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把他自己比作橄榄球四分卫，他知道下一步比赛该怎么进行，但是不能再为后面的比赛制定方案，因为后面的比赛将取决下一步比赛的进展情况。
罗斯福的思想基础是伍德罗·威尔逊和西奥多·罗斯福的进步传统。虽然他不像前者那样才华横溢，也没有后者那股道义上的热情，但是他使绝大多数美国人和许多欧洲人确信，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所采取的各项改革，是取代右的或左的极权主义的可行办法。
“新政”反映了罗斯福总统对理论思考的厌烦情绪。虽然它标志着美国改革的顶点，并使美国的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具有持续不断的影响，但是关于它在美国政治传统中的地位，至今仍争论不休。它永远改变了美国人及其政府之间的关系。新政是历史上几次成功的渐进主义革命之一，它把权力集中在国家政府手中，特别是集中在总统手中。美国从一个由个人主义者组成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关心社会的大家庭，接受了福利国家和计划社会的原则。政府的方针就在于改善所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新政是天真、人道主义、注重实践和愿意用社会和经济试验冒险的混合物。罗斯福从来不是一名理论家，他的脑子里可以同时有两种互相矛盾的想法，他被扣上了种种帽子，有人说他是资本主义者，有人说他是法西斯主义者。保守分子指责说，他在执行1932年社会党的纲领——这种指责使诺曼·托马斯大发雷霆。这位社会党领导人轻蔑地说：“罗斯福除非坐在担架上执行社会党的纲领，否则就无力执行。”雷克斯·特格韦尔说：“总统勉强地采取了赤字开支，每走一步路他都加以抵制——哈里·霍普金斯、伊克斯和许多新政执行者都能证实这一点。”
作为革新者和保护者，罗斯福发给美国人民一副新牌，而他自己却使用那副旧牌。1934年，他说：“新政……谋求使社会、富人和穷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结成一个由自由人组成的志愿兄弟会，为维护共同利益并肩奋斗。”如果说有所区别的话，他强调了新政的保守主义。1936年他在竞选时宣称：“在私人获得裨益和自由企业制度被拖到崩溃边缘之后，正是本届政府挽救了这种制度。”罗斯福担任总统期间一直渴望实现预算平衡，他引以自豪的是，他已把普通政府活动费用控制在最低水平。他承认，由于一项平行的应急预算，扶贫济困的开支很大，但只是为了防止人民挨饿才采取了这种措施。罗斯福不想造成一支长期领取救济金的大军，他冀望使情况恢复正常，这导致了1938年的经济衰退，几乎抹掉新政的成就。
罗斯福对当代传记作者埃米尔·路德维格说，他的主要目的是改革社会制度。他说“文明就像一棵出现枯枝烂叶的树一样”，激进分子说：“把它砍倒。”保守分子说：“不要动它。”开明分子采取折衷的办法：“让我们把它修剪一下，这样我们既不会失去老树干，也不会失去新枝。”
大萧条造成的破坏使得罗斯福不得不超越中产阶级改革主义的范围，在陌生的领域实行改革。他面临着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几乎没有时间或者也不想被城市政治机器和托拉斯这些老恶魔分散精力。进步主义关心的主要问题是确保市场上的竞争并且保护农民和小企业家，而新政却利用政府权力实行彻底的社会改革。正如卡尔·德格勒说的那样，在罗斯福领导下，联邦政府“成了社会上一支刚健而精悍的力量，给予社会以活力；如果有必要，在普及福利要求时取代私人企业”。
