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噩梦”接踵而来，先是英国，继而是法国和美国以外的其他工业大国都放弃了金本位。美国的一些银行本已由于国内债券和抵押证券的疲软而摇摇欲坠，现在由于它们所投资的外国债券价格下跌而一一垮台。经济萧条，失业人数超过1500万，占了整个劳动大军的 1/4。农业品价格已经降到最低点。同一时期的国家收入比以前大约减少了一半。恐慌和失望的波澜几乎蔓延到全国。
当全国更深地陷入萧条之中时，美国人民日益频繁地提出如下的问题：
罗斯福的堂堂仪表和奇妙的微笑后面到底隐藏着什么？他能否使工厂开工，使国家重新发挥作用？他有无克服危机的魄力？抑或只是另一个野心勃勃而无所作为的空头政治家？担任州长顾问的雷蒙德·莫利对罗斯福作出了最富有洞察力的评论，他这样写道：“……人们根据罗斯福的迷人风度就以为他性格软弱的看法是很错误的。当他热衷于某种事业时，他显得坚决、顽强、机智而无情。我经常由于观察不细心误以为他的和蔼可亲只不过是贵族老爷对农民的故作谦恭，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他的热情显得非常自然，仿佛是因为他像一个迷人的妇女一样很愿意扮演使人感到欣悦可亲的角色……这个人的精力惊人，他对各种事物的兴趣一直使我感到惊奇。他的思维深入到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中去……他的知识多半是从与人交谈中获得的；当他收藏起谈话之网时，他自己也根本弄不清他获得的东西之中哪些是自己说的，哪些是别人说的……”
1930年，罗斯福在赢得州长选举的彻底胜利后的当天上午就开始了争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活动。路易斯·豪松开衣领，任凭衬衣前襟沾满烟灰，喜形于色地构思着借助吉姆·法利的名义向报界发表的书面声明：“我不知道罗斯福怎能逃脱被本党提名为下一任总统候选人，即使无人将此事公开提出来。”豪担心罗斯福会阻止他向报界发表这一项声明，因此，他在事前未向这位首长请示；法利也担心罗斯福会反对先斩后奏的做法。罗斯福一到奥尔巴尼，就有5 000名群众冒着冷雨夹道欢迎他，向他高呼：“我们的下一任总统，欢迎你！”法利给州长官邸打了电话。州长满不在乎地回答：
“吉姆，怎么说都行。”接着罗斯福召见了新闻记者，再次声明自己仅对履 行州长职务感兴趣。
豪和法利设计了一种双层的竞选活动。他们试图造成罗斯福并不谋求总统职务而是责无旁贷这样一种印象。他们在幕后拉票，联合了一大批代表，而候选人则谦恭地采取低姿态，预防别的觊觎者勾结起来反对罗斯福。他们对公众声称罗斯福必将得到提名，而每一步行动又必须仔细加以考虑。
法利已40开外，出生在罗克兰县，他的父亲是砖窑工人，家境清贫。法利在未满21岁的投票年龄时即已被选为家乡斯托尼角的办事员，虽然这里是共和党的势力范围。早先他支持艾尔·史密斯，因为他有这位快乐勇士作后台，他才爬上了纽约州的政坛。罗斯福的风度、精力和政治潜力吸引了他，因此他贡献出自己的才能为罗斯福效劳。1930年的竞选以后，罗斯福在给法利的信中这样说：“你干得出色，我用不着对你说，我是多么感激你。”
1931年初，豪和法利就创立了一个掩护竞选活动的秘密组织“罗斯福之友”，向力争提名公开跨出了第一步。他们在麦迪逊大街比特莫尔饭店对面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处里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来自竞选州长的班子。他们从这个拥挤的场所操纵着一架政治机器。其目的无非是控制民主党。他们在充满内部纷争的党内各派成员之间巧妙地施展着权术。小心翼翼地笼络着每一个人。在南方，罗斯福得摆出保守派姿态，与艾尔·史密斯在禁酒问题上的“主张泡在酒里”的立场保持一段距离。在东部，他采取自由派姿态，并不反对滴酒不沾；在西部，他则是进步主义的白衣骑士，高举着标榜农业救济和公营电力的大旗。
