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又来到了这座古老的、有很多尖塔和狭长胡同的莱茵城。城外的花园和果树园里，修饰整齐的奇异的灌木，在樱桃花丛中间闪耀着淡黄色的光辉。
“我们暂且对我们在美因兹的工作满意”，马克思在同他的朋友乘车去科伦的途中说：“我们号召德国所有的工人组织工人协会是正确的，在这个协会中，我们可以给工人极大的支持，直到我们有能力建立工人阶级的独立组织为止。”
“但我们在科伦将不会很容易，就我所知，这里的工人居然听信一位医生戈特沙尔克的话，说他正在要求建立工人共和国。多么无聊！”
“他们没有正确理解《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答：“这就靠我们同革命的资产阶级共同为反对君主政体和封建土地占有制而斗争，并且同时创造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以便推翻反动的阶级之后能够立即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马克思点头表示同意，他眺望着别墅前的花园，像沿途到处看到的一样，那里绿草如茵，百花盛开。
“弗里德里希！春天是个美丽的季节，可惜工人们能够享受的不多，他们从清晨到深夜在工厂里做工，只有睡眠的几个小时才能稍稍舒展眉头。”他点起一支雪茄，目送着雪茄的烟柱被柔软的春风吹散。
马克思、恩格斯、德朗克三人一同回国后先到达美因兹。考虑到科伦的拿破仑法典仍在起作用，比德国其他地方享有较多的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加上这里的工业比其他地区发达，工人在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大，是工人运动的中心。因此，他们又一同转至科伦。
到达科伦，立即着手做两件事：一是筹办一家日报；二是建立一个全德工人党，以推动这次革命。为了完成第二项任务，同盟的主要盟员分赴德国各地，在不少地方迅速建立了工人联合会，原计划在这些工人联合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政党，但由于德国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觉悟不高，还认识不到有成立一个自己的、不受资产阶级影响的独立政党的必要性，这项任务未能完成。而几百个盟员分散在德国各地的广大群众中，依靠秘密通讯和派遣特使联系已不能直接地指导各地的斗争。这就更加强了马克思创办日报的想法，各地的工人联合会也为日报的出版、发行打下了基础。
这位6年前24岁的《莱茵报》主编，因他的激进而《莱茵报》被查封。为了《莱茵报》的存在他主动放弃了好不容易找到了的一份工作，沦为了流浪汉。可是，自己的退却，并不能挽回报纸的命运，报纸终被停刊。
……都失去了，母爱失去了，连父亲的遗产也失去了，去荷兰姨父家想沟通母亲的感情也无济于事，得不到家里一文钱的接济……
6年过去了，几多寒暑辛酸不说，带回了三本书，也带回了三个孩子，还怀揣一笔所剩的父亲的遗产。
7月里，马克思从科伦的阿波斯托尔街7号搬到了科伦塞西林街7号。工作刚安顿下来，他把回国先住在特利尔岳母家里的燕妮和孩子、琳蘅也接来一块住下。
“那位黑胡子的年轻主编回来了！”
“一位曾在这里被赶跑了的主编又想要在这里办报纸，要恢复他原来失去的那张报纸……”
很快，马克思的住宅区又像在巴黎那样成了这里的革命中心。
创办报纸遇到了异乎寻常的困难，首先是缺少必要的资金，因此中央委员会派到德国各地建立同盟新支部和创办工人协会的特使也都努力为报纸筹集资金，但工人们和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帮工手里没有钱，至于那些拥有资财的自由资产阶级，当然谁也不会把资金交给这位撰写过许多无产阶级战斗性著作的前《莱茵报》主编，供他创办一份革命民主主义的机关报。
在乌培河谷有很多朋友和熟人的恩格斯，招股也没有大的喜色。
“很遗憾，认股的事，在这里很少希望。……问题的实质是，在这里甚至连激进的资产者都把我们看成是他们未来的主要敌人，不愿意把武器交到我们手里，因为我们很快地把它掉转头来反对他们自己。”
“从我的老头那里根本什么也弄不到。……他宁愿叫我们吃1000颗子弹，也不会送给我们一个塔勒。”
办报所需要的流动资金估计要3万塔勒，这些资本原来打算按50塔勒一股招收，但到5月底，认股总数只有1300塔勒。
马克思又从父亲的遗产中拿出3000塔勒，并尽可能征求收取订费：恩格斯从父亲给的生活费中挤出了几百塔勒，千方百计找人认了14股，总共筹集到了1.3万塔勒，暂时勉强解决了出版报纸的资金问题。
报纸取名《新莱茵报》，这是因为一方面表示同过去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有继承关系，一方面加上“新”字以说明两者之间有差异，报纸的副标题是《民主派机关报》。
