界上最贫困的殖民地。殖民者在这里公开贪污、勒索、侵吞私人股息，甚至在寺庙设置惨杀和卖淫掠取香客钱财，却无耻地称这是维护“财产、秩序、家庭和宗教”！马克思愤怒地指出：“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对于这样一个长期受尽奴役和欺凌的国家，马克思寄以希望，他说：“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在多少是遥远的未来，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将复兴起来。”而复兴的道路或者是英国本国的工业无产阶级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或者是印度人民掀起民族解放运动来摆脱英国殖民主义的枷锁。
1857—1859年期间，印度人民举行了民族解放的起义。马克思从印度人民的起义中看到了东方殖民地人民新的觉醒，给予了热情的关怀和支持。他写了许多文章分析起义的原因和性质，驳斥英国资产阶级报刊散布的种种谎言。他还看到了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对于宗主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意义。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印度使英国不断消耗人力和财力，现在是我们最好的同盟军。”
马克思在论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的文章中始终贯串了这样一个光辉思想：被压迫民族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必然会影响到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加深它的矛盾，加剧它的危机，削弱它的力量，从而有利于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因此，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是相互支持和相互影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支持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这些思想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解放斗争的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