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在他罹病的几年里经历了一场极为深刻的变化……身心的痛苦与折磨扫除了他先前表现出来的不太严重的傲气，他变得非常热心，风貌很谦卑，思想很深沉……彻底地成为一个同情下层民众的人道主义者。
罗斯福现在是十年来第一次不在政界担任职务，他必须养活和教育他的偌大的家庭。因此，他积极参加米特—马文—罗斯福律师事务所的工作。对于一个投机商、做股票生意的人和善于经营的人说来，20年代是他们的黄金时代，罗斯福也被吸引到华尔街来了。哈定宣称，“美国的生意是每个人的生意”，而卡尔文·柯立芝说得更使人跃跃欲试，“合众国的生意就是生意”。
罗斯福似乎是同意这种说法的。在竭力效法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达十年之久之后，他现在要像他父亲那样，当个有作为的生意人了。
罗斯福挑选了一项工作：马里兰信托储蓄公司的副总经理。这是全国最大的信托债券公司之一。他负责主管该公司的纽约办事处，年薪25 000美元，为他当助理海军部长时的收入的五倍。罗斯福的老朋友，巴尔的摩太阳报系的拥有者范—利尔·布莱克是公司的主要股东，他也像罗斯福一样，很喜欢驾驶游艇，也喜欢紧张的生活。尽管这个公司的董事们想排斥他这个在保险业务上缺乏经验的人，布莱克还是说服了他们，因为罗斯福的名字，他在华盛顿、奥尔巴尼以及在有组织的劳工中的广泛交际对公司说来是很有裨益的。
富兰克林·罗斯福对工作的安排表示满意。他又和全家一起住进了第65街的宅邸。每天上午他在百老汇120号的信托储蓄公司上班，下午就到华尔街52号他的律师事务所去。他对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说：“我很高兴再次回到现实世界中来，这两项不同的工作看来衔接得不错。”他们仍在海德公园村共度周末。他登记的投票地址仍在原处。孩子们也长大了，最小的5岁，最大的已经15岁了。他尽量设法和孩子亲热起来。埃莉诺也不像战前那样在茶点和缝纫这种温文尔雅的小圈子里转了。她已经不是15年前那个胆小的少女了。她学打字，学速记，也学烹饪，积极参与妇女选民同盟的活动，加入了几个慈善团体的委员会，并与社会工作者和积极分子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萨拉·罗斯福因埃莉诺不能再给她的朋友们添茶倒水，也不再陪伴她而感到沮丧。
这时候，富兰克林埋头做他的生意。他对一个前来采访的人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年轻的资本家”，并把债券事务说成是“工业的一个平衡轮”，因为它防止人们弄虚作假。罗斯福在公司里究竟起多大作用现在还争议不休，但是布莱克把纽约办事处在罗斯福就职后的第一个月即1921年2月份的工作说成是“世界第一流的”。
罗斯福充分认识到，一个在竞选中失败的副总统候选人是很容易被人们遗忘的。因此，他广泛参与政治及社会活动，以吸引公众注意。他对组织伍德罗·威尔逊基金会给予必要的帮助，并且领导了为盲人灯塔会筹集二百万美元基金的运动，担任大纽约童子军委员会主席，也是哈佛监督委员会委员。
他发表政治声明，保持通讯关系，这使他能和1920年竞选中的友人们一直保持联系。他敦促全国各地的民主党领导人草拟开明的内政日程，为 1922年的竞选作准备。