报纸原设想在7月1日出版，由于革命形势发展迅速，反动派迫害的步子也在加快，马克思决定报纸提前出版。报纸创刊号曾对此作了说明：“鉴于反动派实行新的无耻发动，可以预料德国的9月法令很快就要颁布，因此，我们决定利用自由环境中的每一天，从6月1日就开始出报。5月31日晚《新莱茵报》创刊号排版印刷完毕。报贩们来到编辑部，取走刚印好的报纸，立即分送到科伦全城，马克思渴望已久的无产阶级宣传武器《新莱茵报》终于诞生了。
在报纸的编辑部里，马克思任总编辑，编委会的成员是恩格斯、维尔特、德朗克、斐·沃尔弗、毕尔格尔斯、威廉·沃尔弗。威廉·沃尔弗兼任秘书。马克思的工作量非常大。他要拟定报纸每天的编排计划，撰写社论，同国内外通讯员联系，选用他们送来的消息，编审大部分稿件，同国内许多进步报刊交往。除了保证每天按时出版，还要经常出版号外和传单，并设法把它们散发到莱茵省和其他地方。此外，处理报纸的财产要花费他不少时间，同当局和反动势力的威胁和纠缠、同自由派报刊的诽谤作斗争等等，也耗去了许多精力。总而言之，马克思是编辑部的灵魂，恩格斯说，马克思的任何决定，“对我们来说是理所当然毋庸置疑的，所以我们大家都乐于接受它。”
《新莱茵报》从创刊号直到最后一号，始终都忠实地遵循自己的政治纲领，国家统一、民主、共和的社会主义思想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在每一期《新莱茵报》上。
由于《新莱茵报》始终坚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和支持一切民族的解放斗争，它赢得了广大人民和坚定的民主派的信任。3个月内它的印数就达到了5000份，这是当时德国极少数几家报纸才能达到的数字。同时它的鲜明的政治立场也自然引来了德国封建势力和大资产阶级的敌视和迫害，创刊号的文章激烈反对资产阶级议会这个“清谈馆”的行径，使一半资产阶级股东退出，剩下的一半股东由于马克思坚决支持巴黎工人六月起义也全部退出了。7月6日科伦法院传讯马克思，控告他侮辱国家官吏和警政人员，搜查了报纸编辑部。8月初科伦警察厅通知马克思，科伦市政当局不承认他是“普鲁士臣民”，妄图再次把他驱逐出境。9月26日科伦实行戒严，《新莱茵报》同其他民主派报纸被勒令停刊。
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经过种种努力，使报纸于10月12日复刊。11月14日马克思再次被法院传讯，1849年2月初普鲁士政府又接连两次控告马克思危害国家，马克思在法庭上义正辞严为《新莱茵报》的文章进行辩护，无情地揭露政府的种种无耻的迫害。1849年5月，普鲁士反动政府相继镇压了德累斯顿、爱北斐特等地的人民起义后，又立即把刺刀对准了《新莱茵报》……
他坐在办公室，长长的黑发垂肩披着，蓬松的黑色胡须里那张丰润黝红的嘴唇微微地闭着，大刀阔斧的笔圈阅一篇篇稿件，撰写一篇篇檄文……好一个威严的总编。
一个听了马克思在莱茵大会上演讲的卡尔大学生说：
“马克思当时30岁，就在那时候他无疑已经是社会主义思想界的首脑人物，他体魄健壮，额部宽阔，留着长长的黑发和蓬松的鬓须，立刻引起大家的注意。他被认为是他那个专门领域的大行家；不能否认，他所讲的都很明了，逻辑性很强，而且很重要，但是我一生中从未遇到过像他那样高傲到令人难以忍受的人。”
《纽约每日论坛报》当时驻科伦记者阿伯特说：
“他的面孔和整个体态都焕发出充沛的精力，但是在他的温和而矜持的神情后面，任何人都能看得出燃烧着勇猛精神的熊熊烈焰。”
他从总编室走向大街、会场、战区、法庭……，如同他五千多份火一般的《新莱茵报》飞遍科伦，飞向柏林，飞向德国，他带着一身的油墨和书卷香走进各国革命的硝烟、战火——
满头乌黑的长发及鬓须和着他的长领开襟大衣飞也似地飘起来，像雄鹰击浪、呼风唤雨、震撼着旧世界……
维尔特在《新莱茵报》小品栏的一首讽刺诗歌写道：
今晨我前往杜塞尔多夫，
与一位可敬的枢密顾问同行，
一路上他肆意咒骂，
对《新莱茵报》忿忿不平。
他说这家报纸的编辑
统统都是魔鬼，
他们既不怕可亲的上帝，
连检察长茨魏费尔也不惧畏；
他们认为只有一个良方，可治人间一切祸灾，这就是成立玫瑰红色的共和国，把财产完全掌管起来；
整个世界要重新分配，划分为亿万等分，同样多的地亩，同样多的沙粒，连海涛也得搭配均分；
人人都分得一个地段，大家都特别高兴啦，而最好的一块地方，就归《新莱茵报》的编辑吧；
他们还要实行公妻，一心想把婚姻关系废弃，将来人人自由放任，结对交配可以随意；经过这番摩登改造，整个世界必将改变面貌。而《新莱茵报》的编辑们，都要将最美丽的妇人拥抱；
他们简直要把一切毁灭扫空，唉，全身亵渎神明的人，个个玩世不恭。至于私有财产之神，将来谁也不会供奉……
至此枢密顾问大人不再言语，我却惊讶不已，在我们这个疯狂的世纪，您可真算是个明达人士。
尊贵的大人啊，有您同行，真使我高兴。说到《新莱茵报》的编辑，我本人就是其中一名。
好啊，请继续起程吧，请将我们的名声随着您传播到世界各地，作为一个大人物和枢密顾问，您真有无穷的智慧和无限的想象力。
我的好大人于是继续往前走，
我要在我们欢乐的小品栏里，
为你树立一座纪念碑，
读者会知道对荣誉如何估计。
是啊，并非每一个蠢材，
都挨到我们的脚踢，
亲爱的枢密顾问，
我算有幸向您表示敬意。