新政是为应付一种紧急状态而制订的，它的执行者和罗斯福本人一样，拒绝教条主义的做法，因此它的发展格局既不清楚，也没有系统。尽管如此，它并非毫无原则的，罗斯福在他生涯的早期就对美国的政治逐渐地形成一种看法，后来他从来没有背离这种比较完整的看法。他把自己视为近代的杰斐逊，肩负的任务是极力维护美国的民主，防止汉密尔顿分子为他们的自私目的而控制政府。由于有这种观点，他对人们暂时的怀疑并不感到忧虑。
罗斯福在执政的第一天，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目的，他召见了白宫首席守门人帕特里克·麦克纳。麦克纳刚一进门，总统就前去迎接，亲切地称他为“帕特”。他几乎晕了过去。他在白宫工作大约30年了，还是头一次听到总统称他为“帕特”。在一个星期内，罗斯福对白宫所有工作人员——秘书、办事员和服务员——统统称呼其教名或绰号。他们大家都觉得总统待人很亲切。
最初，总统给他的工作人员下达的命令之一是：如果遇到困难户给白宫打电话请求帮助，不要拒人于千里之外。罗斯福说，若是有人陷入绝望而给总统打电话，那就应该在可能情况下想办法给予帮助。白宫多次接到这样的电话，有的是土地赎回权眼看要被取消的农民打来的，有的是即将失去住宅的住户打来的，罗斯福夫人亲自接过一些这样的电话，通常她总是能想出办法减少一些繁琐手续，为他们提供援助。
在白宫长期居住的人除总统和第一夫人以外，还有路易斯·豪和利汉德小姐。路易斯·豪感到，住在林肯厅“就像豆荚里的一粒豌豆一样”，空空荡荡，后来他把床搬到附近的一间化妆室里；利汉德住在三楼的一间屋子里。
安娜·罗斯福·多尔和她的两个小孩安娜·埃莉诺和柯蒂斯也长期住在白宫里。人人都把安娜·埃莉诺和柯蒂斯称为西斯蒂①和巴齐。安娜结婚六年之后开始同丈夫柯蒂斯·B·多尔分居。1932年竞选期间，她爱上了芝加哥《论坛报》记者约翰·伯蒂格。埃莉诺·罗斯福对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起了促进作用。她很喜欢伯蒂格，说他是和她有一种特殊的私人感情的人。多年以后，安娜和约翰的儿子在一篇文章中谈他双亲的爱情时写道，这种爱情也许使埃莉诺看到了她曾幻想和十分向往但又从未变成现实的那种亲密关系。安娜和约翰·伯蒂格都同原来的爱人离了婚，伯蒂格离开了《论坛报》，1935年他们结婚了。《论坛报》后来已成为新闻界对总统批评最强烈的刊物了。
① 后来，柯蒂斯·罗斯福·多尔去掉了他最后的名字多尔，所以他现在叫柯蒂斯·罗斯福。
白宫里的房屋严重失修，破落不堪。埃莉诺从达切斯县雇来的女管家亨里埃塔·内斯比特发现古旧的厨房到处都是蟑螂，并且抱怨说，她无法保持公用房间的清洁。在罗斯福搬进去之前，白宫没有图书馆。一名守门人兼任总统的理发师。罗斯福夫妇在白宫居住的12年中，二楼居住区看上去同海德公园的房子一样，东西堆放得乱七八糟，极不雅观。墙上挂着全家合影、孩子们和孙儿孙女的照片和海军的图片，此外，还摆着各式各样的古玩和军舰模型。房间里到处堆放着书籍和杂志，有些是过期几个月的杂志。家具不太精致，其中一些是罗斯福家中的。有几件家具，其中有总统的床，是在维尔—基尔家具店定做的。埃莉诺把她祖父老西奥多·罗斯福的画像挂在门罗厅，门罗厅成了罗斯福家的起居室。本来她打算把她祖父的画像留在第六十五街的房子里，后由于那座房子要出租，她丈夫坚持己见地说：“你不能把你祖父租出去，让我们把他带走吧。”
在白宫二楼，既豪华而又均匀的椭圆形客厅成了总统的书房。墙上挂满了他个人收藏的海景画和海军图片，壁炉台上放着一个驱逐舰模型。其中一幅画的题目是“五月花号归来”，描绘了1917年第一批美国军舰到达欧洲水域的情景。它使人们想起他担任助理海军部长的日子。门上面挂着埃莉诺小时候的一幅画像，她披着一头自然卷曲的淡发，长着一双蓝眼睛和一身米色的皮肤。有一天，罗斯福看见弗朗西丝·珀金斯仔细地观看那幅画像。“我始终喜欢埃莉诺的这幅画像”，他说。“……这才是埃莉诺的真实写照，你知道，可爱的头发，美丽的眼睛。”书房里有两张写字台，一张是按杰斐逊的旋转写字台复制的，另一张是用“决心号”的橡木做的，上面有精致的雕刻。“决心号”是北极探险家约翰·富兰克林用过的一艘船。