威尔逊主义崩溃后，党内衍生出派别，在北部和东部的城市派以及在南方和西方占优势的农村派之间产生了分裂。罗斯福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有生气的全国性组织，这个组织在观点上是适度进步的。在纽约州北部，他计划重建一个崭新的民主党组织为下次竞选作准备。下次竞选中，他很可能是州长或参议员的候选人。党的重建从基层开始，每一个有一定声望的党员必须交纳一小笔党费，以便使党的机构得以灵活地运转。
8月上旬的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罗斯福驾驶着范—利尔·布莱克的140英尺长的游艇“萨巴洛号”来到坎波贝洛。布莱克邀请他和其他几位朋友一起到岛上去看看，罗斯福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这样他不用坐火车长途跋涉了。
他的新秘书玛格丽特·利汉德写信给埃莉诺说，“他出发的时候看上去很累”。
“萨巴洛号”在缅因州附近海面上遇到了坏天气。布莱克游艇的艇长对这一 带水域不熟悉，因此罗斯福接过来掌舵。接连几个钟头，他驾着轮船向东北方向驶过弗伦奇曼湾和马蔡亚斯湾，穿过大麦纳和卢贝克海峡。海图没用了，熟悉的地物标志被重重大雾所吞没。罗斯福就凭着浮标钟声和低沉的雾角声航行。连富有经验的布莱克也感到担心。罗斯福请他放心，说他曾驾驶一艘快速驱逐舰安然通过这个水域。尽管如此，这毕竟是很累人的事情。直至“萨巴洛号”在韦尔什普尔港停泊后他才松了口气。埃莉诺带着孩子们和路易斯·豪一起到码头上来迎接他。为商讨1922年的选举前景，路易斯·豪来到了坎波贝洛。
罗斯福尽情享受愉快的假期。他和孩子们一同游泳，一同打网球、打垒球，一同爬礁石。8月10日，他们乘24英尺长的单桅小帆船“维力奥号”出航。他们在一个小岛上看见一股渐渐升起的蓝烟，就上岸参加扑灭林火的战斗。据安娜说：“那情景真是令人生畏，当你站在一棵枞树旁边，看着它突然起火，听见燃烧时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这时心里觉得骇人。”到了下午，火势终于被控制住了。罗斯福后来回忆道：“我们的眼睛都给烟熏模糊了，浑身沾满了烟灰，精疲力竭。”他建议去游泳，带着大家慢跑了两英里路，穿过坎波贝洛，到了格伦塞文湖，这是一个淡水湖。到了那里，大家都下水了，痛痛快快地一头扎进海湾冰凉的水里去游了一阵。每次这样游泳后，他都会觉得精神焕发。可是这次罗斯福大吃一惊，他“并没有像所预料的那样得到平时游泳时的乐趣”。
回到家里，邮件已经送来了。他穿着一件湿漉漉的游泳衣坐在门廊里看了起来。过了一会，他觉得发冷，太劳累了。他后来说：“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他觉得发冷，又浑身疼痛，很早就上床了，以为是腰部有点风湿痛。夜间他起来上厕所，埃莉诺发现他是爬着去的。第二天清晨，安娜用托盘送来了早点，他对她高兴地笑笑，还说了句俏皮话。当他刮脸时，他的左腿软弱无力。他说：“我相信，我腿上的毛病是肌肉过分疲劳，运动运动就会好的。可是这条腿不听使唤了，后来另一条也不行了。”
几天以后，罗斯福一次又一次喃喃地对豪说：“路易斯，我不知道我这是怎么回事。我真不知道。”他脸上露出了疼痛和绝望的表情。埃莉诺忧心忡忡，请来了乡村医生。E·H·贝内特医生诊断后说他患了重感冒。可是他的病情急剧地恶化，把医生也弄得摸不着头脑了。剧烈的疼痛扩散到他的背部和两腿。不久他胸部以下的肌肉就都麻木了。甚至床单盖在腿上他也会觉得疼痛。他的体温一下子升到华氏 102°，暂时失去了对身体机能的控制。
孩子和别的客人都给打发出去了，家里就留下埃莉诺和豪侍候他。
有两个星期，埃莉诺就睡在他丈夫房里的帆布床上，不分昼夜地护理他。
他洗澡，给他喂饭，还要想办法使他打起精神来。而她自己却因为大夫甚至不能诊断出他的疾病而日益焦虑。她能求助的惟一的人就是路易斯·豪。