《新莱茵报》在总编的领导下，像一把利剑，又“真正像榴弹一样”打击敌人——
《新莱茵报》第一号就无情地揭露大资产阶级同国王进行的种种妥协活动，用每天发生的事件引导读者看清反动派正在禁止集会和游行，逮捕和武装袭击手段来夺回他们在三月暴动失去的阵地。
《新莱茵报》坚决反对大资产阶级企图以奥地利或普鲁士为中心来达到自上而下的统一。
《新莱茵报》向德国报道具有欧洲意义的巴黎六月起义中劳动人民浴血奋战的大无畏牺牲精神。1848年6月底，发生了马克思早在二月革命爆发时就预言的事情：巴黎的无产阶级第一次为了自己本身的利益筑起了街垒。巴黎工人对那个冒牌的“社会共和国”深感失望之余，于6月23日举行了起义，以回答有产阶级的挑衅。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以惟独无产阶级才能具有的坚韧不拔、果断英勇和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同力量比自己强大一倍并有良好装备的资产阶级军队进行斗争。并阐明这一巴黎4万无产者的斗争的重要教训：只有通过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并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才能实现社会主义。
巴黎工人经过几天浴血奋战之后，于6月26日遭到失败。数以千计的无产者惨遭野蛮军队的屠杀，世界各国的新老反革命分子又以最卑鄙的方式对失败者进行诽谤，而正是这个时候，《新莱茵报》把被击败的无产阶级旗帜高高举起。马克思以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于6月29日在他的“一篇极其有力的论文”中向这一英勇斗争——这一斗争预示着无产阶级为自己的社会解放进行斗争的阶级大搏斗即将到来——表示祝贺。他写道：
“有人问，难道我们对那些在人民的愤怒面前牺牲的人，……不流一滴眼泪，不叹一口气，不发一言吗？”
“国家将关怀他们的孤儿寡妇，法令将颂扬他们，隆重的殡仪将送他们的遗体入土，官方的报刊将宣布他们永垂不朽，欧洲的反动派得从东方到西方到处赞扬他们。”
“但是平民则受尽饥饿的折磨，遭到报刊的诬蔑，得不到医生的帮助，被‘正直的人’叫做小偷、纵火者和流刑犯；他们的妻子儿女更是贫困不堪，他们的那些幸免于难的优秀代表被放逐海外，给这些脸色严峻阴沉的人戴上桂冠，是一种特权，是民主报刊的权利。”
这篇充满激情的向“胜利的战败者”致敬的公开声明，使得剩下最后的一批资产阶级股东也退出了《新莱茵报》。马克思不顾忌资产阶级股东对他的如何评说甚至退股的威胁，他旗帜鲜明地举起《新莱茵报》这面红旗，鼓舞着德国工人，列斯纳说：“……我把《新莱茵报》（1848年6月29日）上马克思所写关于这一事件的文章读了二十来遍，因为这篇文章恰好表达了我们的情感。”
《新莱茵报》提出警告，沙皇俄国已经把军队调集西部边境，随时准备帮助德国反动派镇压革命。
《新莱茵报》以编辑部的名义向意大利《黎明报》表示：“我们要捍卫意大利争取独立的事业，要和奥地利在意大利以及德国和波兰的专制统治作誓死的斗争。”
《新莱茵报》无情地揭露普鲁士的残暴和卑鄙，并指出：“只要德国继续压迫波兰，它就不能摆脱竭力支持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俄国的控制和威胁；只要拿起武器对付俄国，退回掠夺来的波兰领土，才能打破整个欧洲的均势，才能使打退的德国封建势力不致卷土重来，才能使德国得到真正的统一。”
《新莱茵报》上恩格斯著文鼓舞匈牙利人民采取多种方式坚决反对外国侵略者：“一个想争取自身独立的民族，不应该仅限于用一般的作战方法。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胜大民族，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惟一方法。”……
特别是巴黎工人六月起义失败后，反革命势力在整个欧洲转入反攻。普鲁士大资产阶级组成的内阁倒台，成立了自由派贵族内阁，力图恢复三月革命以前的秩序。为了有力地打击他们的反扑，马克思认为必须把民主派的力量联合起来，紧密联合当时科伦的民主协会、工人联合会和工人业主联合会。
8月23日，维也纳发生了新的流血事件。工人们为反抗政府降低工资举行了示威游行，反动政府对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进行了血腥镇压。在革命可能被大资产阶级出卖的严重时刻，马克思为了加强民主运动的联系，指引斗争的方向，于8月25日去柏林和维也纳。8月30日，马克思在维也纳的工人联合会上发表演讲，介绍了国际形势并阐明了无产阶级运动的任务。9月2日马克思又做了一次报告，论述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清楚地说明工人阶级受资本家剥削的根源。