正当吉姆·法利受州长罗斯福委托周游全国、探测政治形势并争取广大民主党党员支持罗斯福做候选人时，经济出乎意料地开始好转。工业生产、工资和股票价格都开始回升，建设速度加快了，一些失业者恢复了工作。最坏的情况似乎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转眼之间，好像是离去的风暴又以排山倒海之势呼啸而来——这次是从大西洋彼岸刮来，席卷美国银行界。
那些靠同美国进行贸易和向美国贷款维持现状的欧洲国家受到了股票市场崩溃的极大冲击。1930年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通过的霍利—斯穆特关税税率，使外国货物几乎全部不能进入美国，这更加破坏了欧洲经济。胡佛总统担心欧洲金融机构会崩溃，遂以老练政客的手腕同意欧洲延缓一年偿付欠美国的战争债款。不料奥国最大的信贷银行倒闭了。而国际金融机构也遂告分崩离析。
经济萧条给普通美国人带来严重的影响。失业者无休止地寻找工作，但毫无结果……储蓄无情地减少……持续地节衣缩食使生活变成苦难……西弗吉尼亚和肯塔基的产煤区几乎被饥馑笼罩。城市里到处可以看见施粥站，多达200万大人和孩童偷乘货运列车到处漂泊……这个可怕的困难时期似乎无异于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期。
富兰克林·罗斯福也许是48个州长中处理经济萧条最积极的一个。但他也像胡佛一样，摆脱不掉向预算平衡的图腾顶礼膜拜。虽然他在 1931年 1月致议会的年度咨文中强调有必要扩大公共工程计划以提供就业机会，但是费用仍受到州的岁入的严格限制。可是罗斯福的天性——由他父母和皮博迪博士灌输给他的那种高贵者理应慈悲为怀的意识和他对社会正义的信念——正在使他冲决正统经济学的樊篱。弗朗西丝·珀金斯回忆说：“在一次会议上，一个保守的经济学家向州长保证说，让供求法则充分发挥作用就可以克服危机。这时州长冲着这位经济学家说： ‘要知道人民不是牛马！’我永远 忘不掉他当时脸上浮露出的愠怒之色。”
罗斯福逐渐认识到用一切旧办法来医治经济萧条的溃疡是完全无济于事的。他在1931年6月说：“至少必须试验一下新的补救办法。”一百多万纽约人失业，地方政府和私人慈善机构的资金即将告罄，当年冬天仅纽约市一地就需要2000万美元用于救济。罗斯福意识到自己的政治前途取决于处理危机的成败，于是他告诉萨姆·罗森曼说，如果华盛顿不愿意负起责任，那么每个州就应该给失业者提供工作或食品。他说：“政府决不能心安理得地期待私人慈善机构甚至地方政府来办理这件事。”但罗斯福在未获得议会许可前还不能采取行动，而议会要等到1932年1月才开会。有趣的是，由于共和党人正专注于坦慕尼厅腐败案，使得罗斯福得到了有利的机会。调查委员会要求他召开一次特别会议，以通过一项给予证人豁免权的法律，他欣然接受了这一要求。“这是赢得对失业者进行某种直接救济活动的时机”，他通知罗森曼说。
罗斯福亲自向议会发表演说，提出了一个后来成为“新政”基本概念的主题。他说政府的职责在于减轻公民的苦难，增进他们的福利。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仆。
1931年年底正式成立了临时紧急救济署——很快就被报界简称为T.E.R.A.，成为新政机构最早的简称。协助筹集罗斯福竞选资金的杰西·施特劳斯担任救济署署长，施特劳斯又挑选了一个年轻的专职社会福利工作者，纽约肺痨和保健协会会长哈里·L·霍普金斯担任执行主任。霍普金斯不理会行政机构的人事规定，从私人福利机构里招募了一批能干的工作人员，对最严重的灾难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但是这个任务非常艰巨，短期内难以完成。1932年初，纽约州至少有150万失业者，而且人数还在与日俱增。不久，救济署就得向全州大约10%的家庭提供救济，每月平均大致23美元。救济金额虽说微不足道，但饥饿现象总算得到了控制。