豪不分昼夜地守在朋友的身旁。埃莉诺说他“从那时起他便把整个心献给我丈夫的未来事业了”。他们遵照基恩大夫误人的建议，一连几个小时地为躺在床上的这个病人按摩四肢，后来却发现这种按摩不仅会增加病人的痛苦，而且会使他已经瘦弱的肌肉进一步受到损害。
罗斯福病倒后过了两个礼拜，他的舅舅弗里德里克·德拉诺把波士顿小儿麻痹症专家罗伯特·W·洛维特大夫请到坎波贝洛来。根据罗斯福向他叙述的病情，他怀疑罗斯福患了小儿麻痹症。在经过检查之后，他的诊断得到证实了。但是医生认为病并不严重。他告诉埃莉诺说，她的丈夫有可能完全康复。
洛维特命令立即停止使病人痛苦的按摩，但又说，除了帮助睡眠的溴化物药剂外，其他药物没有什么用途。他建议用热水沐浴，“因为热水沐浴能使病人得到鼓舞，因为在水里病人的两腿可以自由地活动”。他特别强调要使病人打起精神，因为精神萎靡不振有时会使人烦躁不安……”因此，每人都为了使他高兴而装得非常乐观，他的母亲也是这样。在8月月底结束了每年一次的欧洲旅行之后，她是这样描述她第一次走到病榻旁边去看他的情况：“我知道，为了富兰克林，我得装出一副乐观的样子，他大概也是为了我才装得满不在乎。因此这次见面还是很使人高兴的。”
罗斯福的病给豪带来了交际上的危机。豪清楚地意识到，“小儿麻痹症”和“瘫痪”会对他的朋友的政治前途带来可怕的影响。他想避免在罗斯福的病情好转之前在报端登载有关罗斯福患病的消息。在坎波贝洛流传的各种谣言很快传到了外界。豪以一向对新闻记者开诚布公而闻名于世。但是这次他没有向来自东港的新闻记者透露任何实质性的情况。直到8月27日才首次出现关于罗斯福病情的报道。新闻报道说这位前副总统候选人在害了一场重病以后“渐渐康复”，没有提到小儿麻痹症。
9月月中，豪巧妙地把罗斯福转移到纽约市的长老会医院。弗里德舅舅安排了一节专用火车车厢，把他从东港接上火车，一直开到纽约市。这样就不用在波士顿换车了。在老朋友富兰克林·考尔德上尉的指导下，罗斯福被放在一张临时改装的担架上从楼上病房抬了下来，又抬过一个陡坡到达罗斯福码头。他被抬进一艘汽艇的底层，经过海湾，到达东港。担架每走一步都引起他一阵剧痛。但当罗斯福看见七岁的小富兰克林时，他挥了挥手，“脸上露出令人愉快的笑容”。为了不让记者们看见他这样可怜地躺在担架上，豪骗他们说，汽艇要在镇那头很远的码头停靠，然后却悄悄地在近处的码头把他抬上岸了。人们把担架从车窗抬进了火车车厢里。之后不久《纽约世界报》记者前来采访时，“罗斯福先生正在抽烟，并说他胃口满好。尽管他还不能坐起来，但他说他觉得舒服多了。”
以后的几个星期对于罗斯福说来是极阴暗的，因为他面临疾病的危机。
他的视力暂时减退，右膝僵硬收缩，右腿弯曲，为使左右腿伸直，不得不上了石膏。每天罗斯福都好像在中世纪酷刑架上一样，要把两腿关节处的楔子打进去一点，以使肌肉松弛。但在富兰克林身上蕴藏着极大的勇气。不多久，就出现了病情好转的迹象。他手臂和背部的肌肉强壮起来了。最后他能够坐起来了。
1922年2月，他第一次戴上了用皮革和钢制成的架子，这副架子他以后一直戴着。既很累赘，戴久了还会引起疼痛。借助于这副架子和拐棍，罗斯福就能凭藉身体和手臂的运动来“走路”了。
富兰克林意识到自己若是一辈子残废，政治就成了他惟一的出路。在政治上，需要的是头脑，而不是身体。豪以罗斯福的名义和全国各地的政治家们保持联系，并敦促罗斯福定期发表声明来表明自己对公共事务的兴趣。他也让埃莉诺走出去，让公众团体和个人不忘记罗斯福的名字。