9月3日，维也纳工人联合会左派市民自卫团等组织为8月23日被枪杀的工人举行葬礼，参加者除工人外，还有大学生、妇女、城市居民等。队伍穿过大街，形成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工人联合会向一切自由和进步的组织呼吁，向德国、匈牙利和其他国家的进步组织呼吁，呼吁建立紧密的联合和合作，并要求国会武装工人，大力宣传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工人议会。
9月12日，马克思回到科伦，当晚参加了工人联合会同民主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决定第二天举行民众大会，抗议国王在英国和沙俄的压力下同丹麦签订可耻的休战协定，认可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是丹麦的领地。这次大会有五六千人参加，恩格斯和德朗克在会上发表演说，威廉·沃尔费提议成立了安全委员会，保护人民用鲜血争得的成果。接着又召开了多次类似的民众大会。其中最大的一次是9月17日在离科伦不远的菲林根荒野举行的大会。一万多人步行、骑马、坐敞篷车和平底船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大会宣布要成立一个民主主义的德意志共和国，决心同反革命势力斗争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9月26日，科伦戒严，所有民主协会组织被撤销，集会权被废止。
《新莱茵报》和其他民主派报刊被勒令停刊。
《新莱茵报》编辑部受到严重威胁，几位编辑被通缉，资金日益短缺。戒严8天过后，马克思重振队伍，继续把自己剩余的一点钱财大部分投入办报。尽管考虑到自己家庭生计而心情沉重，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了。因为“问题在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住这个堡垒，不放弃政治阵地”。
10月11日，马克思同维尔特和其他友人克服重重困难，《新莱茵报》复刊了。
维尔特这位戴着袖珍眼镜的幽默小品专家，又亲眼目睹了马克思刺伤了敌人的那种乐趣，在复刊中“小品栏”里醒目地写道：
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事情，
比刺痛敌人更令人高兴，
比向那种笨蛋快活地大开玩笑，
更令人感到美妙。
我这样想，也就这样定好弦，
心中一切自安怡，
外面的闹剧已经开场，
神圣的科伦城宣布戒严。
刺刀林立，全城好像箭猪一样，
普鲁士的大天使们包围了新市场，
从那里蜂拥到鸡栏，
又进而拥到干草市场。
一个少尉来到了我们的面前，
带着如临战阵的队伍，
在隆隆的鼓声中宣布了
《新莱茵报》的死刑。
尽管这时，威廉·沃尔费冒着被通缉的危险，迅速返回科伦，协助马克思处理编辑工作。但马克思的负担仍然非常沉重。除了编辑部的日常工作外，他还得参加各种集会和会议，和工人们进行认真的讨论，同种种糊涂思想与怯懦行为展开激烈的斗争，还得向军事机关搞抗议活动，处理如雪片飞来的各地通讯。此外，由于他还受法院起诉的威胁，因此每天不得不考虑到自己有可能被捕而需要认真对付。
10月18日，普鲁士国王发动政变，延期召开国民议会，将政府所在地从柏林迁往勃兰登堡，并设重兵保护。
马克思对这一措施非常气愤，立刻同《新莱茵报》的工作人员商议，决定鼓动大家去反抗。
《新莱茵报》被迫暂时停刊时，恩格斯被派去了瑞士工作，这时，他正风尘仆仆赶回来了。
“这只是由于市民的疏忽，由于卑鄙的民主主义者的麻痹才发生了这件事。”当恩格斯走进房间的时候，马克思对他说：“因为他们害怕同贵族作坚决性的斗争，他们相信国王的话——他们难道没有读过历史，不知道暴君的誓言只是在他自己感到威胁的时候才有效吗？！”
后来，他一个人留在室内，起草了呼吁书：
“……”
在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呢？
我们应当拒绝纳税，弗兰格尔和勃兰登堡之流都知道……他们佩着军刀，领取制服和俸禄。但是军刀、制服和俸禄是从哪里来的，这一点他们就不知道了……
王权不仅反对人民群众，而且也反对资产阶级。
因此，要用资产阶级的方式来战胜它。
怎样用饥饿来制服它呢？
应当拒绝纳税。
你们好好想一想吧！普鲁士亲王们、勃兰登堡们、弗兰格尔们全部都不生产士兵吃的粮食，你们，只有你们自己才生产士兵吃的粮食。”
正如所预料的那样，马克思提出的拒绝纳税的要求在全体人民中愤怒地燃烧起来。连国民议会也不得不接受这个要求，被普鲁士军队从科伦市政厅赶出来的议员们在米茨旅馆举行了会议。在那里，以226票一致决议拒绝纳税。决议是：
“在国民议会不能自由地在柏林继续开会以前，勃兰登堡内阁无权动用国家资金和征税。”
“因此，从今天起捐税就废除了！！
纳税是叛国行为！！
拒绝纳税是公民的首要职责！”
当马克思知道上述消息以后，他又写了一篇新的呼吁书，要求成立一个革命民团，以便贯彻国民议会的决议。
“不再纳税”的口号，连续28天每天在《新莱茵报》第一版的报头下面刊登。
普鲁士政府又起诉马克思，法院传讯马克思出庭——