新的一年开始时，罗斯福直言不讳地表明了自己力求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意图。1932年1月22日——在他50岁生日前八天——他同意报名参加北达科他州的预选，因为根据州的法律，候选人需要宣布他要求竞选，然后才能把他的名字写在选票上。选择这个角逐机会让罗斯福以积极的候选人姿态出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北达科他州的九个代表都在吉姆·法利的把握之中。在罗斯福生日的那天，艾尔·史密斯发来了“敬贺五十大寿”的电报，但只字未提宣布竞选这件事。不提的原因不久就弄清了，因为这位爱戴棕色礼帽的快乐勇士自己也宣布参与这场政治角逐了。
在芝加哥开会确定候选人提名之前，罗斯福需要有一个工作班子来提出主张和起草声明，并在思想理论方面奠定竞选活动的基础。豪和法利以及弗林都是不善于处理全国竞选事务的政治技术员；罗森曼不相信工作班子中有人能够应付这种挑战，因此他在3月份的一个晚上告诫罗斯福说：“如果竞选活动现在就开始，我们会处于极端被动的局面。”在诱导这位州长注意到这点后，罗森曼就建议召集一大批教授向罗斯福出谋划策，草拟有关农业救济、关税、铁路、政府债务和私人贷款这些复杂问题的备忘录。莫利素有足智多谋、善撰演讲稿的名气，因此委派他招聘其他成员，并由他来领导这个班子。这也许是罗森曼的外交手腕，因为莫利与他有所不同，他同豪的关系密切，因此可能有助于缓和这个小心眼人物对其他左右罗斯福的那些人的猜忌。总统候选人往往都有自己的顾问团 （通常由实业家、金融家组成）。富 兰克林·罗斯福最初不同意这个主张，认为学者只会高谈阔论，学究气十足，但是，像通常一样，罗斯福对于开拓新天地这个主意很感兴趣。最后他同意了，但坚持只在纽约招揽人才，一是因为经费不足，二是顾问可以随传随到。
由于有这些限制，莫利只能从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仁中招聘人才。这些人年轻，富有想象力，抱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和观点，而且并不全都仰慕这位州长。
智囊团通常是在傍晚乘火车去奥尔巴尼，到了那里刚好赶上吃晚饭。席间的谈话是闲聊，但是一到隔壁书房里围炉而坐时，罗斯福就会提出他想了解的某个问题，正如莫利所回忆的那样，“我们在快步前进，这既令人兴奋，而又令人疲乏”。罗斯福是个“学生、盘问者和法官，他经常是先倾听几分钟，然后就突然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并习惯地穿插一段奇闻轶事或赞许对方的谈话，藉以缓和一下严肃的气氛。但是罗斯福的这些连珠炮似的问题很像是夜晚节拍器的嘀答声。两声嘀答的间隔越来越短，而问题本身却越来越有分量——这明确无误地表明罗斯福在夜晚补习中很有长进。到了深更半夜……州长不屑再提问题，而对我们讨论中的问题明确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不时地挥动着烟嘴以强调自己的论点。”
罗斯福面临着一个复杂的问题。作为纽约州州长，他一直关心的只是经济萧条的影响，现在他必须看得更远，提出对付动乱的根源以及减轻动乱后果的对策和方针。他的智囊团的任务就是要为实施调整提供理论依据。他们的职能不是替州长思考，而是提供选择方案。按照莫利的说法，罗斯福对于新的创见非常乐于接受，有时简直达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但有时他也觉得这些教授们由于急切地想把国家作为试验自己的理论的实验室而走得太快太远。特别是特格韦尔想推行的改造纲领过于激进，使得这位候选人难以接受。