1922年秋天，罗斯福回到信托储蓄公司工作。开初他每周工作两天，慢慢增加到三天，最后每周工作四天。范—利尔·布莱克在他的健康恢复期间很大方地付给他工资，并让豪也进公司工作，当他的助手。罗斯福不仅需要工作以给他的生活带来活力，也不仅以此来向别人证明他不是个毫无用处的残废人，而且考虑到他治病所必需的巨大费用，考虑到为使他一家能按照原来那样生活所必需的大笔开销。但是他对律师事务所的事务却并不十分积极，主要是因为律师事务所所在地的华尔街的那幢大楼的入口处有一段阶梯。如果他要通过这段阶梯，就得有人抬着他走才行。他认为这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他同意豪的看法，如果让人看见他不能行动自如地通过这一段阶梯，那将是个“很大的失策”。
罗斯福是仅次于前州长艾尔·史密斯的颇孚众望的民主党人。因此，他被选出来发布竞选呼吁。他在写给“亲爱的艾尔”的信中说，“毋容置疑，广大的民主党员希望你参加竞选”。史密斯在给“亲爱的富兰克林”的信中接受了这个请求。于是赫斯特放出的试探气球就被戳穿了。在民主党代表大会开幕以前，罗斯福邀请史密斯到海德公园村会面。这一举动不仅可以使民主党人见见这位候选人，也可以看看罗斯福在与小儿麻痹症的后遗症搏斗中取得了巨大进展。在这两点上，他们都对亲眼看到的情况表示满意。史密斯请罗斯福出来竞选参议员，但是罗斯福没有同意。埃莉诺当时是首次进入政界。她作为史密斯的拥护者出席了代表大会，并领导达切斯县的代表为他作宣传。史密斯易如反掌地赢得了胜利，这使他成为1924年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一位主要竞争者。
罗斯福在得病两年后来到阳光充足的佛罗里达。他租了一艘游艇“维奥纳1号”，在那儿愉快地度过了几周。他泛舟于海湾上，钓鱼、用海水沐浴。
深信日光对他的肌肉有益处。他能不凭藉外援站在齐肩深的水中。他写信给弗吉尼亚的参议员卡特·格拉斯说：“除开这副支架外，眼前正是我一生中感到身体最舒适的时候了。”
两个月以后，为了消磨时间，罗斯福开始撰写美国历史及约翰·保尔·琼斯的传记。但在写作上他并没有获得许多成果，尽管他的历史感很强，可是他缺少写出长篇巨著所必需的那种毅力。罗斯福那些没写完的论著成了他和朋友们笑谈的资料。因此当有人约他合写一篇关于国际事务的文章时，他很敏感地回答说：“在要我动笔写作这件事上，我总是很乐意地说声‘行’，不管是写什么，不管是给某家杂志写篇文章还是一部十二卷的海军史，——只是要在下个礼拜或下下个礼拜写完它。” （利汉德小姐点点头说道：“你 说对了，说对了！”）
但是，罗斯福确实写完了一本书。书中阐述有关实现世界和平的设想。
他想凭藉这本书去参加著名的杂志发行人爱德华·博克举办的有十万美元奖金的竞赛。大体说来，他设想了一个由各国组成的社会，这个社会不会有使美国人民拒绝国际联盟的缺点。在序言中，他宣称，“我们不想卷入其他国家的纯地区性事务”，美国也不会承担“没有得到宪法程序给予的充分自由而要求使用武力的义务”。就罗斯福来说，重要的是使美国人民加入一个能维持国际和平的组织，而不是去关心加入组织所附带的条件。
罗斯福以前总是坐不住，总是以极大兴趣到处收集第一手资料，现在，他病后行动不便，只得呆在一个地方，这就使他能够集中全部精力去干手头的活。有一次路易斯·豪回忆说：“突然，他只能在床上仰卧，除了考虑事情而外什么也不能干。……他的思路开阔了，眼界更广了。他开始了解别人的观点了。他想到那些患病的人，那些受折磨而又亟需帮助的人。他思考了许多他以前没有想到的问题。他躺在那里，一天天地成熟起来。”
罗斯福是个务实主义者，而不是神秘主义者。在他轻松的逗乐后面有着使他能在公共生活中追名求利的极大抱负。与小儿麻痹症的搏斗使他取得了他年轻时所缺少的深沉气质，使他同情受苦受难的人们，也在他的开朗的性格上增添了阴暗的一面。但是，疾病并没有使他脱胎换骨，并没有改变他的观点和基本哲学，他还保留着他对生活的看法。