书房和总统的卧室之间有一扇门相连，总统卧室的陈设非常朴素。除床铺以外，主要的家具还有一个笨重的衣柜 （白宫里没有壁橱）、一把摇椅和 一张床头桌。床头桌上堆放着几本书、一本用旧的祈祷书、几支铅笔头、便笺、阿斯匹林、滴鼻药水、一杯水、香烟、烟灰缸和两部电话。在维多利亚式的大理石壁炉上放着罗斯福收藏的小猪模型，后面摆着全家和朋友们的照片。门上方挂着他父亲的有名的跑马格洛斯特的尾巴。
通常总统每天上午八点半开始工作。在他早晨喝咖啡和吸第一支香烟之前，精神通常不饱满。著名的烟嘴是专门为他设计的；因为他的齿龈一触即痛，烟嘴上装了一个软头。他一边在床上吃早饭，一边浏览早报： 《纽约时 报》和 《先驱论坛报》、《华盛顿邮报》和《先驱报》以及《巴尔的摩太阳 报》。沃尔特·李普曼和弗兰克·肯特这类专栏作家和报纸社论特别使他感兴趣。路易斯·豪还给他提供全国各地报纸的评论摘要，后来被称为《每日号声》。冬天为了御寒，他在睡衣上披上一件旧的灰色套衫，而不穿晨衣，因为这件套衫穿脱更方便。罗斯福纵容自己的孙儿孙女打断他早晨的活动。
住在附近的套间里的埃莉诺有时不得不为他解围。一天早晨，她听到丈夫的卧室里传来喊叫声和呼救声，过去一看，两个小女孩正在他床上蹦蹦跳跳，叫喊着：“他是我爷爷！”“不，他不是你爷爷，他是我爷爷！”受到骚扰的总统正在设法用一只手保护他的早餐托盘，一只手拿着电话。“哈基，请等一等，”他绝望地告诉接线员，“我现在不能同巴黎对话”。
如果是星期二或星期五，厄尔利总是要谈谈总统很有可能在记者招待会上遇到的问题。平常总统审阅文件一直到大约十点半，然后乘电梯下楼前往西厅办公室。总统每隔十五分钟接待一批来访者，但是由于他喜欢谈话，也喜欢和陌生人见面，他总是要延长谈话时间。有时总统滔滔不绝地谈论着，来访者插不了几句话。他讲起话来就像一个人在解冻后站着一块块浮冰过河一样，一会儿谈这个问题，一会儿又谈另一个问题。众议员克劳德·佩珀当时是佛罗里达州参议员，他回顾了为一个最得意的项目前往白宫呼吁的情况。总统已经料到佩珀的来意，在整个谈话当中却没完没了地谈起他夫人的亲戚罗伯特·利文斯顿的事情。“在我的项目方面，我未能取得多大的进展”，佩珀回顾说，“但是在华盛顿，我是最了解罗伯特·利文斯顿的人了。”
助手们总是为大事四处奔走。史汀生曾经担任赫伯特·胡佛的国务卿，即将担任罗斯福的陆军部长。他对一位朋友说，他对罗斯福不怕打扰仍能“把握问题的核心”感到惊愕。“他能够迅速地抓住问题的实质，作出决定并加以贯彻”。总统不喜欢冗长的备忘录，在有人向他提出简化备忘录时，他就说，“把它压缩为一页”。尽管他善于交际并用一半时间打电话，他仍同很多人保持信件来往，有时他在信件末尾亲自写上几句话。譬如，在圣诞节，他一面打开别人送来的礼物，一面口授感谢信。
下午1点钟，总统在办公桌上吃午饭，通常和客人一起吃午饭，他的午饭可能有清汤或蛤肉、一块排骨或可口的烤鳟鱼。总统很注意自己的体重，午饭不吃最后一道甜食。他吃饭时仍然滔滔不绝地谈话。但是，例如雷克斯·特格韦尔就想出了对付这种情况的方法。他总是吃了午饭后才进白宫的，在总统满口是饭的时候，他提出自己的见解。罗斯福不能站立起来在办公室内踱步，只得不时地提提问题，闲聊天或讲故事。同他密切交往的风险之一是不得不听他一遍又一遍地讲同一个故事，他常常在重讲故事时添油加醋。一些助手听到他把这些故事讲了几十遍。
有一天，伊克斯突然说：“你是个好人，但你也是一个最难合作的人之一。”
总统回答说：“因为我有时太严厉吗？”
“不是，你从来不是太严厉，你对忠于你和你完全确信忠于你的人，也不说实话，你把牌紧紧地贴在怀里。”