那是1849年2月8日，一个严寒的冬天，高耸的大教堂的尖塔周围飘着鹅毛般的大雪。
马克思、沙佩尔和施奈德尔都是一起在呼吁书上签过名，现在他们正走在去陪审官裁判所的路上。
尽管风雪交加，但他们三个人精神饱满，坚定地要供述呼吁书上的每一句话，毫不畏缩。
在宣读起诉书和检查官讲话之后，马克思发了言。
陪审官在马克思第一段讲话之后就已经抬起了头，马克思的勇敢和激情给了他很好的印象。其中一位陪审官是大酒商，他坐在陪审官的弹簧椅上，开始有些不自在起来，被告刚才说了些什么呢？
“国王实行了一场革命，他推翻了现存的法律制度，他不能诉诸被他自己可耻地蹂躏了的法律！”
在那位大酒商打算考虑上面的话之前，他已经被最后的几句话慑服了：
“这是一种怯懦的法律伪善！诸位先生，你们一定不会用自己的判决来批准这种伪善的。”“我完全无法理解，检察机关怎么还敢根据已被王权本身蹂躏了的法律来控告我们！”
马克思发现好像陪审官要站起来退庭，但是他的抗辩还没有结束，他正要更加有力的证据回击他们。这些证据无可辩驳地、简单明了地揭露了控诉书的违法行为。
“查理一世不止一次地获得胜利，但是，到头来还是上了断头台。诸位先生，谁又能向你们担保：现任内阁以及过去和现在都是现任内阁手中的驯服工作的那些官员，将来不会被本届议院或它的继承者宣判为国事犯呢？”
这位大酒商警悸而畏缩起来，“国事犯”这个词对他来说好像是抽了一鞭！一个被告用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控告当权的容克地主和他们的内阁官员，这在法庭上还算第一次！
“诸位先生！检察机关的代表企图用4月6日和8日的法律来论证他的控告。我曾经不得不向你们证明，正是这些法律会取消对我们的控告。但是，不瞒你们说，我过去从未承认，而且将来永远也不会承认这些法律。对于人民选出的代表来说，这些法律从未发生过效力，更不用说给三月革命指出道路了。”
“政府接二连三地采取暴力行动。它肆无忌惮地违犯极重要的法律，HabeasCorpusAkte，市民自卫团法。它在戒严的幌子下任意实行无限制的军事专制。它甚至把人民代表本身都给赶跑了。而当一方蛮横无礼地违犯一切法律的时候，却要求另一方甚至最严格地遵守会议规则！”
“当现代社会还没有摧毁和消灭旧社会赖以强行保全自己的那种正式的遗留下来的权力以前，当它还没有摧毁和消灭这个社会的国家权力以前，它是不可能高枕无忧的。天赋王权的统治——这也就是过时的社会成分的统治。”
检察官聚精会神地做记录，他多次停笔去考虑被告的为人。
站在检察官面前的是像他自己一样的一个大学生，法律学家的儿子，大概不会是那种流浪的手工业工人吧？！什么东西鼓舞了这个人，使他这样热衷于工人的事业？
“这样看来，在这两个社会之间不可能有和平。他们的物质利益和需要使得他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一个社会必然获得胜利，而另一个社会必然遭到失败。这是它们之间惟一可能的和解。因此，在这两个社会的最高政治代表之间——在国王和人民代议机关之间，也不可能有和平。”
马克思坐下，法庭沉默大约一分钟，一种少有的、压抑的沉默，直到最后主审法官继续传讯沙佩尔。
沙佩尔和施奈德乐同马克思一样进行自我辩护，他们勇敢地承认了呼吁书中的话。
无可奈何。马克思天衣无缝的逻辑思维和毋容置疑的事实以及那一字一句如同颗颗炽热的子弹……法庭在这种强烈反差的氛围下，原告成了被告。
法官也倾向了马克思。
全体法官退庭。
被告在法庭庭丁的看守下，在法庭黑暗的走廊里踱来踱去。他似乎听到了陪审官们在室内发生了无休止的争论。不出意料，送给他的法庭裁决书上写着：“无罪释放。”
这个月，政府向马克思提起两次起诉，都如此以马克思的胜诉而告终。
工人和市民为争取德国宪法而组织起来的斗争在工业城市萨克森和莱茵省被反动派的军队镇压下去了。为了参加以后的普法尔茨和巴登的起义，正在比利时参加斗争的恩格斯短期回到了科伦。
《新莱茵报》于1849年5月19日被查封了。
马克思召开最后一次工作人员会议，并把他写的准备在报纸停刊号上用红字刊登的那篇文章的几段念给大家听：
“欧洲的总革命的大火山不仅在沸腾，而且就在爆发的前夕，那红色的、火山喷出的熔岩之流将很快地把全部得天独厚的、强盗骑士式的经济永远埋葬。那卑鄙、伪善、荒淫、腐朽而怯懦的，可是还显得傲慢的资产阶级，将被那最后变成聪明的、统一的无产阶级群众把他当作赎罪的献品推入炽热的火山的喷火口……红色！红色！红色！红色胜利了！红色共和国已经临近胜利的前夕！”
编辑室里沉默了一会儿，每个人都在回忆这最后的几个月，想到那位在所有的政治问题上是他们的领导者、在一切私人问题上是他们的朋友和助手的马克思，他们从他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同心爱的工作分手不是容易的事，当马克思感到眼圈湿润的时候，他背转身来，向窗外眺望。
恩格斯站在马克思身旁，把手搭在他的肩上，随后，其他几位编辑都走进来了。
“朋友，你们不要难过掉泪！”马克思激励地说，“我们还要再干，而且到那时，所有的人将站在我们这一边！”
5月19日的最后一号《新莱茵报》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全是用红色油墨印刷的，发行数千份。人们想方设法用高价从他人手里竞相转买终刊号。