罗斯福在政治上比他的顾问们更有经验，对政治现实和美国人的心情摸得更透。1932年春天，他的近期目标是获得候选人提名。法利、豪和弗林在召开代表大会时可能会得到多数代表的支持，但是罗斯福仍然难以达到获胜所必需的 2/3多数。不仅如此，如果他不能在早期投票中占有优势，他获胜的机会有可能丧失。罗斯福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贸然超过民意，真是一种鲁莽行为。比如，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曾用自己的观点和激情唤醒美国人，但从未当选为美国总统。聪明一点的做法，更有政治远见的做法，是先获得提名和当选，暂不宣布可能引起争议的主张，以便有时间对选民施以教育，伯利的确接受了这种观点。他在过了多年以后这样说：“在我们给罗斯福提出的主见和办法中，他只选用了能够付诸实施的那一部分。”
智囊团的第一个成果是莫利草拟并由罗斯福在4月7日向全国广播的十分钟讲话。虽然这次讲话是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持下发表的，但这位候选人为了对自己有利起见，提出了一项旨在消除自由派对其进步主张所抱有的种种疑虑的计划。他以具有预兆性的语言驳斥了共和党和民主党保守派所提出的“涓涓细流”建议，而要求采取一种“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复兴计划，这个计划把信心再次寄托在经济金字塔底层的人们身上。他呼吁把复兴金融公司的部分资金借给面临破产的小商人、农民和房主——这一切都将是“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罗斯福在以后的演讲中把这种鼓吹进步主义的调子缓和了一些，但在1932年5月23日，当他在亚特兰大市奥格尔索普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时又把调子变得强硬起来了。这次讲演有一个奇特的来由，当时这位候选人偕同几名随访记者在温泉野餐，记者当面说他的一些讲话内容空洞，言中无物。罗斯福于是提出了一项要求：“……若是你们这帮人不喜欢我的讲话，何不亲自起草一份呢？” 《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欧内斯特·林德利前不久发 表了一本有关罗斯福竞选活动的记事，他这次接受了挑战，写出了一份讲稿，道出了“新政”的基本纲领。
“大胆的，持续的试验……”很可能是林德利的手笔，但在颇大程度上却代表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思想。他在纽约州制订了救济失业者和贫困者的计划，表现出愿意与传统决裂的务实态度。显然他是在这个方面仔细考虑全国性问题的。但是明智的政治策略要求他在召开民主党代表大会前暂不侈谈任何重大的改革。事实上，他的有关试验的谈话激怒了路易斯·豪。难道罗斯福没有认识到激进的谈话会把选民吓跑吗？难道这能帮助他多得一张选票吗？
罗斯福听从了这个警告。他在再次获得自由派的信誉后，就谨小慎微地不去发表这类言论了。但是在奥格尔索普大学发表演讲的前几天，萨姆·罗森曼已经到达温泉，带来莫利的一份冗长的备忘录；照埃利奥特的说法，这份备忘录概述了“构成1933年至1937年期间国内新政政策”的大部分建议。
莫利极力主张民主党务须支持旨在获取工农选民的自由与人道的政策，建议提高对公司和富翁征收的捐税，以便重新分配收入。他还建议联邦政府担负起救济责任，并提出一整套扶贫济困工程与公共工程计划，其经费必要时可用赤字开支来弥补。其他建议包括承认苏联以扩大贸易范围并吸收街头的失业青年参与保护自然资源工程的建设，大大改变了已往的方针，不是向国外倾销剩余产品而是用控制作物的办法来对付农业危机。莫利的备忘录在经过修正和更改之后形成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施政纲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