“复杂”和“难以捉摸”是经常用来形容罗斯福的字眼。从表面上看他是最善于交际的人，然而正如温斯顿·丘吉尔描述苏联那样，他仍然是一个谜中之谜。罗斯福富有魅力的部分原因是“他的性格就像棱镜一样；从一个角度看，他折射一种颜色；若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颜色变了。”威廉·菲利普斯说：“要描绘罗斯福，你得描绘三四个人，因为他至少有三四种性格。
他的性格变化如此之快，以致你常常根本不知道你在哪里或者跟哪人谈话。”
菲利普斯已当上副国务卿，从威尔逊时期就一直是罗斯福的朋友。弗朗西丝·珀金斯认为，罗斯福是“我所认识的一个最复杂的人”。亨利·摩根索是罗斯福的一个老朋友，他说，罗斯福是“非常难以描绘的一个人……他的心情和动机非常复杂，令人迷惑不解。”
罗斯福对于自己那不可思议的性格对他人起的作用感到很满意。可能除路易斯·豪而外，他不准任何人穿透他那贵族气派的冷漠的盔甲。有一次，他告诉摩根索：“永远不要让你的左手知道你的右手在干什么。”
“我是哪只手，总统先生？”他的老朋友问道。
“你是我的右手”，罗斯福回答，“但是我把左手放在桌子底下。”
摩根索认为，这是“我所听到的真正的罗斯福的坦率的表白，也是他的真正的工作方法”。
政治斗争增强了罗斯福在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内所养成的不露锋芒的习惯——首先是防止自己受母亲的支配，其次是防止受格罗顿和哈佛的轻蔑。在他的青年时代，一些人曾拿他取笑，说他是一名智力远远不够的“印第安人”。
他被视为和蔼可亲的乡下贵族。在白宫，那些很早就同他相识的人发现，他们所熟悉的这位目空一切的人物同上任后一百天里的这位干劲十足的总统几乎是判若两人。《民族》周刊的主编奥斯瓦德·加里森·维拉德说：“这是一个奇迹。我们当中许多很早就熟识他的人都问他是不是成了另外一个人。”
这并不是奇迹。行使权力和来自责任的压力显示出他所固有的掌权的雄心和意志。罗斯福的朋友们一直认为不值得去探索他的雄鹰童子军的快活性格和常青藤联合会的学生胆怯心理的根源，他们若是进行这样的探索，就会发现罗斯福热衷于政治，他用成年的大部分时间研究过政治及其实践。在那些年代里，他养成了敏锐的头脑，使他能够对美国人民的想法作出敏锐的估计。虽然他由于身体残废和所处的地位不能同美国人民同甘共苦，但是他具有能够想象人们的兴奋、挫折和需求的天资。若是他像对政治那样对法律或商业也给予很大注意，他肯定会在其中一个领域同样地赫赫有名。然而，罗斯福的经历和行为准则使他不便公开表示他正为掌握政治作出认真的努力。
艾赛亚·伯林爵士认为，罗斯福属于像赫尔岑·米拉波以及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这类贵族改革者之列。“他们心胸开阔，慷慨大方，而且首先是表现出贵族教育培养出来的那种明智的开朗性格”，他宣称，“与此同时，他们在理智上支持一切即将出现的进步的、反抗的、新生的和未经试验的事物……”在许多方面，罗斯福同本杰明·迪斯雷利相似。他们都是贵族——罗斯福出身于贵族家庭，迪斯雷利靠个人奋斗成了贵族，他们都为改革而斗争。他们都具备演员的天资，并给政治带来色彩和刺激。他们的动机与其说是原则，倒不如说是对政治斗争的无限热情。他们都喜欢权力，为取得和利用权力而巧妙地施展手法。他们都被攻击为装腔作势的人，他们既受到人们的敬仰，又受到人们的憎恨。最重要的是，这位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都明白，政治手腕的高峰是打着遵守不可改变的原则的幌子掩盖政策的变化。