《新莱茵报》就像一团正燃烧的火焰，就像一面飘扬的旗帜……
《新莱茵报》“红色终刊号”印发的第一个星期，恩格斯、威廉和斐迪南受到通缉，马克思和德朗克、维尔特要被驱逐出境。5月11日给马克思的驱逐令写道：“《新莱茵报》愈益坚决地煽动居民蔑视现存政府，号召暴力革命和建立社会共和国。”还命令：“若彼对此项要求不服，应着即押送出境。”
总编辑用他激动得颤抖的笔编审最后一期稿子。
退还债权人的股金。
发放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的工资。
支付纸商的货款和通讯员的稿酬。
为通缉的战友筹划好盘缠和生活费用。
……
马克思和燕妮把自己最后一点积蓄都拿出来了。
全家剩下的一点东西就是燕妮身上最后一件银器，出走前也不得不立刻送去当铺用于旅费。
马克思最大的痛苦是离别祖国。可现实摆在马克思面前的又是只有流亡的这惟一出路。
马克思这位政治流亡者、通缉犯和被迫害者第三次来到塞纳河畔的巴黎，他化名M·拉姆博次。
他在巴黎的战友，战斗生活中那结成深情厚谊的战友呢？
海涅病得很重，连三步路也不能走，他要从靠背椅到床上去，都不得不扶着墙壁走……
巴登和普法尔茨的斗争已经结束，军事法庭分设在曼海姆·弗莱堡和施塔特等地。
恩格斯在参加普法尔茨和巴登起义时担任费赖沙尔·维利希的副官，他的命运还不知怎样？
夏天很快就过去了，还一直没有听到恩格斯的消息，终于在6月的最后一天，燕妮兴奋地带着喜讯冲进房间里，她说：“弗里德里希还活着，他在瑞士的韦维。你自己看信吧，他在信里写了什么？”
马克思从她的手里夺过信，迅速地浏览一遍，然后又仔细地、反复地读了几遍，他忽然纵声大笑地说：“他还在担心我，我有可能逮捕……我必须马上给他回信！”他笑出了眼泪，“我亲爱的，你自己也这样子，怎么还老为我感到不安呢？！”
这时，燕妮也流泪了。马克思蓦地抱着她，就像是抱住了恩格斯……
这一夜，马克思没有怎么入睡，噩梦一直折磨着他，他好思念他的战友……
他又想起信中几段话：“《新莱茵报》方面有一个人参加了战斗毕竟是件好事，因为所有民主派无赖都在巴登和普法尔茨，而目前他们正在吹嘘他们所没有完成的英雄业绩。否则，又会有人叫嚷什么《新莱茵报》的先生们胆子太小，不敢参加战斗。可是，在所有的民主派先生当中，除了我和金克尔，没有一个人打过仗。”
“弗里德里希，这位勇敢的‘骑士’，过去我对他的爱骑马飞驰越野的担心真是多余的……”马克思为恩格斯感到骄傲，恩格斯挽救了报纸的名誉，并且证明他们不仅能做文字辩论，而且，如果时代需要，他们还可以投笔从戎，参加战斗。
那很好，他平安无恙。
马克思想着想着，不知什么时候入睡了。
一觉猛然醒来，他披衣坐到写字台旁，点起雪茄，挥笔疾书，给恩格斯写回信。
“我们全家都在这里。法国政府曾经要把我驱逐到莫尔比昂省这个布列塔尼的朋齐维治地去，直到现在我拒不执行。
……红色沃尔费现在住在我这里，财务情况自然是十分混乱。
弗莱里格拉特继续留在科伦，如果不是我的妻子怀孕的话，我在经济上一有可能就将欣然离开巴黎。”
马克思十分注意从那些驱逐出境的人员中研究德国的事变。
8月底，他接到法国政府要他离开巴黎的命令。马克思早就下了决心，一旦驱逐出境，他马上就走。他激动地对燕妮说。
“我不去摩尔比安，我离开法国去英国伦敦去，但是鉴于你目前的状况，明智的办法还是暂时留在巴黎。”
燕妮向来就为马克思分担忧患和迫害，这时她勉强微笑着，以便表示她对这种新的无奈并不悲伤。
马克思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十分感动地说：“燕妮，我亲爱的！你多勇敢啊！”
燕妮紧紧偎依着又要离开的丈夫……这时，他们都感觉到了她腹中的新生命在蠕动……
8月24日，马克思一个人登上了开往伦敦的轮船。因为没有钱，全家无法与他同行，加上燕妮又正处于妊娠的最后一个月。
可想而知，马克思这次伦敦之行他心情更不好。他以前和恩格斯一道在英国的两次短暂旅行，并没有给他留下令人快慰的印象。英国人的实用的、平稳的和忍耐的性格，跟他的好动的和急躁的性格有些格格不入。另外马克思的英语还掌握得不太好，这就使他的活动大受限制，使他感到某种依赖性。
环境和条件尽管对他有多方面的不利，可他一到英国，又立刻投入了政治斗争。他恢复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并重新组织了同盟的活动，与此同时，他进行关于筹办德文机关刊物谈判，准备在这里创办《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这时欧洲大陆上到处都在迫害革命者，有一些革命者逃到英国来了。他们都是一小批一小批的，既没有钱，又不懂英语。来自欧洲各个国家的都有，既有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又有波兰人、法国人。在伦敦的德国人增加到300人，基本上是工人和小手工业者。他们找工作往往碰壁。马克思和他的朋友，在他们本人受着穷困煎熬的同时，组织了一个伦敦救济委员会，作出了革命团体的好榜样。