罗斯福进入白宫意味着“新政”的开始，这不仅对国家来说是这样，对新闻界来说也是这样。他一当上总统，就宣布要改变沃伦·哈定定下的书面提问的规矩。但是未经他许可，不准任何人直接引用他的话，罗斯福和新闻界的关系与赫伯特·胡佛和新闻界的关系形成明显的对照。当萧条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胡佛对来自社会人士批评的反应是不愿向新闻界提供消息，这使得来访记者的工作更加困难。罗斯福因为平易近人、有问必答并对记者的心理十分了解，所以很快赢得了他们的敬重和钦佩。就像他和白宫工作人员的关系那样，他很快就和经常采访白宫消息的记者以教名相称，甚至喜欢和他们打打嘴仗。海伍德·布龙说，罗斯福“是个出色的报人”。
罗斯福与新闻界的良好关系在颇大程度上归功于史蒂夫·厄尔利。厄尔利就是采访白宫新闻的记者团中众所周知的人物，他敦促总统给记者们打开通向白宫的大门，不再采用书面形式提问，并要总统改变白宫的气氛，使记者们“作为君子受到欢迎，而不是作为间谍受到怀疑”。更重要的是，厄尔利知道怎样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万一他不知道，他也不怕去问总统。在为罗斯福举行记者招待会进行准备的过程中，厄尔利也非常得力。他为总统准备有新闻价值的消息，向总统介绍记者可能提出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准备好答案。
罗斯福通常是诙谐幽默的。但他喜欢用锐利的语言对付批评他的人。有时，当记者想要从他嘴里得到消息时，他也会说些刻薄的话。他会说：“这是个未经确定的问题。”或者说“请不要盘问”。对行为越轨的人，他会说“戴上你的傻瓜纸帽，站到墙角上去”。罗斯福讨厌专栏作家。但有一次他 批评专栏作家时，却讨了个没趣。代表新英格兰几家报纸的梅·克雷格说：
“可是，总统先生，你家里也有一个作家啊！”这是指罗斯福夫人的每日专 栏 《我的一天》，这一说，引起了哄堂大笑。 罗斯福在内阁会议上也像与新闻界的关系一样随便。实际上，内阁会议不起什么作用，因为罗斯福喜欢与个人或一小批人，特别是与各部门的领导人商量问题。内阁的作用在美国历史上始终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它应该是个协商机构呢，或者仅仅是部门负责人的会议？乔治·华盛顿喜欢征求部长们的意见，而后来的总统们都认为这些人太专业化，太注重他们本部门的业务，以至于未能提出带有普遍性的意见。但是，总统们都坚持设法利用内阁作为一个协商机构，罗斯福也这样做了。但是他的体会很快就与他的前任的体会一致，内阁会议的重要性也就降低了。
罗斯福总是在全体内阁成员围着桌子坐定后才让人推着轮椅进入会议室，而且经常是一进会议室就开始讲话。有时他先讲一个他刚听来的故事，也偶尔一开始就谈他想商量的一个计划，接着，他就会转向高级官员、国务卿赫尔，兴致勃勃地问他：“科德尔，今天有什么想法？”赫尔讲完后，他会按次序让每人都有发言的机会。所讨论的只是些普通的日常事务。因为经常泄密，罗斯福很少在内阁会议上谈论保密的事情。副总统加纳把消息透露给国会山上的老友。哈罗德·伊克斯在会上听到的消息也会出现在德鲁·皮尔逊撰写的政治闲话专栏里。
内阁会议多半被用来听取各个成员的报告，很少去讨论政策。1935年，伊克斯在日记中写道：“冷酷的事实是，我们都很少就重要事情发表意见。
我们从来都没有畅所欲言地讨论政府政策或是政治战略问题。总统总是自行作出决定。就内阁而言，他未曾和顾问们商量……事实上，我从未想到要在内阁会议上提出政府中的重要问题。显然，其他阁僚也采取同样的做法。”
在下午五点半到九点开饭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总统可以松口气。他在就任后不久修建起来的水池里游上一阵，有时也在那里处理事务。当他的远房堂弟尼古拉·罗斯福从匈牙利回国后，罗斯福在游泳池里和他一起嬉戏时听取他的汇报。接下来是按摩，稍打个盹，然后就是“孩子们的时间”了：在他的书房中喝鸡尾酒。他对自己调鸡尾酒的本领感到满意。他比较喜欢马丁尼酒或是用古旧方法调出来的鸡尾酒。他只喝两杯烈性酒。据说他有两种不同等级的杜松子酒。好的一种是用以款待他喜欢的客人的。总统在喝鸡尾酒时抽空出去喂喂自己心爱的苏格兰种犬——法拉，并教它学做各种动作。
有时他和家里人在自己的餐厅里或在楼下的国宴厅里共进晚餐。在正式场合，总统在客人抵达之前已在桌旁就座了。晚餐后，客人就离开餐桌。罗斯福也放下餐巾，坐在轮椅上被推到另一个房间里去。罗斯福夫人经常邀请一些想与总统会晤的人共进晚膳。有时候一些莫名其妙的人也在白宫的餐桌上出现。一次，有位官员被安排在某位年轻妇女旁边就餐。她看上去非常紧张。那位官员问起她干什么工作，她回答说：“我是布鲁克林基督教女青年会的营养学家。”
罗斯福夫妇二人对他们吃的东西都不太考究。有一次总统说他的消化力能和十头牛匹比——白宫的烹调也反映了这么一点。“普普通通”和“平平常常”这两个很客气的字眼是用来形容在内斯比特夫人指导下准备出来的菜单的。在白宫呆过一段时间的人说，他们一看饭桌上摆了什么菜就知道那天是礼拜几了。1937年，欧内斯特·海明威应邀去白宫进餐。他形容吃的东西是“我所吃过的最不好吃的东西……我们喝了淡如雨水的汤，下一道菜是像胶皮一样难啃的鸡，用蔫了的菜做的沙拉，还有一块由慕名者送来的蛋糕。
这个慕名者十分热情，但却没有什么手艺。”最后，连罗斯福也不满意了。
当他招待显要客人的时候，他从外面请来一位厨师。在他母亲去世后，1941年，他从海德公园叫来一名厨师，安排在白宫三楼的家庭厨房中。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他改变时间表以前，总统喜欢去看第二楼宽敞的大厅里放映的电影，那儿几乎每天晚上都放映电影。他特别喜欢新闻片和米老鼠动画片。他看了查理·卓别林演的 《大独裁者》后非常高兴。他最喜欢 的演员是默纳·洛伊和沃尔特·休斯顿。一次，凯瑟琳·赫伯思应邀到海德公园出席野餐。她从一架降落在赫德森河上的水上飞机上下来，涉水上岸，到斯普林伍德时光着一双脚，衣服还有点潮湿。他对她简直入迷了，亲自开车送她到瓦尔——基尔共进野餐。当他母亲也在看电影时，他会开玩笑似地说些有关电影中的女人体态多么迷人之类的粗话来逗乐她。如果她不喜欢那一部影片，他的仆人就会扶他走进书房。他在书房中处理文件、报告，或是整理他收集的大量邮票。
国务院奉命将邮件上的罕见邮票送到他家里去。邮政部一出新邮票也总是先给他送来。他为新邮票提出主题，还抽时间去看设计，他自己甚至也设计了几种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新西兰的一位官员建议盟军去占领一个美利坚感兴趣的岛屿。罗斯福说：“不，不是那个岛。不如占领那个岛附近的曼格里瓦岛。”这位新西兰人从来不熟悉这个岛的名称。罗斯福回答：“哦，这个岛在土阿莫士群岛，在邮政上属塔希提管辖。因为我集邮，我晓得这个地方。”
① 罗斯福死后，他收集的邮票值价25 万美元。
罗斯福通常在午夜前后上床睡觉，但在熄灯前，他常常要花个把小时和埃莉诺聊卿天。或者看看报告，或者阅读书刊。他在睡觉方面似乎是不成问题的。他对一名助手说：“我醒着的时候，就不停地工作，尽力而为……该休息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只有闭上眼睛，一会儿就睡着了。”
时光年复一年地过去了，罗斯福很想在温泉度个假，或者乘坐巡洋舰作一次长途旅行。但他总是回到海德公园，那是他的家，他向往的地方。他一向对这个地方抱着一种乡恋的感情。即使在他的儿女们都长大成人并各自独立生活后，这里还是他们带着子女来度暑假或其他假日的地方。特别是在圣诞节，总统常在炉火旁用演员念台词的声调、夹杂着夸张的动作念狄更斯的《圣诞颂歌》。这成了一个传统的节目了。这时，小孩子们伸长耳朵聚精会神地听着。他喜欢让来访的朋友们乘坐他的用手操纵的福特车去参观他的庄园。他会轻言细语地说：“多美啊，你看这有多美啊！”他在海德公园投票选举时，在职业栏上填写“林场主”，但是，在四次总统选举中，他只有一次在选民坚定支持共和党的达切斯县获胜。可是在温泉所在地，佐治亚州的马里韦瑟县，他却能轻易地战胜对手。