马克思写出激动人心的号召书。他和同志们为了筹集必要的生活费用整天奔波于伦敦街头。
眼看怀孕的妻子带着三个孩子和琳蘅于9月15日就要到伦敦来，钱几乎没有，他迫在眉睫的还要解决个人的生存问题。
钱，这个既可爱又可恶的疯狂的魔兽，一时以其光环炫耀于人，一时又以其“铜臭”被厌弃于人。马克思不由得不好意思地想起了这之前给几位朋友写的“要钱”信：
6月7日，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谈了德法两国形势的一些看法后，他简单、直率地向他提出：
“你必须设法在什么地方给我弄些钱；你知道，我为了履行《新莱茵报》的义务已经把最近的收入用光了……”并在“给我弄些钱”的下面打上着重号。
7月13日，马克思不得不写信给魏德迈说他的妻子在巴黎已一文不名。他问是否可以争取他关于蒲鲁东的书（《哲学的贫困》）出第二版得到一笔预支稿费，这本书在布鲁塞尔没有全部卖掉。
使情况更糟的是：法国政府把马克思看作危险人物，禁止他在巴黎居住，并勒令他住到布列塔尼半岛偏僻、又有碍健康的莫尔比昂省去，还规定在那里不得擅自离开。
往往这时，马克思经过片刻的绝望之后又会重新振作起来。1849年8月23日他马上给恩格斯写信谈他的新计划：
“……我要离开法国。
“去瑞士不给我护照，所以我必须去伦敦，而且就在明天动身……
“此外，我在伦敦创办德文杂志有肯定的希望……
“所以，你必须立即前往伦敦。
“我肯定对此抱有希望……”
“希望在哪里？……”马克思一时又在责怪自己经济上的无能，“妻儿子女到伦敦来了怎么办？看着我的满脸鬓须能饱肚吗？”
于是，马克思在9月5日给诗人弗莱里格拉特写信：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我只给你写几行字，因为四五天来，我生了一种类似轻霍乱的病，感到非常软弱无力。
我的妻子来信，要我告诉你已收到你的信和所附的100法郎。你想想巴黎的警察多么卑鄙：他们连我的妻子也去打扰；他好容易获准在巴黎呆到9月15日，即我们所租房子到期的日子。
现在我确实处境困难。我的妻子临近产期，15日她又必须离开巴黎，我不知道到哪里去弄到必要的钱，使她能够动身并在这里安顿下来。
另一方面，我有一切希望在这里办一个月刊；但是时间紧迫，而且头几个星期困难特别大。
燕妮来了。马克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她安排在一家贫困的家里寄宿，一面继续疲于奔命，四处奔走，以求找到一个较为方便点的住处，因为燕妮产期已近。最后他在简陋的切尔西街区的安德森街4号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住处。11月5日，燕妮生下一男孩，取名亨利希·格维多。
这时马克思一家又正面临着严酷无情的冬天。燕妮在1850年5月20日给魏德迈写信谈起了艰难的处境：
……我的丈夫在这里被日常生活的琐事压得喘不过气来，而且这一切是如此令人苦恼，以致需要他的全部精力，他的全部的镇定的、清醒的、冷静的自尊感，才能坚持这种每日每时的斗争。亲爱的魏德迈先生，您知道，我的丈夫为了报纸曾经作了多大的牺牲，他拿出了几千现款，而当成功的希望几乎没有了的时候，他却成了报纸的所有人（好心的民主派硬叫他这样干的，否则他们自己必须负担债务）。为了挽救报纸的政治荣誉，为了挽救科伦友人的公民荣誉，他挑起了一切重担，卖掉了自己的印刷机，交出了全部收入，临行前还借了300塔勒来偿付新租的房舍的租金，支付编辑的薪金等等——而这时他已经是被驱逐出境的人。
您知道，我们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东西。我到法兰克福去典当了我们仅有的最后一点银器。在科伦我托人出卖了我的家具，因为衣物和其余一切东西都有被查封抵债的危险。当倒霉的反革命时期到来时，我的丈夫到巴黎去了，随后我带着我的三个孩子也去了，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在巴黎安身，又被驱逐了，我本人和我的孩子们也被禁止在那里继续逗留。在他之后我也渡过了拉芒什海峡，过了一个月我们的第四个孩子出生了。要了解伦敦以及这里的情况，才能知道抚养三个孩子和生育第四个孩子多么不容易。单房租一项我们每月就得付出42塔勒。这一切我们只能用当时我们自己所有的钱来支付。但是，我们为数不多的钱在出版《评论》时已经花光了，虽然订了合同，钱还是拿不到，即使拿到了，也只是零星小数，因此我们在这里的处境十分悲惨。
我只要把我们的一天的生活情况如实地向您讲一讲，您就会看到，过着类似生活的流亡者恐怕是不多的。因为这里奶妈工钱高，尽管我的胸和背部痛得很厉害，我还是决定自己给孩子喂奶。但是这个可怜的孩子从我身上吸去了那么多的痛苦和内心的忧伤，所以他总是体弱多病，日日夜夜忍受着剧烈的痛苦。他从出生以来，没有一个晚上是睡到两三个小时以上的。最近又加上了剧烈的抽风，所以孩子终日在死亡线上挣扎。由于这些病痛，他拼命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伤裂口了；鲜血常常流进他那抖动的小嘴里。有一天我正抱着他这样坐着，突然我们的女房东来了。我们一个冬天已经付给她250多塔勒。其余的钱按合同不应该付给她，而应该付给早已查封她的财产的地产主。但她否认合同，要我们付给她5英镑的欠款，由于我们手头没有钱（瑙特的信来得太晚了），于是两个法警，将我不多的全部家当——床铺衣服等，——甚至连我那可怜的孩子的摇篮以及眼泪汪汪地站在旁边的女孩们的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家当拿走。那时忍受着乳房疼痛的我就只有同冻得发抖的孩子睡光地板上了。我们的朋友拖拉姆赶忙进城去求人帮忙。他上了一驾马车，马狂奔起来，他从车上跳下来，摔得遍身是血，被人送回我们家来，那时我正和我可怜的发抖的孩子们在哭泣。
第二天我们必须离开这个房子。天气寒冷、阴暗、下着雨，我的丈夫在为我们寻找住处，但是他一说有四个孩子，谁也不愿收留我们。最后有一位朋友帮了我们的忙，我们付清了房租，我很快地把自己所有的床卖掉，以便偿付药房、面包铺、肉铺、牛奶铺的欠款，他们听说我被查封财产都吓坏了，突然一齐跑来向我要账。把出卖了的床从家里抬出来，搬上小车——您知道，又出了什么事？当时天色已晚，太阳已经落了，按英国的法律在这个时候是禁止搬运东西的，于是房东领着警察来了，说里面可能有他的东西，说我们想逃到外国去。不到五分钟，我们门前就聚集了不下二三百个看热闹的人，切尔面的流氓全来了。床又搬了回来，只好等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以后再交给买主；最后，当我们卖掉了一切家当，偿清了一切债务之后，我和我的可爱的孩子们搬到了莱斯特广场莱斯特街一号德国旅馆我们现在住的这两间小屋。在这里我们每星期付五个半英镑才凑合住下来了。
亲爱的朋友，请原谅我这样详尽地向您讲述了我们这里的仅仅一天的生活。我知道这是失礼的，但是今天晚上我心潮翻滚，两手发颤，不得不把心里话都向我最好的最忠实的老朋友一一倾吐一次。您不要以为这些小事所造成的烦恼把我压倒，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在我们的斗争中我们决不是孤独的，而且我有幸是少数幸福者中的一个，因为我的身旁有亲爱的丈夫，我的生命的支柱。真正使我痛苦万分，使我伤心的是，我的丈夫不得不经受这样多的琐屑的苦事，而本来只要很少的东西就可以帮助他；他心甘情愿地、愉快地帮助过很多的人，而在这里却得不到任何帮助。但是，前面已经说过，亲爱的魏德迈先生，您不要以为我们要向什么人提出要求。即使我们得到过什么人的接济，我的丈夫还是能够用他的财产加以偿还的。我的丈夫对于那些了解他的思想、得到过他的鼓励、受到过他的支持的人所能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在事业上为他们《评论》更多地出力，更多地关心《评论》。我能够骄傲而大胆肯定这一点。这是他们应当为他做的一点小事情。我不知道，难道我的丈夫凭他的著作还没有资格拿十分银格罗申的报酬吗？我相信，没有人会因此受到损害。这就是我感到苦恼的事情，但我的丈夫却不以为然。在任何时候，甚至在最可怕的时刻，他从来不失去对未来的信心，仍然保持着极其乐观的幽默感，只要看到我很愉快和可爱的孩子们向妈妈撒娇，他就心满意足了。亲爱的魏德迈先生，我这样详尽地向您讲述我们的情况，他是不知道的，因此，请您别提起这封信里的事。
他只知道我以他的名义请您尽快把钱收齐寄来……
再见吧，亲爱的朋友！请代表我向您的亲爱的夫人致以衷心的问候，请代我这个常常为自己的孩子流泪的母亲吻您的小宝贝……尽管有这一切的一切，我们的三个大孩子长得都非常好，女孩子们个个美丽、健壮、活泼、可爱，我们的小胖子十分滑稽和逗趣。这个小鬼整天兴致勃勃地扯着嗓门唱些滑稽可笑的歌，当他用心全力高唱弗莱里格拉特的《马赛曲》时，房子都颤动了。他唱道：
快来吧，六月，你这立功的时刻，
我们渴望建树新的功绩。
这个月份正如它的两个不幸的先驱者一样，
它的世界历史使命也许就在于要开始巨大的斗争，
而在这个斗争中我将重新携手战斗。
祝您健康！
一天，恩格斯拎着送给孩子的礼物找到了伦敦马克思的住宅。
经过一场血与火的战争的洗劫，这位在战场上败下来的“副官”，还是那样的穿着整齐，花格子的西服、亮直的发路也显出其疲惫后的一种抖擞精神……
恩格斯明显地消瘦了，因为瘦，个子更显出其比粗犷、敦实的马克思高出许多。
“您是从哪里来的？”马克思急忙问。
“从意大利来。”
“怎么到意大利去了？”
暴动失败后，恩格斯逃到意大利，从意大利才跑到马克思身边来的。
恩格斯很担心地问：“您早就没有钱用了吧？”
马克思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燕妮脸上微微地红了，但在他面前用不着客气，客气反而觉得是侮辱了他。
恩格斯紧接着说：“走投无路的时候老头子才给了我一点钱，先拿着这一点。”连个数字也不说，恩格斯就把钱交给了琳蘅，他又说：“党和全人类劳动人民等着您的劳动；您只管做你的工作，相信我，钱是会有的！”
燕妮心中暗想，世界上再没有这样好的朋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