萨拉·罗斯福活到87岁。她作为“总统的母亲”真使她由衷地高兴。在她的坚定的共和党朋友中，她是她儿子的个人啦啦队，从来不允许别人在她面前批评他一句。她平素很傲慢，几乎对每件事情都有她自己的看法。当有人问到奥伊斯特湾的罗斯福家族对海德公园这一支罗斯福家族的敌对情绪时，她说：“我想像不出他们敌对的起因，也许这是因为我们的仪表比他们体面些。”但是她一向看不惯那些到海德公园来访的政治家们。当总统招待休伊·朗的时候，她不满地问：“坐在我儿子旁边的那个面目可憎的人是谁？”
她的儿媳带回家的一些客人也使她满不高兴。总统妈妈咕哝说：“这些客人是儿媳从哪里弄来的？”
罗斯福的孩子们的家庭生活——家里共有17桩婚事——使他的批评者有了不少的攻击材料。埃利奥特最令人头痛，他是最不听话的孩子，从格罗顿学校出来后，他就不想再上大学了。他和安娜一样，年龄还小就匆匆结婚了。大概在他父亲第一次宣誓就任总统的时候，他抛下定居在纽约的妻子和孩子，前往得克萨斯州，他在那里声明不仅要办离婚手续，而且马上又要和另一女人结婚。虽然在美国上层社会中，离婚的事情不是罕见的，但在总统的家庭成员中还是第一次。于是罗斯福的反对者就抓住了这一机会大做文章。虽然他和埃莉诺对孩子们的婚事感到很失望，但是他们并没有加以干涉。
也许这是由于萨拉·罗斯福过去对他们的生活干涉得太多的缘故。埃莉诺·罗斯福后来在谈到他们撒手不管孩子的婚事时说，“我也许在这件事上做得太过分了。”当有人向总统问到他孩子们的问题是否已对他造成政治损害时，他回答道：“我相信应该用一个政治家的政治活动来衡量一个政治家。”
埃莉诺说：“他们没有真正扎根于任何特定的家（他们一家人总是住在属于萨拉·罗斯福的住宅里），而谋求建立他们自己的家，这就使他们这几个孩子更加需要迅速地自谋生计。”她又说，这些孩子没有得到他们需要的父亲的关怀，因为在他们成长时期，富兰克林忙于同小儿麻痹症作斗争，后来，他的时间花在政治上，并集中精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这些孩子可能拿他们在会见爸爸前必须先约定时间这一点来开玩笑。但是罗斯福是作了各种努力来保持与家庭的密切关系的。他每月给他们写两次信，如果他们在华盛顿，他在晚饭前休息时，就与孩子们一同游戏。虽然他总是很热情、很亲切；但是，甚至对自己的孩子他也不放松警惕，不跟他们谈他内心深处的秘密。埃莉诺回忆说，有一次，一个孩子请爸爸就他自己的问题提些意见。总统在仔细听了以后，从办公桌上拿起一份文件说：“这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文件。我想听听你对这份文件的意见。”这个孩子对于受到这样的对待感到生气，他愤怒地对母亲说：“我永远不再找爸爸谈我个人的事情了。”
华盛顿的一位记者在《幸福》杂志上说，1933年6月的一个雾天，他在坎波贝洛与一个姑娘在森林中散步。
突然，在雾中不到五码远的地方，现出总统的福特牌轿车，总统的卫士、大个子格斯·杰内里奇靠着汽车轮子睡着了，汽车旁边是总统。他坐在树干上，两腿向前伸出来，双手捂着脸。突然，在他们移动之前，他双手放下，他的两眼凝视着几步之外的他们的眼睛，但却根本没有看到他们，就像一个人的脸端详着你，而由于一种闪光没有看到你一样；在他的口和前额上有一副怪相，就像一个人想看到他头脑中的某种东西，并感到十分痛苦。突然，他们可以看到他的双眼在凝视，而且就像照相机的快门咔哒一声关上一样，他的眼神又有了笑意，他喊道：“你好，比利，摘花吗？”他们转身离开那里。他们可以听到他在他们后面的云杉林中哈哈大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